将“历史属性”与“思想属性”有机结合

——关于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思考[31]

王锐

摘要：在今天，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既需要遵循历史学的一般特征，夯实、丰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史属性”，加强吸收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优秀成果，避免流于脱离历史脉络的空谈；又需要基于研究者自身的理论素养与问题意识，在尽量呈现历史本相的同时，挖掘历史流变中呈现出的思想问题与思想资源，将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与现实所指揭示清楚，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如何形成新的思想之契机，不断提升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思想属性”。其理想状态或许是形成一种具有史实根基与思想深度的历史研究，或者说在历史流变中展开古今之间的思想对话。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史；“历史属性”;“思想属性”

马克思曾说，考察社会历史变革之时，必须正视“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32]之所以如此，正如阿尔都塞对这段话的阐释：“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中获得对自己利益的认识，并将自己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33]如果我们顺此思路来考察现代史学门类的话，那么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当中、在当代中国思想学术场域里，甚至在大众文化领域里，中国近代思想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其他地方曾谈及：

在现代史学门类中，以研究某一时期的学说、思潮、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话语等内容为职志的思想史有着极为特殊的作用。不少论者已经观察到，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于大众层面颇为流行。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大多为对安邦济世之道的探讨，所讨论的问题与对象，往往关系到大多数人的生活，因此现实感非常强。很大程度上，谈论这些思想史的内容，就是在谈论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加之在现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辨析，很多时候是由认识与评判各种古今中西之学说为起点，这就使得有关此认识与评判的各种言说，成为后来者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的重要参考。更为关键的是，现代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意识形态盛行的世界，不同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不同的道路选择，因此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论争是现代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中国现代思想史，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代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提高认识历史与现实的理论水平。[34]

就此而言，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被整理，临近学科与领域的不断推进，研究者时代意识与综合学术素质的不断提升，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当中，一方面需要秉持“先因后创”之道，充分继承前贤研究的优良传统与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如果想在研究质量上做到推陈出新、更上层楼，就不能仅停留在重复过去的话语、套用先前的框架，而须加强研究者自身的理论素养与知识储备，进一步深化、细化研究对象，完善对于整体历史图景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形成丰富而自洽的问题意识。本文即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史属性”与“思想属性”出发，对此问题略作探讨。野人献曝，以期对于不断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或有助益。

一 正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史属性”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定的思想观念产生于特定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生的经济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35]其言下之意，就是强调随着经济生产方式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变化，包括思想观念在内的属于“上层建筑”的部分也会随之变化。但另一方面，一定的思想观念又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以不同的形式来影响着生产力的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形成，甚至影响一场政治变革的成败。这既体现出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人的主动性或能动性，又彰显出那些在历史变迁过程中长期存在、辐射甚广的思想与观念的巨大影响力。[36]

关于这一点，最为明显例子的大概就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复杂面貌。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7]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侯外庐也曾指出：“思想的继承性是思想发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个环链……历史上有建树的思想家总是在大量吸收并改造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思想的继承性表现得特别明显。”[38]因此，必须重视中国传统对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影响。从学理层面而言，传统既是历史流变过程中业已形成的某些固定的、具有影响力的内容的综合，又离不开后人从不同的现实情境出发对其展开各种阐释。因此，不同类别的历史行动者如何定义传统、如何看待传统、认为传统的哪些部分值得在当下社会里提倡、提倡某些传统所依据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些因素对于认识传统在近代的不同表现形式极为重要。也正是由于这样，关于中国传统的定义权、解释权、表现形式、适用范围的论争，就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持续不断的重要议题。

不过，无论是强调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变迁，思想观念亦会随着变化，还是强调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思想观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力，会对历史行动者产生特定的影响，都不能忽视其中的“历史属性”，即历史变迁的整体状况，不同历史时期具体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现状，处于重要历史变革前夕不同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分野和性质，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活跃于时代舞台上的不同群体的基本特征与彼此关系。特别是中国的思想传统向来重视对现实问题展开探讨，许多涉及性与天道的议题最终落脚点也是思考如何处理现实政治与社会当中的各种问题。在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势力入侵而造成的巨大危机，让大多数士人与知识分子不能忘怀如何寻找各种理论资源来解决时代困局。因此，这就要求研究者需对宏观的历史背景与具体的历史语境有清晰而自觉的认识。更有甚者，历史的进程本身并未替后世研究者划分界限分明的区域——哪些属于政治史、哪些属于经济史，哪些属于思想史，而是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地大量阅读史料，多识前言往行。掌握越多史事，越能看出历史的本相。

关于这个问题，前贤学术遗产实有不少可供资取之处。陈寅恪尝言：“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39]他研究魏晋清谈，认为当时士人对于玄言的取舍与辩论，背后乃是有着具体的政治立场之分野，代表着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不可单纯以口头虚语视之，这便是将古人言行置诸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进行论述。[40]此外，他研究曹操在建安年间所颁布的求贤令，指出在门阀世家已然兴起之际，东汉期末士大夫多出于儒家大族，为巩固其家族权势，故强调道德，严于修身，力倡仁孝廉让。而曹操出身卑贱，欲有所作为，必须摧破前者所奉行之信条，于是强调才能为要，不计德行，以期打破豪族世家对政治资源的垄断。由此路径展开分析，其所颁文告背后所蕴含的本旨方能显露出来。[41]相似的，他分析近代变局之下的思想意识变迁，强调：“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见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42]其引申之义就是，一种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必定是以一定的经济生产关系为依托的。后者一旦发生剧烈变化，特别是遭受能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西方资本主义所冲击，那么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也会发生动摇，致使其内部的话语逻辑难以自洽，难以有效因应世变，更让不少过去通过奉此意识形态为圭臬而获得相应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开始放弃对它的基本信仰。[43]这样的研究思路在今天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当中同样需要予以借鉴。

为什么要强调这些？据笔者观察，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领域，思想史研究往往处于比较比较尴尬，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比较“低端”的层次。相比于需要搜集、整理、比勘大量文献史料，需要考证各种历史细节，需要梳理不同方法的研究前史，需要从不同角度考察相关史事之来龙去脉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国际关系史研究，思想史往往给人一种既不需要掌握大量材料，又不需要关注各种研究前史，更不需要从多重角度重建复杂历史图景，只需要将某一类历史文献反复揣度，归纳总结要点，铺陈叙述其主要观点就可以了。这样的工作显得非常轻便，甚至非常简单，一度成为研究者不愿意接触大量史料，不愿意关注复杂历史图景的遁词。等而下之，甚至给人一种研究思想史好比做中学语文考试试卷里的阅读理解题一样的感觉，沦为一种不读书而好发议论的典型案例。而一些狡黠的自我辩护，则称如此这般是为了彰显所谓“人文精神”，是在表彰“士人风骨”。说得直白一点，那些秉持这样研究路径的论著——即略去放眼读书，广览史事，夯实基本功，仅对某类历史文献做各种不同的阅读理解，让人看上去颇有“两小儿辩日”之感。

因此，为了提升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整体质量，使研究成果真正有助于丰富人们对于中国近代整体变革的认识，提高理解历史问题之时的思维水平与理论深度，就需要切实加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当中的“历史属性”。具体来说，就是不能将中国近代思想史视为脱离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国际关系史而能独立存在的领域，而是将其定位为在尽可能的掌握中国近代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国际关系史的相关史料文献与重要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对历史变迁进行带有理论升华意义的研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基础，那么所谓“升华”将无从谈起。而在操作层面，或许需要将那些具有思想与学术论辩特征的文献，视为从抽象的、学理的角度折射、反思、探讨近代中国各个历史面向的材料。甚至可以认为，只有对复杂的历史图景有深入而完整的认识，才能对这些属于思想史研究范畴的文献进行有质量分析与解读。

比如面对从辛亥革命前夕到民初的地方自治思潮，除了要熟悉其基本话语与传播路径，更需对当时的政治变革大势有所掌握。例如辛亥革命前夕四川、浙江、湖南等地出现的反对铁路国有化风潮，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在维护本地政治经济精英的利益，反对由清政府主导铁路建设，但从话语逻辑来看，当时大多数奔走其事者并非抽象的反对国有化，而是反对清廷借铁路国有化之名，转手将路权卖与外国人，导致帝国主义者掌控中国铁路，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就此而言，各省保路运动虽然形式上显现出地方对抗中央的态势，但实质上仍属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组成部分，同样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国家主权。相似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联省自治思潮，其鼓吹者中固然有一部分是受到以美国为模板的联邦制国家的影响，但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当时的北洋政府不但未尽基本职责，反而时常做出卖国勾当，中央政府沦为军阀用来行私欲的工具，如此一来，反不如让地方自治，为国家保持一些元气。在这个意义上，表面上主张“分”，是为了将来实现更好的“合”。

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各省门罗主义”就只能成为实现终极目标的暂时手段，而不会变成常态，更不能将其本身视为终极目标。[44]一旦新的政治力量出现，对于国家统一的诉求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变化为北洋时期的地方割据埋下伏笔，但这并不表示一个统一意象的中国从此不再为人们所向往。首先，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大一统”传统对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有极强的影响。“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孟子》里的这段话成为历代大多数政治家与士人心中主要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深厚的政治传统不是某些域外观念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消释的。其次，清末以来引进各种现代性事项，基本上都以救亡图存、实现富强为旨归，因此，保证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列强环伺的世局下得以生存自立，就成为绝大多数政治参与者的共识。只是在手段与形式上，由于个人见识与利益诉求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因此，如果忽视这些历史背景，而从一种阅读理解的角度出发，在相应的历史文献中寻找所谓“另一种历史可能性”，进而用反历史的态度将其放大拔高，这样的研究方法恐怕很难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史”的内涵。

总之，我们固然不能陷入实证主义的迷思，将繁琐考证等同于历史研究，但同时仍需意识到，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得要有“史”的基本面貌。它的思想特征是建立在“历史属性”之上的。一旦根基不稳，则很难将研究向前推进。

二 提升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思想属性”

中国近代思想史除了属于中国近代史这一学科，因而具有“史”的基本属性之外，同样不能脱离广义的思想史范畴。因此，从思想史自身的特征出发，良好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不但具有“历史属性”，还应彰显“思想属性”。

在当代学术讨论里，何谓思想史，如何研究思想史，思想史与哲学史、观念史有何异同，一直以来聚讼不休，难有定论。但从研究经验出发，笔者更为认同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对于思想史的描述。丸山认为：

与音乐演奏一样，思想史家的工作不是思想的单纯创造，而是双重创造。

就是说，假借东西古今的思想家来展开自己的思想的做法不能算思想史，但仅仅把思想排列在历史的顺序中的做法也不能算思想史。与一般的历史学或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一样，确定某些事实或命题的操作也是思想史学家的必须作业。不用说，即使在一般历史学中，完全排除历史叙述者来自主体的构成的因素的“实证”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人来叙述的历史与由事件构成的客观历史本来不可能相同，它多多少少包含有撰写人主体的结构。在思想史中，这种主体的结构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比如不可能有康德思想的单纯的忠实再现，其结果必然只能是叙述者自己思想支配下的对康德的解释。反过来说，即在对康德的解释过程中，必然渗入自己的思想创造。因此，正如牡蛎附在船肚上一样，只对纠缠史实关心的人，往往不会对思想史感兴趣。然而与之完全相反、不能忍受史料的客观制约，不能忍受历史对象本身的结构严格制约的“浪漫主义者”或“独创”思想家，也不会对思想史感兴趣。思想史家的思想毕竟是过去思想的再创造的产物。换言之，思想史家的特征是：埋没于历史中时表现得傲慢，从历史中脱出时表现得谦逊。一方面是严守历史的拘束性，另一方面是自己对历史的能动工作（所谓“对历史”，并不能误解为对现代，这是指自己对历史对象的能动工作）。在受历史制约的同时，积极对历史对象发挥能动作用，在这种辨证的紧张关系中再现过去的思想。这就是思想史本来的课题，也是思想史之妙趣的源泉。[45]

换言之，我们可以把思想史理解为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就某一观念或议题展开的古今“对话”，在尽量呈现历史本相的同时，挖掘历史流变中呈现出的思想问题与思想资源，将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与现实所指揭示清楚，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如何形成新的思想之契机。所谓“思想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借用丸山真男的话，就是要在思想史研究当中“注重观察思想创造过程中的多重价值，注目其思想在发端时，或还未充分发展的初期阶段所包含的各种要素，注目其要素中还未充分显示出的丰富的可能性”。[46]

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自然需要熟悉相关历史文献，特别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核心文献与那些能够彰显出某个时代基本思想面貌的重要史料。比如说研究章太炎与严复这样级别的历史人物，首要任务就是熟读他们的论著。研究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思想史，需要对《新民丛报》与《民报》这样影响极广的报刊比较熟悉。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需要熟悉《新青年》《新潮》《学衡》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刊物。对这类核心材料不熟悉，极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具体研究目标的展开。毕竟所谓对话、所谓阐释，必须建立在对研究对象十分熟悉的基础上。如果还存在陌生感，那么难免产生误读或曲解。

此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处于古今中西交汇、碰撞的背景之中。许多思想命题的背后除了对于现实状况的各种反思与剖析，很大程度上既包含着中国传统思想的因素（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又受到各种域外思想学说的影响。而所谓“域外”，既包括了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又包括日本这一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作为西方思想进入中国的“中转站”，还包括了在“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的背景下大量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甚至印度、美国等国家的思想因子也在不同时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思考。因此，至少在知识积累上，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仅以掌握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关键材料为满足，还需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和西方（包括日本）近代思想史有所了解，这样方能更为清晰而全面地认识到近代中国不同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渊源流变与基本形态，避免将原本就是简单参考域外理论的思想命题视为独到之见，[47]或将对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语视为不甚重要之物。[48]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三十余年来，随着“全球化”思潮在人文学科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那些旨在打破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强调要关注思想观念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性传播的思想史研究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这样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人们更为清晰的理解思想观念的传播与流布，打破过去认识论上的各种条条框框，形成广袤的全球视野。不过，如果我们将有无“思想属性”作为衡量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标准，那么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当中，在考证、梳理、勾勒作为思想学说载体的图书、报刊的发行、刊刻、传播、阅读群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分析思想观念本身在不同地域与不同政治经济斗争场域里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如何作用于具体的历史变迁过程之中。毕竟，所谓的了解域外思想，不能仅停留在从文献学、版本学，甚至是掌故学的意义上研究书籍形式、作者生平与印刷机构的阶段，而是需要了解思想观念自身的基本内容与内在逻辑。这样才有可能在全球视野之下叙述具有鲜明“思想属性”的思想史。

对此，西人研究世界近代思想史的论著能给人不小的启示。比如霍布斯塔特研究斯宾塞的学说对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的影响，分析美国的新兴富豪阶层如何将斯宾塞思想当中强调生存竞争与优胜劣汰的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以此为自己剥削劳动者做辩护。此外，还剖析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成为美国殖民扩张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总之，通过这一研究不但可以更为全面地认识美国近代思想史，甚至对理解美国社会也颇有助益。[49]相比之下，一些研究将搜集、介绍斯宾塞著作的不同译本等同于研究斯宾塞思想传播的做法就显得颇为“低端”。又比如安德森研究十九世纪末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巨大影响，揭示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如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传播，成为一股批判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重要力量，其行动力不容小觑，呈现出一幅不同于当时政治与经济支配力量所主导的全球化图景。[50]这些研究对于加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当中的“思想属性”，或许能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

最后，既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当中的“思想属性”体现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挖掘研究对象的思想遗产，呈现其思想所能呈现出的可能性，这就需要研究者自身具有较强的理论功底与理论自觉。居于今日，解释近代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与思想现象，自然离不开借用产生于当代学术语境下的各种概念工具。不同的概念工具，多源于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而在现代世界，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一定的时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动息息相关。或者说，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才会有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更新换代。就此而言，所谓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一定程度上都与二十世纪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话语关系紧密，或是对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补充、引申，或是对之进行反思、检讨，并与新出现的现实变动相结合，成为某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51]在此背景下，就要求人们在选择某种概念工具或者理论方法进行研究时，不能仅将一些概念工具或理论方法视为类似于技术层面之物，不能忽视对这些概念工具或理论方法背后的意识形态意涵的认识。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讲，就是应该因“道”而择“术”，使“道术一体”，避免以“术”为“道”，导致运用之时颇显方枘圆凿。

比如说，布迪厄的“象征”理论与他对法国资产阶级长期垄断文化话语权，导致形成新的“政治—文化”权势集团的批判紧密相连，体现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从政治经济学扩展到文化活动领域。[52]如果无视布尔迪厄这一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而用此理论去论证清末士绅阶层因掌握“象征资本”而得以支配地方，从而形成某种对抗“国家”的现代性政治诉求，并表彰其通过“象征资本”来维系地方社群的正常运作，以此凸显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所谓“另一种方案”。如此这般的将“象征资本”这一原本是在批判等级制的理论用来论证某种传统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使得整个研究过程让人觉得颇为诡异。

与之相关的，就是需要对某些表面上意思相近，但内涵上已有明显差异的意识形态话语有较为清晰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解。十九世纪末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愈发深化，人们意识到需要反思古典自由主义本身所蕴含的巨大局限性。在英国，一种吸收了不少社会主义元素，强调共同体利益，主张国家应该担负起基本的公共建设与公共开支的进步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流行起来。[53]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酿祸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弊病，加上苏联的工业化建设取得明显成就，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在资本主义国家日渐成为主流。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智利等国家开始在国内进行大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实践，进而风行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就是宣称各国政府应从经济领域退出，最大程度减少对于金融资本的管控，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将住房、医疗、教育、电力、水利等关乎民生的领域交给“市场”，让“市场的逻辑”来“分配”这些资源。由国家来维持公共资源与民生资源的分配，会造成经济发展的滞后。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说法，政治权力从这些领域的退场实为保证“自由”的必要条件，否则就会慢慢的“通往奴役之路”。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一个很重要的批判对象就是吸收了不少社会主义元素的进步自由主义，以及属于温和改良立场的民主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的政治权力覆盖范围确实是在缩小，但是如此这般的结果却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巨大的经济不平等成为当前许多国家政治与社会矛盾的根源。[54]

因此，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思潮时，就不能以出现于晚近四十余年的新自由主义为基本尺度，去定义、描述、评判深受进步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被归类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国人。[55]因为一旦这样处理，很大程度上将会忽视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好感，以及他们对中国民生问题的剖析，对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的强烈批判。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多少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熏染，近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所强调的“公”“共”“均”等理想具有比较强烈的认同，同时对“兼并”“苛政”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理解了这一点，或许就能理解为什么被一些学者归类于自由主义者的傅斯年，会在抗战胜利前夕撰文呼吁人们意识到，“那些初在英国及他地推广工业革命，夺民田，役幼童，乃至跑到海外冒险去的 ‘工业诸侯’，虽然建设了他的 ‘财产自由’以外，又何尝有人道性的自由主义在念？”进而强调：“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平等都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56]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章里，他甚至认为：“民生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在民生主义中，没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因而 ‘契约’‘信用’等名词都非绝对性。换言之，‘契约’‘信用’，发现了重大毛病，私而害公，政府应该有权修正。”[57]这番话固然极不符合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标准，但恰恰显示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则是提升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当中“思想属性”之时所必须重点关注的，也是最值得展开古今之间“对话”的内容之一。

三 余论

总之，推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窃以为既需要遵循历史学的一般特征，夯实、丰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史属性”，加强吸收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优秀成果，避免流于脱离历史脉络的空谈，又需要基于研究者自身的理论素养与问题意识，不断提升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思想属性”。其理想状态或许是形成一种具有史实根基与思想深度的历史研究，或者说在历史流变中展开古今之间的思想对话。当然，这也是笔者对自己的要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进一步而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将“历史属性”与“思想属性”相结合，其最高目标应该是聚焦于那些关乎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大问题、真问题。具体的研究领域可以微观，但背后的理论视野与价值关怀却不应窄化。思想史的魅力之一就是不断审视、检讨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关于历史发展与文明存续的“大哉问”，在回顾前人思考历程的基础上，深入思考未来那些关系到国家、社会、人民的重要事项。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学术动力与价值追求，才有可能持续不断地通过大量阅读来完善研究者自身对“历史属性”与“思想属性”的把握。总之，思想史研究不能忽视历史上的关键问题。讨论研究范式、拓展研究思路、丰富研究内容，皆应以此为思考的起点。

（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