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评价宰制下的“标准焦虑”

网络文学批评日渐活跃，但人们的持论尺度却各有不同，以至于热议这一话题时不免隐含着某种“标准焦虑”。风评网络文学短长的成果很多，观点也不少，但在网络文学实际评论场域常常是在线批评、离线批评各说自话，专业批评、传媒批评自设圈层，社会评价、行业评价众说纷纭，这使得对一些网络文学作品、文学问题的看法仁智互见，难有定评，让人无所适从。

比如，有网文“垃圾说”。认为网络文学创作、发表太随意也太过容易，缺少把关人，因而所谓的“网络文学”不过是网上冗余的“文字垃圾”。这类声音现在仍有，早期更多，如网络创作就是“乱贴大字报”，“网络就像马路边的一块木板，谁都可以上去信手涂鸦”，还有更尖锐的甚至说“网络就像摆在那里的痰盂，谁都能去吐上一口”；等等。还有一些对网络文学阅读不多，对这一行业不大了解的人，评价起来常常以偏概全，放大网络文学的毛病，认为它不过是“靠情色暴力引诱读者”，属于“三俗”“扫黄”对象云云。

另有“品质低下说”。这种观点承认网络文学属于“文学”，但属于质量不高、品相低下的文学，所谓“量大质不优”“星多月不明”“有高原无高峰”是比较理性的说法，而戴着有色眼镜、揣着媒介偏见看网文的也大有人在。如有人认为网络文学都是“地摊货”，没有好作品，“玩票玩出来的东西能是文学么？”“是好作品谁还会发到网上？”云云。

还有“通俗文学说”。这种评判最为普遍，评论家中不乏其人，网络作家也乐意认可。如有评论家就曾明确提出：“对网络文学的前世今生大致有了共识——它就是通俗文学，其基本形态就是类型小说。”[1]网文作家中也有许多人主动认同自己创作的就是通俗文学，如唐家三少说，他的小说就是要吸引8—22岁的青少年，采用浅显易懂的文风和便于理解的情节，就是为了抓住这些人，让他们转化为自己的忠实读者。天蚕土豆对于自己小说的读者的定位是：内容适合初、高中生，甚至小学高年级也能看懂。阿菩在一个论坛上理直气壮地承认，文学有“风雅之别”，网络文学就是秉承古代“国风”传统的“俗文学”。他说：“不管高居文学殿堂的评判者心里怎么想，我们也必须承认，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俗文学，就是给老百姓看的，给庶民们看的，给中国占据人口绝大部分的人民群众看的。”[2]

对网络文学的不同评价和定位实际上是一种“评价宰制”，因为中国的网络文学尚处于起步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与可变化性，各家之说也就是“一说”，是否评判得当需另当别论。比如“垃圾说”“品质低下说”显然就不切实际，并且有贬低网络文学之嫌；即使是“通俗文学说”，也未必是终极评价的不刊之论。实际上任何一种“断言”式评价，都只把握了网络文学的某一部分或某个侧面，用其勘定整个网络文学都将是一次冒险或一种宰制。且不说主体立场、文学眼界和行业稔熟度的差异会让不同人的评价差别很大，纵然是个中方家，仅以一隅一时之象窥千时万端之变，这对于网络文学评价，都或将难中肯綮或靶的失准。其原因无它，只在于这一新兴的、尚未定型的文学形态还没有建立起能被大家认同的评价标准，亦即无论在线还是离线、专家还是传媒、圈外还是业内，对于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网络文学，都还处于摸索抑或试错、容错、纠错阶段。这一现实或可表明评价标准的构建为何会成为焦点话题，而对标准缺失的认知正体现了人们试图化解“标准焦虑”的积极心态。

近年来，有关建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和批评标准的呼声一直很高，例如，陈崎嵘2013年就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如何逐步建立符合文学本质、具有网络特点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提出要从“思想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取向”两方面构建网络文学评价标准。[3]王国平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跑道，无法起飞。这就意味着网络文学用以批评自己的‘指标体系’亟待确立。”[4]而对于建立什么样的评价标准，更是理论批评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如单小曦曾在《文学评论》发表论文，在分析了“普遍文学标准说”“通俗文学标准说”“综合多维标准说”等各家之说后，提出了“媒介存在论网络文学评价标准”，认为该标准“由网络生成性尺度、技术性—艺术性—商业性融合尺度、跨媒介及跨艺类尺度、‘虚拟世界’开拓尺度、主体网络间性与合作生产尺度、‘数字此在’对存在意义领悟尺度等多尺度系统整体构成”[5]。类似为网络文学批评标准或评价体系把脉建言的观点还有很多，如陈定家、周志雄、禹建湘、庄庸、李朝全、康桥、夏烈、张柠、欧阳友权、孙美娟、李玉萍、张立、欧阳婷、何晶等，都发表过这方面的专题成果。[6]经查询《网络文学研究成果集成》、《网络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16—2021）[7]等资料，这些年我国有关网络文学评价和批评标准方面的论文已达数百篇。如此多的学人聚焦这一话题，足见“标准热点”该换词为“标准焦虑”才适于称谓这一问题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