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时期中国底层文学叙事研究现状述评

2003年起，学界就开始密切关注新时期中国底层文学叙事。评论者就其表现对象、表现主体、主题以及文学性、社会性展开了学理争鸣，厘清了其思想渊源、知识脉络和基本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批评视角。之后，更多的学者针对底层文学代表作品进行了文本分析，从操作层面提供了批评范本。据CNKI不完全统计，2003—2023年，各级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1296篇（其中2008—2023年多达1094篇），硕博论文930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4届（2006）、第15届（2008）年会、新时期文学国际研讨会（2012）等学术会议均将其列为重要议题。由此可见，新时期底层文学叙事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综观20年来的研究状况，人们发现，新时期底层文学叙事研究主要呈现以下三个走向：学理争鸣、理论深层探讨和文本分析。

一是学理争鸣。新时期底层文学的热潮，引发了评论界的热议。针对“底层”在新时期背景下的定义、底层能否被表述、知识分子能否真正为底层代言、底层文学的文学性与审美性等问题，评论界进行了学理大讨论。讨论的发起者是南方学派的南帆、郑国庆、刘小新等学者。2004年，他们组织圆桌对话会议，讨论了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底层叙事的对象、主体、内容和方式。讨论内容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上发表；2006年9月，南帆、练署生、刘小新等学者就底层叙事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再次展开笔谈，讨论了底层叙事的现代性悖论、底层文学在消费社会的另类性表达、底层与大众文化、底层的自我表述与公共化等问题。讨论不仅肯定了底层表述的多种可能性，而且肯定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论文集中刊发在《东南学术》2006年第5期。2008年，北方学者张颐武、孟繁华、洪治纲、李云雷、贺绍俊、郑福民等也举行了圆桌会议，探讨底层文学命名的知识问题、认知焦虑、底层写作的道德化立场、底层文学与现代性、底层文学理论与实践等问题。《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3期、《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分别刊发了讨论内容。这些讨论澄清了底层叙事的基本理论问题，为之后的文本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文艺报》《天涯》《当代作家评论》等期刊也是争鸣的主要阵地。2003年2月25日的《文艺报》刊发了张韧题为“从新写实走向底层文学”的评论文章。文章从底层文学与社会阶层的关系、特定的时代意义与价值等方面，对底层文学做了充分肯定。2005—2006年，《文艺报》陆续刊发了8篇文章，对底层文学的特性、内涵以及叙事策略展开学理讨论。其中，颜敏的“底层文学叙事的理论透视”进一步从底层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关系层面，对底层文学的学理展开思辨。2004年，《天涯》与《当代作家评论》分别刊发了“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等系列文章，讨论底层叙述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些期刊为开展底层叙事学理争鸣与思想传播发挥了重要的阵地作用。

二是理论深化研究。经过学理争鸣之后，学者对底层叙事的关键问题达成共识，但对理论的进一步探讨从未停息，从内部探究到多维关联，逐步走向深入。在“新时期文学中‘底层文学’论纲”一文中，针对学界对底层文学叙事的社会性掩盖了文学性的诟病，李云雷（2008）辩驳说，“底层叙述的道德向度，反映了当代作家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社会担当。因此，底层叙事的文学性在作品中非但没有被湮没，反而更真切地反映了底层作家的文学创造力”（29—30）。关于底层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惠雁冰（2010）也认为，“文学性的丰饶程度取决于文本营构过程中叙述策略的独特选择与文学经验的审美置换。如何遴选有价值的文本，如何汲取具有现实生长性的文学经验，又如何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将既定的文学经验激活、置换，从而熔铸出真正具有独异性的文学品格，才是文学性的问题所在，也是当下底层文学创作研究的关键之所在”（41—45）。两位评论者都从文学性的内涵入手，辩证地考察了作家文学创作态度和社会现实的内在关系，指出底层文学的文学性在于基于社会现实和道德的普遍升华，充分肯定了新时期底层文学叙事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程波、廖慧（2008）针对底层叙事能否成为当代文学思潮的主流质疑，从意识形态与审美这两个层面来反证，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因素的自发自愿与审美的自发自愿，构成了底层叙事坐标的纵横两轴。意识形态因素的自觉不一定会损害审美自觉，而意识形态与审美的结合，也不一定会使底层叙事成为概念先行、道德优越、审美低下的产物。正确的方法是，依据这两种因素的坐标区域和位置进行判断，对其文学叙事在坐标系中产生的变化进行勾画描述”（46—47）。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姜春（2013）。他充分肯定了底层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性以及审美特质，认为“底层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和研究范畴，是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复苏与回归，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紧迫性。底层文学具有人民意识和社会批判性，反映了当代作家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当下的特质精神和诉求表达之渴望。底层文学所表现的底层生存逻辑、伦理欲念和审美倾向都将与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念和文化理念发生紧密的联系。大众化、民族化是底层文学人民品格的重要追求和表现”（115—119）。

针对底层叙事的思想匮乏的诟病，李运抟（2010）在《新时期文学：经验呈现与观念隐退》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的底层叙事恰恰不缺思想，反而非常重视思想价值和观念传达，以致出现观念先行和观念图解的现象。底层文学应该让观念隐退，让生活经验说话”（30）。在此，作者既肯定底层文学叙事的思想性，同时又提醒人们注意过分观念化与观念图解倾向，厘清了底层叙述作为文学想象与思想政论之相互联系和区别。

李龙（2008）在《文学的救赎与救赎的文学》一文中指出，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语境下，当代中国文学出现了商品化、娱乐化和媚俗化倾向，负载现实主义传统的底层文学兴起，无疑是一场道德救赎、社会救赎和文学自救（41—45）。该文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鞭辟入里地廓清了底层文学在当下语境的特质，充分肯定了底层文学对文学现代性观念的反思以及蕴含的社会意义。

彭学明（2010）在《小说评论》上撰文《底层文学的高处与低处》，对底层文学的主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文章认为“悲悯是底层文学的主唱，因为底层文学直面底层生活的难度、社会的硬度和人性的暗度；同时，赞美亦是底层文学的变奏，因为底层文学同样也表达底层人的爱、尊严和精神”（34）。作者总结说，由于底层文学对底层人物的悲悯情怀和精神敬望及敬畏，底层文学的艺术情怀和艺术品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家们的良知、责任和灵魂，也在底层文学中闪闪发光。这是底层文学的收获，也是底层文学的高度（30—35）。该文章厘清了底层文学的主题与流变，甄别了底层文学之良莠高下，为底层文学研究提供了全面均衡的参照。

刘忠（2012）发表的《“底层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对接与歧异》再次论述了新时期底层叙事的可能性。他认为，底层作家以一种亲历性叙事方式书写底层生活和精神状态，真实地再现了底层民众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失语。他们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或呼吁，不是通过对他们生活的表现而阐明某些知识分子立场，而是把文学性的表现真正落实在底层民众的人物形象上，在美学的意义上重建他们的生活（96）。这篇文章不再将知识分子代言与不能自言的底层看作是二元悖反关系，而是看作构建底层社会形象的有机统一体。

论及底层文学的文化伦理时，洪治纲（2017）认为，伦理的核心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关系”问题。每个人在面对各种关系时，都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各种伦理的潜在制约。在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中，作家们在书写日常生活的各种生存细节时，特别是在揭示人物内在的人性景观时，总是让其置身于各种文化伦理的统摄之下（41—42）。伦理内涵的阐发使得论者更进一步认识到伦理在底层叙事中的细节渗透，认识到底层文学是表现伦理关系的有效载体。

2018年，张光芒发表了《是底层的人还是人在底层——底层文学的问题反思与价值重构》一文，深刻解析了近年来底层叙事陷入的创作瓶颈：思想资源不足、物质优位视角导致底层叙事模式化、细节虚浮化；同质性刻画导致“底层的人”成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和底层现实主义发生异化等问题，认为只有祛除“底层人”的概念化写作，从“底层的人”转向“人在底层”，才能实现文学本质的回归和人性价值的呵护，而以“人在底层”进行价值重构的新的叙事美学必将崛起（43—57）。作者提出把“底层的人”，改为“人在底层”，看似只是文字顺序的变动，实则为突破底层文学概念化、脸谱化的创作瓶颈，提供了更多文学与美学意义上的思考。2020年，孙伟华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5期上发表了题为《新世纪之初的底层叙事：维度、视角与意义》的评论文章，对国内底层叙事惯常的四个叙事——模式精神救赎性叙事、苦难奇观式叙事、批判启蒙式和社会问题型叙事——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分析。文章纵览二十余年底层文学的叙事模式，既肯定了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又对其由于阶层、文化、审美等方面的差异，是否真正满足底层的文化需求进行了质疑和反思，促发人们对底层叙事策略研究做进一步的审美检视和文化观照。王云杉（2021）则首先肯定了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可能性和实践方法，认为以知识分子代言的底层叙事，承袭了五四以来启发民众的传统，对新时期城乡矛盾和城镇化进程给底层造成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刻剖析，对底层生命价值进行了重新挖掘和观照，底层叙事既具有文学意义也具有社会意义，但底层叙事的美学价值有待深入认识。从上述具有代表性学理观照的文章来看，评论者对底层叙事的代言问题和审美价值的探讨仍在继续。

三是文本分析。2003—2023年间，发表在国内期刊的底层文学叙事文本研究论文已千余篇，表明新时期中国底层叙事文本研究持续成为文学研究热点，长久不衰。评论者以贾平凹、陈应松、曹征路、阎连科、叶兆言、王学忠等作家的底层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从叙事内容、叙事伦理、叙事策略等方面展开评论。《文学评论》《小说评论》《文学遗产》等重要学术期刊连篇登载相关研究文章，体现了底层叙事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和当下性。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江腊生发表在《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的《底层焦虑与抒情伦理——以王学忠的诗歌创作为例》一文。通过细致深入的诗歌文本分析，作者认为，王学忠的诗歌以强烈的抗击精神来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来对抗主流话语的霸权势力，表现了底层焦虑和革命性抒情伦理，构成了当下诗人的底层叙事模式。

李蓉、朱宇峰在《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发表了评论文章《“苦难”中的现实精神——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乡村叙事》。作者探究了九十年代以降，乡村文学所反映的生态问题，认为恶劣的自然和人文生态均为农民带来了物质贫困与精神困顿。秦法跃（2015）也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发表文章，从生态伦理的视角对底层乡村叙事进行了评论思考。文章认为，底层叙事作家对农村生态的关怀不仅仅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两个单向维度上展开，更看到自然生态的变异对精神生态的影响以及精神生态的失调对自然生态的负面作用（130—133）。这两篇文章均指出了乡村在中国特殊的精神地位和文化指向，认为城镇化进程恶化了生态环境，加剧了贫富差距，冲击了人的精神世界：身份歧视、价值沦丧、文化断裂、人性变异等问题愈加凸显。同时，他们也更加明确地肯定了底层文学对社会问题的介入作用。

陈一军发表在《宁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的《农民工小说的时空体》，以《高兴》《米粒儿的城市》《米谷》《明惠的圣诞》等为例，分析了小说中的异乡时空给农民工造成的漂泊感和窘迫感，展示了他们在城市灰暗的生存底色以及悲剧的宿命思想。该文紧扣时空概念，小题大做，分析具体细致，入木三分，是底层文学文本分析的范本。

洪治纲、曹浩2015年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刊发了评论文章《历史背后的日常化审美追求——论叶兆言的小说创作》，文章认为叶兆言试图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生命个体及其命运变化，审视某些历史深处的幽暗与吊诡，建构更为丰实和真切的历史镜像。这种看似隐秘的共振关系，往大处说，是历史与个人的关系，是历史的变幻与个体的存在之间的动态性纠葛；往小处说，则体现了生逢乱世的人们，在寻求自我生存方式时的各种抗争状态（79—104）。评论者将叶兆言散落在生活角落的个体叙事与历史背景紧密联系起来，揭示了其小说新历史主义创作手法所产生的审美和社会功效。

丁琪（2017）发表了《新世纪市井小说：城市新价值观的崛起与文学反应》，对市井小说所表现的城市新价值观做了深度挖掘。文章认为，新时期市井小说对以经济理性为核心价值观的书写态度十分复杂：一方面把它看作是市井民间对抗传统束缚的活力因素，因为它源于市井生活、符合人的自然天性，是底层社会自发的健康生存哲学的体现，洋溢着勃勃生机和自然强劲之美；但另一方面又对这种新价值观所蕴含的资本意识形态充满忧虑和无奈。中国市场经济启动时的投机性以及与权力结合的特点，造成经济理性中杂糅了非理性成分和向权力靠拢的特征，一次次触碰着社会的公正、秩序、文明的底线，搅扰了传统礼俗社会的和谐状态（23—29）。文章分析了市井文学精神向度的双面性，同时也肯定了市井文学的审美价值。

潘文峰（2014）《底层叙事的困惑与民族作家底层叙事的启示——以广西作家周耒的小说为例》一文，将底层文学的研究触角伸展到少数民族的底层叙事。文章认为，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冲开了边民的欲望，出现了伦理的悖谬、人性的挣扎、良知的叩问和现代意识的觉醒，这些都在周耒的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小说不仅立体地展现了底层复杂的思想性格和文化心理，而且相当成功地把边地风俗人情与人生、当代性结合起来，产生了较高的审美价值（156—170）。

善写底层人生活的作家荆永鸣（2015）也撰文《一个外来人的城市书写》，表明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她说，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写人的内心与精神世界。但不可忽略的是，人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环境而生存。城市作为一种特定的空间形态，其人文景观、传统文化和生活状态，往往是构成人的精神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巨大外力。因此，我所理解的城市文学，不仅仅是书写人和人的故事，还应该渗透着一座城市里的精神背景与文化品质（128—132）。这是一个底层文学作家对底层书写初衷的直接告白，表达了具有社会良知的作家对底层精神、文化与价值观念应有的关注与判断。

国内军旅文学一向以宏大叙事为创作主流，但林喦关注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军旅小说逐渐由专注英雄主义的形象塑造转向关注个体精神的书写，由崇尚宏大的阳刚之气转为注重个体的内在挖掘，特别是对军旅生活中普通军人的日常生活状况与人生旅迹的描摹，成为新时期一些军旅作家创作的主要方向和选择。2020年2月，他对军旅小说作家曾剑进行了采访。作家坦言，他的小说是以东北边防地域作为文学的地理疆域，将军旅生活作为小说情节建构的背景，同时穿插了自己对乡村童年生活的记忆，在繁复的日常生活中展示着普通士兵的存在状态，揭示了他们内在的复杂情感。曾剑小说在底层叙事的建构下，形成了独具诗意化、柔和之美的创作之风，同时又具有探究心灵的理性哲学之思，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底层文学叙事的热潮还引起研究西方文学学者的兴趣，他们也希望通过这一视角，对西方文学进行本土视角观照。其中，田俊武（2012）发表了《约翰·斯坦贝克笔下的底层叙事》，认为“底层叙事”的源头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斯坦贝克无疑是这种“底层叙事”的代表人物。由于受“非目的论”和普世情感哲学观的影响，斯坦贝克不愿意将自己的创作用于表现“劳资冲突”的政治宣传，而是对底层人物的命运进行关注，从而他被誉为一个伟大的具有普世情感的作家。文章既使用了本土视角又兼顾斯坦贝克小说的哲学意蕴和特质性，是一次东学西用的有益尝试。李琼（2016）的《底层空间、自我和语言——解读〈末世之城〉的绝地生存》分析了小说底层空间的隔离性、暴力性、易变性和贫困化等异质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经验、主体构建和语言再现，也在群体和空间之间建立起了符号化的互为表征关系，为权力放逐、压迫提供合理的借口。不过，底层空间也蕴含着隐蔽的革命性维度，彰显了艺术和人性的救赎力量（106—113）。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庞好农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底层叙事的历史重构——评盖恩斯《简·皮特曼小姐自传》”的底层叙事文学评论文章。文章认为，非裔美国作家欧内斯特·J.盖恩斯的这篇小说采用以种族政治为主线的文化诗学，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黑人生存状况和种族关系进行了历史性重新书写。虽然小说建构的历史多由叙述者个人的叙述构成，断层较多，但从新历史主义来看，这种写作手法可以视为对传统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这篇文章也是从底层个体叙事视角来观照被历史宏大叙述肆意颠倒的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及生存境遇。这些文章无疑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尝试走出了一条本土研究视角的新路径。

综上所述，底层文学叙事研究的三个走向均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第一阶段的学理争鸣在争论中厘清了底层文学的叙事者、叙事内容、叙事方式以及底层文学的文学性、意识形态和社会作用等方面的基本学理，奠定了底层文学叙事的学理基础和思想基石；而理论深化阶段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学理探讨，进一步纠正了学界对底层叙事的代言问题、文学性、审美性以及人物刻画的脸谱化、主题观念先行等偏见，从学理层面充分肯定了底层文学叙事的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从中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底层文学叙事学理为现实主义文学学理，思想基石是人文主义思想；精神向度是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站在底层人的立场，直面底层现实生存境遇，对底层精神、文化、伦理、价值的观照与判断。文本分析方面的大量优秀成果则对底层文学的优秀作品做了细致、深入的文本解读，从操作层面为后学提供了研究样本，也为研究西方底层文学叙事提供了参照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