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内战前的废奴小说及内战时期的黑人战争书写

南北战争前后的内战文学主要以论说文为主，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小说非常少。论说文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双方都企图通过论辩把过错和罪责推给对方，强调自己一方是无辜的。这一时期的创作风格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严肃正式的文体，影射性强，文风讲究雄辩和逻辑性，注重文章的修辞文采。另一种幽默调侃，使用方言反映日常的体验，因此文风简洁直接，避免烦冗的修饰，[8]除此之外，不能忽视的是内战前的废奴小说和内战期间的黑人战争书写。

奴隶制是内战的重要起因之一，谈及内战自然无法回避奴隶制问题。内战前夕猛烈抨击奴隶制的废奴小说，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内战小说，但却直接助推了战争的爆发。最有代表性的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1852），由于该小说与美国内战千丝万缕的联系，在Hutchison主编的A History of Ameirican Civil War Literature的第一章和大卫·萨斯曼汇编的《神话和记忆》内战文学论文集中都对其做了专题介绍和研究。本书将这类废奴小说纳入讨论的视野，关注它们对于内战的发生、发展的文化推动力，也为第四章探讨当代内战小说、当代非裔小说中的奴隶制问题提供一个对比性参照。《汤姆叔叔的小屋》呈现了奴隶制牢笼下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当年即售出超过30万册。此后，1856年斯托根据黑奴起义领袖的事迹创作了第二部废奴小说《德雷德：阴暗的大沼泽的故事》（Dred: A Tale of the Great Dismal Swamp），第一年就售出15万册。林肯在1862年12月2日与斯托的会面中，称其为“用作品促使这场战争发生的小妇女”，而《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影响力更是体现在方方面面，气急败坏的南方人创作出30多部“反汤姆”小说以抵消其对奴隶制的刻画；小说儿童版问世；托普西娃娃、棋类游戏、活页乐谱、衣袜、手绢等众多所谓周边产品热销；小说还被改编成戏剧，在纽约及其他东部、中西部城市上演，还搬上了伦敦、都柏林、爱丁堡等海外城市的舞台。一些从未读过任何小说的人，将《汤姆叔叔的小屋》反复读了三遍，这或许与推广宣传中将对该书的描述与圣经中的意象关联起来，并淡化了其作为虚构小说的有关存在。[9]为了满足那些渴求故事背后事实的人，斯托在转年便出版了A key to Uncle Tom's Cabin，为小说中的奴隶制描写细节提供了大量文献证据。在谈及该书与内战的关系时，Reynolds强调了在美国公共舆论所具有的巨大权威性以及小说对塑造舆论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斯托在一个更加平等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美国民主，并通过改善边缘群体的生存处境来修正社会不公。[10]也就是说，斯托所针对的是一个恶的制度，以及在这一制度下生存的社会群体，她在小说的前言部分也提到，奴隶制的邪恶在于一个坏的体制根深蒂固的邪恶，而非卷入其中的人的错误。[11]这种制度违背人性，违背基督教教义，具有很强的腐蚀性。斯托对于奴隶制的道德批判也为北方的议员们所接受和采纳，并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助推了内战的发生。《汤姆叔叔的小屋》对于其他废奴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力，有代表性的是所罗门·诺瑟普（Solomon Northup,1808—1864）的作品《为奴十二载》（Twelve Years a Slave,1855），这是一部介于废奴小说和奴隶叙事之间的小说，是作家根据自己被绑架为奴的经历所作的。这些废奴小说及其他一些奴隶叙事作品无疑对南北战争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罗小云在讨论废奴小说和战争之间关系的文章中还指出小说家试图提出针对奴隶制和联邦分裂的解决方案，包括推崇解救黑奴的地下铁道；提倡黑人以善行唤起基督教主人的良知，并最终放弃奴隶制；谴责一些激进人士为了废除奴隶制而提出的逐渐减少黑人数量的主张；批评政府绥靖政策等。然而，对于早已动荡不安的美国社会来说任何方案都已无济于事，只会激化矛盾，加速战争的爆发。[12]直到21世纪的今天，有关奴隶制小说的创作还在延续，并且在新的时代开辟了新的颠覆性的视角，引起了一定的社会轰动，其中《已知的世界》（The Known World,Edward P.Jones,2003）和《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2016），先后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与之相呼应，当代内战作品中对奴隶制各种问题以及战争与奴隶制的关系问题也展开了解构性的深度反思。

另一类是以美国黑人参加内战为故事背景的小说。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于1867年出版的《克罗泰勒，有色女主人公，南方州的故事》（Clotelle,or,The Colored Heroine,A Tale of the South-ern States）或许是这类小说中最早的一部。早年布朗曾经创作过小说《科罗特尔，总统的女儿》（Clotel,or,the President's Daughter），后来他写了几个不同版本的科罗特尔的故事，并将其中一个版本进行了改编，增加了四章有关内战的故事，便成了《克罗泰勒》一书。克罗泰勒是黑白混血的科罗特尔的女儿，内战爆发后，她和黑人丈夫杰罗姆从海外返回美国，杰罗姆加入了一个黑人军团。在战场上，白人将军命令手下的黑人士兵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枪林弹雨去抢回一名白人军官的尸体。黑人士兵奉命行事，几经周折，前三次都以失败告终，第四次终于成功完成任务，但杰罗姆也在这一过程中壮烈牺牲。黑人本是因为反对奴隶制，满怀对新生活的向往而参加的内战，但在战场上所面对的显性和隐性歧视无处不在，直到让他们付出血淋淋的生命代价。这种讽刺性的结局反映了从战前到战后黑人一直面临的生存困境。描写黑人参加内战的小说还有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斯（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的《一支黑人团的军旅生活》（Army Life in a Black Regiment）。在希金斯笔下，简单、温顺、孩子气的黑人奴隶穿上军装，加入战斗后仿佛变得成熟，成为了真正的男人，变得更像白人男性了。虽然希金斯是一位废奴主义者，但他的作品却采用了“进化话语”（evolutionary discourse），暗示了一种种族的等级论。[13]19世纪末，还涌现了一批讲述黑人参与内战的小说，如保罗·邓巴的《狂热分子》（The Fanatics），弗兰西斯·哈珀的《艾欧拉·利若伊，阴影消逝》（Iola Leroy,or,Shadows Uplifted），苏西·泰勒的《追忆我的军旅生活》（Reminiscences of My Life in Camp）。在这些作品中，黑人卑微的身份继续以不同的形式固化下来，从奴隶叙事中白人黑人之间“主人/奴隶”的二元对立，水平转移为白人黑人之间“上校/仆人”的关系。[14]

早期的废奴文学间接地推动了内战的发展，是理解美国内战前后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途径，当代非裔文学又以各种形式提及并强调内战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这些作品是认识和思考美国内战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与美国内战文学紧密关联，在当代还构成了对于历史的解构性、反思性叙述语境，本书研究的内战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重新探讨战争以外的奴隶制问题、黑人遭受的歧视与压迫问题。当代内战小说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度关注，则可以追溯到内战前后以黑人参战为背景的小说。总之，废奴小说及黑人战争书写构成了早期内战小说边缘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