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儿童观作为本体论起点

鲁迅的儿童文学创作较少，只有寥寥数篇，但创作只是其一，其还有一个时常被人忽略的儿童文学方向，即翻译，从翻译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到爱罗先珂的童话再到契诃夫的批判现实主义，在相对大量的儿童文学翻译中，鲁迅也把自己的启蒙主义心态融入其中。创作和翻译成为鲁迅儿童文学版图中的两个阵地，相辅相成地构建出了其完整的、不断演变着的儿童文学启蒙心态与叙述范式。

一 “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教育论启蒙叙述范式的发轫与延续

1920年秋，郑振铎在起草文学研究会会章时便明确提出“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1]。换言之，无论是文学革命前的准备期还是五四期间，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来源之一。除去《戛剑生杂记》《自题小像》等旧体诗文外，鲁迅的文学历程应是从翻译开始的。1903年10月，鲁迅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并由东京进化社出版；1903年12月，其又翻译了凡尔纳的另一部科幻小说《地底旅行》的前两回，至1906年3月全书译毕后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1905年春，鲁迅翻译了美国作家路易斯·托伦的科幻小说《造人术》，发表于上海《女子世界》该年第四、五期合刊。这三部翻译作品均为科幻小说，也是鲁迅儿童文学翻译的第一个阶段（1903—1918年）。

正如鲁迅评价凡尔纳等的“科学小说”时说的那样，“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2]，他翻译科幻小说的初衷不言自明，这是鲁迅以“科学”做民智启蒙的最初尝试。科学与幻想是科幻小说的两个维度，“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3]，鲁迅希冀通过这种“能津津然”的小说使正“沉沦黑狱，耳窒目朦”的“纤儿俗子”获取一定的科学知识，进而达到“导中国人群以进行”的启蒙教育目的，“经以科学，纬以人情”[4]的启蒙叙述范式就此发轫，简言之，科学也好、思想也罢，还是需要通过文学这种“去庄而谐”的载体才能更好地发蒙、开启民智，正如鲁迅于1907年发文所言：“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坡仑之战将云。”[5]可以说，科学与文学之人性、文学与启蒙教育的关联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之初就建立起来了。这与鲁迅在稍早时的《自题小像》中所表露的启蒙宏愿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通过翻译科幻小说以一种更加委婉、“超俗”的方式进行了具体的实践。

随后，1908年《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中“立人”和“白心”思想的提出，1913年第一篇小说《怀旧》的发表，鲁迅的启蒙教育对象开始越来越集中在青年和儿童的身上。特别是这篇被人或视而不见或嗤之以鼻的文言小说《怀旧》，可以说是鲁迅的第一篇原创儿童小说，以一个九岁孩童的视角观摩了辛亥革命时滑稽无知的封建统治阶级和愚昧麻木的底层民众，这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科幻小说翻译是异曲同工的，翻译在呈现科学的未来，而创作则在揭露糜烂的当下，鲁迅对儿童的启蒙教育是双管齐下的。与此同时，鲁迅于1913—1914年先后翻译了日本上野阳一的《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和高岛平三郎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等论文，且不论这些异邦文字到底对鲁迅产生了多少影响，但至少可以证明鲁迅此时对儿童、儿童美育、儿童心理学的高度重视，“儿童”在此成为鲁迅启蒙教育思想中最为至关重要的一环。至1918年《新青年》改组，鲁迅加入编辑队伍，随后《新青年》便开始关注儿童教育问题并指出“儿童文学”是“儿童教育问题之一”，鲁迅的用文学来教育儿童的启蒙主义思想和文学叙述范式越发成熟了，无论是外国科幻小说的翻译，还是中国儿童小说的原创，鲁迅在这一阶段的“译以致用”“重人生，重教育”的教育论儿童观都在引领着后世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

鲁迅的教育论儿童观所呈现的启蒙心态与叙述范式的延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用科幻小说来启蒙教育儿童，鲁迅既提早扬起了五四两面旗帜之一的“科学”，也为中国科学文艺的发展拉开了序幕。在鲁迅的方向引领下，茅盾和陶行知为中国科学文艺树立了门庭，茅盾侧重翻译和编写科学文艺读物，比如译自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巨鸟岛》的《三百年后孵化之卵》（连载于《学生杂志》1917年1月至4月）；陶行知则侧重各种科学文艺的原创，比如科学家传略系列、儿童科学实验系列等，正如陶行知所言：“你们知道现在是一个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中国。科学的中国要谁去创造呢？要小孩子去创造！等到中国的孩子都成了科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中国便自然而然的变为科学的中国了。”[6]可见，这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的先驱们是多么看重科学在儿童启蒙教育中的作用。之后，20世纪30年代的董纯才和40年代的高士其对科学文艺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加强，使得科学文艺作品在对儿童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更为关注艺术表达和思想深度。“科学”因素在儿童文学中不论如何发展，其终极目的永远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这便是鲁迅早在20世纪初便确立的启蒙心态与叙述范式，而当下的中国足以证明鲁迅“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的预见性和有效性了。二是以儿童文学行儿童教育之功，鲁迅的儿童文学启蒙教育叙述范式影响和规范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鲁迅的这种儿童文学实用主义教育观经由杜威思想的加持，在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从未缺席，五四时期的启蒙性、革命战争时期的大众性、“十七年”时期的政治功利性，至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了鲁兵“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等的极端化表达与学界的激烈论战后，教育功能成为儿童文学的核心功能之一并延续至今。

鲁迅的启蒙心态和叙述范式虽然经历了变化，可他对“科学”的启蒙效果和儿童文学的教育功用始终保持一种执着，1930年鲁迅又翻译了日本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发表于《自然界》月刊第五卷第九、十期，后收入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药用植物及其他》一书，并被列为“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之一，作为儿童科普读物向中学生介绍中医药文化，可见鲁迅的这份坚守。可以说，鲁迅在20世纪初对科幻小说这类外国儿童文学读物的翻译促发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晚清出现的小说翻译热潮，对实现整个社会的文学观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起了巨大作用。而确立以叙事性小说为核心的现代文学观，则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日后诞生作了准备工作，因为儿童文学是故事文学即叙事文学”[7]。鲁迅就此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和叙事范式的确立开先河、奠基础、定方向。

二 “以孩子为本位”的进化论启蒙心态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翻译

鲁迅的启蒙心态与叙述范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熟谙变化之道和变通之理，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鲁迅的启蒙心态也会随之调整，并同时影响着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翻译，而标志着鲁迅从教育论儿童观转向进化论儿童观的便是他在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在文中正式提出了自己的五四儿童观：“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8]并且他坚信儿童作为后起者“总比以前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9]。这就是鲁迅第二阶段的启蒙主义儿童观，即以进化论为基础提出的“以儿童为本位”。

在鲁迅的教育论儿童观中，儿童文学的翻译与原创只是一种外在的叙述手段，这种出于“立人”和“白心”思想的启蒙心态中更多的还是鲁迅对自我精神需求的投射，换言之，鲁迅是在用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做一次实验，去验证自己启蒙手段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们不否认鲁迅此时的“大我”理想，但在前途未卜的晚清民国时代，鲁迅的教育论儿童观还是有着显而易见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他的重心不全在儿童。而当五四浪潮真正袭来时，经历了思想沉潜后的鲁迅终于在进化论儿童观中把启蒙的重心真正地放在了儿童的身上，才真正俯下身子站在儿童的视角去揣摩儿童的心理和需求，才真正思考儿童对于民族未来的意义。此时，鲁迅明确认识到在“中国的旧见解”中，“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10]。“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11]，鲁迅希望用进化论儿童观攻破封建传统思想的底线、撕破封建统治阶级的遮羞布，让“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12]。相比于教育论儿童观，进化论儿童观的教育功利性明显被弱化，其不再是站在成人的视角去规范、引导儿童的成长，而是立身于儿童的视角，凸显儿童性，虽“同归”却“殊途”，对这一阶段（1919—1927年）鲁迅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也显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影响。

就创作而言，鲁迅在这一阶段写出了很多反映儿童生活、彰显儿童情趣、追怀童年记忆的作品，比如《故乡》（1921年1月）、《兔和猫》（1922年10月）、《鸭的喜剧》（1922年10月）、《社戏》（1922年10月）、《风筝》（1925年1月）、《阿长与山海经》（1926年3月）、《五猖会》（1926年5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1926年9月），这些作品是否专为儿童所作是无从考证的，但鲁迅此时写“儿童”是必然“以孩子为本位”的，故将这些作品划归儿童文学之属并无牵强，甚至这些作品有很多被纳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材。就翻译而言，鲁迅此阶段翻译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包括《爱罗先珂童话集》（1922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其中有九篇为鲁迅所译）、《现代日本小说集》（1923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由鲁迅翻译的有岛武郎的《阿末的死》、江口涣的《峡谷的夜》、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复仇的话》均可视为儿童小说）、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1923年7月由北京新潮社印行）、荷兰作家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1927年5月完稿，1928年1月由未名社出版），这些翻译作品与同时期的原创作品一道构建起了鲁迅在进化论儿童观引领下的启蒙心态和叙述范式，即为童心正名、为弱小代言、为将来呐喊。

首先是为童心正名。正如鲁迅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中所言：“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13]，鲁迅对“美的”“童心”的呼唤由此可见一斑，甚至是“依我的主见选译”而有悖“作者的希望”，因为，在爱罗先珂的童话里，“童心”往往是被蒙蔽的，多的是被“狭的笼”囚禁的虎、被“池”束缚的“鱼的悲哀”、被腐蚀的“雕的心”……，鲁迅希望冲破这些“悲哀”，但很显然，只有寥寥数篇爱罗先珂的童话还不足以满足鲁迅对“童心”的启蒙表达和叙述需求，“‘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虽也痛快，但人心不同如其面，环境的触发，时间的经过，必有种种蕴积的思想，不能得到一种相当的译本，可以发舒的，于是有创作”[14]，因此，几篇儿童文学原创作品便应时而生了。《故乡》中少年闰土与“我”的无间情谊、《兔和猫》中“我”的爱憎分明、《社戏》中聪明活泼、胆大心细、热情友爱的儿童群像等，特别是《鸭的喜剧》与爱罗先珂童话的“互文”，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大孩子”的童心竟然可以排解“在沙漠上似的寂寞”，这就是“童心”的功效，也正是鲁迅对“美的”“童心”的礼赞。当鲁迅真正解透了“以孩子为本位”的真意后，他笔下的孩子才显得越发真实起来，这种启蒙心态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是为弱小代言。“欺侮弱者，压迫弱者，取了弱者的力气和智慧，随便给自己用，这似乎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习惯，因为强者总是私有了弱者们的力气，所以不能真自由，而弱者也就非常之不幸了。”[15]这便是鲁迅对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认知，因此，鲁迅的进化论启蒙思想中便有了为弱小代言的精神维度。特别是其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译介的几篇儿童小说，确能实在地勾起读者对弱小民众尤其是弱小孩童的怜悯和观照，其中尤以《阿末的死》为著。十四岁的女孩阿末“从四月到九月里”接连死去了四位亲人：父亲、二哥、姊姊的独子、弟弟力三。因为给姊姊的独子吃了染有赤痢的胡瓜而导致其惨死，阿末内心的愧疚无以复加，之后母亲和姊姊的怨怼让阿末最终精神崩溃，服毒自尽。在当时的北海道，阿末一家仅靠一间小小的理发馆为生，是典型的社会底层家庭，阿末服毒后，大哥请的医生四十分钟都没有来，底层弱小民众的生命在医生眼里是多么微不足道，小说结尾处，“阿末便和十四年时短促的生命，成了永诀了”，牌位、高屐子、念珠、雪花意象的陆续叠加，使阿末这个弱小孩童的死更加摇撼人心。阿末的死总是让我想到《祝福》中经历一寡、二寡、失子后走向身心湮灭的祥林嫂，鲁迅的创作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强化着翻译难以达成的精神缺口，《兔和猫》中的幼兔、《鸭的喜剧》中的蝌蚪……鲁迅对“弱小”“幼小”的观照在这些形象上是一目了然的，这在鲁迅的教育论启蒙思想中是难以得见的。

最后是为将来呐喊。“将来”即“幼者”，鲁迅说：“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16]因此，他才要奋力去唤醒“现在”，为“将来”呐喊，为“幼者”服务，这便是进化论启蒙思想的又一种精神维度。在此阶段的儿童文学翻译中，需要被呐喊唤醒的大多是“现在”，即麻木的大多数，比如爱罗先珂童话《狭的笼》中的“痴呆的堆”、《鱼的悲哀》中的“鲤鱼和泥鱿和蛙的堂兄弟们”、《雕的心》中的“僵石似的不动弹”的人们，还有日本儿童小说《峡谷的夜》中“不以为然”的巡警和少年们、《三浦右卫门的最后》中认为“强者杀却弱者，是当然的事情”的民众，等等。正是这些麻木的“现在”，残杀着“将来”的希望。而在同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中，鲁迅基本沿用这样的叙述范式，即以“呐喊”唤醒“麻木”的大多数，但正如蔡元培评价鲁迅的翻译和创作的关系时说的那样，当鲁迅“不能得到一种相当的译本，可以发舒的，于是有创作”，很显然，鲁迅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还是发现了日俄文学中没有的另一种可怕的现状，那就是“麻木”的少数，比如《故乡》中被封建等级制度磨灭了孩童自然本性的闰土、《风筝》中被封建家长制“虐杀”了儿童天性的弟弟，他们本应是“将来”，可现在却都“麻木”了，这便是鲁迅在创作中对翻译的一种补充和强化，以此来激发人们为将来呐喊、为幼者服务的迫切心理。

三 “出身下等”的无产阶级启蒙观与叙述范式的转型

1927年后，随着鲁迅与梁实秋、后期创造社、太阳社等的交手、交流，他开始慢慢转变自己的精神轴心，到了1930年前后，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近代至20世纪30年代阶级斗争的影响下，鲁迅的进化论儿童观逐渐发展成为阶级论儿童观。他说道：“这回也还是青年教训了我……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世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过去军阀杀青年，我悲愤过，这回我来不及悲愤，早已吓昏了。我的进化论完全破产！”[17]当鲁迅见识了异常血腥残酷的阶级斗争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18]，这里并不是说鲁迅认为“救救孩子”已经不重要了，而是此时更为重要的任务是拯救整个劳苦大众阶级，只有以这些民众为本位，为这些民众服务，才能全面提升全体国民的素质，那么，对儿童的启蒙教育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鲁迅的进化论儿童观中，鲁迅自己俯下身子，“以孩子为本位”，在这样的启蒙心态下，他的翻译和创作中的叙述范式也便全部围绕着童心、幼小、将来而展开，而在阶级论儿童观中，鲁迅的视点由儿童扩展至整个无产阶级，正如其在《〈俄罗斯的童话〉小引》中所言：“帝王卿相有家谱，的确证明着他有祖宗；然而穷人以至奴隶没有家谱，却不能成为他并无祖宗的证据。……高尔基出身下等，弄到会看书，会写字，会作文，而且作得好，遇见的上等人又不少，又并不站在上等人的高台上看，于是许多西洋镜就被拆穿了。”[19]“穷人”“奴隶”“下等人”……这些形象和意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鲁迅的阶级意识中，他的启蒙心态开始转向无产阶级大众的启蒙，而其创作与翻译的叙述范式同步转向革命，虽然这一阶段（1927—1936年）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较少，但仍然是鲁迅启蒙主义思想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此阶段除了《故事新编》后五篇的神话传说可勉强归入，再无其他，而这几篇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虽有“游戏笔墨”的幽默性，也能讨得儿童的阅读欢心，但与阶级论儿童观却相隔甚远，这里便不赘述了，所以，本阶段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基本集中在俄国作品，如班台莱耶夫的儿童小说《表》（1935年7月由生活书店出版）、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1935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契诃夫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1936年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其中的《坏孩子》为儿童小说）等，在这些翻译作品中，我们可以逐渐明晰鲁迅于其中所要呈现的启蒙心态和叙述范式，即无产阶级儿童的先进性、可改造性，这与教育论儿童观和进化论儿童观对儿童的各阶级普适性有明显的区别。

比如鲁迅所译的班台莱耶夫的儿童小说《表》，十一岁的主人公彼蒂加·华来德是个流浪孤儿，一个典型的无产者，为了不被饿死，他求乞过、偷窃过、行骗过，也因此进过拘留所和教养院，但他的本性是良善的，当他得知那泰沙就是醉汉库兑耶尔的女儿时，教养院众人对他的感化使他的精神瞬间得到了升华，“彼蒂加觉得，在他脚下的地面好象摇动了起来”。这种灵魂上的震颤让他本性中的同情心再次复苏，他将金表还给了那泰沙，就此真正回归正途。班台莱耶夫“原是流浪儿，后来受了教育，成为出色的作者，且是世界闻名的作者了”[20]，鲁迅对作者生平的简单概括几乎就是小说《表》的情节复刻，作为无产者，班台莱耶夫深知无产阶级文学的功能，正如鲁迅所言：“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21]鲁迅其实是要借《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让中国的读者尤其是无产阶级小读者“涵养广博的智识，和高尚的情操”[22]，磨炼精神以取得阶级斗争的“全般”胜利。关于儿童的被改造，彼蒂加不是唯一一个，鲁迅生命尾声阶段所翻译的契诃夫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中的“坏孩子”珂略也是被改造的对象，珂略因为撞见了姐姐和情人的约会而就此开始威胁这对有情人，因此而得到了很多“宝贝”，可随着拉普庚成功求婚安娜，再也不用偷偷约会的有情人一人扯住了珂略的一只耳朵，“他们俩秘密地相爱了这么久，能象在扯住这坏孩子的耳朵的一瞬息中，所感到的那样的幸福，那样的透不过气来的大欢喜，是从来没有的”。珂略的“坏”被改造好了，只不过彼蒂加的转变是主动的，而珂略的转变是被动的。

而在此之前的教育论儿童观和进化论儿童观所引领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翻译中，鲁迅笔下的儿童是鲜有转变的，要么是已被封建文化戕害而变成麻木的大多数儿童，他们在鲁迅的教育论启蒙思想中接受着先行者的教诲和改造，要么是尚未受到封建思想完全侵蚀而仍能保持天真本性的儿童，他们在鲁迅的进化论启蒙思想中为民族的未来保存着希望的火种，即便有如同闰土、“小弟兄”这样变化的形象，可这变化已是儿童与成人的差异了，这便是这两个阶段鲁迅儿童文学创作与翻译的启蒙心态与叙述范式。可在阶级论儿童观中，鲁迅的启蒙心态和叙述范式都发生了变化，在启蒙心态上，他从成人立场和儿童立场转向大众立场；在叙述范式上，虽然仍以儿童形象塑造为叙述核心，但也从固定化转向了可改造性，这正是鲁迅的一种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23]，可以说，为无产阶级大众发声、启蒙，似乎早已存在于鲁迅的骨血中，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被重新激活了。

鲁迅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翻译在启蒙心态和叙述范式上，经历了教育论儿童观、进化论儿童观和阶级论儿童观的演变，虽然在具体的启蒙对象和叙述策略上有所不同，但核心思想是不变的，那便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4]，我想直至阶级论儿童观阶段，鲁迅笔下的儿童才真正不再是“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是有了“精神”的独立个体。鲁迅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翻译被提及得较少，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可我们却能从中发现鲁迅的一条完整的精神线索，一颗不变的“赤子之心”[25]，“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所以，鲁迅对儿童的观照也便更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