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遮蔽：历史深处的酒神魔咒

近现代中国，每个社会思潮的转型期都能捕捉到自由主义身影，每个社会格局的转捩点都能听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声音；而现代文学史架构，也离不开自由主义作家、社团、流派和思潮的支撑。将中国现代史和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比照后发现，自由主义的命运就是自由主义文学的晴雨表，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文学史定位，随社会思潮变迁而不断起伏。自由，作为一种“主义”，是随欧风美雨输入近代中国的舶来品。辛亥鼎革之后，国家机器的集权惯性依然强大，由此注定自由主义政治道路磕磕绊绊；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其影响却一直绵延不绝。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参与发起了狂飙突进的社会变革，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上海点燃了人权论战的导火索，在30年代初的北平酝酿了独立评论派“民主与独裁”论争。20年代末到抗日战争初期，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尝试组建“新月社”“平社”等社团，出版《新月》《独立评论》等政论刊物，在国民党当局舆论高压和“左翼”声讨中，虽苦苦支撑，最后均星散瓦解。20年代以来，国民党当局一直采用密令查封、公开焚毁等手段，控制自由主义的传播，用恐吓抓捕、绥靖收买等方式瓦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40年代，国民党开始全面围堵自由主义。1943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说：五四以后，国内盛行“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这些思想“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2]。在国民党当局眼中，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等量齐观，被同样视为铲除对象。1949年8月，国民党政权崩溃在即，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将那些对国民党彻底绝望、对共产党政权持怀疑观望态度、仍然认同欧美价值观的中间人士称为“民主个人主义者”。同时，白皮书将中国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在历史回溯中，又把中国革命的失败，归因其孤立和弱小。白皮书发表后，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文中，对“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喊话说：美国人的钱，“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改变看问题的错误方式，从艾奇逊的信和白皮书中认清美国政策的实质，迅速结束观望。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毛泽东将“自由主义者”做了进一步界定和划分，认为美国控制了一批“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3]。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然朱自清、朱光潜等的论著中对自由主义文学有所提及，但未见专题研究。1932年，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新文学领域里，“胡适之创白话文也”，“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崇震动，多用叠句排句”[4]，钱基博比较认同陈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学风格，对白话新文学抱有一定的成见，对胡适、徐志摩等人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评价偏低。1939年，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将新月派“欧化绅士文人”看作是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敌人，认为“梁实秋这种‘人性’‘天才’的文学论，确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学说”[5]。不过，在《重版说明》中，著者坦言任何文学史都有“倾向性”，该著倾向性就是鲁迅和瞿秋白这两位“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文学史叙事中，受到持续批评。195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王瑶在“无规矩可循”的前提下，对1951年的清华大学授课讲稿的修改版本。王瑶在该著中判定，“从五四以来，新文学就是革命文学的传统；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或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因为从开始起，那基本思想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6]。该著总体上从毛泽东和鲁迅的视角出发，臧否作家作品，被鲁迅抨击为“正人君子”“资本家的乏走狗”“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的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人，成为革命文学的死敌。王瑶认为梁实秋等人“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绝无阶级的分别”等主张，“是典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论调”，“新月社这种议论的出现，使主张革命文学的人知道了真正的论敌是什么样的人，也是促成左联成立的原因之一”[7]。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主要论述“革命文学的战斗业绩和成长过程”“文艺思想与理论斗争”以及“文学事业上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发展” [8]。该著把“自由主义”视为买办资产阶级的标签，将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视为20世纪30年代与无产阶级文学阵营针锋相对的势力，“文学领域内的思想和理论的斗争，从来就是社会生活中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文学上新的、进步的思想和理论，则从来就是在与各种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文艺思想和流派的激烈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当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正在开展着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的时候，‘新月派’的人们就想以反动的理论来证明文学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实践的意义，反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想使文学艺术永久成为少数人消闲的工具，从而巩固他们的主子的血腥野蛮的统治”。“新月社是一个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的反动文学团体”，“他们对于革命文学运动是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态度的，”新月社的论调荒谬反动，“他们更露骨地表示了对于革命文学的敌视和反对的态度”。最后在鲁迅等革命文学阵营的猛烈回击下，新月派在文化领域内的猖狂进攻被打败，阴险无耻的用心被揭穿，“革命文学的胜利前途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得到了保卫。[9]

50年代文学史对自由主义文学的批判，使人联想到希腊神话传说里的“酒神魔咒”。弗里吉亚国有一位富有但贪财的国王弥达斯。一次，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老师西勒诺斯醉酒，迷失在葡萄园。弥达斯盛情款待西勒诺斯十天十夜，并将他交还给酒神。作为回报，酒神答应满足国王的一个愿望：凡弥达斯手所及皆成金！酒神魔咒应验了，石头、树木和宫殿等都变的金光闪闪。欣喜若狂的弥达斯不久就陷入崩溃，因为手里的面包、蜂蜜、美酒都变成了坚硬的金子。[10]经过长时间的意识形态规训，自由主义业已成为本质化的存在，凡置于自由主义名目之下的事物，或都难逃酒神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