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语言的命运
杨匡汉认为考察海外华文文学的起点，需要有“全球史观”的介入。它将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结合起来，既考虑到“全球”，又有“历史”的目光。全球史观有助于跳出单一的区域、国别、种族的框架，寻找跨界——跨文化、跨地区、跨族裔、跨语言的文学交流的历史进程，破除“西方中心论”或“东方主体论”的偏狭观念，实现在文化互动与交流中对于差异性、特殊性的把握。不只是考察起点，“全球史观”应该贯彻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全部过程，唯其如此才能系统追踪离散中文在世界语言体系中的复杂处境，发现语言文化及其使用群体的命运。
华文文学早在“五四”之前，就跻身于多元的全球文学之林，并以独特的方式、不同的层次，显示了其历史存在的价值。[34]而“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及其现代化，更是离不开留学生群体的域外创作带来的深刻影响。[35]事实上，如果从中国文学本位出发，跨出国家阈限获得“世界文学”的客观承认既与语言使用群体规模这一基本现实相匹配，又深刻反映中国历经现代化浪潮对于世界文学格局重新编码的认同焦虑。华语语系文学虽然是讨论“离散的中国文学”时提出的理论术语，但是它同样开辟了一种立足世界视野的话语资源。[36]不论其中是否包含“文化中国”的历史沉淀或某种大国风度的想象，母语文学作为印刻生存主体的感知与沉思方式，显然在现实层面打开了语言与生命的鲜活通道。
以传统海外华文文学重要区域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例，汉语/华文文学不仅提供了在中华文明及其民族志演化的曲折过程中形塑的群体经验，它们因为中国的文化地理独特性而呈现“世界—地方”“亚洲—中国”“中原—南洋”等互动共生的标本意义。
在此逻辑结构中，以马华文学为代表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由于特殊的迁移背景和文化认同，逐渐成为“华语语系文学”中一个自成机杼的板块，虽然被隔离于中国本土空间之外，但在长期的文学抗争与国族认同的矛盾中，建构了一种同华人命运密切相关的文化政治语境，因此，华人的文学书写与实践呈现出作为语系分支的复杂性差异。与此同时，华族在融入本土文化的艰难过程中，借助语言工具继续表达华人的情感体验。其意图自然不仅在于发挥母语习得的作用，华人作家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力推进中，努力使华文文学在南洋这一独特的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转换中展现新的意蕴，他们对文学主体性的追寻，无疑展示了语言在跨界离散书写实践中的活力与生机。而通过这些呈现不同命运和遭遇的书写尝试，不但丰富了“华语语系”建构世界经验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极大地加速了语言走向世界的旅行步伐。
国家命运由于深刻影响国民而决定国族文化的内容与结构，汉语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被赋予了重要的文化政治意义。20世纪初由知识精英发起以改造国民建构现代国家为根本宗旨的语言改革，着眼于形声文字在文化普及方面的有效性考虑，受东亚国家日本“脱亚入欧”的成功经验刺激，语言“欧化”一时成为国内学者讨论的热点，当时争论的重心甚至不在于汉语是否应该欧化，而是技术层面如何实现欧化的可行性操作，换句话说，有关汉语不再适合时代这一点几乎不约而同。[37]虽然诸种方案最终未产生实质性后果，但是对于汉字本身的意义承载能力及其文化自信多少产生了消解作用，动摇了语言作为逻辑思维工具不可置疑的地位。由此产生的潜在命题是，语言可以通过丰富的实践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新的语词和表述在交往中被源源不断创造出来，并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合法性便得到不言自明的确证。
如果说中国本土新文学发展仅仅证明文化土壤的繁殖能力，那么，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之跨界旅行无疑具有更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有力地再现出语言本身蕴藏的言说生机，而且从文化层面彰显语言生命得以维系的基本条件：不同语言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语言的活力在于主体不断的实践。换言之，语言在日常交往中的操作决定了语言本身的作用。由于面对区域文化语境不同，海外华人群体对于语言特别是母语的应用呈现出巨大差异，此种差异与其说是他族语言带来的选择可能，不如说支撑语言的文化诉求造成自由选择的压迫。他者文化空间的进入意味着“此在”维度的逃离，其执行程度显然取决于主体自身的文化处境。移居西方文化中的海外华人，由代际转换表现出逐渐西化的特征，而在亚洲则努力保持其母语文化身份，恰恰说明文化政治对于主体塑造的深刻影响。
华文文学在海外行旅及运作，得益于华人对族群身份和中华文化的强烈维系决心。儒家重文轻商的文化传统，深化了“向内转”的自我完善理念，华文教育这个根本决定华文文学的条件贯穿华人子弟成长的不同阶段，与此同时，华文报纸反映族群利益和心声，着力于通过文学提高文化接受和表达能力，可以说，华教和华刊成为保证华语文学高效发展的两翼。华文文学面临少数族裔文学发展的普遍困境，如身份认同、族群地位、重建国家文学等诸种问题，皆可归之为生存实际问题，它们塑造了文学的基本主题和抵抗色彩，也为其文学现代性诉求提供源源不断的外在动力。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从中华文化传统中分离出来的支流，同样继承了言志载道的功能，比如华文文学对现实问题的介入，就一直未抽离文学自身承担的外部功能。华文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的镜像意义不同于存在依据，不论它与中国文学及其传统构成了如何密切的互文性关系，甚至在不同历史年代保持着不同的交互姿态，它并不以中国文学的海外镜像作用而获得存在理由，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华文文学由生息、行旅于异国他乡的生存主体创造，其价值确证通过书写对象和文学自身完成。这一点是从跨界视野考察海外华文文学需要注意的方法原则，亦是由此展开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探讨的一个重要前提。
从学理及其知识谱系追溯，如果说东南亚华文文学已经成为特定政治文化语境（如马来亚、南洋）培植起来的生命体系，它无疑受益于“五四”新文学以降的文化资源——当然远不限于此，至少应当追踪到19世纪下半叶华人在海峡殖民地的规模化谋生浪潮，以及由热带雨林气候塑造的生存和沉思方式。不论如何，华文文学本土化对于中国文学的参照作用，主要在50年代脱殖独立以后的历史维度中得到彰显。作为20世纪中国遭遇现代性曲折展开的重要阶段，中国当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对话确实是隐性的，但是潜在对话造成的后果一直渗透在本土华文文学论域，客观地说，二者对于彼此产生的文化张力并不对等。若取中国文化本位的“外位性”立场观之，中文文学在境外运行所提供的参照意义，无疑深刻验证了文学赖以健康、持续生长的基本要素，以及文学作为话语体系所指向的那些宏大命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文学的政治文化色彩，主体的生存状况和所处时代的命运主题决定着文学的底色和格局，折射出文学中国曾经遭遇的某种困境，从文学复系统空间中开掘出令人深思的问题空间，[38]并能激活“文学中国”潜藏的其他文学可能，如中原文学、边疆文学、汉语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港台文学等，换句话说，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海外参照，刺激了我们对文学系统生成、结构及其变异的思考。
如果从历史演变中对比东南亚华文文学与北美（或其他区域）华文文学，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区别，由此塑造出跨界共生、复杂多元的语言命运。如果仅从形式上观察，旅美作家表现出来的文化本土性较南洋华侨作家更强，东南亚华文作家则渗透出强烈的“侨味”，而在大陆旅美作家和台湾旅美作家那里，文学风格又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表现在外部的形式区别，其实也暗示了探讨文学跨界的起点、路径及其文化背景的复杂性，以及蕴藏其中的思想张力。
[1] [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20页。
[2] [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3页。
[3] 道光癸巳（1833）十二月出版的《中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曾刊发《兰墩十咏》，标题下注“诗是汉士住大英国京都兰墩所写”，十首诗主要写其伦敦见闻。其一：“海遥西北极，有国号英伦。地冷宜亲火，楼高可摘星。意诚尊礼拜，心好尚持经。独恨佛啷嘶，干戈不暂停。”其二：“山泽钟灵秀，层峦展画眉。赋人尊女贵，在地应坤滋。少女红花脸，佳人白玉肌。由来情爱重，夫妇乐相依。”其十：“地冷难栽稻，由来不阻饥。浓茶调酪润，烘面裹脂肥。美馔盛银盒，佳醪酌玉卮。士风尊饮食，入席预更衣。”语气似中国人，但是没署名。诗参见《中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道光癸巳）第80—81页，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第67页。
[4] 雍正十二年（1734）下达禁偷渡出洋令，违者严惩。1740年颁行的《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或移往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府县官员，通同舞弊，或知情不举者，皆斩立决。仅属失察者，免死，革职永不叙用。道员或同品官员失察者，降三级调用。”参见李长傅《南洋华侨史》，暨南大学南洋事业文化部1929年版，第29页。
[5]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9页。按：这个数据仍然不准确，因为很多契约华工数据被瞒报，几个可供大致参照的主要口岸数据为：1876—1898年从厦门出国的华工为1368823人，汕头1512020，德里的华工全部从这里出去。从1847年到1875年，从中国贩往古巴的苦力约15万人，从澳门就运去99149人，贩往秘鲁11万人。1852—1875年，23年中移入美国的华人在20万人以上。
[6] 参见《包令致马姆兹伯利文》第5号文件，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英国议会文件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页。
[7] 王赓武：《中国移民形态的若干历史分析》，《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8] 颜清煌：《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16页。
[9] 《枢密院贸易委员会官员J.爱默生·邓内特爵士致外交部官员沃德豪斯勋爵文》第9号文件，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2辑“英国议会文件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76页。
[10] 容闳回忆自己曾经目击华工虐待之事：“当一八五五年，予初次归国时，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又某次予在广州时，曾亲获贩猪仔之拐匪数人，送之官厅，拘禁狱中，罚其肩荷四十磅重大木枷两月，亦令其稍受苦楚也。”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11]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12]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13] 1877年10月13日（即光绪三年十月十三日），中国与日斯巴尼亚国在北京签订《中日会订古巴华工条款》。按：日斯巴尼亚国即西班牙。1867年（即同治六年四月初七）与清钦差大臣薛焕、通商大臣崇厚于天津签订《中日和好贸易条约》，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在日斯巴尼亚国所属各处承工，俱准与日斯巴尼亚国民人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由通商各口前往”。参见《清朝条约全集（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容闳的报告使李鸿章在同秘鲁的谈判中占据主动，虽然后来受到英国公使威妥玛干预作了让步，但是保护华工的精神扩大到了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华侨的保护。参见颜清煌《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30页。
[14] 丁韪良：《美国近事》，《中西闻参见录》第26号（1874年10月），第20页。按：有学者将此诗作者误以为是容闳，罗荣渠认为是容纯祖，亦不确。
[15]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Th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 to 1970，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p.105.
[16] 漱石生：《序》，《苦社会》，上海图书集成局1905年版。
[17]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18] 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
[1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82页。
[20] 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编，录晚清域外文献80多种）；《走向世界丛书》（钟叔河编，收晚清域外游记日记数十部）。此外，《历代日记丛钞》（全国图书馆文献中心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沈云龙编）、《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吕长顺）等辑录了大量的域外文本。
[21] 杨汤琛：《晚清域外游记与中国散文的现代性嬗变》，《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
[22] “口岸知识分子”是美国历史学者柯文首创的概念，指生活在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近距离密切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士人。柯文说：“他们许多人都曾深受儒家经典训练，取得秀才资格，而又起码部分是因西方人士在上海的出现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而来到上海的。作为个人而言，他们颇不平常，甚或有些古怪，有时才华横溢。就整体而言，他们代表了中国大地上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们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他们在中华世界的边缘活动。起初，他们的工作对中国主流中的事件似乎几无影响，但最终他们所提出的东西却与中国的实际需要渐渐吻合。”[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23]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24] 1847年，林鍼受花旗银行聘用，前往美国“舌耕”，从当年二月启程到次年二月回国，在美国前后停留了一年多时间。创作《西海纪游草》，收长诗《西海纪游诗》《西海纪游自序》和《救回被诱潮人记》。
[25] 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26] 林鍼：《西海纪游草》，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27] 林鍼：《西海纪游草》，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28] 林鍼：《西海纪游草》，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29] [英]约翰·厄里：《观光客的凝视》，叶浩译，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15页。
[30] 老舍：《老年破车·我怎样写〈二马〉》，《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31] 老舍：《老年破车·我怎样写〈二马〉》，《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32] [英]约翰·厄里：《观光客的凝视》，叶浩译，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2007年版，第242页。
[33] [英]约翰·厄里：《观光客的凝视》，叶浩译，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2007年版，第270页。
[34] 杨匡汉：《全球史观视域中的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15日第5版。
[35] 此部分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以日本为例，可参见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6] 受文化传统与历史影响，华人华侨对中国的情感认同一直比较强烈，王赓武曾经指出：“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鲜明的华人民族感，而且这种民族感有互相支持、支援，相互增强的倾向。”（王赓武：《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同样，由国家话语表达出来的潜意识中，海外华侨华人通常被中国政府视为血缘关系相同的特殊群体，因此，有关华语文学的讨论，无法割裂它同中国文学的关系，有时即把中国文学当成展开的背景来对待，不过它们仍是有区别的，“华语语系文学”则提供了一个更加包容、消除差异的话语空间。王德威在2007年12月举行的“全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华语语系文学与离散写作”研讨会后表示，命名华语语系文学的目的有二：一是急切地希望替海外或者是广义的华文文学作出一个名副其实的描述，二是集合学者引出相关话题的讨论。李凤亮：《“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及其操作：王德威教授访谈录》，《花城》2008年第5期。
[37] 作为中国在亚洲的唯一成功邻邦日本，文言一致被认为是“为建立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的事项”，参见[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页。这一革新从“废汉”入手，幕府末期前岛蜜提出《汉字御废止之义》，并不是为了突出民族意识而消除汉文化“影响的焦虑”，而是因为普及国民教育“尽其可能用简易之文字文章”。“日语假名学会”（1883年7月）“罗马字学会”（1885年1月）的结成正是在所谓鹿鸣馆时代，柄谷行人认为，发生于这段时间的文言一致运动主要是从文字本身来考虑的，出于对文字新概念的认识：“引起幕府反译方前岛蜜注目的是声音性的文字所具有的经济性、直接性和民主性。他感到西欧的优越在于声音性的文字，因此，认为实现日语的声音文字化乃是紧迫的课题。”（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36页。）由日本效应而对中国留学生或知识精英产生改造汉字/汉语以更适应于文化普及的心理暗示，应当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
[38] 率先引入佐哈尔复系统理论来分析文学的马华旅台学者张锦忠1995年发表《文学史方法论：一个复系统的考虑；兼论陈瑞献与马华现代文学系统的兴起》，此后有《中国影响论与马华文学》（1998）、《台湾文学复系统中的马华文学》（2001）等文章谈论马华文学面临的复系统结构与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