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交错

在茅盾的实际革命经历中，1927年的庐山“脱党”事件为人所熟知。而往往不被注意的是，茅盾也是见证了最初建党的中共早期党员。1920年陈独秀潜装赴沪，约见陈望道、李汉俊、李达和茅盾，商谈沪版《新青年》事宜。同年5月陈独秀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7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正式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后来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茅盾即由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组织[37]。

另外，同其早期小说中许多参加革命的主人公身份一样，茅盾本人也是国民党党员，并以跨党分子身份亲历了国民革命。1923年11月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正式开始国共合作，吸收中共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而日后的所谓“改组派”要回归的，正是国民党历史上的这次重要改组。当时还设立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等国民党高层分别担任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部长，毛泽东、恽代英、邵力子则分任其秘书。而茅盾时任中共上海执委委员[38]。1925年孙中山逝世，在北京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并于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另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此，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恽代英，组建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茅盾任国民党该特别党部执委会宣传部长，并被上海市国民党党员大会选为代表，于1926年1月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由此开始了和汪派的最初接触。

正是在广州召开的这次国民党二大之后[39]，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部长，毛泽东任代理宣传部部长，陈公博亦当选中央执委。会后茅盾留在广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由汪精卫统辖，直接受毛泽东领导，并居住在毛泽东寓所，代毛泽东编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机关报《政治周报》，与汪精卫在工作中接触密切。1926年2月16日毛泽东称病外出考察之际，茅盾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项事务，并赴汪精卫家宴，见证汪精卫调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孙文主义学会”左右之争的努力[40]。“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开始有限度地清共，汪府遭蒋介石派兵包围监控。茅盾回沪前再去汪精卫府上辞行，即将被迫出走海外的汪精卫对茅盾颇为感慨[41]。4月茅盾回沪后仍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密机关——上海交通局主任[42]，负责广州国民党中央与上海及北方的文件往来等事务，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43]，并与汪精卫保持通信[44]。而汪精卫在1928年5月18日给林柏生的回信中称，自“中山舰事件”后出国至1927年3月回国前“绝少与国内外同志通讯”[45]，却与茅盾保持通信，足见汪精卫“失意”之际对茅盾的在意。而两人再度共事革命，则是在1927年的武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国民政府于年底迁往武汉。1927年初茅盾被派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则是中共建党元老施存统。4月茅盾开始接替高语罕编辑汉口《民国日报》，高语罕随后成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秘书长。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但报社社长为董必武，总经理为毛泽民，编辑部还有宋云彬等人，其宣传内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与国民党新任宣传部部长顾孟余控制的武汉《中央日报》，分别成为当时两党各自中宣部的喉舌[46]。

就在茅盾接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的同时，“中山舰事件”后已被排挤到海外的汪精卫，于1927年4月初从法国经莫斯科见斯大林后回沪，与蒋介石就“容共”/“清共”问题谈判未果，遂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独自与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坚持国共合作，随即回到武汉主持国民政府。“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汪精卫再次成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共同拥护的领袖。汪蒋之争，一时之间也就成为对革命“正统”的争夺。宁汉对立时期，蒋派与上海的金融资本合作，企图对武汉实行金融封锁，甚至损害实业发展[47]；汪派则主张发展实业，向金融界颁布《集中现金条例》以应对武汉货币流通问题[48]。中共与汪蒋各自在政策上的差别、分歧甚至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也隐含着左中右立场之争。茅盾作为“跨党分子”这段在武汉国民政府工作的革命经历，无疑成为日后《子夜》中汪派政策的最初来源。赵伯韬对益中的金融封锁，以及吴荪甫试图集中家乡的现金甚至抵押房产与赵伯韬决战的情节，无不笼罩着宁汉对立的影子。

而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在湖南等地农民运动“过火”的问题，令许多地主出身的北伐将领恼怒，例如唐生智的部下——湖南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就曾被拉去游街。汪精卫的及时归来与宁汉对立，“把本来已经尖锐化的工农运动‘过火’问题暂时压了下去。汉口《民国日报》整版整版地刊登讨伐蒋介石、号召东征的消息和文章”[49]。汪精卫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也在此时期不断发表文章，用三民主义讨论怎样建设既“非资本主义”而又“不是和俄苏一样”的国家[50]，其实表达了与南京蒋派和中共中央都不完全相同的立场。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召开，决议继续土地革命，但要保护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并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农民革命是与国民革命不可分开的”。对此，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名义发表三道训令，“一方面是整理已发展的工农运动，一方面是切实领导工商业者进一步更密切的加入革命战线”[51]，将国民革命定性为工农与工商业者、小地主、革命军人的联合。汉口《民国日报》的“紧要新闻”版必须刊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各种布告、命令、训令，以及国民党要人的讲话，并与之配合撰写社论[52]。5月20日、21日、26日，茅盾分别就汪精卫的训令专门发表了三篇社论《巩固农工群众与工商业者的革命同盟》《工商业者工农群众的革命同盟与民主政权》《整理革命势力》，表达了对汪精卫所阐释的国民革命的认同：“中央执行委员会屡次宣言，国民革命的目的在建立工商业者与工农群众的民主政权”[53]，茅盾在社论中将联合左右、整理革命势力，作为“我们的出路”[54]。而《子夜》中多次讨论危难之际资本家与工人谁更该多作牺牲的问题，呈现了协调工农与工商业者利益的难题，同样源自茅盾本人在武汉的革命经历，甚至就是他本人当年社论的生动演绎。

汉口《民国日报》并无记者，新闻都由各地工会、农协供稿，刊登了大量罢工与土地革命的新闻，涉及了许多所谓“过火”问题，尤其是店员工会[55]和商民协会[56]的过激革命行为，与工商业者之间形成了较为尖锐的冲突。茅盾不仅在当时以社论的方式表达了对汪精卫“同盟”说的认同，而且在后来的小说创作《动摇》中[57],“描写主人公方罗兰陷身武汉政府里左右翼分子的斗争里”[58]，也采用了这些“不能披露的新闻访稿”[59],“不赞成店员对于店东的激进做法，更反对店东与反动派勾结，希望工商业者与工农一起成为革命的同盟”[60]。

而这最后的同盟，却在夏斗寅叛变与长沙“马日事变”，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五月指示）的不断冲突中走向破灭。武汉国民政府方面唐生智、张发奎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河南后，6月汪精卫与冯玉祥的郑州会议，预示着曾经的容共领袖终于走向分共[61]。等待跨党分子的，是留在国民党内与礼送出境之间的抉择。

茅盾作为国民党员参与国民革命的经历，不仅为他早期革命小说提供了大量素材，更为他后来的左翼文学创作如《子夜》等提供了独特视角。而茅盾对国民革命的“留别”，则成为他一切创作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