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怀旧书写的心理机制与文化渊源考察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怀旧意识所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重返母体——家园、童年、故乡与人类原初状态——的愿望。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类自降生以来就有一种想重回母亲子宫里的强烈冲动，而一切回归的意识与行动都不外乎是这一本能冲动的延伸与扩展。他认为：“生命的目标必定是事物的一种古老的状态，一种最原始的状态；生物体在某一时期已经离开了这种状态，并且它正在竭力通过一条由其自身发展所沿循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挣扎着回复到这种状态中去。”[5]“他发现了人的最基本动力之一，即永远依附于母亲，也就是永远依附于子宫，依附于自然，依附于前个体、前意识的存在的愿望。”[6]对伴随“成年的恐惧”（弗洛姆语）的人类而言，唯有安全而温暖的母体，才能够慰藉心灵，抚平创伤，为惊惶与苍凉的生存提供立足之点与栖息之地。从这一意义上说，怀旧是现代人对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的精神家园与心灵栖息地的期待与回归。而对往昔温情脉脉的缅怀，对未被尘事浊世玷污的过往的极度向往，则是人类在疲惫的现代生涯中的一度精神还乡。

然而，这种对过往的追怀常常有意无意地偏离了事实真相，带有强烈的主观虚幻色彩。我们关于家园、童年、故乡与人类原初状态的回忆在很大程度上被自我记忆所遮蔽。弗洛伊德指出：“遮蔽性记忆的内容是属于童年的最早年的部分的，而心理经验被它所替代，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几乎都是潜意识地在发生着作用。”[7]“所谓的童年回忆并不真是记忆的痕迹，而是后来润饰过了的产品，这种润饰承受多种日后发展的心智力量的影响。所以，令人‘朦胧’的童年回忆不只进一步扩展了‘遮蔽性记忆’的意义，同时它也和民族神话、传说的累积有着令人注目的相似之处。”[8]人类常常会为了当下的情感与心理需求而有意无意地扭曲关于过去的记忆，当然，这种扭曲在绝大部分时候是无意识的。于是怀旧书写的镜像功能也就呈现出来了：“整个过去都被遗忘、被轻视，它的全部领域如一条黑暗而连绵的河流一样流走，只有几个色彩斑斓的事实之岛升到水面上来。”[9]浮现在记忆黑域中的事实亮点，只是人们所愿意回忆的被删改、整合、修饰乃至遮蔽的所谓“历史真相”。显而易见，此历史非彼历史，笔者将这种回忆中的所谓“历史真相”，称为心理历史。也许对我们而言，心理现实与心理历史的重要性要远远胜过真实的现实与真实的历史。陶渊明对桃花源的天真梦想（《桃花源记》）、水浒英雄对梁山泊的热切向往（《水浒传》）、巴尔扎克对没落贵族的欣赏与叹惋（《人间喜剧》）、普鲁斯特对似水年华的温情追忆（《追忆似水年华》）、沈从文对湘西神话世界的痴痴沉迷（《边城》系列小说）、陈忠实对民族秘史的深入探究（《白鹿原》）、王安忆对旧上海优雅精髓的不倦追寻（《长恨歌》）、贾平凹为故乡竖碑立传的耿耿衷情（《秦腔》）……莫不建构在对心理历史理解的基础之上。但由于心理历史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其在为创作主体提供心理抚慰与情感慰藉的同时，自然无法完全承担起创作主体所寄予其间的所有期冀，一定程度上的幻灭也因此而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人类对精神家园的不倦追寻与探索，为令人窒息的龌龊现实凿开了一个极其微小的通风口，“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佳境顿现眼前。对往昔的回忆，是对现实的暂时中断与反叛，是人类灵魂较本真、较高尚的一方要求净化、要求纯粹的具象化表现方式。无论是仅仅希求过往的点滴慰安，是略带淡淡伤感的心满意足的追怀，还是往事不堪回首偏回首的无可奈何，无一例外，人们都具有怀旧的文化与心理惯性。渴望超越的心灵力求挣脱现实的枷锁，不绝地向上飞升。这一潜意识在人的记忆黑域中冲突奔腾，疯狂地寻找着突破口，终于，各种欲望由“怀旧”这一人类灵魂的薄弱点喷薄而出。一个又一个往事片段的闪回，仿佛一道道紫金色的闪电划破记忆暗夜的长空，绚烂夺目，却又转瞬即逝。正因为其不可久留，不可再得，才显得那般的余味悠长，那般的可珍可贵。透过怀旧的窗口，穿越时间的隧道，借着回忆这一束强光，窥视过往的记忆，昔时、昔人、昔景，将一一重现眼前。是喜？是悲？唯亲历者自知。“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将油然而生。其实，又岂止是人非，物也早已不是当年的物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真乃千古至言。怀旧时慷慨悲凉也好，柔肠寸断也罢，而其最终的结局，却是惊人的一致——除了幻灭，还是幻灭。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们对那不可再现的过往的回忆，往往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无尽的依恋与惋惜。往事早已灰飞烟灭，其踪迹更是渺不可寻。那海市蜃楼般的往事，是那般的可望而不可即。疲惫的现代人，也只好凭借这虚幻的景象来暂时地安慰自己那伤痕累累的灵魂，也算慰情聊胜于无罢。

值得注意的是，怀旧，除了显在的对昔日的缅怀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潜在意蕴——对现状的不满。毫不夸张地说，追怀过去的心理，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不如意的基础之上的。对现实生存处境的陌生不适与抵触反感，以及丧失既得利益的无可奈何与被排除在主流生活之外的尴尬失落，铸就了一代又一代失意者“往后看”的执着习惯。“今非昔比”的共同感慨，是频频震响在怀旧这一旋律中的最强音。对这群失意者而言，现实的舞台既已失去，前程的辉煌似乎也无可瞻望，他们将目光投向那被有意无意粉饰过的过去，寻求一种心理依托，聊以慰藉那一颗颗茫然仓皇的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怀旧书写不仅具有可靠的心理学依据，同时也自有其文化渊源。在我国文学史上，怀旧作为一个文学母题，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如“小人怀土”（《论语·里仁》）；“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陶潜《和郭主簿诗》）；“结欢随过隙，怀旧益沾巾”（杜甫《奉赠萧二十使君》）……系列考察一下我国千百年来的文学传统，我们不难发现，自有诗三百、屈子赋骚以降，怀旧书写就成为我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一翼。秦汉之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以及近现代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均蕴含了分量极重的怀旧因子，其文化渊源可谓源远流长。对此，宇文所安在其颇有影响的专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的往事再现》中有着精辟的论述：“中国古典文学渗透了对不朽的期望，它们成了核心主题之一；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到处可以看到同往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既然我能记得前人，就有理由希望后人会记住我，这种同过去以及将来的居间的联系，为作家提供了信心，从根本上起了规范作用。就这样，古典文学常常从自身复制自身，用已有的内容来充实新的期望，从往事中寻找根据，拿前人的行为和作品来印证今日的复现。”[10]宇文所安在此抓住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核心范畴——追忆，或者说怀旧，为我们研究现代社会转型语境下百年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出发点与参照系。从纵向的史学线索来看，出仕的传统使得中国传统优秀文人士子大都远离故乡而谋官他乡，从而使得怀乡成为我国的一大文化传统。

从横向的主题表达来看，现代社会转型语境下百年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主题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其一，现代人“无家可归”生存境遇下的家园意识；其二，叛逆与归乡两难抉择下的乡土情结；其三，现代生存挤压下意欲重返母体的童年情结；其四，基于修复碎片化生存的个人身份与民族文化重建；其五，消费社会中被置换成消费符号的怀旧情愫。显而易见，怀旧书写的兴盛常常与时代、社会的急剧转型直接相关。现代社会转型期中国作家所面临的境遇，与雅斯贝尔斯在《当代的精神处境》中所言如出一辙：“与以前那些时代的人相比较，今天的人类可说是连根拔起；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过存在于一个其历史已被决定而且继续变动的处境中。这种处境，就仿佛存有的基础已经瓦解。”[11]当一个时代、社会与前一时代、社会发生明显断裂的时候，怀旧书写就会兴盛起来。从西方的文艺复兴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屡屡发生的以复古为旗号的文学改革运动，均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复兴、复古运动其实质都是立足于当下、着眼于将来的。哪怕是带有浓厚中世纪牧歌情调的英国湖畔派诗人的消极浪漫主义诗歌，其着眼点也在于为当时的人们摆脱生存困境，寻觅到一方精神圣土。此外，除却具有普泛性的时代社会影响之外，特殊的个人命运的跌宕也是导致怀旧文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屈原之于《离骚》、李煜之于《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李清照之于《声声慢·寻寻觅觅》、曹雪芹之于《红楼梦》、鲁迅之于《故乡》，均导因于个人命运的前后反差。

从现代社会转型期百年中国文学怀旧书写的当下背景来看，自20世纪初到21世纪，这百余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奇特亦极富戏剧性的时期之一。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从文化到思想到行为，均呈现出与传统的惊人断裂趋势。在一个时代呈现出如此遽然断裂的时刻，“我们仔细思量，世界要怎样才能被理解，怀疑每一阐释的真确性；而且在生命及对生命的意识每次表面统一之后，都隐现出真实世界和我们所知世界的区别”。[12]在形式上统一中国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解体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其存亡发展问题、建立何种政权问题、文化取向问题等，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推向了思维与语言的极限状态。1919年前后，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领军人物，高举启蒙的大旗，以狂飙突进之势，激荡起风起云涌的时代思潮。鲁迅等人对五四启蒙的反思几乎是伴随五四文化运动而生的，其文化与性格张力给其怀旧文本带来多声部交相融合的丰富内蕴。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现代都会主义文学作家在热衷于为上海谱写都市奏鸣曲的同时，又唱响了追怀传统的调子。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日军侵华、国土大面积沦丧之际，抗战文学应运而生，解放区、国统区、沦丧区三区并存，文学领域也因此而被迫一分为三，甚至还因之产生了具有特殊地域色彩与边地风情的东北流亡文学。不可忽视的是，在救亡的主旋律下却始终低回着怀旧之音——炮火连天中老舍的怀旧巨著《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问世，在上海孤岛的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一时红遍上海滩，远在香港的萧红则写出了富有个体生命印记的《呼兰河传》；时间推进到了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新启蒙的质疑与反动而诞生了诗化哲学引领下的寻根派文学；随着20世纪90年代多元文化语境的形成，文学也从聚焦于国事民瘼转向了包括怀旧书写在内的多元书写；不可忽视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当代文学书写的消费文化属性也日益引人瞩目。

诚如前文所言，社会环境的剧变往往是导致怀旧情绪产生的直接因素，结合当时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我们就会明白，近百年来中国文学之所以具有浓厚的怀旧倾向，也是在所难免的了。然事随境迁，其与我国古代历久不衰的怀旧传统自然也就有着不同的质素——崭新的现代质素。怀旧，在现代作家那里，已不仅仅是羁旅情愁、见月思亲、迎风洒泪、悲秋伤春、感时伤怀等单薄的内容，更包括了忧国忧民的厚重内涵。大都或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中国现代作家，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同时，自觉担负起了思考民族的前途命运、重建民族品德以及积极呼唤人性复归的历史重任，试图建立起属于自己民族的整体性文化体系。但无可回避的是，也正如一位学者曾一针见血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引进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时候，落掉了最重要的一个要素——自由。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被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重任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很大的程度上忽略了自我本体的救赎，忽略了构成抽象的民族国家的正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体的人本身。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太过于胶着现世，而缺乏对时空、生命、爱情、宗教等永恒命题的形而上的哲学探索，因而显现出一种浓厚的形而下色彩。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见出了中西怀旧文学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