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衰政的阴影

经过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和辽太宗耶律德光两位皇帝的努力，奠定了辽朝立国的基本统治观念。但是此后的辽世宗、辽穆宗两位皇帝荒于理政，将辽朝政治带入了衰政的阴影之下。

一 辽世宗的不为和乱为

辽世宗耶律阮（918—951年），小字兀欲，耶律倍长子，即帝位后用天禄年号，在位五年，在内政方面较少作为，在对外方面则表现为乱作为，并死于部下的叛乱。

（一）帝位之争

耶律倍从东丹国逃往后梁，并未招来耶律德光的憎恨。耶律倍被杀后，耶律德光更是善待其子耶律阮，并于大同元年（947）封耶律阮为永康王。

大同元年四月，耶律德光死于北返途中，立即有人开始鼓动耶律阮继承帝位，耶律阮知道述律皇太后希望立耶律德光之弟李胡为帝，所以没有自立为皇帝的勇气。宿卫大臣耶律安抟特别对耶律阮上言：“大王聪安宽恕，人皇王之嫡长；先帝虽有寿安（耶律德光长子耶律璟被封为寿安王），天下属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断，后悔无及。”耶律安抟还放出了李胡已死于军中的谣言，并希望得到北、南两院大王的支持。北院大王耶律洼明确表示：“吾二人方议此事。先帝尝欲以永康王为储贰，今日之事有我辈在，孰敢不从！但恐不白太后而立，为国家启衅。”南院大王耶律吼更明言：“天位不可一日旷，若请于太后，则必属李胡。李胡暴戾残忍，讵能子民。必欲厌人望，则当立永康王。”耶律安抟即对两位大王说道：“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为储副，况永康王贤明，人心乐附。今天下甫定，稍缓则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残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在三人的共谋之下，形成了拥立耶律阮为帝的决定，耶律洼还向各部将领宣示：“大行上宾，神器无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长，天人所属，当立；有不从者，以军法从事。”在耶律洼、耶律吼、耶律安抟的支持下，耶律阮于大同元年四月在镇阳即皇帝位（以下称“世宗”）。[102]

为了彰显继承帝位的合法性，世宗先制造了一个耶律德光的遗言：“先帝在汴时，遗我一筹，许我知南朝军国。近者临崩，别无遗诏。”后来又制造了先帝遗制：“永康王，大圣皇帝之嫡孙，人皇王之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允归，可于中京即皇帝位。”[103]实际上，有了主军、主政大臣的支持，所谓“先帝遗制”无论真假，不过是装饰门面的东西而已。

耶律李胡在太宗朝已经被立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实际上是内定的皇位继承人。述律皇太后听到世宗即位的消息后，立即派遣耶律李胡率军前往征讨，但是被世宗属下的军队击败。世宗随即率军北上，与述律皇太后所领军队在潢河相遇。为避免两军交战，大臣耶律屋质往返于两军之间，并最终促成了双方的和解。其过程错综复杂，可转录有关记载于下。

时屋质从太后，世宗以屋质善筹，欲行间，乃设事奉书，以试太后。

太后得书，以示屋质。屋质读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愿竭死力。若太后见疑，臣虽欲尽忠，得乎？为今之计，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速战，以决胜负。然人心一摇，国祸不浅，惟太后裁察。”

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书示汝？”

屋质对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孙，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长策，与永康王和议。”

太后曰：“谁可遣者？”

对曰：“太后不疑臣，臣请往。万一永康王见听，庙社之福。”

太后乃遣屋质授书于帝（世宗）。帝遣宣徽使耶律海思复书，辞多不逊。屋质谏曰：“书意如此，国家之忧未艾也。能释怨以安社稷，则臣以为莫若和好。”

帝曰：“彼众乌合，安能敌我？”

屋质曰：“即不敌，奈骨肉何？况未知孰胜？借曰幸胜，诸臣之族执于李胡者无噍类矣。以此计之，惟和为善。”

左右闻者失色。帝良久，问曰：“若何而和？”

屋质对曰：“与太后相见，各纾忿恚，和之不难；不然，决战非晚。”

帝然之，遂遣海思诣太后约和。往返数日，议乃定。

始相见，怨言交让，殊无和意。太后谓屋质曰：“汝当为我画之。”

屋质进曰：“太后与大王若能释怨，臣乃敢进说。”

太后曰：“汝第言之。”

屋质借谒者筹执之，谓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圣？”

太后曰：“立嗣圣者，太祖遗旨。”

又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禀尊亲？”

帝曰：“人皇王当立而不立，所以去之。”

屋质正色曰：“人皇王舍父母之国而奔唐，子道当如是耶？大王见太后，不少逊谢，惟怨是寻。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如此何敢望和，当速交战！”掷筹而退。

太后泣曰：“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荼毒，疮痍未复，庸可再乎！”乃索筹一。

帝曰：“父不为而子为，又谁咎也。”亦取筹而执。左右感激，大恸。

太后复谓屋质曰：“议既定，神器竟谁归？”

屋质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顺天合人，复何疑？”

李胡厉声曰：“我在，兀欲（世宗）安得立！”

屋质曰：“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之立，尚以为非，况公暴戾残忍，人多怨讟。万口一辞，愿立永康王，不可夺也。”

太后顾李胡曰：“汝亦闻此言乎？汝实自为之！”乃许立永康。

帝谓屋质曰：“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

屋质对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上喜其忠。[104]

述律皇太后还特别对李胡说了一段痛心的话：

昔我与太祖爱汝异于诸子。谚云：“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妇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105]

耶律屋质以亲情大义、顺应天意、立嫡任贤等说法排解矛盾，使世宗与述律皇太后达成和解，帝位之争落下帷幕，辽朝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内部厮杀，述律皇太后亦随之退出了辽朝的政治舞台。

（二）政局不稳的阴霾

世宗坐稳帝位之后，于大同元年（947）九月举行柴册礼，接受臣僚所上的“天授皇帝”尊号，追尊耶律倍为“让国皇帝”，改大同元年为天禄元年，并大赦天下。[106]在柴册礼上，世宗作了一个选贤任能的政治表态。

皇帝诣高阜地，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皇帝遣使敕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当选贤者。冲人不德，何以为谋？”群臣对曰：“臣等以先帝厚恩，陛下明德，咸愿尽心，敢有他图。”皇帝令曰：“必从汝等所愿，我将信明赏罚。尔有功，陟而任之；尔有罪，黜而弃之。若听朕命，则当谟之。”佥曰：“唯帝命是从。”[107]

天禄四年（950）二月，在南面官下正式建立政事省。对于耶律德光从汴梁带回辽朝的礼乐器等，世宗没有加以利用，在礼仪上依然遵从耶律德光时的旧制。[108]

世宗与耶律倍一样“慕中华风俗”，所以注重任用后晋降臣尤其是文臣理政，但是“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109]，未能使契丹贵族信服，于是不断有人掀起叛乱。

天禄二年正月，萧翰勾结耶律天德、耶律刘哥、耶律盆都等人密谋以进酒的机会刺杀皇帝，耶律石剌将其密谋报告世宗，世宗预有准备，抓捕耶律刘哥、耶律盆都等人，经耶律屋质审讯核实后，将耶律天德处死，萧翰因为是皇帝的妹夫（娶阿不里公主），只是处以杖责，耶律刘哥、耶律盆都则被放逐到边远地区。[110]

天禄三年正月，萧翰、阿不里又与耶律安端密谋废掉皇帝，另立新君，亦因被人告发而失败，世宗下令处死萧翰，阿不里公主则囚死于狱中。[111]

辽军主力北返后留在中原的统军将领耶律麻答“贪滑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妇女，必夺取之”；“出入或被黄衣，用乘舆，服御物”，并大言不惭地表示：“兹事汉人以为不可，吾国无忌也。”耶律麻答的残暴行为带来了中原地区的连续反叛，辽军占据的地方纷纷失守，耶律麻答逃回国内，不仅不检讨自己的恶行，还强调是“因朝廷征汉官致乱耳”，世宗即将其鸩杀。[112]

朝廷政局不稳，一方面是因为世宗过于懦弱，不敢高调地树立皇帝的威严，因为对于尚武的辽朝而言，他毕竟没有什么武功可以夸耀；另一方面，世宗在文治方面也没有突出的表现，不作为的政治姿态确实难以使臣僚信服。

（三）出征中原带来的悲剧

世宗即位后，中原地区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后汉王朝被郭威所建立的后周王朝所替代，后汉王朝的余裔建立北汉国，向辽朝皇帝称侄，世宗则册封了北汉皇帝，并于天禄五年（951）九月率大军南下，进攻后周。

耶律安端之子耶律察割一直有自立为皇帝的野心，但极善于伪装，以揭发耶律安端等手段获取了世宗的信任。耶律屋质敏锐地看出耶律察割包藏祸心，即向其发出了警告。

察割以诸族属杂处，不克以逞，渐徙庐帐迫于行宫。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察其奸邪，表列其状。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称屋质疾己，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无此，何至泣耶！”察割时出怨言，屋质曰：“汝虽无是心，因我过疑汝，勿为非义可也。”他日屋质又请于帝，帝曰：“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屋质曰：“察割于父既不孝，于君安能忠！”帝不纳。[113]

不仅是世宗不相信耶律察割会谋反，其他大臣如萧塔剌葛，亦认为察割谋反不过是一个笑话。

或言泰宁王察割有无君心，塔剌葛曰：“彼纵忍行不义，人孰肯从！”他日侍宴，酒酣，塔剌葛捉察割耳，强饮之曰：“上固知汝傲狠，然以国属，曲加矜悯，使汝在左右，且度汝才何能为。若长恶不悛，徒自取赤族之祸！”察割不能答，强笑曰：“何戏之虐也！”[114]

耶律察割一方面寻找时机，另一方面积极拉拢契丹贵族为己所用。如贵族耶律海里的母亲已参与密谋，但耶律海里坚决拒绝，所以未被牵涉进反叛事件之中。[115]耶律察割还请求有名的卜算者魏璘为其卜卦，魏璘在卜算后告诉他：“大王之数，得一日矣，宜慎之。”[116]

耶律察割并未因此终止叛乱的计划，先是准备在皇帝前往太液古宴饮时动手，但没有机会下手。待皇帝亲率大军南下到归化州（今河北宣化）的祥古山时，举行了祭祀让国皇帝耶律倍的典礼，典礼之后的饮宴，君臣皆醉，耶律察割与耶律盆都（已从边远地区返回）等人率兵进入行宫，杀死皇太后和世宗以及甄皇妃、萧塔剌葛等人，耶律察割随即自立为皇帝，并囚禁了皇后萧撒葛只和不听命于他的大臣。[117]

辽朝建立后第一次弑君事件引起了极大震动，未参与密谋的贵族和大臣很快显示出三种态度。

第一种是静观事变发展，不采取任何行动，耶律安抟就是持这种态度的代表性人物。[118]

第二种是以投机的心态介入事变，如时任南京留守的耶律牒蜡，在醉酒后被其妻扶入耶律察割的帐幕，遂乘势倒向了察割一边；时任六院大王的耶律朗，虽然在事变发生之后立即派人率军前往事发地点，但明令部下“当持两端，助其胜者”[119]。

第三种是立即组织力量“讨贼”，以伸张正义。事变发生时，耶律屋质侥幸逃出行宫，“亟遣人召诸王，及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耶律屋质向寿安王耶律璟进言：“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将谁事，社稷将谁赖？万一落贼手，悔将何及？”这实际上是告诉耶律璟，“平逆”和继承帝位均在此一举。耶律璟采纳了他的建议，准备出兵平叛，“诸将闻屋质出，相继而至”，以突袭的形式包围了耶律察割的叛军。[120]

耶律察割随即经历了由成功到失败的快速历程，并凸显了叛逆者的张狂和无耻。

至夜，（耶律察割）阅内府物，见玛瑙碗，曰：“此希世宝，今为我有！”诧于其妻，妻曰：“寿安王、屋质在，吾属无噍类，此物何益？”察割曰：“寿安年幼，屋质不过引数奴，诘旦来朝，固不足忧。”

其党矧斯报寿安、屋质以兵围于外，察割寻遣人弑皇后（萧撒葛只）于柩前，仓惶出阵。寿安遣人谕曰：“汝等既行弑逆，复将若何？”有夷离堇划者委兵归寿安王，余众望之，徐徐而往。[121]

察割谋乱，官僚多被囚系。及寿安王与耶律屋质率兵来讨，诸党以次引去。察割度事不成，即诣囚所，持弓矢胁曰：“悉杀此曹。”

（耶律）敌猎进曰：“杀何益于事？窃料屋质将立寿安王，故为此举，且寿安未必知。若遣人借此为辞，庶可免。”

察割曰：“如公言，谁可使者？”

敌猎曰：“大王若不疑，敌猎请与罨撒葛同往说之。”

察割遣之。寿安王用敌猎计，诱杀察割，凡被胁之人无一被害者，皆敌猎之力。[122]

最终“手刃”耶律察割的是时任武定军节度使的耶律娄国。[123]在事变中持前两种态度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元人修《辽史》时，指辽世宗耶律阮为“中才之主”，“然而孝友宽慈，亦有君人之度”。世宗确实是个矛盾型的人物，从内心讲他有按中原王朝模式治国的追求，但外在表现上又希望承继和发扬先皇的武功，而在具体行动上则缺乏缜密的思考，在不为和乱为之间摇摆，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皇帝难于驾驭群臣的政治生态中产生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乱象。君主的懦弱性格和矛盾心理可能带来政治悲剧，辽世宗就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

二 辽穆宗的怠政与暴虐

辽穆宗耶律璟（931—969年），小字述律，太宗耶律德光长子，即帝位后用应历年号，在位十九年，总体呈现的是“怠政”观念。

（一）“睡王”之政

天禄五年（951）九月，耶律璟在耶律屋质等人的扶持下即皇帝位（以下称“穆宗”），改元应历，并接受了群臣所上的“天顺皇帝”尊号。

穆宗刚即位就“诏朝会依嗣宗皇帝（耶律德光）故事，用汉礼”；应历三年（953）三月，又“诏用嗣圣皇帝旧玺”[124]。这并非显示他对“汉礼”或“汉制”情有独钟，只是表明在制度层面回归太宗时的做法。一个可作为辅证的例子就是穆宗废罢了耶律阿保机时设立的“钟院”，“穷民有冤者无所述”[125]。在用人方面，穆宗更是全面排斥与世宗耶律阮有关的贵族和大臣，如耶律安抟“以立世宗之故，不复委用”；耶律吼已去世，对于其子耶律何鲁不，亦“以其父吼首议立世宗，故不显用”[126]。

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本可以悉心治国，大展宏图，但穆宗适得其反，“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127]。于是出现的怪现象是皇帝“不视朝”“不听政”屡屡见于记载，而偶尔的“视朝”也被当作稀罕事记录下来。至于疯狂的饮酒和游猎，更是多见于记载，可列举几例。

应历八年（958）秋七月，猎于拽剌山。迄于九月，射鹿诸山，不视朝。

应历十一年四月，射鹿，不视朝。

应历十三年正月，昼夜酣饮者九日。九月，以酒脯祭天地，复终夜酣饮。十一月，猎，饮于虞人之家，凡四日。

应历十四年十一月，宴饮达旦，自是昼寝夜饮。

应历十六年九月，以重九宴饮，夜以继日。十二月，幸酒人拔剌哥家，复幸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第，宴饮连日。

应历十七年十一月，司天台奏月食不亏，上以为祥，欢饮达旦。

应历十八年正月，宴于宫中，不受贺。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二月，幸五坊使霞实里家，宴饮达旦。五月，重五，以被酒不受贺。获鹅于述古水，野饮终夜。与政事令萧排押、南京留守高勋、太师昭古、刘承训等酣饮，连日夜。

应历十九年正月，宴宫中，不受贺。立春，被酒，命殿前都点检夷腊葛代行击土牛礼。与群臣为叶格戏。醉中骤加左右官。自立春饮至月终，不听政。[128]

穆宗也知道醉酒、游乐、喜怒会影响朝政，所以特别向臣僚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慎刑罚，应历七年（957）十二月穆宗特别向大臣下诏：“有罪者，法当刑。朕或肆怒，滥及无辜，卿等切谏，无或面从。”二是慎政务，应历十九年（969）正月穆宗向太尉化哥下诏：“朕醉中处事有乖，无得曲从。酒解，可复奏。”当然，穆宗也还是有较为清醒的时候，如女巫肖古用男子胆做延年药方，“不数年，杀人甚多”，穆宗认清了其虚妄，于应历七年四月下令将其射杀。[129]

有这么一位“怠政”的皇帝，朝政本该混乱不堪，幸好有两位能干的辅政大臣，一位就是穆宗即位后被任命为北院大王的耶律屋质，另一位是被穆宗任命为南院大王的耶律挞烈。耶律挞烈升任南院大王后，“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在治所不修边幅，百姓无称，年谷屡稔”。正如后人所记：“时耶律屋质居北院，挞烈居南院，具有政迹，朝议以为‘富民大王’云。”[130]后来萧韩家奴将穆宗称为“贤主”，就是因为他认为“穆宗虽暴虐，省徭轻赋，人乐其生”[131]，而这恰是辅政大臣带来的政绩。

（二）失地不惊不辱

穆宗即位之后，北周、北汉和南唐都曾派遣使者来通好。穆宗支持北汉和南唐与后周对抗，后周则不时派军北上攻辽和北汉，辽军亦经常南下攻掠，中原又陷入常年的战乱之中。

后晋降臣李澣先被任为翰林学士，穆宗即位后任工部侍郎。李澣的兄长李涛在后周任翰林学士，李澣即致书李涛，指出辽朝皇帝不作为已带来了国势的衰颓：“今皇骄騃，惟好击鞠，耽于内宠，固无四方之志。观其事势，不同以前。亲密贵臣，尚怀异志。即微弱可知，不敢备奏，一则烦文，一则恐涉。为身计大好，乘其乱弱之时，计亦易和，若办得来讨唯速，若且和亦唯速，将来必不能力助河东者也。”[132]李澣的建议未被后周皇帝采纳，他即准备逃往后周，但是未能成功，被抓捕后数次自杀未果。穆宗欲处死李澣，被大臣劝阻。李澣后来撰写了《太宗功德碑》的碑文，得到穆宗赏识，并因此恢复了职位。[133]

应历九年（959）在辽朝的对外关系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辽朝一直保持关系的南唐，在看到穆宗难有作为之后，杀掉了辽朝的使者，两国关系从此断绝。[134]二是后周军队大举北上，攻占了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和瀛、莫二州。对于边地失守，穆宗毫不在意，并明确表示：“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135]有这样的皇帝在位，再现辽朝的雄风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于依附于辽朝的北汉，穆宗则表现出了极为骄横的态度，不仅要求北汉的皇帝必须由辽朝皇帝册封，还要被册封的“儿皇帝”向辽朝输送各种贡品和物资粮草。[136]应历十年（960），赵匡胤废后周幼帝，自立为帝，建立宋朝，北汉虽然要依靠辽朝的支持与宋朝对抗，但是“北汉地狭产薄，又岁输契丹，故国用日削”，北汉皇帝刘钧对辽朝皇帝的态度有所变化，不像以前那样“每事必禀之”，穆宗乃向刘钧发出了责备的诏旨。

尔先人穷来归我，我先兄天授皇帝待以骨肉。洎余继统，益修前好。尔父即世，我用命尔即位柩前，丹青之约，我无所负。尔父据有汾州七年，止称乾祐，尔不遵先志，辄肆改更。李筠包藏祸心，舍大就小，无所顾虑，姑为觊觎，轩然举兵，曾不我告。段常尔父故吏，本无大恶，一旦诬害，诛及妻子，妇言是听，非尔而谁？我务敦大义，曲容瑕垢，父子之道，所不忍渝。尔宜率德改行，无自贻伊戚也。[137]

刘钧“得书恐惧”，急忙派使者前往辽朝修好关系，并增加了对辽的供奉。穆宗则以扣留北汉使者作为回应，使得北汉“文武内外官属悉以北使为惧”，但还是保持了支持北汉的基本态度。应历十八年（968）和十九年，穆宗又先后册立了刘继恩、刘继元两位北汉皇帝，并帮助北汉击败了赵匡胤对北汉都城太原的围攻。[138]

（三）虐杀带来的恶果

穆宗不好女色，正如有人所记：“帝体气卑弱，恶见妇人。居藩时，述律太后欲为纳妃，帝辞以疾；即位后，嫔御满前，并不一顾。朝臣有言椒房虚位者，皆拒而不纳。左右近侍、房帷供奉率皆阉人。”[139]但是他有极为暴虐的一面，就是常态化地虐杀近侍。

穆宗应历十二年（962），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剌秃里年未及之女，以法无文，加之宫刑，仍付秃里以为奴，因著为令。十六年，谕有司：“自先朝行幸顿次，必高立标识以禁行者。比闻楚古辈，故低置其标深草中，利人误入，因之取财。自今有复然者，以死论。”

然帝嗜酒及猎，不恤政事，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鹘雉之属亡失伤毙，及私归逃亡，在告逾期，召不时至，或以奏对少不如意，或以饮食细故，或因犯者迁怒无辜，辄加炮烙铁梳之刑。甚者至于无算，或以手刃刺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且命筑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余人，京师置百尺牢以处系囚。

及海里之死，为长夜之饮，五坊、掌兽人等及左右给事诛戮者，相继不绝。虽尝悔其因怒滥刑，谕大臣切谏；在廷畏懦，鲜能匡救，虽谏又不能听。当其将杀寿哥、念古，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谏曰：“寿哥等毙所掌雉，畏罪而亡，法不应死。”帝怒，斩寿哥等，支解之。命有司尽取鹿人之在系者凡六十五人，斩所犯重者四十四人，余悉痛杖之。中有欲置死者，赖王子必摄等谏得免。已而怒颇德饲鹿不时，致伤而毙，遂杀之。季年，暴虐益甚。[140]

在皇帝的淫威下，多数大臣只能缄口自保，如被耶律屋质视为贤才的耶律贤适就因为“朝臣多以言获谴”，乃“乐于静退，游猎自娱，与亲朋言不及时事”[141]；对于穆宗的“湎酒嗜杀”和“用刑多滥”，辅政大臣萧思温“无所匡辅”，身居要地的萧护思也是“惴惴自保，未尝一言匡救”[142]。

被皇帝杀怕了的近侍终于难以忍耐，不得不作出过激反应。应历十九年（969）二月，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在穆宗酒醉后，将其刺杀于行宫，嗜杀的皇帝以自食恶果的结局退出了辽朝的政治舞台。

辽朝历史上的暴君并不多见，穆宗耶律璟算是一个，尽管他所虐杀的主要是内侍，较少涉及大臣和百姓，但这样的行为给朝政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所以后人经常以他作为“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的反面君主典型，[143]告诫人们不要在思想观念和理政行为上重蹈其覆辙。

辽朝前期的五十余年中，在统治观念上出现的由“立国观”（耶律阿保机）和“强国观”（耶律德光）向“弱政观”（辽世宗）和“怠政观”（辽穆宗）的重大转变，展示的是契丹人在由游牧国家转向中原王朝的历史巨变中，在政治思想层面有过从进步到退步的波动。政治思想的退步，固然与辽世宗和辽穆宗未全面理解治国要义有密切关系，但还需要注意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是辽世宗和辽穆宗的能力缺陷，两人都不具有“政治强人”的特质，无法延续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的“强人政治”思想和作为；另一方面是辽世宗和辽穆宗的性格缺陷，懦弱和暴虐的性格会滋长乱政和暴政倾向，成为继续推行善政的巨大阻力。集中在君主身上的能力和性格缺陷，会被放大为朝政的失序，影响国家的正常发展，辽世宗和辽穆宗就是较为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