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太史公自序》解读
【序论】
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曰：“盖《自序》非他，即史迁自作之列传也。无论一部《史记》，总括于此；即史迁一人本末，亦备见于此。……其文势，犹之海也，百川之汇，万派之归，胥（xū都）于是乎此也。又史迁以此篇教人读《史记》之法也。凡全部《史记》之大纲细目，莫不于是粲然明白。未读《史记》以前，须将此篇熟读之；既读《史记》以后，尤须以此篇精参之。文辞高古庄重，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是史迁一生出格大文字。”[1]
今人吕思勉说：“书之有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一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史记》之《自序》，《汉书》之《叙传》，既述作书之由，复逐篇为之叙列，可谓兼此二义。”（《史通评·内篇序传》）[2]
《自序》的主要内容有五。一是追述自己家族的世系（世代相承的系统），突出“司马氏世典周史”；史公作史，具有悠久的家族传统和深厚的史学渊源，是继承和发扬先祖的遗业和光荣。二是载录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这是孔子所谓“君子疾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之意。三是叙述自己主要的人生遭遇，史公与父亲执手流涕而接受临终嘱托的情景尤为动人，发愤著书的精神令人振奋。四是表明著作《史记》的法则、目的和意义，即以《六艺》为法，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事业。五是概要叙述《史记》的五种体例与写作各篇的主旨。
【原文】一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1]，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2]。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3]，悯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4]，乃论六家之要指曰[5]：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6]，直所从言之异路[7]，有省不省耳[8]。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9]，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10]，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检而善失真[11]；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12]，赡足万物[13]。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4]，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15]，绌聪明[16]，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17]。
【注释】
[1]太史公：司马谈。天官：天文星历。[2]道论：道家学说。[3]建元、元封：武帝年号。建元（前140—前135）；元封（前110—前105）。元封元年，司马谈去世。[4]师悖：各从一师之说而不能通达诸家之学。悖（bèi），惑。[5]司马谈是一位精通诸家之说的宏博之士，《论六家要指》综论阴阳、儒、墨、法、名、道家的要指和得失。[6]六家之说皆用于治理国家。[7]直：只。各自的说法不同。[8]省（xǐng）：明白。[9]祥：吉凶之先兆。过分讲究祥瑞灾异，忌讳众多。[10]《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11]检：限制，拘束，拘于礼数、名分。[12]无形：没有一定的样式和规则。道家之心虚静，不形成自己的先见和成见，而因顺事物本身的情况，故能穷究事物的实情，“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论六家要指》）。[13]赡（shàn）：足。事物皆能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14]撮（cuō）：摘取。[15]去健羡：去掉刚强、贪欲，以柔弱、知足自守。[16]绌聪明：绝圣弃智。绌，通“黜”。[17]《论六家要指》：“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讲解】
司马谈论五家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但独推崇道家，兼五家之长而去其短。《论六家要指》：“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道家所谓法则，即内心虚静而不形成固定的样式和法则，以因顺万物的本性，让万物的本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实现。此所谓“无物被排挤法则”“无人被排挤法则”[3]。
钱锺书说：“按司马谈此篇以前，于一世学术能概观而综论者，荀况《非十二子》篇与庄周《天下》篇而已。荀门户见深，伐异而不存同，舍仲尼、子弓外，无不斥为‘欺惑愚众’，虽子思孟轲亦勿免于‘非’‘罪’之诃（hē）焉。庄周推关尹、老聃者，而豁达大度，能见异量之美，故未尝非‘邹鲁之士’，称墨子曰‘才士’，许彭蒙、田骈、慎到曰‘概乎皆尝有闻’；推一本以贯万殊，明异流之出同源，高瞩遍包，司马谈殆闻其风而悦者欤。……是以谈主道家，而不嗜甘忌辛、好丹摈素……盖有偏重而无偏废，庄周而为广大教化主，谈其升堂入室矣。”[4]
【原文】二
太史公既掌天官[1]，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2]，耕牧河山之阳[3]。年十岁则诵古文[4]。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5]，窥九嶷[6]，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7]，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8]；厄困鄱、薛、彭城[9]，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10]，还报命。
【注释】
[1]太史令的职责：主管天文星历，解释灾异，主卜筮之事，记录重要的人事等。[2]龙门：龙门山，在今陕西韩城东北，即大禹治水时开凿的龙门山。[3]河山之阳：河之北，山之南。河，黄河。[4]古文：秦之小篆、大篆与六国的文字，相对于今文隶书。[5]禹穴：今浙江绍兴会稽山上有孔，名为禹穴，相传禹葬于此。[6]九嶷：九嶷山，在今湖南道县东南，相传舜葬于此。[7]在齐临淄、鲁曲阜讲习儒学。[8]乡射：儒家所讲习的古礼。州（乡）官于春秋两季，在乡学里召集乡民按照一定的仪式举行饮酒和射箭。峄（yì）：峄山。[9]鄱（pí）：在今山东滕县。薛：战国时齐国孟尝君的封地，在今山东滕县南。彭城：楚汉时项羽的国都，在今江苏徐州。[10]略：巡行。邛（qióng）、笮（zé）：地名，在西南夷。
【讲解】
司马迁，字子长，名迁。从下至上曰“迁”。《诗经·伐木》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孟子·滕文公上》曰：“今也南蛮
（jué）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时在景帝（前156—前141），夏阳人（今陕西韩城）。迁生于龙门，即大禹治水时开凿的龙门山，黄河之水从龙门山奔涌而下，一泻千里。地势风光壮阔而神奇。李白《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有助于培养司马迁之气壮与好奇尚异的个性。
他十岁开始学习古文。当时，大多数书籍是用古文写成的，如《尚书》《左传》等。在十岁至二十岁之间，他跟随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儒林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他从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推见至隐，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董仲舒，孝景时为博士。《儒林列传》曰：“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
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在他父亲的安排下，到全国各地游历考察。他饱览祖国的壮丽山河，访寻历史人物的遗迹，收集历史资料，调查民生疾苦。清人顾炎武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日知录》卷二十六）《五帝本纪》曰：“学者多称五帝，尚（久）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多为寓言、神话），缙绅先生难言之。……余尝西至空桐（崆峒，在今甘肃高台县西南，黄帝传道于此），北过涿（zhuō）鹿（黄帝、尧、舜之都城），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其风俗受到他们道德教化的影响，本来就不同寻常）。”他至齐鲁之都，观孔子的遗风流韵。《孔子世家》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zhī恭敬）回留之不能去云。”《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淮阴侯列传》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樊郦滕灌列传》：“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这些丰沛集团的主要人物，起事之前不过是狱吏、屠狗和卖缯之徒，并没有特异的表现；他们哪里知道后来因跟随刘邦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德流子孙呢？这就如同苍蝇附千里马之尾而行千里，《伯夷列传》谓“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
元狩四年（前119），司马迁因父任，仕为郎中。郎中是皇帝的侍从人员。当时是大汉最兴盛的时期，武帝正当壮年，故巡行、祭祀之类的活动甚多。司马迁随从武帝到过许多地方。
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夷，对西南各地作了一次大的游历和考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原文】三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1]，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2]，故发愤且卒[3]。而子迁适使返，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4]。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5]，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6]。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7]。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8]，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9]。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10]，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11]。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12]，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13]。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14]，建于明堂[15]，诸神受纪[16]。
【注释】
[1]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封禅（shàn）泰山。[2]与（yù）：参与。[3]且：将要。[4]典：主管。[5]根据《封禅书》，西周初年（前11世纪），成王封禅泰山；秦始皇也曾封禅泰山，但汉家不予承认。从周初至武帝时大约有九百年，举其成数曰“千岁”。[6]以上数句见于《孝经·开宗明义》。[7]后稷：周的始祖，其次是公刘、太王（古公亶父）、王季、文王、武王。《诗经·大雅》有五篇周民族的史诗，即《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赞颂了周之祖先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8]修旧起废：整理旧有的，振兴崩坏的。[9]则之：以之为准则。[10]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春秋》记事止于此年。《公羊传》曰：“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jūn）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11]史记：泛指史书。放绝：散失断绝。[12]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为太史令。[13]
（chōu）：缀集。石室金匮：皇家的藏书之地，太史令可以往来阅读；这是司马迁著作《史记》的最大机缘之一。匮，柜。[14]天历：太初历。太初元年（前104），汉家废秦历而实行太初历。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司马迁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15]明堂：明政教之堂。在明堂举行颁布新历法的典礼。[16]受纪：接受新历法。
【讲解】
元封元年，武帝封禅泰山。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在泰山下梁父除地以祭，报地之德，故曰禅。封禅乃是汉家的重大事情。其必要条件有二：一是易姓为王，二是太平盛世。封禅的目的在形式上是报答天地诸神的功德；实质上是表明王朝受命于天而有神圣性、合法性，同时颂赞盛世的豪迈和风流。武帝及群臣皆热衷于封禅，以为是千年之一遇的盛事。司马谈病重于洛阳，司马迁匆匆从西南赶回。作为主管文史星历的太史令，司马谈要陪侍天子封禅且承奉重要的职责，但他到洛阳时因病停留下来，他悲愤交集：“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司马谈对汉家的封禅盛事是肯定和赞颂的，因不能参加封禅活动而抱恨去世。学人多认为，司马迁不赞成武帝的封禅之事，以之为浮夸和虚妄。《封禅书》：
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司马谈在元封元年去世，临死之际，谆谆教诲：“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孝始于侍奉自己的父母，此亦是小孝；中于事君，以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这亦是中孝；最终立身，即立德、立功、立言，以扬名于后世，自己的父母也得到尊显，这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司马谈勉励司马迁通过立言以立身扬名，且立言要效法周公和孔子。司马迁俯首流涕，答应了父亲的临终要求。
元封三年，司马迁为太史令。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著作《史记》。
【原文】四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1]：‘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2]，正《易传》[3]，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4]。”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5]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6]。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7]。’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8]。’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9]，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10]。《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11]。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12]。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13]。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14]，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15]。”
【注释】
[1]先人：司马谈。[2]绍明世：继承周公、孔子的事业而说明世代的变易。[3]以《易传》之道为正。《易传》为孔子所作，以阐明天道。[4]继承和发扬周公、孔子的事业，何敢自谦，当仁不让。[5]董生：董仲舒。《汉书·董仲舒传》：“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6]壅（yōng）：阻塞。[7]王事：王道，即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8]空言：抽象的议论性文字。行事：具体的历史事实。[9]人事之纪：人伦之理。纪，理。[10]万物：万事。[11]本：仁义。[12]经和权之对立统一：以经为主，以权为辅；权反经而合于善。[13]被之空言：遭受舆论的谴责和诛伐。[14]为臣下所干犯。[15]以上数句采自贾谊《陈政事疏》。
【讲解】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五百年有王者兴，圣王之道将不断地传承下去。孟子和司马迁自谓名世者（辅助圣王的贤臣，而名于一世），能承担传扬圣王之道的责任。这表现出他们“舍我其谁”的自信与自觉承担圣人之道的责任感。宋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孟子的话语中带有不得志于世的叹息，但司马迁豪情万丈，充满了自信。
司马迁作《史记》，以“六艺”为法则。
司马迁论述了孔子作《春秋》之目的与《春秋》的性质和功用。其一，孔子是处于周之衰世而作《春秋》，即《春秋》是衰世之造。其二，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即对政治权势的理性批判精神。其三，《春秋》是“其事”与“其义”的结合。《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并予以是非褒贬。其四，《春秋》具有拨乱反正的重大作用。其五，《春秋》是礼义之大宗。礼治重视礼义的道德教化，潜移默化地培养人的善心，而使人自觉地行善。礼义的教化是在人犯罪之前。法治重视刑罚的惩处，其施行是在人犯罪之后。法治的效用明显、迅疾；礼义教化的功用是缓慢的，效果不太显著。司马迁的一番言论，把《春秋》神圣化、经典化，他作《史记》是继承孔子作《春秋》的事业。
【原文】五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1]，当一王之法[2]。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3]，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4]。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5]，受命于穆清[6]，泽流罔极[7]，海外殊俗，重译款塞[8]，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9]，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10]，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注释】
[1]空文：以褒贬的言论而立礼义的标准。[2]当：托。当一王之法，即“以《春秋》当新王”，孔子受命为新王，以制《春秋》之义，作为新王朝的法典；孔子是素王，而不是实际掌握天下的统治者；《春秋》是一个象征的新朝代，汉是实际的新朝代；因此，《春秋》为汉立法，《春秋》之道是汉之政治制度的大经大法。[3]不想径直否定壶遂的说法，姑且先肯定之，以减损拒斥的语气。[4]作：兴起。[5]武帝和公卿大臣皆认为汉承黄帝为土德，黄帝受到特别尊崇，当时出现了土德的符瑞：元鼎元年，汾阳巫得宝鼎，谓是黄帝的宝鼎；迎黄帝宝鼎于中山，“有黄云盖焉”；元鼎五年，拜太一，“是夜有美光，及屋，黄气上属天”（引文皆见于《史记·封禅书》）。汉为土德是众望所归、众心所向。《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6]穆清：天。皇权受命于天。[7]罔（wǎng）极：没有穷尽。恩泽流向四方，没有止境。[8]重译：经过几重翻译的使者，说明使者来自遥远之国。款：叩。远方的使者叩塞门来服从。[9]掌其官：为太史令。[10]述：记录和叙述；作：创立和创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后世认为孔子是作。司马迁自谦自己作史，也是“述而不作”。
【讲解】
司马迁闻董生说，《春秋》是衰世之造，其基本精神是讥讽和批判乱世的政治权威，所谓“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其功用是拨乱反正；他作史以《春秋》为法则，是继承孔子的事业。这引起了汉之君臣的嫌疑：首先，《春秋》是衰世之造，而《史记》是作于大汉的盛世；其次，《春秋》拨乱反正，贬斥乱世的大逆无道；《史记》应主要歌颂汉之君臣的德业。司马迁作了言不由衷的辩说：《春秋》不独是刺讥，也是褒扬；《史记》作于盛世，主要是歌颂帝王功臣的德业，而刺讥是次要的。
【原文】六
于是论次其文[1]。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2]，幽于缧绁[3]。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4]：“夫《诗》《书》隐约者[5]，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6]，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7]。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8]，故述往事，思来者[9]。”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10]，自黄帝始。
【注释】
[1]司马迁于太初元年著作《史记》。[2]天汉二年（前99），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为之辩护，下狱，天汉三年（前98）受宫刑之辱。[3]缧绁（léi xiè）：身处牢狱。缧绁，捆绑犯人的绳索。[4]深惟：深思。[5]隐约：欲遂其志之思，而不能显言。[6]羑（yǒu）里：地名。[7]大抵（dǐ）：大都。[8]不得通其道：没有表现其志意的路径或方式。[9]叙述往前行事，思来人知自己的心志。[10]武帝获麟在元狩元年（前122），司马迁比于孔子作《春秋》而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实际上，司马迁著《史记》迄于太初年间（前104—前101）。
【讲解】
这段文字又见于《报任少卿书》。司马迁阐述了“发愤著书”的思想。文王、仲尼、屈原、左丘、孙子等皆陷入了人生的困境中，他们没有死节，而是忍辱求生；但他们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在困境和耻辱中奋起著书。通过空文，一方面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悲愤，希望将来的人知道自己的心志；另一方面通过发愤著书，既表现自己坚强不屈的生命意志，又以文采传于后世而立言不朽。
天汉三年，司马迁出狱后，为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曰：“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司马迁忍辱负重，继续著作《史记》。
征和二年（前91），《史记》完成，司马迁写《报任少卿书》，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痛定思痛，悲歌慷慨。
《太史公自序》概要地叙述《史记》一百二十九篇的大旨。
【原文】七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1]。周道废，秦拨去古文[2]，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3]。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4]，《诗》《书》往往间出矣[5]。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6]。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7]。曰：“呜呼！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8]！钦念哉！”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9]，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10]。并时异世[11]，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山川鬼神，天人之际[12]，承敝通变[13]，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14]，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15]，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16]，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17]，俟后世圣人君子[18]。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注释】
[1]汉家认为，秦命短祚，不能成为一个朝代，是“闰”，故汉家接周之末业。[2]秦焚毁用先秦古文字写成的书籍。[3]玉版：刻文字于玉版。[4]文学：学术。彬彬：美盛的样子。[5]间出：断断续续地出来。[6]靡不：无不。[7]纂（zuǎn）：继承。[8]钦念：郑重记之。钦，敬。[9]王迹所兴：王者之业是如何兴起的。[10]科条：分类条理。[11]同时因年历、世代不同，而难以明辨。例如公元前476年，是周元王元年，齐平公五年，楚惠王十三年。[12]天人之际：指《封禅书》。[13]承敝通变：指《平准书》。[14]毂（gǔ）：车轮的中心部分，有圆孔，可插轴（zhóu）。共：拱。众星同绕北辰，诸辐咸拱一毂，以像诸侯重臣尊辅天子。[15]扶义：以义自持。倜傥（tì tǎng）：卓异非常之人。[16]厥协、整齐：整合。传（zhuàn）：解经的作品。[17]正本藏于名山，副本留于京师；藏于名山以备亡失，留于京师以便播传。[18]等待后世君子观览。《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讲解】
司马迁简述了《史记》五种体例所形成的全书构造。他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控御历史，安排历史，使历史在这五种体例中得到突出、关联、完整的体现。
征和三年（前90）之后，司马迁的事迹湮灭无闻。他的卒年，《汉书》没有记载。《汉书》本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史记》的公布在汉宣帝时期。
司马迁大概卒于前86年，一生与武帝相始终（前87年，武帝去世）。
【总论】
从唐代之后，司马迁的声名越来越大；到现代，他的人格及其《史记》“与日月争光可也”。但是，司马迁生前备受耻辱，名声扫地；他无声无息地死去，没有人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也没有人记载他死后家族的兴衰，只知他有个女儿；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史记》虽出，但并没有受到重视，他的声名不显，是如此的寂寞和萧条！《史记索隐序》曰：“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梦李白》二首）
《汉书·司马迁传》：
赞曰：自古书契[1]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穆。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2]，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3]。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集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4]，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5]。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6]，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7]，此其所蔽也[8]。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9]，质而不俚[10]，其文直，其事核[11]，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12]，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13]。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14]。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注释】
[1]书契（qì）：文字。[2]不经：非经典所说。[3]颛顼（zhuān xū）：五帝之一。[4]采经摭传：摘取经传的材料。摭（zhí），取。[5]抵梧（dǐ wǔ）：抵牾，抵触。[6]处士：安贫乐道的儒生。奸雄：违禁犯法的游侠。[7]《货殖列传》曰：“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8]蔽：蒙蔽，遮蔽。《荀子·解蔽》曰：“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9]辨而不华：明辩而不浮华。辨，辩。[10]俚：鄙。[11]核：坚实。[12]洽：广博，周遍。[13]《报任少卿书》自陈己志，抒写悲愤，确实不谬。[14]寻其伤悼的原因，不过是遭遇谗言，而见疑、被谤，与《小雅·巷伯》所抒的忧愤相类。
【讲解】
这是班固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总体评价。首先他认为，《史记》所载录的历史材料丰富，司马迁博极群书，涉猎广博，是很勤奋和辛劳的。其次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材，《史记》是“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再次指出，《史记》在材料的运用上粗略，也有矛盾和抵触之处；批评司马迁的是非观念与圣人颇有不同。最后感叹司马迁遭极刑，幽而发愤，与《小雅》的怨刺之作相类，而未能“既明且哲，能保其身”。
关于班固对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的批评，学人多为司马迁辩白。一是班固误把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当作司马迁的作品，故有“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批评。司马谈对儒等五家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唯独对道家给予全面的肯定。二是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以儒侠相对，儒者不论是仕宦显达还是安贫乐道（处士），皆能名扬后世；但侠者“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而湮灭不闻。司马迁颇为侠者不平，而并非贬斥处士。三是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指出人的本性是追逐货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如实地记录事势的必然和固然，并不表示他的价值追求。“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jù，酒食），饮食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我们认为，班固的批评确有道理。圣人即孔子。司马迁尊崇儒家，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但司马迁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不迷信孔子，而对孔子也有所批评。司马迁对道家人物老子、庄子多有批评，也肯定其思想的价值。要之，对于学术权威，司马迁不是一味地迷信，而是敢于理性地批判。
班固悲慨，司马迁如此“博物洽闻”，但不能“既明且哲，能保其身”，而遭遇极刑。可见，知之未必能行之；从知到行，尚须一跃。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此种悲叹。《老子韩非列传》：“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韩非《说难》，言游说人君详备，但自己终死于此。这大概包含四层意义：一是人的智力有限，并不能应付繁复的社会政治生活；二是知与行难以合一；三是在险恶困窘的人生中，人往往失去命运的主体性；四是社会人生具有非理性和荒诞性，你的意志及行为与结果并不能构成因果关系。班固最终也是死于狱中，不能自免，时年六十一岁。范晔《后汉书·班彪传》：
论曰：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wěi wěi，不倦的样子）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jié，目光短浅）也！
范蔚宗责迁、固皆不能明哲保身，而他自己最终也陷于刑戮。这是专制政治下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命运，不能作论人之资。
【补论】
根据《汉书·杨敞传》记载，司马迁的女儿嫁给了杨敞；杨敞在昭帝时任丞相，封安平侯，谨慎畏事。
杨敞，华阴人也。给事大将军幕府，为军司马，霍光爱厚之，稍迁至大司农。元凤中，稻田使者燕仓知上官桀等反谋，以告敞。敞素谨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闻。苍、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辄言，故不得侯。后迁御史大夫，代王
（xīn）为丞相，封安平侯。
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征即位，淫乱，大将军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王更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曰：“此国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更衣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遂共废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余，敞薨，谥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庙，益封三千五百户。
忠弟恽，字子幼，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擢为左曹。霍氏谋反，恽先闻知，因侍中金安上以闻，召见言状。霍氏伏诛，恽等五人皆封，恽为平通侯，迁中郎将。
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史记》由他而宣布。杨恽因遭受口语之祸而贬为庶人，后写《报孙会宗书》，宣帝读而恶之，被腰斩。
唐褚遂良《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碑（见于韩城司马祠内），叙述司马迁有侍妾随清娱之事。
永徽二年（651）九月，余判同州道，夜静坐于西所，若有若无，犹梦犹醒，见一女子，高髻盛妆，泣谓余曰：“妾，汉太史司马迁之侍妾也。赵之平原人，姓随名清娱。年十七事迁，同游名山大川，携妾于此，会迁有事去京，妾缟居（gǎo，穷困而居）于同，后迁故，妾亦忧伤寻故，葬于长乐寺之西。天帝悯妾未尽天年，遂司此土，代异时移，谁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将主此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铭墓，以垂不朽。”余感寤铭之。铭曰：嗟尔淑女，不世（不世出）之资。事彼君子，弗终厥志，百年亿年，血食于斯。
清娱能知遇司马迁，确有不世之才，但命运悲惨，中道永诀，不遂其志，寄寓他乡，望断良人，遂伤悼而夭死，但死而不亡，可谓至情之人。“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红楼梦》第五回）其事未必是实，但其情是真。读其碑文，令人感慨伤情。盖情之所至，可以忘事之虚实。《牡丹亭》写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其事虽幻想浪漫，但其情一往情深。《牡丹亭》作者题词云：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柳梦梅）即病，病即弥连（一病不起），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冥墓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第（只）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情之真未必事理之真，“第（只）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1] 参见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597页。
[2] 参见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49页。
[3]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4] 钱锺书：《管锥编》（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18—6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