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文本解释（代序）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博极群书，贯通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他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全身心地投入《史记》的著述中。但他命运多舛。天汉二年，他为李陵辩护，而遭下狱、受宫刑的奇耻大辱。面临生死抉择的重大困境，他写下震烁千古的名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少卿书》）
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1]
司马迁忍辱求生，发愤著作《史记》，展现出崇高的生命尊严与坚强不屈的自由意志。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少卿书》）正是《史记》这部伟大著作，司马迁才能永垂不朽，重于泰山！这激励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在穷厄中发愤有为，以立德、立功、立言而称名于后世。
《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起黄帝，下讫太初，突显了大一统的历史观，“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史记》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之宏大的五体结构，控御历史，安排历史，使历史得到突出、关联、完整的体现。宋代史学家郑樵说：“使百代之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曰：“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文史通义·申郑》）
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我们读《史记》，知司马迁其人其事其思，论其所生活的时代，未尝不垂涕，“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
研究司马迁《史记》的基本方法有二：一是义理研究的方法，二是文献研究的方法。
其一，义理研究的方法，重在阐释《史记》文本的思想意义。但不少研究者往往抛开《史记》文本，空言义理思想；有时从《史记》文本中“断章取义”地征引片段材料，且对征引的文本材料也缺乏深入的理解，以致流于虚说。
其二，文献研究的方法，着力于《史记》文本之文字的训诂、名物制度的训释等，属于清人所谓训诂、考据的范围。这种研究方法仅涉及《史记》文献表层的解释，无法深入《史记》的思想世界。首先抄录《史记》的一篇原文，然后对其字词句作出训释。训释完毕，任务就完成了，似乎读者因此也可把握文本的义理思想，所谓“训诂明，则打基础在训诂上的义理也明”。殊不知，从训诂到义理尚需一跃。一方面训诂注释是零碎饾饤，往往破碎大义。另一方面，谈义理固然要细读原文而通训诂、考据，但解释者要更进一步，深入发掘文本中的思想内涵，从而由对古典注释走向对义理思想的把握。徐复观说：“古人的思想，保存在遗留的文献里面。要了解遗留的文献，如文献的本身有问题，当然需要下一番训诂、考据的工夫。在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争论。但仅靠训诂、考据，并不能把握到古人的思想。在训诂、考据以后，还有许多重要工作。”[2]牟宗三说：“殊不知义理训诂乃是两层。训诂有训诂之义法，义理有义理之义法。训诂只是解字，非解《庄》解《老》也，其于义理根本尚未着边，漫然以为解字即是明理，贸然由训诂以推定解不解。此不但己盲，亦盲古人。此是由盲抹杀学问，封闭学问。”[3]
本书力求把文献研究的方法与义理研究的方法结合起来。
第一，以《史记》文本为中心。文本的细读，是本书的中心内容，保证我们讲述历史人物故事的根源性、可靠性、真实性。读者只有在文本的细读中，才能穿越历史的时空，真切地体验、感受和把握历史人物的生命和生活。一方面重视文本之字词句与名物制度的精确训释，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地深入发掘文本的义理思想。有的学者空言思想，如果涉及字词句的训释，就出现错误，这是“硬伤”。有的学者训释详细、明白，或者不愿谈思想，总认为谈思想是空谈，主观性较强；或者不善于谈思想，一谈思想即荒谬可笑。
第二，文本的训释集中于疑难的字词句，力求精要、准确、明白，重在会通文本的大义。晋人郭象《庄子注》：“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义，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至，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4]
第三，本书的解释体例如下。
开始有“序论”，主要提示本文的基本特点，激发读者细读本文的兴趣。
在中间，把《史记》本文分成若干个段落，分别进行注释、讲解，以“原文”“注释”“讲解”这一顺序。“原文”按顺序分列为“原文一”“原文二”等，“注释”“讲解”即置于其下。“注释”是对字词句的训释。“讲解”，重在阐释文本的义理思想。
在后面，有“总论”“补论”：“总论”，概括或突出本文的重要思想；“补论”，是补充本文的内容。
《史记》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著作。其所涉及的人物有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传记的主要人物是帝王将相等政治人物，也有孔子、孟子等学术人物。因此，传记的人物基本上是历史中的英雄。英雄，即不平凡的人物，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具有独特的个性与传奇的人生。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任少卿书》））
本书突出《史记》英雄传记的故事性。英雄人物的故事曲折，有其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司马迁是一个讲故事者，我们要接着司马迁讲好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因为故事最具有生动性、趣味性、艺术性，能感人至深。我们要突出英雄传记的文学性。《史记》首先是历史文本，叙事的基本方式是历史性的叙事，而又交融着文学性的叙事，所谓“史有诗心”“史有文心”。我们要突出《史记》文本的思想性。《史记》主要记录历史人物的事迹，以叙述和解释为主，也有不少议论的文字，表现了司马迁之哲学的沉思。
本书运用西方解释学的一般理论，创新地诠释司马迁的《史记》。
一是重视诠释的循环，包括文本之部分与整体的循环，从而融会贯通地把握文本的思想内涵；还包括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循环，即文本不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而是与解释者的视域构成“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关系。笔者结合时代背景、自我的思想和情感，而阐释司马迁的《史记》。同时，在《史记》的解读中，司马迁之坚强不屈的品格、“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求知精神、幽怨悲伤的情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幸命运，深深地影响着笔者，有的已内化到笔者的生命和生活中。
二是重视解释学的应用功能。我们对任何文本的解释，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一开始就受到现实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制约。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强调了理解和应用的统一，理解文本总是知道如何把这种文本的意义应用于我们现实的具体境域和问题中；但是，应用不是理解之后才开始的过程，也不是那种先理解、然后再把理解的东西应用于现实的所谓的应用，而是应用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的活动。[5]因此，解释在任何时候都包含一种旨在对过去和现在进行沟通的具体应用，应用功能表现了解释学与时俱进的品格。本书通过对《史记》文本的解释，由古典的《史记》文本走向现实的社会、政治和人生，以开掘其现实和超越的意义。
三是重视解释学的“突出”观点。解释者对文本的解释总是“突出”某些内容，这是前见和先见所发生的作用，陶渊明谓“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我们讲解《史记》的义理思想时，总是重点突出某些内容，因为我们在此方面具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深切的体验，故不遗余力地阐发。
四是根据西方哲学解释学的观点，文本没有所谓的原意（一元性），文本的意义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解释者不是被动地复制文本的原意，而是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文本的意义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文本常释常新。这肯定了解释者在解释文本过程中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观性。解释者的解释，当然带着他的历史性和主观性。我们对《史记》文本的解释，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己的思想倾向、人生情趣、审美取向等。不过是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有的程度较浅，即“无我之境”；有的浸染较深，即“有我之境”。笔者倒更喜欢那些较深地融会了解释者人生感受的作品。陈寅恪晚年的作品，例如《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包含着他浓厚的人生感慨与身世的坎坷不幸，读来凄婉动人。陈先生在《论再生缘》文中，屡将自己与陈端生相对照。他觉得自己的思想、遭遇几乎与陈端生一样，都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绝世才华命偏薄”。他说：“偶听读《再生缘》，深感陈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并赋两诗，附于篇末，后之览者倘亦有感于斯欤？”[6]我们喜爱《史记》，而不太喜爱《汉书》，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汉书》主要叙述史实，较为客观，其主观情绪渗透不深，难以见出班固的志趣；而《史记》在“实录”的基础上，流动着司马迁较为浓烈的思想情感。
本书所选择的文章，一是侧重于《史记》中思想内容比较丰富深刻的篇章，例如《外戚世家》《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游侠列传》等；这些篇章的意义丰赡而深微，注者一般只是训诂文本的字词句。二是侧重于《史记》中所传的学术人物，例如《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叔孙通列传》《公孙弘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这些篇章的故事性不强，但学术内容丰富，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特大。注者一般不选择这样的篇目。三是侧重于英雄人物的传记，例如《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张耳陈余列传》《刺客列传》等，这些英雄人物在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具有传奇的人生。我们与生俱来都有崇尚英雄的天性，“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刘禹锡《蜀先主庙》）。
本书是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成果。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司马迁的死亡之思》，多年来先后发表了十几篇关于司马迁《史记》的学术论文。2005年9月，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开设“《史记》导读”课程。在一面教学、一面科研的基础上，对司马迁《史记》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学生的反映和评价良好，也得到同仁的肯定和称扬，这加强了我的信心，并转化为力量，而写成此书，于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作，继续开设这门课。岁月流逝！我教“《史记》导读”课程已有十七年，本书之初版逾今也有十三年。在此期间，我在教学、科研中发现了初版的一些错误与不当之处。因此，我对初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撤去了初版中四篇论文《司马迁的死亡之思》《司马迁对法家人物悲剧命运的表现和评价》《论司马迁价值评价的片面性》《司马迁“天命”“命”的思想》，增加了《留侯世家》《伍子胥列传》《刺客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四篇传记，对初版中十六篇讲义进行较为详细的修改。初版中《后记：“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依然保留，算是表明当初自己的一点心迹。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时光流逝了十几载，人事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我也接近耳顺之年，但依然初心未改——做一个大学的老师，认真教学，安心科研。“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陶渊明《饮酒》）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不仅仅是谋生和获得名利的手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也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我要真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资助出版本书！我要真诚感谢编辑刘芳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2022年7月28日
[1]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51页。
[2]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3]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73页。
[4]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页。
[5]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240页。
[6] 陈寅恪：《论再生缘》，载《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