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李浩

1983年至1990年间，海燕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当他上研一时，适逢我兼任该系研究生秘书。因为彼此专业不同，当时接触不是很多。他是张华先生的高足，在校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不想毕业之后，竟主讲起古代汉语课，继而以诗联文体研究为自己的学术方向。在他任教的学校里，汉语言文学专业并非核心专业，但海燕仍能坚持一介书生的理想，更在一个专业学者较少涉足的冷门领域长期坚守，乐此不疲，实属难能可贵。

明清两代，联手如云，既涉三教九流，更多文人身影。文学史上，李渔以曲安身，郑燮以诗名世，曾国藩以文开派，三人各擅胜场，却均有名联传世。对此，若从戏曲、诗词、古文分别研究之，想必不无意义，并有所收获。同时，明清对联是带着实用化和民间化的特征崛起的，这就提示我们，一方面应理解文学史在接纳它们时的审慎态度，另一方面，不妨寻找新的综合性的视角考察它们。在此意义上讲，《对联通论》一书从命名到架构，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此次增订版，作者在原来的对联“简史”“性状”“格律”“修辞”“创作”“书法”基础上，增加了对联“学习”“学术”两个章节，“简史”等新意迭出，“学习”等具有开拓性。全书不仅说明了何谓“对联文体”，还将对联与其他文艺形式或学科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拟议中的对联学科所辖内容，都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对于对联界中人，这是一个“自画像”；对于非对联界中人，这不啻一幅认识对联、了解对联生态的学术“地图”。

海燕为了深入研究对联，用功甚勤。对于联史上“第一副对联”的考察和辨析，就是其中一例。此外，摘录对联书籍和报刊中的重要信息，并以合适的方式，在自己的成果里予以注明，本是现代学者的必做功课；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在《对联通论》（第一版）出版前的同类的联书里，大都没有脚注和尾注。凡需要引文时，有的只给一简单夹注，有的将注解与正文混同一处，还有的对引文出处不做任何说明。本书从一开始就做了尾注，增订版又按照新要求变成脚注，这是遵守学术规范的具体表现，值得肯定。

海燕在西北大学读硕士生时，其具体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毕业后任教，除了汉语类课程，还讲授了“比较文学”“汉字与书法”“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大众传媒技术”等十几门课程。面对昔日所学与当下所教，海燕都能注意汲取其中的营养，包括观念、史料、方法诸方面，并让它们惠及自己的对联研究。譬如，将对联划归“对文”之于古代汉语，“缺类研究”之于比较文学，“把关人”之于传播学，县衙楹联分析之于古代文化，“现象写作”之于西方现代文化。最为显豁的，恐非“对联书法”一章莫属。无论是选配图片、识读文字，还是讲解联墨环节、介绍清代楹联书法，都体现出一个曾经的书法教师的眼力和学养。海燕还自学过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并身体力行，多次做田野调查。这在“四大民俗对联创作”一节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调查及其所得，使他不再像治联伊始那样，一味地立足文学而高声呐喊，而是尽可能地去理解民间传统。当然，理解不等于完全认同。在本书中，作者给予民间对联创作以极大的同情，但也不是没有保留。尤其是当面对渐成规模的对联创作队伍及其作品时，作者依旧显示出自己此前的冷静与客观。

对联创作由来已久，但科学的对联研究尚属年轻，需要不断开拓。我在这方面没有系统思考过，实践也很少。现在，海燕约我为其《对联通论》（增订版）写序，看到当年年轻的朋友在学术上成长起来，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愿借机谈点自己的读后感。希望海燕能结合汉语形音义的东方美学特质，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对联语文体进行更深入的学理思考，并在科普对联写作方面继续努力，使“有金石声的”汉语文字活起来，最终与同道们一起，共同将对联这一文化珍宝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