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记》在一部书里，便刻画和塑造出了偌大一批古代人物的群像，足够构成一座历史人物形象的艺术长廊，其中那些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堪称典型而无愧。

《史记》述史，不单写事，更重写人，不单写人，更重写心，把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写出人物的性格灵魂，写出能够活在人们心目中的活的人物形象为目的。

唯其如此，大批历史人物，一经司马迁的创作，便获得了艺术生命，从此，不单以一个历史人物，同时还以文学人物的身份进入历代人们的生活，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进入历代人们的心魂：的奇节异行引起过多少人的唏嘘感叹和激烈争论；荆轲刺秦王的壮举，赢得了多少倾心赞叹与慷慨悲歌；程婴与公孙杵臼为搭救赵氏孤儿慷慨献身的侠肝义胆，沸腾过多少人的热血又唤醒过多少人的良知，这个传奇故事已经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总之，《史记》当中那些成功的人物形象，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当中人们极熟悉、极亲近、极具活力也极具感召力的部分，滋育着我们民族的精魂，雕塑着我们民族的性格，延续着我们民族的薪火。虞舜孝亲的故事，彰显我们民族以孝行为先的美德；生活于南宋民族屈辱山河破碎时期的爱国女诗人李清照，高歌项羽“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追怀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骨气；而当代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则吟出了“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警句。

今天，我们面临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面临要更好更快融入世界大家庭，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时代，无论是从发扬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精华以自立自强的角度，还是从为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角度，都有必要从中开掘出更多更好适合时代需要的东西，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读《史记》，研究《史记》，都是从一篇一篇的人物传记开始。写《史记》的文章，都是随感、随笔式的，当年随读，随写，随发，并没个总体规划，有感于樊哙虽是一个没文化的粗人，可从他进咸阳后谏“止宫休舍”，当刘邦表现出意志消沉时，是他率诸大臣排闼进谏，看出他心里装的是整个天下，是起义事业，看出他是汉帝国的自觉缔造者而写了樊哙论；有感于陈婴在农民大起义的革命风暴中的畏缩和陈母那套畏缩有理的理论，惊异于《史记》作者对一场革命风暴中各阶层人物心理心态把握得那么深刻入微而写了陈婴论。不过回过头来再看，篇目当中，虞舜孝亲、太伯让国、管鲍知己，骊姬害申生，万石君一家谨小慎微等等，题题都关系到或离不开中国人与中华民族思想道德中的美德、恶德或弱点——都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紧密相关，可以视作中华民族人性的一个枝叶或侧影。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虽则没有计划，但却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有实际内容。总结这些经验，再写时就更加注意选择那些代表性和典型性突出的人物——如张释之、吕不韦、赵武灵王等。

读《史记》，读《史记》人物传记，实际上就等于读人，读人心，读人性；而研究人，人心，人性，是个大课题，它包括和关系到如何认识人，怎样理解人，以至学习与学会怎样做人。

人生道路上，相互之间的理解，支持，比什么都重要，而知人、识人是基础。所谓“知人”，是认识人，了解人，而“识人”，乃是获得对人的本质性了解。从“知人”到“识人”，有个很长的过程，是个很大的工程。

我研读《史记》，写《史记》人物论的文章，特别在“知人”与“识人”上用功夫，是写我个人对人的认识、理解，写自己有所体悟，有所心得，有所识解，有所发现的地方；写出来，是为了与读者交流，与同道切磋，特别期望在“知人”和“识人”上为人们提供一些借鉴，提供某种参考，从而在如何“做人”上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