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由来与研究意义
当今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家面对的安全威胁更加复杂多元，安全议题的交叉性、叠加性更加突出。这不仅表现在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经济化，而且愈发体现在外交与军事领域各项议题的交织互动。新的世界形势推动外交环境的变化，给各国外交带来新挑战。由于外交议题的交叠性、联动性和紧迫性加强，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非某一部门能够胜任，政府进行外交政策宏观统筹和部门协调的压力增大，进一步加强外交政策部门的协作、健全各级工作层面的部门协调机制已然成为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各国政府努力优化外交决策过程，加强跨部门协调。[1]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大国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统筹外交和军事力量的经验与举措就显得尤为必要。
本书选取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美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处于领导地位，外交政策协调领域广泛，外交与军事政策协调问题突出，积累了丰富经验，相关经验举措对他国具有启发性。二战之后，美国基于战争的经验教训和保障日益拓展的外交政策需要，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奠定了国务院与国防部在国家层面进行政策协调的基础；冷战期间，美苏争霸凸显外交与军事的较量，在与苏联的对抗中，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也经历了磨合与发展的过程；冷战之后，国际形势更趋复杂，国家安全威胁更加多元，美国力图维持全球霸权，两大部门的协调机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继续调整演变；“9·11”事件后，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在“反恐战争”的主导下进一步改进；当前美国政府战略东移，在“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背景下，两大部门的协调配合面临进一步考验。美国的外交决策部门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累了协作经验，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历经考验，已经发展成从顶层到基层的多方位架构，为国家统筹外交与军事力量、形成外交政策合力提供了保障。研究美国外交与军事部门的协调机制，对于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具有积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其次，尽管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核心机构，但学界对两大机构之间协调机制的研究却比较欠缺。长期以来，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对美国外交史和外交政策的研究非常多，但对外交决策机构的研究却比较少。一些学者从外交决策视角，对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进行研究，或者对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变化趋势进行论述，但对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的演变过程、总体架构和运作方式的研究却非常有限。以官僚政治视角进行决策分析的学者侧重于研究国务院与国防部的部门利益差异与权力斗争，而对两部门如何协调，共同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所及甚少。为此，本书对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进行研究，做一些铺垫性工作，有助于充实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甚至取得“抛砖引玉”的效果。
再次，选择本选题的另一原因是美国“跨部门合作”（interagency cooperation）研究的兴起。近年来，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掀起了一次“跨部门合作”研究的浪潮。针对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构成的新威胁，美国开始审视国家决策和政策执行机制，考察其能否有效应对多样化的威胁。许多国家政要以及智库学者认为，美国的外交决策机构和程序基本沿袭冷战时期的总体架构，而国际战略环境与国家安全议题较冷战期间已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原有的外交决策体制架构不足以应对当代复杂的安全形势。他们呼吁对政府外交决策机构和程序进行改革，其中涉及战略制定、总统决策支持、行动规划与执行等方面。[2]为此，美国国内对国家外交政策机构在跨部门协调与合作领域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国务院与国防部的“跨部门合作”是其关注的核心之一。本书以研究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为切入点，力图借助美国在“跨部门合作”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厘清当代背景下促成美国政府协调机制演变的重要因素。
本书的研究意义可以体现在：深化对美国外交决策机理的认识。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与执行体系的组成部分，通过展现美国外交与军事部门协调机制的架构和运作情况，有助于深入剖析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协调过程，深化对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和过程的理解。尽管外交政策分析的一些模型（如政府机构过程和官僚政治分析模型）打开了外交政策过程的“黑匣子”，体现了政府机构等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但这些模型并不能准确阐释美国外交决策过程。打一个比方，如果把外交决策过程比作“黑匣子”，政府机构比作“黑匣子”内的“齿轮”，传统的外交政策分析模型只能说明经过“黑匣子”内“齿轮”的磨合产生出外交政策，而很难清楚地解释“齿轮”间相互磨合的过程。本书通过阐述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协调机制，等于展现了“齿轮”间的“联动装置”，能够较好地解释外交和防务部门的立场如何得到协调，最终形成对外政策。
二 核心概念界定
在展开论述之前，笔者拟对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核心概念作出界定，从而奠定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作为展开分析的基本依据和抓手。本书主要涉及“外交决策过程”和“协调机制”两大概念。
（一）外交决策过程
要对“外交决策过程”进行界定，首先必须对“外交政策”做出解释。“外交政策”又称“对外政策”或“对外关系”。[3]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看，外交政策所针对的是本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事务，是“对他国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环境中的各种关系，有意或无意地给予影响的公共政策”。[4]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外交政策是把民族国家与其国际环境连接起来的政治”。[5]从外交政策的内涵看，“外交政策包括国家官员寻求在国外获取的目标、塑造该目标的价值观，以及追求目标所采用的方式和手段”。[6]在罗森诺（James N.Rosenau）看来，外交政策指的是政府政策制定者选择海外参与的规模，以及目标、战略和手段的总和。[7]
综上所述，外交政策既包括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指导原则，又包含国家对外采取的具体行动和措施。换言之，外交政策包括目的、方法和手段三要素：所谓目的，是指国家通过对外关系的谋划意图达成的目标；所谓方法，是指国家在获取目标过程中可以采用的途径；所谓手段，是指国家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在实际执行政府决定时所采用的工具。在这方面，李学文等编写的《国际政治百科》对外交政策作出比较完整的阐释：“外交政策亦称对外政策，是国家对外关系的总称，是国家确立其国家利益与安全的目标，制定其处理同他国关系的原则，以及实现其目标与原则的外交手段的总和。”[8]
顾名思义，外交决策过程即是外交政策从构想到实现的各个环节的总称。有学者简洁明了地指出，“外交决策过程，即外交政策的政治，指的是政府决定和政策如何提上议程，如何制定并予以执行”。[9]需要指出的是，外交决策过程的定义虽然简单，但外交决策过程本身却异常复杂，涉及不同势力的政治较量。这是因为，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不仅受到国家外部环境压力和现实的影响，以及国内持各种不同理念的团体和个人影响，更要受到决策体制自身运作的制约与影响。有学者甚至指出，“决策体制的核心是官僚机构”。[10]因为官僚机构往往是外交政策建议的发起者，同时又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官僚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就国内外事件进行信息汇总，并形成政策建议上报；在政策制定后，官僚机构负责相应政策的贯彻实施。此外，官僚机构的领导层通常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或参与者，他们的个性和理念会对决策体制的运作施加不同的影响。
本书引入外交决策过程的分析视角，目的在于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置于美国外交决策过程框架之内，阐述两机构在外交政策制定到执行过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分析两机构在外交决策过程诸环节协调机制的架构和实际运作情况，进而对协调机制的效果和影响因素等进行研究。
（二）协调机制
根据1986年版《汉语大词典》释义，协调指“和谐一致，配合得当”。[11]《现代汉语词典》对协调的解释是：1.配合得适当。2.使配合得适当。[12]可见，最初“协调”只是一个形容词，到了后来才演变为动词。至于“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现已广泛应于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指其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13]虽然上述释义对两词进行了简洁准确的界定，但对于本书而言却不太适用，因为含义过于笼统和宽泛而不具备操作性。
因此，笔者从不同学科对“协调”概念的界定入手，进而对“协调”的基本内涵作出概括。事实上，“协调”是政治学、行政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中常见的一个概念，但因分析视角的差异，不同学科对“协调”的定义有所不同。国际政治学者马尔科姆·安德森（Malcolm Anderson）认为“协调”是指“通过协商使原本不吻合的不同个人或组织行动达成一致”。他认为协调主要有“政治性协调”和“行政/管理性协调”两种类型。[14]行政学则认为，协调指的是“在管理过程中引导组织之间、人员之间建立相互协作和主动配合的良好关系，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以实现共同预期目标的活动”。[15]管理学大师阿加瓦尔（R.D.Agarwal）通过对“协调”的多个定义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可将“协调”定义为“在追求共同目标时，为保证行动的统一性而将组织机构所需行为进行整合的过程”。之所以称“所需行为”，是因为协调的目标只针对组织机构规划所含的必要行为，组织机构成员的无关行为则不属于协调范畴。[16]他进而指出，合作是协调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多数协调是各方主动合作的结果。协调的类型包括纵向协调（vertical coordination）、横向协调（horizontal coordination）、交叉协调（diagonal coordination）三种。[17]
从“协调”的概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协调是促使不同个人或组织行动达成一致，进而实现相互配合与合作的活动；协调既可以由上级向下级实施权威性指导、协商或裁决实现，也可以通过平级组织之间的主动合作达成，还可以通过上、下级之间的交叉干预完成。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18]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机制是指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功能、相互关系和运行程序”。[19]宫力在对外交决策机制下定义时称：“外交决策机制……包括外交决策机构的设置、外交决策权限的划分、外交决策的制度等。”并且认为，研究外交决策机制，不仅要分析决策主体的构成，还要考察决策机构的设置、决策过程的运作及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20]可见，在宫力看来，机制的内涵包括相应机构设置、权限划分和制度安排。
至于“协调机制”，不同学科领域的定义差别悬殊，施密特（Kjeld Schmidt）列举的不同行业领域中对“协调机制”的八种定义可以体现出这些差异。[21]不过，管理学界对组织机构的协调机制却有一定的共识。如施密特认为，“协调机制是由协调性规则（规定相互依存的离散行为如何整合的一整套程序和规矩）和将规则具体化的实体（artifact）（一个象征性的长期架构）构成的架构”。[22]另有学者称，协调机制指的是“包含一套明确规矩和指定步骤的规则，该规则由具有标准化形式的象征实体支撑，并对离散活动的协调作出规定和调解”。[23]从以上两种定义可以看出，协调机制由两大要素构成：一是协调性规则，二是象征性实体。其中协调性规则明确了开展协调工作时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象征性实体则代表负责协调的机构和部门。
因此，综合中外学者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从外交决策过程的视角看，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是指在外交政策制定到执行的各个环节，促成两部门达成政策一致性和部门合作的组织架构、运作规则和运行程序。其中，组织架构是协调机制的“象征性实体”，运作规则和运行程序是协调机制“协调性规则”的体现。
本书拟以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为研究对象，纵向以协调机制的历史演变为主线，梳理该机制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况，分析推动协调机制演变的原因；横向以协调机制的整体架构为依托，研究该机制从上到下的机构设置、运作规则和运行程序，并考察其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实际运作情况，进而对协调机制的效果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炼相关启示与借鉴意义，对完善国家的外交与军事部门协调机制建设提供建议。
三 研究现状
与本书相关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外交决策过程研究、国务院与国防部外交决策职能研究和外交决策跨部门合作研究等，下文将分别对国外、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在外交决策过程、国务院与国防部外交政策职能、外交决策跨部门合作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在外交决策过程研究领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挥着引领作用，在许多研究方向扮演着奠基者和开拓者的角色。学者从多种理论视角，利用多种分析模型，广泛采用案例研究，对外交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鉴于国务院与国防部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许多学者对两大机构的历史演变、职能地位和部门文化等方面作出阐述，对其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与影响进行综合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外交决策跨部门合作研究虽然从二战后就已经开始，但直到近年才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9·11”事件的影响。针对美国政府在跨部门情报合作方面的失误，美国学者对政府在外交决策、国家安全等领域的跨部门协调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尤其针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得失，开展多方位、多角度的评估分析，促使跨部门合作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1.外交决策过程研究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外交决策的目标和手段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24]国家利益一旦确定，决策就是对特定国际环境下的目标和手段的精确考量。现实主义研究外交决策的常采用理性选择理论，出发点是国家中心学说，因此认为外交政策都是目标明确且十分理智的一些人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总是寻求最佳的政策选择来实现国家目标。现实主义认为决定对外政策的关键是国家的外部环境，而国家的内部因素如个人和组织所起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25]理论的兴起，打开了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黑匣子”，要求研究者从多层面、多角度分析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强调决策者和政府机构等因素对外交决策的能动作用。该理论认为国际关系变化的根源在于作为个人或组织的决策者所制定的外交政策，研究外交政策要对具体行为体，如决策者和决策组织进行具体分析。[26]外交政策分析总体可划分为三大流派，分别为“决策机制与决策过程” “比较外交政策”和“心理和社会环境理论”。[27]其中“决策机制与决策过程”流派注重对外交政策过程的分析，研究决策过程中的决策者、组织环境、政府机构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理查德·斯耐德（Richard R.Snyder）等提出：研究外交决策过程与研究外交决策结果同样重要，要探求国家行为背后“为什么”的问题，就必须研究决策过程，而决策过程应被视为一种组织行为（organizational behavior），需要考虑行为者的能力范围、信息流动与沟通、不同参与者的动机等因素。[28]斯耐德指出，“我们认为对具体形势的界定是解释国家行为的核心，而对形势的界定取决于组织背景下的决策过程……忽略这一背景将错失对决策者行为（因而也是国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系列因素，这不仅包括如何作出选择的问题，还包括在何种情况下作出选择的问题”。[29]这样，斯耐德等强调外交决策中的过程和机构因素，将国际体系、国家、组织和个人多个研究层次引入到分析框架中来。
后来，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谢林（W.R.Schilling）、纽斯塔特（Richard E.Neustadt）等学者都主张将国家决策机构和决策者区别开来，采用组织机构过程和官僚政治的视角来研究外交决策，逐渐将“决策机制与决策过程”分析视角应用推广。[30]在上述学者的影响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Allison）借鉴组织机构理论的相关成果，提出三个分析模型：理性行为体、组织行为体和官僚政治。[31]艾利森认为单一理性行为体模型不足以解释古巴导弹危机整个过程的相关环节，而另两个模型则分别聚焦于分析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的因素，可以更全面地解释危机的来龙去脉。组织行为体模型得出的推论是，外交政策是由众多松散的组织之间根据不同的标准操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OP）协作的结果。如艾利森所言，“在特定时间内，政府是由一整套标准运作程序的组织组成。相对于某一特定事件，组织的行为最终会形成政府行为。组织行为不是随机的，而是依照特定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程序去运作。解释政府行为应该以既定程序为基点”。[32]而官僚政治模型则认为外交政策其实是官僚机构之间利益分配和权力斗争的结果；因而预测一国的外交政策，可以从分析官僚政治背景下不同组织的利益和立场着手。尽管后来学者对艾利森的后两种模型提出不少批评，[33]但不可否认，他的论述使学者更加注重外交决策过程中政府机构所发挥的影响。
霍尔珀林（Morton H.Halperin）指出，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部门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有差异，政策结果受各部门的工作流程（正式和非正式）、对问题的区别性分析、对不同政策立场偏好等因素影响，即使总统作出决定后，政府部门在执行过程中也可能会误读、延误或拒绝执行既定政策。[34]霍尔珀林有着长期在政府决策部门任职的经验，通过对多个案例的论述，验证了官僚政治模型的解释功用，突出体现政府部门因利益不同、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而导致的决策立场差异，从而将官僚政治模型的运用进一步推向深入。
戴斯特勒（I.M.Destler）也对官僚政治模型进行了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权力不均衡地分布于政府不同官员手中；议题的产生总是零散且渐进式的，通常议题范围超出个人的管辖范畴；政府运作规则决定了汇报渠道，官员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影响力，使自己观点占据上风；外交政策是官僚政治运作的结果。[35]据此，他建议要反制官僚机构强大的离心力，使外交政策能够得到统一集中的效果，唯一的方式是树立核心官员的影响力，而核心官员指的是具有宽泛的外交政策视野，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标的人。[36]
其他许多学者也采用官僚政治模型对美国的外交决策进行分析，相关议题包括美国的越南战争决策、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马歇尔计划、美国与土耳其关系、反弹道导弹决策、核武器事故、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等；也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评价或批评。[37]总之，官僚政治学派认为，随着官僚机构的发展，美国外交决策愈发复杂且政治化。决策过程充斥着分歧和冲突，并不存在单一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政策的制定是不同机构和政治力量相互角力的结果，不同机构在相关问题领域的看法存在分歧，他们相互竞争，试图推行个人和组织的主张。总统只是居于各方势力之首，总统虽然拥有权力，但却不是万能的。
虽然官僚政治模型揭示出决策背后的部门利益冲突和分歧，深化了对外交决策政治化的认识，为分析外交决策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但正如罗伯特·阿特（Robert J.Art）所言，官僚政治模型有两大基本缺陷：首先它低估了传统思维定式和国内政治对高层决策者的影响，其次，它的理论结构还比较松散、模糊、不精确。这两点决定了在运用该模型进行分析时，必须先把与官僚政治不相关的限制条件解释清楚，这样也就大大降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38]
由此，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提出“政治过程模型”（Political Process Model），用来解释外交决策。他指出，“政策制定过程涉及许多个人和机构，每人都有权力，但在不同议题上拥有的权力也有差异；此外，各权力中心都有自己的目标，他们试图在志同道合的权力中心建立联盟，通过说服、讨价还价、相互让步、互相支持达到利用和控制对方，并适时运用自己掌握权力的目的”。[39]与官僚政治模型不同，政治过程模型认为，官僚机构只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之一，尽管发挥重要作用，但远非政策结果的关键决定因素。他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比作三个“同心圆”，居于核心的是总统、总统工作班子及顾问、任命官员、国会和官僚，居于第二层的是利益集团、媒体，居于外层的是公众舆论、选民。[40]
许多研究美国外交决策的专著都借鉴或采用了希尔斯曼的“政治过程模型”来诠释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如杰拉尔·罗赛蒂（Jerel A.Rosati）著《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尤金·维特科普夫（Eugene R.Wittkopf）等著《美国外交政策：模式与过程》，以及詹姆斯·麦考米克（James M.McCormick）著《美国外交政策与过程》。[41]上述著作不仅详细阐述了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而且用较大篇幅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外交政策的各种影响因素，其中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以及国防部的组织机构、部门文化与运作特点等论述得尤为深刻。
以上文献不论是外交政策分析、官僚政治模型，还是政治过程模型，都体现出外交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和政治性，体现了不同部门的个人、组织和机构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存在的冲突与矛盾，从不同理论角度揭示了保持外交决策统一性和协调性的难度，但这也恰好反映了国家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进行宏观掌控、统筹协调的必要性。相关著作为本书研究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提供了不同的诠释视角和理论支撑。
2.国务院与国防部职能研究
外交政策学者在关注并分析政策过程复杂性与政治性的同时，也在不断研究如何克服或控制决策过程中的官僚政治冲突和部门利益分歧，以便有效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保证外交决策的协调统一。这其中既有对外交政策决策模式的探讨，也有对如何建立和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促进政府机构之间沟通与合作的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下文重点介绍与本书研究密切相关、涉及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的成果。
由于国务院与国防部在外交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研究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政策的著述大都涉及这两大机构。除上文提到的杰拉尔·罗赛蒂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尤金·维特科普夫等的《美国外交政策：模式与过程》，以及詹姆斯·麦考米克的《美国外交政策与过程》之外，罗杰·乔治（Roger Z.George）等编写的《国家安全体系：迷宫导航》、布恩·巴斯洛米斯（J.Boone Bartholomees，Jr.）编写的《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政策与战略指南》，阿莫斯·乔旦（Amos A.Jordan）等编写的《美国国家安全》等分别用相当篇幅对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地位、作用、部门文化，国家对外交与军事手段的运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政策过程中的协调作用等进行了论述。[42]
有关美国国务院的著作主要对其历史演变、机构设置和绩效评估等方面进行论述。1960年，罗伯特·艾尔德（Robert Elder）研究了国务院在外交政策协调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决策地位面临的挑战，并阐述了国务院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分工。[43]1976年，托马斯·艾斯特斯（Thomas S.Estes）与艾伦·莱特纳（E.Allan Lightner）合著《国务院》，回顾了国务院的发展历史、政策职能、与其他机构的跨部门关系，并对国务院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44]1979年，沃威克（Donald P.Warwick）等以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为例，探讨了公共官僚机构改革中必须面对的内部政治因素、官员个性因素和组织结构因素等问题。[45]1991年，兰德公司应国务院要求，撰写报告对国务院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为改善项目规划和预算管理提出人力资源管理建议。[46]其中提出的人力资源管理指导原则迄今仍有指导意义。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时任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委托副总统戈尔（Al Gore），对联邦政府进行为期六个月的绩效评估，戈尔对联邦政府各部门的人事、采购和预算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发表最终报告，其中关于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的报告对国务院的使命、改善绩效办法和提高管理手段等方面提出建议。[47]1999年，埃尔默·普利施科（Elmer Plischke）著《美国国务院历史参考》，系统地记录了国务院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职能及机构演变情况，并对未来发展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评估。[48]2001年底，美国“总审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也发布了针对国务院绩效和管理评估的报告。[49]
国防部（前身为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成立与发展本身就是加强军种间整合与协调的历史。1939年以前，美国陆军和海军之间协调不多，尽管1903年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Army and Navy Board），负责对军种合作问题进行协商，但由于没有办事机构，所以成效寥寥。[50]1939年，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转移到总统办公厅，并于1942年组建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设“联合计划参谋部”（Joint Planning Staff）负责战时协调工作。1947年，美国颁布《国家安全法》，成立“国家军事机构”（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统一管辖陆军部、海军部和新成立的空军部。1949年8月10日，“国家军事机构”更名为国防部。詹姆斯·布莱德福（James C.Bradford）编写的《美国军事史》详细描述了美国武装力量统一联合发展的历史，其中第三十章专门对国防部的统一、联合指挥与作战发展史进行了介绍。[51]阿尔弗莱德·戈德伯格（Alfred Goldberg）等编《国防部长办公厅历史》，迄今已有六卷，系统地记录了国防部长办公厅从创始到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52]罗杰·特拉斯克（Roger R.Trask）分别与阿尔弗莱德·戈德伯格和约翰·格莱农（John P.Glennon）合著《国防部组织机构与领导：1947—1997》与《国防部组织机构与任务档案：1978—2003》，详细论述了国防部组织机构与岗位设置演变的历史。[53]此外，詹姆斯·洛克尔三世（James R.Locher,III）著《波多马克河上的胜利：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统一五角大楼》详细记录了《1986年国防部重组法案》制定前后的政治斗争，剖析了美军作战指挥链条的缺陷与不足，对国防部重组后的机构与职责调整进行了说明。[54]
3.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政府机构的组织形式和外交政策体系不断进行审查，评估机构设置的合理性以及机构和人员调整、增减的可行性，通常由总统、内阁部长或国会等成立相关调查委员会，在政府换届、重大危机事件，或者政府运行出现重大失误时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改进建议。如1937年布朗洛委员会（The Brownlow Commission）完成对美国政府行政部门机构的审查，提出总统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帮助”，包括增加职员、完善组织结构、完善对职员和机构的管理等。[55]结果导致总统行政办公厅逐渐扩编，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为总统和副总统服务，负责政策制定的协调与规划。1945年出台的“埃伯斯塔特报告”（The Eberstadt Report）建议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辅助总统对国家安全政策进行协调。[56]前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分别于1949年和1955年两次主持委员会，对美国政府行政机构的组织架构、政策制定需求与职能进行评估。[57]1961年，美国参议院成立杰克逊分委会，对美国行政机构，尤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运作方式进行考察。[58]1975年，“政府实施外交政策组织机构委员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组织与行政管理进行审查。[59]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9·11”委员会发布报告，对美国政府机构应对恐怖袭击的缺陷与不足进行分析，并提出改革建议。[60]上述研究呈现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评估外交政策制定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方式对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的影响；研究结论大都认为，加强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在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协调与统筹，对于优化外交政策流程、提高外交政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9·11”事件以来，加强美国政府机构的跨部门合作迅速提上日程，美国国会的研究保障机构，如“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和“美国政府问责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 fice,GAO）[61]也对相关问题给予高度关注，陆续发布多份有关国务院与国防部等机构跨部门合作的研究报告。“国会研究处”发布年度更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机构评估》报告，对政府在宏观层面决策协调措施的演变历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机构进行跟踪研究；[62]“国会研究处”还发布多份有关联邦政府跨部门协调机制的报告，对联邦政府采取的加强跨部门合作措施进行综合评估，[63]并对当前国家安全体制的跨部门改革争论、加强文职部门海外执行任务的跨部门合作能力等议题进行综合分析。[64]“美国政府问责署”也对政府跨部门协调存在的障碍、加强机构间合作的措施、减少政府部门职能重叠等问题进行研究，[65]并就如何加强国会对国家安全战略、组织机构与人力的监管，如何改进跨部门职业发展规划进行分析，同时对加强跨部门协作所面对的挑战与解决方案进行研究。[66]
近年来，美国一些政要呼吁加强国务院与国防部等机构跨部门合作、推动国家安全体系改革。例如，2007年11月，盖茨（Robert M.Gates）在“兰顿讲话”（Landon Lecture）中指出，美国未来必须加强国家其他部门在体制和资金方面的实力，实现跨部门力量整合，并综合运用国家权力各要素来应对国外的问题与挑战；他指出要加强统筹“软实力”和“硬实力”，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法案》。[67]2008年4月，在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听证会上，盖茨再次敦促：“从长远角度看，要思考如何重组国家安全机构”。[68]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也表达了相同的关切，她指出“21世纪的挑战需要政府安全体制的各个部门作出改变，也需要更好地加强跨部门行动与协调。”[69]资深议员邓肯·亨特（Duncan Hunter）呼吁要“与时俱进地改进国家安全体系架构，适应21世纪的全面挑战”。[70]2008年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就如何整合国家权力体系的军事与非军事力量举行一系列听证会；3月5日，在一次讨论如何加强对外援助方面外交与军事合作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拜登（Joseph Biden）明确表示对制定《2009年国家安全法案》感兴趣。[71]
与此同时，美国学界对政府外交决策跨部门合作的研究也不断深入。自从1947年美国颁布《国家安全法》并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来，学者的研究重心聚焦于政府机构国家层面的跨部门协调，尤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及运作模式。安娜·奈尔森（Anna Nelson）回顾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初期的历史，分析了杜鲁门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职能定位和运作方式等发挥的作用。[72]萨拉·塞尔（Sara L.Sale）研究了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运作情况，以及冷战初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制定一系列重大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73]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记录了艾森豪威尔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情况，并对委员会提供建议的渠道和方式提出见解。[74]还有许多学者从更宽泛的历史视角，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展演变、政策协调方式、不同总统的管理风格、内阁幕僚的政治运作等进行了论述。如约翰·普拉多斯（John Prados）著《掌权者》，回顾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杜鲁门到老布什时期的发展过程，讲述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决策地位上升的演变史，刻画了政要幕僚的政治冲突与官场斗争。[75]大卫·罗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著《主宰世局》，讲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从创建初期到当代的历史，作者结合政策过程和政策本身，分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协调政策过程中的运作方式、人物冲突及地位演变。[76]卡尔·因德弗斯（Karl Inderfurth）与洛克·约翰逊（Lock Johnson）合编的《重大决策——透视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地探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沿革和运行情况，分析历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经验教训，并对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政府其他机构的关系等展开论述。[77]
国务院与国防部在国家层面的跨部门协调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的角色密切相关。许多学者对总统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管理与风格进行研究，并对总统在政策协调过程中面临的阻碍、部门利益和顾问个性冲突等进行分析。[78]也有学者专门研究总统的危机决策管理，表明决策团体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79]学者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角色定位、个性、管理风格等方面，通常认为成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仅要具备威望与实力，还要发挥“诚实的中间人”的作用。[80]克里斯托弗·舒马克（Christopher Shoemaker）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的历史演变和职能任务等展开论述，并对改进工作班子的组织架构、人员规模和构成等提出建议。[81]上述著作为研究国务院与国防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下的政策协调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支撑。
“9·11”事件后，学界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分析跨部门合作的有益经验、不足，以及评估既有协调机制架构及改进措施等方面。伽伯利尔·马西拉（Gabriel Marcella）编《国家大事：跨部门合作与国家安全》，对外交决策领域跨部门合作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对国务院与国防部现有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分析。[82]一些学者对国防部和国务院在部门层面和基层的跨部门协调机制进行了梳理，并就如何改进当前措施提出建议。[83]还有学者对国务院与国防部在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协调机制进行探讨，分析经验及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84]也有学者对驻外使馆和联合作战司令部的跨部门协调机制进行研究分析。[85]
总而言之，国外理论界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其中“官僚政治模型”和“政治过程模型”已成为决策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常用工具。国外学界对国务院与国防部在外交决策领域的互动也有广泛深入的探讨，既有决策层面的分析，又有政策执行层面的阐述，许多学者本身也是政策过程的参与者，他们能以亲历者的视角，提出有洞察力的见解。但国外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主观上对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在顶层和部门层面的协调机制割离开来——一部分学者采用决策分析的视角，研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运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角色、总统的管理风格等问题；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探讨国务院与国防部部门之间或基层的跨部门合作，对国家层面的协调问题研究甚少。由此导致缺乏将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从国家层面到基层的整体阐述。笔者认为，只有从上到下系统地阐述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体制，才能更好地体现两大部门在外交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诸环节的互动与合作，才能更深入地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过程。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于外交史和外交政策，国内学界对外交机构的关注程度普遍不高，相关的研究论著也比较少，针对外交机构协调机制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国内学者涉及上述机构的研究多是从一国外交决策机制的角度入手，分析介绍相关政府机构或部门领导在外交决策中的影响。通过对国内学界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下文拟分两部分对国内研究现状作出阐述。
1.外交决策过程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对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理论进行介绍并对外交决策展开研究。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国外交决策和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不断加强，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唐晓对美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了宏观梳理，分别对总统及政府决策机构、国会、利益集团、公众舆论的影响进行论述。[86]冯玉军对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决策理论进行述评，指出研究外交决策模式的意义在于将不同模式应用于外交决策研究，以免产生狭隘、片面的分析。[87]刘文祥利用“漏斗”和“同心圆”两种不同的解释视角，对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机构进行分析。[88]张清敏在美国外交决策及政策制定过程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他陆续发表多篇文章，对外交决策分析的流派和视角进行评述，并结合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对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官僚政治等因素进行多角度分析。[89]周琪对外交决策的官僚政治模式进行了系统评述，得出该模式是研究美国外交决策首要方法的论断；[90]由她主编的《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从官僚政治理论切入，对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各层次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论述，其中包括对国务院、国防部等机构多角度的探讨。[91]沈本秋从体系、国家、社会、组织以及个体等视角梳理了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众多理论模式，指出应在不同条件下选择不同的理论模式解释问题。[92]此外，近年有数本有关外交政策分析的著作陆续出版，极大地充实了该领域的研究。[93]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研究中美关系的著作也对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和外交政策制定执行过程进行了探讨，如邓鹏等著《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美中关系》，单列一章对美国的外交理念与决策机制进行论述；[94]杨洁勉著《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郝雨凡著《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均对美国的外交决策机制进行了剖析。[95]另外，国内出版的多部译著对美国外交政策过程及国务院与国防部的角色亦有深入论述。[96]
2.国务院、国防部及跨部门协调机制研究
国内学者对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外交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论述不多，研究视角和领域也比较零散。李旭对国务院在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指出国务院发挥着对鹰派立场的“平衡器”、白宫政策的“回音壁”的作用。[97]豆艳荣探讨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日媾和中所发挥的协调作用。[98]刘文锋对20世纪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时期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政策冲突与协调进行了分析。[99]徐艳秋研究了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中层”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100]江澄对21世纪初期美国外交机构的调整进行研究，其中涉及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101]
国内学者对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跨部门协调机制的研究比较少，相关著述主要集中在决策领域，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下的政策协调研究。李志东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并分析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拥有巨大权力的原因。[102]朱婧以“多方辩护理论”为视角，分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协调和管理作用，对影响决策质量的因素进行探讨。[103]夏立平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国对外、对华政策中的作用进行论述，并对其演变阶段进行分析。[104]郭永虎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定和执行西藏政策的跨部门过程进行研究，探讨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之间的互动。[105]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兴趣骤增，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孙成昊撰文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整、奥巴马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互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未来可能的变化进行分析；[106]他还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模式变迁进行论述，并总结相关经验和教训。[107]张骥从制度视角，分析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产生的原因、制度基础、构建理念和具体制度设计，提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治地位、职权功能和运作方式应与各国基本政治制度和实际安全需要相适应的观点。[108]彭光谦主编《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对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架构、职能任务、运作模式、效果评估等进行分析，并从各国国家安全机制建设提炼一般规律和经验教训。[109]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务院与国防部在国家层面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上述研究成果对于深化理解两部门在国家层面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提供了重要支撑。
此外，国内不少学者对国外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进行研究，尽管大多数研究属于管理学领域理论问题的探讨，与外交政策无关，但这些著述对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110]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外交政策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决策理论与实践的阐述，对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研究大多限于两者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框架下的政策互动。与西方相比，国内对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之外的政策协调与互动研究比较薄弱，对两部门之间协调机制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这一方面导致本书难以得到国内学者相关论述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也给笔者尝试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缺留下了空间。
四 研究问题与假设
本书从外交决策过程的视角切入，以“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为研究对象，旨在解答以下问题：（1）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过程？（2）推动该协调机制演变的因素有哪些？（3）当前该协调机制形成了怎样的架构？（4）该协调机制如何运作？有何特点？运行效果如何？（5）该协调机制对他国外交与军事部门协调机制建设有何借鉴意义？
相关研究假设如下：
（1）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国家层面直至一线基层逐渐完善的过程。
（2）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是随着美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在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内政治因素共同塑造下得以建立并不断演进的，其演进是满足不同历史时期外交决策的需要。
（3）当前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已形成国家层面、部门层面和一线基层的梯次架构，在各层级具备相对完善的组织机构、运作规则和运行程序，这些共同构成了当前美国外交与军事政策的协调机制。
（4）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在各层级的运作遵循相应的规则和程序，在机构设置、协调规则、人员配备和协调方式等方面形成了突出的特点，总体而言，协调机制运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5）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对于其他国家外交与军事部门协调机制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协调机制建设应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加强协调机制建设的具体举措、保障协调机制有效运行和良性发展等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五 研究内容与框架
本书从外交决策过程的视角，选取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机制的演变过程、整体架构、运作情况及效果，从而深化对协调机制运行机理的认识，提炼可资借鉴的一般经验。具体而言，本书纵向以协调机制的历史演变为主线，梳理该机制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况；横向以研究协调机制的整体架构为导向，阐述该机制从上到下的机构设置、运作规则和运行程序，并考察其在外交政策过程的实际运作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协调机制演变的原因，提炼归纳协调机制的特点，评价协调机制的运行效果，并对影响协调机制运行效果的因素进行阐述。最后，就国家外交与军事部门协调机制建设提供启示与建议。研究重点着眼于两个层面：实证层面阐述协调机制的历史演变、整体架构和运作方式；理论层面分析协调机制的沿革动因、总体特点、运行效果和机制运行的影响因素。
论文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及结语，共七部分。
绪论部分对选题由来及意义、核心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研究问题与假设、主要内容与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与创新等进行说明。
第一章在论述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阐述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历史沿革、当前职能、组织机构和部门文化，并分析国务院与国防部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主要协调领域和协调类型。
第二章回顾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的历史沿革。本书将两部门协调机制的发展过程宏观分为孕育及萌芽期、建立与发展期、稳定与成熟期三大阶段，在论述各阶段协调机制架构和运作特征的同时，对促使机制演变的原因作出阐释。
第三章详细阐述了奥巴马政府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的整体架构与特征。包括国家层面、部门层面以及一线基层的机构设置、运作规则、运行程序和特点等。
第四章选取伊拉克战争为案例，研究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的实际运作和实施效果。重点包括战前决策阶段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框架下的政策协调，计划制定阶段在部门层面的协调，战后重建阶段在一线基层的协调。
第五章对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进行评价分析，并对加强国家外交与军事部门协调机制建设的启示进行阐述。主要包括对推动协调机制演变的原因进行分析，对当前协调机制的特点和运行效果作出评价，以及对机制运行的影响因素进行阐述，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六条启示。
结语部分阐述了论文主要的研究发现，并对研究前景进行展望。
六 研究方法与创新
“研究方法就是研究人员为实现研究目标所选取和使用的手段。”[111]本书的宏观指导方法是定性分析，并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制度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112]
本书采用文献研究法对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政府官员的回忆录或访谈录、学者的有关著述，以及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梳理，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本书的研究框架和总体思路。其中政府的官方文件（包括总统的行政命令、国会听证记录及研究报告、国防部的相关条令与命令、国务院的相关文件等）提供了对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的体制架构和制度安排进行分析的依托，学者的研究著述提供了对相关问题丰富深入的探讨，政府官员的回忆录为本书提供了生动的一手素材，媒体的报道评论为分析问题提供了多方位视角。通过对大量一手和二手文献资料的研究整理，本书的论述得到了丰富的事实和理论支撑。
本书利用历史研究法，把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的演变历程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对该机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进行分析，对机制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提炼。
本书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在不同总统任期的特征进行纵向比较，通过比较进行鉴别，有助于克服片面性，开阔视野，深化认识，探求协调机制发展的规律。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结合，对协调机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进行比较研究，避免主观臆断，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
本书使用制度研究法对美国行政部门两大机构的协调机制进行探讨。“制度研究方法注重对正式的政治制度的结构、关系和原则的研究。传统政治学研究中，制度研究经常被用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政治组织和制度的研究方面。”[113]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协调机制，是对行政部门的政治组织形式和制度的细致考察，目的是对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的架构、部门间关系和机制运行规则等进行系统研究。
本书还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选取伊拉克战争为案例，分析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从战前决策到战后重建整个过程的运作情况，在案例基础上对机制运作过程进行针对性考察，对机制运作特点进行准确阐释，对机制发挥的效果进行深入评估。
本书拟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创新：
第一，本书的选题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笔者认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崛起必将带来国家利益的拓展，进而催生国家统筹运用外交和军事手段保护国家利益的需求，这必然对加强外交与军事部门协调机制建设提出新要求，因此笔者选取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为研究对象，总结其机制运作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国内外交决策机制研究的理论发展有所贡献。
第二，本书拟在跨学科交叉领域研究作出突破。本书研究横跨政治学和管理学两个一级学科，具体而言，涉及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学和行政学，以及管理学的公共管理学和组织行为管理学。[114]本书博采众长，通过研读上述学科的理论和实践著述，在汲取各领域专家学者论述的基础上，实现对外交政策领域跨部门协调的理论阐述和实践分析，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作出积极尝试。
第三，本书对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的研究具有开创性。首先，国内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学者较少关注国务院与国防部两个部门在机制上的协调，本书从体制机制层面考察和研究它们协调机制的形成、演变和发展，更清晰地说明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其次，本书将美国外交政策协调机制分为国家、部门、基层三个层次，清晰建立了美国外交政策协调机制的分析框架。国内学者很少从“上、中、下”三个层面阐述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本书力戒单维度分析研究，把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在高层、中层和下层的协调机制统揽考察，更全面地展现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搭建起对美国外交政策协调机制进行分析的框架。再次，本书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加强国家外交与军事部门协调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措施等方面提出六条启示。因此，本书在研究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协调机制的历史演变和全面架构方面具有开创性，为丰富美国外交政策跨部门协调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他国借鉴美国外交政策跨部门协调的经验提供了有益参考。
[1]近年来，许多国家陆续成立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议事协调机构。2008年10月法国宣布成立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2010年5月英国宣布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1月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除此之外，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都已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2]参见Catherine Dale,Nina M.Serafino&Pat Towell,Organizing the U.S.Governm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Overview of the Interagency Reform Debates,CRS Report RL34455,Washington,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April 2008.
[3]参见王鸣鸣《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James N.Rosenau,“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eds.by James N.Rosenau,Gavin Boyd&Kenneth W.Thompson,New York: Free Press,1976,p.15.
[4]Werner J.Feld,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spirations and Reality,New York: John Wiley,1984,pp.2-3.
[5]William Wallace,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London: Macmillan,1971,p.11.
[6]Eugene R.Wittkopf,Christopher Martin Jones & Charles W.Kegley,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Belmont,CA: Cengage Learning,2008,p.17.
[7]James N.Rosenau,“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eds.by James N.Rosenau,Gavin Boyd&Kenneth W.Thompson,New York: Free Press,1976,pp.15-35.
[8]李学文、杨闯、周卫平主编：《国际政治百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页。
[9]Jerel A.Rosati & James M.Scott,The Politics of U.S.Foreign Policy,Boston,MA:Wadsworth,2011,p.5.
[10]Richard L.Merritt,Foreign Policy Analysis,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75,p.4.
[11]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1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882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40页。
[13]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4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5页。
[14]Malcolm Anderson&Joanna Apap,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Freedom Security and Justice in an Enlarged European Union,Brussels: 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2002,p.22.
[15]张康之等：《公共行政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16]R.D.Agarwal,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New Delhi: Tata McGraw-Hill Education,1982,p.236.
[17]R.D.Agarwal,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New Delhi: Tata McGraw-Hill Education,1982，pp.239-243.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出版社2007年版，第628页。
[19]胡菁菁：《境外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综述》，《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第135页。
[20]宫力、门洪华、孙东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研究（1949-2009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45页。
[21]Kjeld Schmidt,Cooperative Work and Coordinative Practices: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CSCW,London: Springer,2011,pp.100-101.
[22]Kjeld Schmidt,Cooperative Work and Coordinative Practices: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CSCW,London: Springer,2011，p.102.
[23]Peter H.Carstensen&Ulrika Snis,“On Knowledge Management: A Field Study,”in David G.Schwartz,Monica Divitini & Terje Brasethvik,ed.,Internet-Based Organizational Memory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London: Idea Group Publishing,2000,p.174.
[24]参见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5th ed.,New York: Alfred A.Knopf,1973,pp.4-6.
[25]外交政策分析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其初期以解释外交决策为重点，所以又被称为外交决策学。参见王鸣鸣《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第12页。
[26]参见王鸣鸣《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 页。
[27]参见Valerie M.Hudson & Christopher S.Vore,“Foreign Policy Analysis: 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39,No.2,Oct.,1995,pp.212-219；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第18-23页。
[28]Richard Snyder,H.W.Bruck & Burton Sapin,Decision 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p.12.
[29]Richard Snyder,H.W.Bruck & Burton Sapin,Decision Making a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p.53.
[30]Samuel P.Huntington,The Common Defense: Strategic Programs in 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 W.R.Schilling,P.Y.Hammond & G.H.Snyder,Strategy,Politics,and Defense Budget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Richard E.Neustadt,Presidential Power: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from FDR to Carter,New York: Wiley,1980.
[31]Graham T.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1.需要指出的是，艾利森在不同著述中对第二种模型的称谓有所不同。在Essence of Decision第一版的第三章中称其为“组织过程”，第二版第三章中则改为“组织行为”，但在另一篇文章中，后两个模型被合并称为“官僚政治模型”。参见Graham T.Allison &Morton H.Halperin,“Bureaucratic Politics: A Paradigm and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in Rayond Tanter&Richard H.Ullman,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pp.40-79.转引自王鸣鸣《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第18页。
[32]Graham T.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Second Edition,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1999,p.144.
[33]典型的质疑如“学者不能认定在哪些问题上官僚政治模式会起决定性作用，因为案例研究的证据还不充分”。参见David A.Welch,“The Organizational Process and Bureaucratic Politics Paradigm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2,Fall 1992,p.121.
[34]Morton H.Halperin&Priscilla Clapp,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6.
[35]I.M.Destler,Presidents,Bureaucrat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Politics of Organizational Reform,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pp.52-82.
[36]I.M.Destler,Presidents,Bureaucrat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Politics of Organizational Reform,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p.83.
[37]Morton H.Halperin,“The Decision to Deploy the ABM: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World Politics,Vol.25,No.1,October 1972,62-96; I.M.Destler,Presidents,Bureaucrat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Politics of Organizational Reform,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 David J.Alvarez,Bureaucracy and Cold War Diplomac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urkey,1943-1946,Thessalonicki: Institute for Balkan Studies,1980; Stephen D.Cohen,The Making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New York: Praeger,1977;Hadley Arkes,Bureaucracy,The Marshall Plan,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Leslie Gelb,The Irony of Vietnam: The System Worked,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9;James C.Thomson,“On the Making of U.S.China Policy,1961-196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The China Quarterly,No.50,April-June 1973: 220-243;Scott D.Sagan,The Limits of Safety: Organizations,Accidents,and Nuclear Weap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David Welch,“The Organizational Process and Bureaucratic Paradigms: Retrospect and Proespect”,Internatinal Security,Vol.17,No.2,Fall 1992: 112-146;Jonathan Bender and Thomas Hammond,“Rethinking Allison's Models”,American Politics Science Review,Vol.86,No.2,June 1992: 301-322.
[38]Robert J.Art,“A Critique of Bureaucratic Politics”,American Defense Policy,7th Edition,eds.,Peter L.Hays,Brenda J.Vallance & Alan R.Van Tassel,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40-41.
[39]Roger Hilsman,Laura Gaughran&Patricia A.Weitsman,The Politics of Policy Making in Defense and Foreign Affairs: Conceptual Models and Bureaucratic Politics,3rdEdition,Ea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Inc.,1993,p.90.
[40]Roger Hilsman,Laura Gaughran&Patricia A.Weitsman,The Politics of Policy Making in Defense and Foreign Affairs: Conceptual Models and Bureaucratic Politics,3rdEdition,Ea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Inc.,1993,pp.119-296.
[41]Eugene R.Wittkopf,Christopher Martin Jones & Charles W.Kegley,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Belmont,CA: Cengage Learning,2008; Jerel A.Rosati & James M.Scott,The Politics of U.S.Foreign Policy,Boston,MA: Wadsworth,2011; James M.McCormick,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Process,Boston: 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2013.
[42]Roger Z.George,Harvey Rishikof,eds.,The National Security Enterprise: Navigating the Labyrinth,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1; J.Boone Bartholomees,The U.S.Army War College Guide to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Strategy,Carlisle Barracks,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2010; Amos A.Jordan,William J.Taylor,Jr.,Michael J.Meese,Suzanne C.Nielsen,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Baltimore,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1.
[43]Robert Ellsworth Elder,The Policy Machine: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0.
[44]Thomas S.Estes&E.Allan Lightner,The Department of State,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76.
[45]Donald P.Warwick,Marvin Meade & Theodore Reed,A Theory of Public Bureaucracy:Politics,Personality,and Organization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46]James A.Winnefeld,Improving Work Force Manage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Program Planning and Budget Interface,Santa Monica,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1991.
[47]Albert Gore,Department of State and U.S.Information Agency: Accompanying Report of the 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Washington,DC: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1993.
[48]Elmer Plischke,U.S.Department of State: A Reference History,Westport,CT: Greenwood Press,1999.
[49]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Department of State: Status of Achieving Key Outcomes and Addressing Major Management Challenges,GAO-02-42,December 2001.
[50]Paul S.Boyer,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97.
[51]James C.Bradfor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New York：John Wiley&Sons，2009，pp.497-505.
[52]Alfred Goldberg,Steven L.Rearden & Doris M.Condit,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6 Volumes,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2011.
[53]Roger R.Trask & Alfred Goldberg,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1947-1997: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1997; Roger R.Trask &John P.Glennon,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cuments on Organization and Mission 1978-2003,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8.
[54]James R.Locher,III,Victory on the Potomac: The Goldwater-Nichols Act Unifies the Pentagon,College Station,Texas: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2.
[55]“布朗洛委员会”全称是“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参见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7.
[56]Ferdinand Eberstadt,Unification of the War and Navy Departments and Postwar Organiza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 Report to Hon.James Forrestal,Secretary of the Navy,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5.
[57]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Organization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1947-1949,The Hoover Commission Report: On Organization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New York: McGraw-Hill,1949;Ralph F.Fuchs,“The Hoover Commission and Task Force Reports on Legal Services and Procedure”,Indiana Law Journal,Vol.31: Iss.1,Article 1.,1955 Available at: http://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ilj/vol31/iss1/1.登录时间：2014年4月10日。
[58]Henry M.Jackson,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ackson Subcommittee Papers on PolicyMaking at the Presidential Level,New York: F.A.Praeger,1965.
[59]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for the Conduct of Foreign Policy”，available at：http://research.policyarchive.org/20213.pdf.登录时间：2014年4月10日。
[60]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The9/11 Commission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Cosimo,Inc.,2010.
[61]“美国政府问责署”旧名是“美国审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2004年7月7日改为现名。参见Robert Longley，“About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The Investigative Arm of the U.S.Congress”，available at：http://usgovinfo.about.com/cs/uscongress/a/aboutgao.htm.登录时间：2014年4月10日。
[62]Richard A.Best Jr.,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CRS Report RL30840,Washington,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anuary 2011.
[63]Frederick M.Kaiser,Formal Interagency Collaborative Arrangements and Activities,CRS Report R41803,Washington,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May 2011; Federal Interagency Coordinative Mechanisms: Varied Types and Numerous Devices,CRS Report RL31357,Washington,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uly 2002.
[64]Catherine Dale,Nina M.Serafino & Pat Towell,Organizing the U.S.Governm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Overview of the Interagency Reform Debates,CRS Report RL34455,Washington,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April 2008;Nina M.Serafino,Catherine Dale&Pat Towell,Building Civilian Interagency Capacity for Missions Abroad: Key Proposals and Issues for Congress,CRS Report R42113,Washington,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February 2012.
[65]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Managing For Results: Barriers to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GAO/GGD-00-106,March 2000;Results-Oriented Government: Practices That Can Help Enhance and Sustain Collaboration Among Federal Agencies,GAO-06-15,October 2005;Opportunities to Reduce Potential Duplication in Government Programs,Save Tax Dollars,and Enhance Revenue,GAO-11-318SP,March 2011.
[66]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 Key Issues for Congressional Oversight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Organizations,Workforce,and Information Sharing,GAO-09-904SP,Sept.2009; National Security: An Overview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tended to Improve 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GAO-11-108,Nov.2010; National Security: Key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to Strengthen 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GAO-10-822T,June 2010.
[67]U.S.Department of Defense，“Landon Lecture，Kansas State University”，available at：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199.登录时间：2014年4月10日。
[68]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earing transcript，“Building Partnership Capac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gency Process”，April 15，2008，available at：http://armedservices.house.gov/pdfs/FC041508/GatesTestimony041508.pdf.登录时间：2014年4月10日。
[69]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earing transcript，“Building Partnership Capac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gency Process”，April 15，2008，available at：http://armedservices.house.gov/pdfs/FC041508/GatesTestimony041508.pdf.登录时间：2014年4月10日。
[70]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earing transcript，“Building Partnership Capac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gency Process”，April 15，2008，available at：http://armedservices.house.gov/pdfs/FC041508/GatesTestimony041508.pdf.登录时间：2014年4月10日。
[71]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Strengthening N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Smart Power—a Military Perspective”，March 5，2008，available at：http://www.gpo.gov/fdsys/pkg/CHRG-110shrg45518/pdf/CHRG-110shrg45518.pdf.登录时间：2014年4月10日。
[72]Anna Kasten Nelson,“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2,No.2,September 1985,pp.360-378.
[73]Sara L.Sale,Harry S.Truman,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nd the Origins of United States Cold War Policies,Ph.D.Dissertation,Norman,Oklahoma: The Graduate College of the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May 1991.
[74]Robert Cutl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Foreign Affairs,Vol.34,No.3,April 1956,pp.441-458.
[75]John Prados,Keepers of the Keys: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rom Truman to Bush,New York: Morrow,1991.
[76]David Rothkopf,Running the World: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Architects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05.
[77]Karl F.Inderfurth&Loch K.Johnson,eds.,Fateful Decisions: Inside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78]Alexander George,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oreign Policy,Boulder,CO: Westview Press,1980;Thomas Preston,The President and His Inner Circle: Leadership Style and the Advisory Process in Foreign Affair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David Mitchell,Making Foreign Policy: Presidential Management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Burlington V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5; Peter W.Rodman,Presidential Command: Power,Leadership,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from Richard Nixon to George W.Bush,New York: Alfred A.Knopf,2009.
[79]Patrick J.Haney,“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Middle East Crises: Theory and Evidence of Presidential Management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47,No.4,Dec.1994; Organizing for Foreign Policy Crises: Presidents,Advisers,and the Management of Decision Making,Ann Arbor,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 Paul T Hart,Karen Tindall&Christer Brown,“Crisis Leadership of the Bush Presidency: Advisory Capacity and Presidential Performance in the Acute Stages of the 9/11 and Katrina Crises”,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39,No.3,September 2009.
[80]Ivo Daalder&I.M.Destler,“The Rol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October 25,1999; In the Shadow of the Oval Office: Profile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s and the Presidents They Served-From JFK to George W.Bush,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2009;Colin Powell,“The NSC Advisor: Process Manager and More”,The Bureaucrat,Vol.18,No.2,Summer 1989; John P.Burke,“The Contemporary Presidency: Condoleezza Rice as NSC Advisor: A Case Study of the Honest Broker Role,”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Vol.35,No.3,Sept.2005: 554-575; Honest Brok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nd 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9.
[81]Christopher C.Shoemaker,The NSC Staff: Counseling the Council,Boulder,CO: Westview,1991;“The NSC Staff: Rebuilding the Policy Crucible”,Parameters,Vol.19,No.3,Sept.1989: 35-45.
[82]Gabriel Marcella,Affairs of State: The Interagency and National Security,Carlisle Barracks,Pennsylvani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2008.
[83]Robert S.Pope,U.S.Interagency Regional Foreig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 Survey of Current Practice and an Analysis of Options for Improvement,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bama: Air University,April 2010;Howard J.T.Steers,Bridging the Gaps: Political-Military Coordination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Newport,RI: Naval War College,May 2001.
[84]James J.Hearn,Departments of State and Defense—Partners in Post-Conflict Operations,Is This the Answer for Past Failures? Carlisle Barracks,PA: U.S.Army War College,March 2006;Neyla Arnas,Charles Barry&Robert B.Oakley,Harnessing the Interagency for Complex Operations,Fort Lesley McNair,Washington: Center for 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August 2005;Lew Irwin,“Filling Irregular Warfare's Interagency Gaps”,Parameters,Vol.39,No.3,Autumn 2009.
[85]Robert B.Oakley & Michael Casey,Jr.,“The Country Team: Restructuring America's First Line of Engagement”,Strategic Forum,No.227,September 2007; Christopher J.Lamb &Edward Marks,Chief of Mission Authority as a Model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tegration,Washington,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December 2010; Jon Gundersen,“Protecting U.S.National Interests: The Role of the Ambassador and the Country Team”,Small Warfare,Vol.11,No.4,Fall 1998; Howard D.Belote,“Proconsuls,Pretenders,or Professionals? The Political Role of Regional Combatant Commanders”,Essays 2004: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Strategy Essay Competition,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2004.
[86]唐晓：《美国外交决策机制概论》，《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48—54页。
[87]冯玉军：《对外政策研究中的决策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 期，第30—34页。
[88]刘文祥：《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机构》，《国际论坛》2000年第4期，第68—73页。
[89]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 期，第18—23页；张清敏：《“小集团思维”：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国际论坛》2004年第2期，第74—78页；张清敏：《外交决策的微观分析模式及其应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15—23页；张清敏：《美国对台军售的官僚政治因素》，《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1期，第28—61页。张清敏、罗斌辉：《外交决策模式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决定因素分析》，《美国研究》2006年第3期，第29—48页；张清敏：《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研究：决策的视角》，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90]周琪：《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外交决策研究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第34—51页。
[91]周琪主编：《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92]沈本秋：《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分析——层次、视角与理论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第122—142页。
[93]熊志勇主编：《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历历：《外交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王鸣鸣：《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94]邓鹏、李小兵、刘国力：《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美中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218页。
[95]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96][美]约翰·普拉多斯：《掌权者——从杜鲁门到布什》，封长虹译，时事出版社1992年版；[加]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李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加]夏尔-菲利普·戴维、路易·巴尔塔扎、于斯丹·瓦伊斯：《美国对外政策：基础、主体与形成》，钟震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美]赫德里克·史密斯：《权力游戏——华盛顿是如何工作的》，肖峰、姬金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97]李旭：《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决策过程中的美国国务院》，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6页。
[98]豆艳荣：《杜勒斯与美日媾和》，《历史教学》2004年第10期，第27—31页。
[99]刘文锋：《两次台海危机时期美国对台政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00]徐艳秋：《决策中层与美国外交决策——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解析（1961—1968）》，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101]江澄：《21 世纪初期美国外交机构的调整研究》，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
[102]李志东：《国家安全顾问在美国外交事务中的作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第115—121页。
[103]朱婧：《“多方辩护理论”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机制》，《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91—96页。
[104]夏立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对外和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国际观察》2002年第2期，第9—14页。
[105]郭永虎：《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定和执行西藏政策的跨部门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81—85页。
[106]孙成昊：《奥巴马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整评析》，《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1期，第8—14页。
[107]孙成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模式变迁及相关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期，第28—35页。
[108]张骥：《比较视野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3 期，第22—29页；张骥主编：《世界主要国家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
[109]彭光谦主编：《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机制内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10]参见周志忍：《整体政府与跨部门协同——〈公共管理经典与前沿译丛〉首发系列序》，《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9期，第127—128页；蔡翔、赵君：《组织内跨部门合作的内涵及其理论阐释》，《科技管理研究》2008年第6 期，第268—269 页；孙迎春：《国外政府跨部门合作机制的探索与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7期，第102—105页；朱玉知：《跨部门合作机制：大部门体制的必要补充》，《行政与法》2011年第10期，第13—16页。
[111]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112]鉴于分析视角的差异，学者对政治学研究方法尚无统一定论，国内多部政治学著作对研究方法的归类差别较大，仅举两例加以说明：燕继荣认为，政治学研究方法一般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类，其中传统法包括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制度研究等，现代法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系统分析、政治沟通分析等，另外，他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单独列为一类；而陈振明则将政治学研究方法分为六大类，分别是经济分析、阶级分析，历史、比较、跨学科和计量方法。参见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3页；陈振明、陈炳辉主编：《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73页。国外学者对研究方法的阐述也迥异，参见 David Marsh &Gerry Stoker,Theories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0,pp.181-324; Robert K.Yin,Case Study Research and Design,Thousand Oaks,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Inc.,2003,p.1.
[113]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114]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2014年。（笔者按：目前国家不同权威机构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标准并不统一，相关论述可参见袁曦临、刘宇、叶继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系框架初探》，《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1期，第3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