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1687年，李塨与张文升“推衍《存治》，文升著《存治翼编》，塨著《瘳忘编》，先生订正之。”[1]这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对颜元学术思想研究。1689年，李塨撰《存治编序》，1696年，郭金城撰《存学编序》，这些都是在颜元在世时进行的。
由于李塨等人的努力，颜元的学术思想迅速传扬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仅深受学界重视，并已受到政界的关注。李塨应邀讲学、拟聘为皇室教师及颜派学人的被召幕，就是这种受关注的反映。可以说，颜李“学派”的确立过程，其实就是对颜元学术思想研究的第一次整理。
对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在其两代弟子之后开始逐步冷落下来。至于冷落的原因，陈登原归结了几条：一是其道太苦，人多不能承受。二是学界义理消歇而词章烦发。三是正统学派即考据学派之威胁。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清政府禁锢学人思想的愚昧的文化专制政策所致。
19世纪60年代，戴望著《颜氏学记》，对颜元的学术思想做了概括介绍。戴望是清朝晚期对颜元学术思想研究较力者。但其书一出，便马上受到“正统学派”的猛烈攻击，形成了晚清学界“尊颜”与“反颜”之争。当时有个叫程仲威的人以卫道士自居，著《颜学辩》，以极其浅薄无聊之文字，既诋颜元，亦毁戴望，可为反颜派之代表。请看其中部分文字：
自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元生于崇祯八年，洵明季之余疠。幸入国朝，光天化日之下，岂容魑魅魍魉之肆行，故以处士终而其说以渐熄。刊其书者，究不知是何肺肠，然固知其说之必不行也。[2]
晚清洋务派如曾国藩、张之洞等人，虽不力倡颜元学说，但已不再诋毁之。
20世纪20年代前后，颜元学术思想研究出现了又一个高潮。学界力倡之人当推梁启超，政界力倡之人当推徐世昌。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辟“实践实用主义”之专章以介绍颜李学派之学术思想，并予以极高之评价曰：
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3]
当时，正值杜威的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梁启超著《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对颜李学派的教育思想做了较系统的介绍。其文开门见山地写道：
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Pragmatism）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但我们国里头三百年前有位颜习斋先生和他的门生李恕谷先生曾创一个学派——我们通称为“颜李学派”者，和杜威们所提倡的有许多相同之点。而且有些地方象是比杜威们更加彻底。[4]
应该说，梁启超对颜元的研究介绍是较适时的，评价也较中肯。他把颜元与杜威相提并论，也很有见地，因为这两人颇具可比性。六十年后，台湾学者郑世兴遵循这一思路，著作《颜习斋和杜威哲学及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一书，可视为梁启超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徐世昌对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也贡献不菲。在他的倡导下，创设了“四存学会”、《四存月刊》、四存中学并出版了《颜李丛书》，使颜元学术思想研究一时发展得如火如荼。由于国内研究热潮的影响，颜元的学术思想开始受到国际重视。1926年，有位叫曼斯菲尔德·弗利曼的学者就著作了《颜习斋：17世纪的哲学家》。[5]
徐世昌去职后，颜元研究高潮才渐趋低落。后有刘声木者，认为此事是直系借乡贤以护政。徐世昌倡颜元学说，或许可能有此目的，但直隶历史上并不乏名儒，如荀况、董仲舒以及差不多与颜元同时代的孙奇逢等，而徐世昌为什么不选他人，唯选颜元呢？其实是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已经初具颜元实学思想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了。
对于徐世昌，世人亦多讥评。其人文而兼武，出身进士却又练兵有成，曾追随袁世凯，却又不肯屈从帝制，作为政府首脑，实难说是优秀者。他既然推崇颜元，或许其思想也有些务实可爱处。把这样的人说得一无是处，恐非的论。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国事日非，外侮日亟，民不聊生。这时，一些有良知的学人便借颜元的学术思想以儆国人，陈登原当为这类人士之代表。陈氏著有《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
余自1931年以来，重客南京，始得披览颜氏诸书。会值家国多故，朝市更易；四海困穷，三边沦没。知人论世，益有取于崇实笃行之意。于衰世清谈之俗，诚深恶痛绝，而不知其已甚者。良以虚言蠹世，溢辞乱真；种族兴亡，事已可痛。至如上也者以新说自文其漏失，下也者以旧学自鸣其雅古。虚骄之气，导国民而扇之以浮竞，愚诬之技，率学子而教之以无用。则雄关半圮，辽沈新亡；江南《燕子》之曲，海上门户之争，有怀往昔，殊不能不太息于明季也。
感惧之余，因成是书，略分部居，区为十篇。抚物感时，语不自禁。故于习斋造学之环境，则述之不厌其详。于明季士夫之恶习，亦记之不厌其冗。盖所认著当时之过，为后世之鉴。明源寻流，可资警惕。苟闻之者足以为戒，则言之者可以无罪。吾书亦不至于虚作。故属比词文，不自嫌其枝蔓矣。
昔胡天游自谓功业瑰玮，难逃速朽；唯能文章，庶几不死。每闻此言，辄思掩耳。当今之世，功业重乎？文章重乎？吾文固陋，吾书固疏，但有其文者，不必有其行；有其行者，不必有其用。吾将执此而自勉。而世之诵我书者，亦当于考核得失之外，另具九方皋之慧眼；深体习斋之学，而思所以自策也。[6]
陈登原一部学术著作，自难警醒国人，纸上的颜元，也不能改变政府的腐败，更不能抵御日本的飞机大炮——当然也就不能救民于水火。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颜元学术思想研究出现了又一个高潮。1957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星贤标点的颜元的代表作“四存编”；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刘公纯标点的戴望著作的《颜氏学记》；195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培之所著《颜习斋与李恕谷》；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郭霭春著作的《颜习斋学谱》。这些都是当时较具代表性的成果。
此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对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又出现了二十多年的低潮。
改革开放后，对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重新活跃起来。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国钧先生的《颜元教育思想简论》。这是一本从教育方面研究颜元学术思想的著作，篇幅虽不大，仅5万多字，但对颜元的教育思想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和评价。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姜广辉先生的《颜李学派》。此书规模亦不太大，18万多字，其中将近半数的内容是对颜元学术思想的研讨，堪称这一时期对颜元学术思想研究的力作。
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颜元集》。该书不仅全录了迄今所能见到的颜元所有著述，而且收录了钟錂编撰的《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和由李塨撰稿、王源订正的《颜习斋先生年谱》，这就为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另外，中华书局还于1985年和1992年两次出版了《颜习斋先生年谱》的单行本，前者题书名为《颜习斋先生年谱》，后者题名为《颜元年谱》。可以说，中华书局为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
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颜元的代表作“四存编”，取名《习斋四存编》。该书不仅为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新版本，其书前所附陈居渊先生撰写的约两万字导读，还为初学者提供了进入颜学的路径。
专门著作之外，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一些分类人物传记著作，如《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清代人物传稿》等，也都对颜元作了评介。
这期间，各类杂志也发表了大量研究颜元学术思想的论文。论文选题，涉及教育、哲学、经济、礼仪等诸多方面，其中以教育类为最多。在1986年举办的颜元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有多名海外学者提交了相关学术论文，可见海外对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在进行着。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颜元学术思想研究掀起了又一个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相关历史巨著，如《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教育史》《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等，都对颜元设专门章节予以介绍。
二
综观三百多年来对颜元学术思想的研究，可谓成就巨大而且成果丰富，但在研究、介绍以及评价当中，也存有一些误区。这些失误，有的属于资料方面，有的属于文化方面，也有的属于认识方面。
资料方面的误区，其原因在于难以考证。如李国钧先生在《颜元教育思想简论》中说，“颜元六十二岁时，在今河北肥乡县主持漳南书院，虽时间不久，却是他教育活动史上的一件大事。”[7]这个漳南书院所在地，村名屯子堡，清初确属肥乡县，村在解放前就已划归广平县，今仍属广平县。我经过再三努力，才在肥乡、广平两地许多同志的帮助下，搞清这个问题。
再如，中华书局出版的《颜元集》中，有“尽以南王滑村民田让晃”[8]语。其初，我在古、今蠡县地图中，怎么也找不到“南王滑村”。后经多方调查考证，才发现“南王”“滑村”乃不同村名。“滑村”在《畿辅通志》称“三滑村”，今为“西滑村”“中滑村”“东滑村”。“南王”在《畿辅通志》称“南王庄”，今有“南南王”和“北南王”二村。
文化方面的误区，其出现多因对传统文化的不够注意。如《清史列传》及《清代七百名人传》在记述颜元出关东寻父之事时，都有“负骨归葬”语。[9]而事实是，颜元并未挖掘其亡父之墓，殓骨以归，而是仅树一神主，车载而归。主，乃一木牌，非骨也。
再如，关于颜元及其父亲的名字，也是多有疏忽。其父在颜家时名“贾”，在朱家名“昶”。朱九祚为其次子，即亲生儿子取名“晃”，昶，古亦写为日上永下，这“昶”“晃”属同一个文化系统，在冀中一带称之为兄弟排名。这种文化传统其他地区也有存在。而在《河北教育史》等书中，作者武断地说其父为“颜昶”，似有未妥。而有的书在介绍颜元时，也说“姓颜名元，字易直”，这乍看无甚不妥，其实则极为不妥。李塨在介绍颜元提到“易直”之称时，赶紧附加说明，说这是颜元在朱家时的字。事实是，颜元幼姓朱，名园儿，进学时才取学名“邦良”，“易直”是与“邦良”相呼应的“字”；而与“元”相对应的应是“浑然”。汉魏以后，中原诸省人士取名、字，多相呼应，如“亮”——“孔明”，“操”——“孟德”，“飞”——“翼德”、“鹏举”等，都属此类。只有明白了这种文化现象，对颜元才不会误称。
以上所述，虽能反映出学人之疏忽，但却皆属细枝末节，较严重的失误还在认识方面。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颜习斋与李恕谷》，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直到2003年出版的《河北教育史》，均把颜元划归“地主阶级”，这就是一个认识方面的失误。
颜元“年五十，贫无立锥”[10]，“平生非力不食”[11]，故在经济上不属地主阶级；他不与清政府合作欺压百姓，故在政治上不属于地主阶级；在思想意识上，他代表了“新方向”[12]，而清初社会代表新方向的不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些著作给颜元划定的“阶级成分”都是站不住脚的。
再如，颜元是在“复古”的“旗号”下宣传“现代的”思想，是在借古喻今，这一点，梁启超、侯外庐等均已初步论及，可是而后出版的许多著作，却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是望文生义地认为颜元是在复古。认识方面的失误，多因于作者的认识水平，这是毋庸讳言的。当然，有的是后人因袭了前人的错误观念，但这种因袭本身也在说明着作者的认识水平。
鉴于上述失误，我在著作本书时，将尽力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对于历史资料，凡有疑问的，尽量予以核对，凡需实地考察而又力所能及的，尽量去实地考察，这样，虽不敢说能做到让“流言止于智者”，也努力做到不以讹传讹，争取让历史成为信史。
其次，在研究著述过程中，尽量顾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冀中地区的地域文化，尽量避免重蹈不关注文化传统的覆辙。
最后，尽力做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颜元做一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力争做到思想方法对头，研究思路清晰，研究结论正确，理清颜元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三
本书的“上篇”，拟从颜元生平写起，通过对他的身世、师友、游历、教育生涯和著述情况的介绍，让读者对其人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同时，让读者还可从中体味出颜元实学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
“中篇”拟介绍颜元的“理想国”。先对其学术思想做一概括介绍，然后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逐一进行评价，最后以其哲学思想总结本篇。
“下篇”拟重点介绍这位从教47年的“民办教师”的教育思想。首先介绍其“人性论”，其次分别评介其教育目的论、培养目标论、教育内容论、教学方法论以及师道观等，最后以“习斋”的历史定位结束全篇。
三百多年来，对颜元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对他个人进行全面而系统研究的著作并不多。《颜氏学记》和《颜习斋学谱》，稍侧重对其学术思想的介绍，《颜习斋与李恕谷》及《颜李学派》，则侧重学派角度的研讨，《颜习斋哲学思想述》及《颜元教育思想简论》，则是从某一侧面对他的研究，迄今尚无一部关于他的学术评传问世。本书试图填补这个空白，力争通过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写出一部稍具特色的学术评传。最终结果如何，只能是写成后留待读者评判，但是对于这个努力方向，我则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1] 李塨撰，王源订：《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见《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60页。
[2] 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见《饮冰室合集》（5），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
[5] Mansfield Freeman，“Yen Hsi-CHai，A 17th Century Philosopher”，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e Society，1926（17）.
[6] 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7] 李国钧：《颜元教育思想简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8] 李塨撰，王源订：《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见《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5页。
[9] 王锺翰：《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25页；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1547页。
[10] 王锺翰：《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25页。
[11] 阎国华、安效珍：《河北教育史》（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12] 阎国华、安效珍：《河北教育史》（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