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地域文化视野与文学研究
地域文化与文学发生意义关联，诚可谓源远流长。地域观念的形成，至少可以从神话《山海经》时代算起，下经十五国风，汉魏人物志，两晋先贤耆旧传，宋元方志，明清志书等，直到民国府县志，当代分省域文化史和文学史著等，代不绝书。但是，文学的地域流派真正开始形成并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则是以宋代江西诗派的形成为标志。[98]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流派，江西诗派的形成并非地域的结盟，而是风格的凝聚和观念的结合，正所谓“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99]。但是，江西诗派毕竟是文学史上第一家以地域冠名的诗派，其间隐含的地域文化观念和凝聚的地域向心力自然不容小觑，标志着地域观念在诗歌创作和文学领域的明朗化，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文学史意义。宋代以前，文学的地域观念十分稀薄。倒是抽象的南北论、东西论、中心边缘论，弥漫于学者的论述空间。如魏晋南北朝品评文学、人物时的关注重点在于籍贯和门阀，如博陵崔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琅琊王氏、温县司马氏、陈郡谢氏等世家大族，颇有声名。《世说新语》记载魏晋风流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这部志人小说除了指出南北学风、语音习俗的不同之外，并没有以地域论文学。唐朝大历年间的诗家三派，繁盛一时，也只是以诗人身份的不同作为依据，划分为台阁官僚、地方官僚、方外之士三个诗人群体，并非地域诗人群体。从宋代开始，文学与地域关系日益密切，以地域冠名的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如南宋永嘉四灵诗派，立意打破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的樊篱，直宗晚唐，别开新面。有宋一代，孔延之编撰的《会稽掇英总集》、程遇孙等编撰的《成都文类》、郑虎臣编撰的《吴都文粹》等，在在标志着当时人们对于某籍地域文化的自觉认同。明代诗坛有吴派、越派、徽派、闽派、五粤派、江西派等诗歌流派，又有公安派、竟陵派等散文流派，还有郭子章的《豫章诗话》开启了以地域观念塑造、凝练诗歌传统的文学史论著撰述之先河；清代则有桐城派、阳湖派、常州派、阳羡派、虞山派、河朔派、吴江派、浙西派等诗文流派，更有关中三李、湘中五子、浙西六家、吴门七子、越中七子、畿辅七名公、娄江十子、岭南三大家、江左三布衣、江西四才子等以地域合称的文学“集团”，表明以地域划分文学流派，在明清时代已然成为压倒传统的以思潮和重要作家为主导的划分方法的新趋势，清代郡邑诗话如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裘君弘《西江诗话》、梁章钜《南浦诗话》等至少有30多种[100]，地域诗学的范围也由本地诗人歌咏本地风物之作，扩大至外地诗人歌咏本地风物之作，如此，宦游文学也被纳入地域诗学的研究范围。明清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文学南北论，逐渐让步于文化、文学地域论，此中原因，蒋寅认为是“疆域划一”促进了“南北沟通和交流”，人们“对地域文学传统”产生“多样性感知”，“地域传统观念正是在这对他者的认识中逐渐明确起来，并反过来陶铸人们的审美趣味，影响人们的创作观念的”。[101]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人们正是在看到了“他者”的基础上，才开始真正确证、认识“自我”，促进自我文化认同。此时，也正是世界范围内东西文化进入实质性交流的阶段，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认知，同样也离不开对作为“他者”的西方文化的感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文化“他者”所昭示的差异性，才让我们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文化“自我”的本体特征。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个人只有漂泊异乡，离开故乡之后，才能更深切地体味故乡。
近代以来，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创作，逐渐形成潮流。1901年梁启超接连发表《地理与文明》《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论文，认为人们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进而影响到文明、学风、精神和风俗的差异。1905年刘师培发表著名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以水土之异论述南北民族的性格差异及其精神趋向，并认为南北文学的交会融合是历史的必然趋势。1906年王国维发表《屈子文学之精神》，以屈原卓尔不凡衣被千古的文学成就为例，证明南北文学合流“通南北之驿骑”的极端重要性。1934年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舆》以地域为界划分出六个诗歌流派，从自然环境论证人性风习，进而归纳出流派诗歌的不同创作风格，研究结论令人信服。1943年唐圭璋发表《两宋词人占籍考》[102]，对北宋南宋词人的籍贯进行考证，按省籍作出数量统计，从中梳理出词人词作的创作风貌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各地词风之异于此比较研究中一目了然。1950年胡小石发表《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03]，纵向考察南京城的文学史地位，认为南京“战国末期，地属东楚”，创作受《楚辞》影响较多；而“南京文学之显著于世，当自孙吴以后”，“南京文学之最高发展，实为东晋以下南朝时期之诸代”，论文从山水文学、文学教育、文学批评之独立、声律及宫体文学等四个方面，对南京文学史进行系统梳理，“叙其特色”，是一篇较有分量、较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地域文学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陈正祥的学术专著《诗的地理》和《中国文化地理》相继出版，立即在学界引起轰动，其中关于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的相关论述，关于诗人分布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关于诗人和词家籍贯及其人生行程轨迹的地图绘制，关于诗词作品对自然物候和交通状况的描写等，俱开一时风气，直接带动了地域文学研究的热潮。1986年金克木发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提出地域文学的研究构想，认为过去的文艺研究只是专注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进而提出要“作以面为主的研究、主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再“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性的研究”[104]；他提出地域文学研究可以从分布、轨迹、定点、播散等四个方面展开。这篇论文堪称地域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指导了当时及其以后的地域文学研究实践。1990年袁行霈出版《中国文学概论》[105]，专列一章论述“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揭示出一条文学史的发展规律，那就是：“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通过对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考察，袁行霈认为，荆楚、河南、江西、长安、金陵、江浙、大都、邹鲁、蜀中、岭南等地是文学中心，文学的地域性值得文学史家给予充分的关注。1995年曾大兴出版《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106]，分设九章纵向考察自周秦讫于清代的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状况，后设两章论述文学家地理分布的格局、特点及规律。该著有效地结合了宏观与微观、定性分析与定量统计、文学研究与区域文化研究[107]，这部实证性极强的研究著作，在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严家炎主编的十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1995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严家炎在丛书《总序》中指出，以往人们对于地域文化的理解，过于局限于“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却对地域内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人文环境缺乏关注，研究成果也就容易流于机械和肤浅，事实上，“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108]这个观点无疑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首先当然是通过自然条件起作用，其后是通过，并主要是通过地域内的人文条件而起作用。这一认知在丛书的撰写中得到了鲜明而生动的体现。1997年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109]出版，上篇“北方文化的复兴”，包括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中篇“南方意识的崛起”，包括楚风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下篇“城与城”，包括京味小说论、海味小说论、津味小说论、汉味小说论、苏味小说论。从论述结构来看，该著是对文化南北论的拓展深化，在文化南北划界而治的版图上，聚焦地域文学的光辉，又有对城市文学的“点”的观照，点面结合，兼顾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对国民性问题尤其开拓深透，而在行文中追求文学性、知识性和哲理性的统一，体现出厚重的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学术品格。该著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地域文化热”寄予厚望，认为在“现代化大潮冲刷传统文化记忆”、各种“脱离实际的空论迷惑人们的时候”，地域文化书写捍卫了记忆的尊严、显示了理性的力量。陶礼天的《北“风”与南“骚”》[110]，辨正朔，论南北，提出文学“感觉区域”等概念，是对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深化。陈尚君《唐代诗人占籍考》[111]考证翔实，搜罗完备，已成为唐代地域文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参考资料。1999年《涪陵师专学报》开办“重庆文学史”研究专栏，接连刊发十数篇研究重庆地域文学的论文，如吴福辉《地域文学史的难题》、李敬敏《重庆地域文化与重庆文学》等，在地域个案文学研究领域开掘较深。1999年何西来发表《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112]，从文学作品携带的地域文化信息、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读者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鉴赏时的外部地域环境、地域文化环境影响的复杂性等层面展开论述，认为地域文化因素是影响文学鉴赏的外部诸因素之一。其影响通过作品、读者、环境三个方面得以体现。作品中的地域文化风格，主要来自作家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描写，以及对作品中人物的文化心理、肖像、动作的把握。在作品风格的形成中，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地域文化知识积累，以及对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敏锐感受力，起着关键的作用。读者所处的特定地域文化环境对其鉴赏的进程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品、读者、环境”是文学鉴赏的“必备条件”。这是研究文学接受史视域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一篇重要论文。
进入21世纪，地域文学研究形成持续性的热潮。2001年乔力发表《地域文学史研究刍议暨山东文学流变研究例试》[113]，明确主张地域文学研究应以省域为中心，考察的对象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本省域作家的创作；二是客籍作家在本省域生活时期的创作；三是以本省域作为主要空间背景的创作，论文结合山东省文学史的发展流变过程予以解析，无疑是对当时方兴未艾的省域文学史写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与提升。胡阿祥发表专著《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114]，这本断代地域文学研究专著，聚焦魏晋时期文学与地域的复杂关系，由文学作品入手，甄别作家籍贯，制作作家地域分布地图，探讨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过程，比较各地域文学创作面貌的差异，勾勒地域文学在交流融合互动中的演变状况。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做到文、史、地多学科的有机交融，开创了一条断代地域文学史研究的新路径。2002年郝明工发表《区域文学刍议》，提出研究区域文学需要有大文学观念和大文化观念。[115]李敬敏发表《地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和文学》[116]和《全球一体化中的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117]，认为文化在“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始终有一些恒久的稳定的因素代代承传，强大的“文化基因”正是“地域文化的顽强的生命力所在”。张泉发表《新中国以前北京地域文学之概观》[118]，周晓风发表《区域文学——文学研究的新视野》[119]，曹道衡发表《略论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120]，在地域文学研究的宏观理论层面和具体地域文学事相层面进行双向拓进。李浩相继发表学术专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121]和《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122]，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入手，运用“地域—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聚焦唐代关中、山东和江南三大地域士族文学，考察士族籍贯行止、人生迁徙、婚姻教育、科举考试、入仕经历、牛李党争等问题，考论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新见解。2003年曾大兴发表《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123]，对谭正璧编撰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收录的中国古代6388位作家的籍贯（曾大兴在论述中将籍贯认定为出生地）按照周秦、两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代、明代、清代的历史顺序进行统计，江苏以1339位作家居于榜首，浙江以1294位作家居于第二，江西以555位作家居于第三，以下依次为河南、山东、福建、河北、安徽、陕西、山西、湖北、上海、四川、湖南、广东等省。论文对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进行考察，认为周秦时期文学家的重心在山东、河南和湖北；两汉时期则为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三国西晋时期则为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和安徽等省……论文进而总结出历代文学家的分布规律，那就是文学重心往往处于四个地域：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开放之域。2005年李浩发表《地域空间与文学的古今演变》[124]，认为文学研究在注重古今演变的历史研究中，应该重视文学中的地域空间因素，可以从贯穿性、假定性、制约性、差别性、矛盾性五个方面考虑，我们要警惕都市化、现代化及全球化对文学地域性的消解，防止文学的水土流失、文学荒漠化的出现。这种对于地域文学的生态多样性的强调，绝非杞忧。2012年杨义发表《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125]，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极具活力的学科分支，是一片值得广大学者投入心力耕耘的学术沃土。文学地理学使文学研究“接上地气”，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第一流资源实现无隙对接，敞开了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剖析、族群分布，以及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四个巨大的空间，于其间生发出“七巧板效应”、“剥洋葱头效应”、“树的效应”和“路的效应”。“一气四效应”，乃是文学地理学在辽阔的文化空间中，为我们的研究输入的源源不绝的学理动力。同年发表的《文学地理学的三条研究思路》[126]，认为文学地理学可以从新的视角为文学研究拓展研究视野和方法，存在三条研究思路：一是从整体性思维考察可以展开一个很大的思想空间，横贯整个中华辽阔的地域，具有覆盖性、贯通性和综合性，有助于还原文明发展的生命过程；二是从互动性思维考察相互关系的思维特征，在关系中比较和深化意义，在分中求合、交相映照、特征互衬、意义互释；三是从交融性思维出发，可以贯通诸端，融化创新。在此前后，迄于当下，景遐东出版《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杨义出版《文学地理学会通》，戴伟华出版《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汤江浩出版《北宋临安王氏家庭及文学考论》，陈庆元出版《文学：地域的观照》，曾大兴出版《文学地理学研究》，李仲凡、费团结出版《汉水流域新时期小说研究》，黄道友出版《地域文化与新时期湖北文学》，张伟然出版《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与此同时，省域文学史著作如雨后春笋竞相出版，如陈伯海、袁进《上海近代文学史》，王文英《上海现代文学史》，崔洪勋、傅如一《山西文学史》，王齐洲、王泽龙《湖北文学史》，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陈书良《湖南文学史》，李少群《山东文学通史》，范培松、金学智《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吴海、曾子鲁《江西文学史》，唐先田、陈友冰《安徽文学史》，王嘉良《浙江文学史》，等等。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的学术成果众多，不断推陈出新，已然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
仅从上述挂一漏万的描述中，我们便足可感知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的学术盛况，与其他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成长时期一样，浩如烟海的学术论著总是难免泥沙俱下，也总是难免受到来自各方的不断的质疑和责难，这是学术生长的正常现象，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学术成熟所必需的考验。关于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时代与地域。时代与地域的关系，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时间与空间同样受到重视，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同为富有远见卓识的文学家们所探索的重要对象。从短的时间段来说，一年四季的交替转换对文学创作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如南朝萧绎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在韶丽春阳中，树花发，莺鸣和，“藉芳草而眺瞩”；在“玉露夕流，金风多扇”的秋天，“登高而远托”；在夏天“倦于邑而属词”；在冬天“睹纷霏而兴咏”。从长的时间段来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明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两汉文章》中说：“西汉简质而醇，东京新艳而薄，时之变也。”屠隆在《诗文》中纵论历代诗文特征时说：“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汉文典厚，唐文俊亮，宋文质木，元文轻佻，斯声以代变者也。”好的文学，总是将时代与地域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诚如陆机在《文赋》所揭示的创作规律，好的文章，创作之初“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能够令人产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阅读快感。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文学史，就会发现，文学的易代的伤感总是伴随沉郁的家国之痛，家国哀、人生恨总是交织在一起。如杨慎《临江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纳兰性德《长相思·山一程》“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进入现代社会后，“空间被认为是静止的、被动的”[127]。在小说叙事学研究领域，我们对时间问题倾注了太多的热情，相对来说对空间的关注太少。如英国作家伊利莎白·鲍温所说：“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凡是我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的利用的。”[128]这似乎可以算是现代小说写作的不传之秘。相反的观点也有不少，比较典型的如刘再复在《文学大观笔记二十一则》之六中说过：“德国哲学家谢林说艺术勾销时间。他没有说，艺术可以勾销空间。不管文学，还是艺术，都是站在空间向度上，而不是站在时间向度上，也就是说，人在人的内心深处与人性深处，时间没有意义，一瞬间与一万年没有分别。”[129]这至少说明，在作为关注、表现人的内心和人性的文学艺术表达中，空间不可以被勾销，意义甚大。事实上，时间作为一种“先验的直觉形式”，只有以空间作为基础才能被聚焦和固定，正如空间只有以时间为基础才能被聚焦和固定一样。文学中的时间与空间相互依存、无法分割。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仅仅只是注意历时性的线性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能有效地解释何以同是先秦时代，《诗经》与《楚辞》的巨大区别；何以同是盛唐王朝，李白与杜甫诗歌的迥异其趣；何以同是明代，还有复古派与性灵派的审美分殊；何以同在现代文学史的天宇中，还有李劼人的成都市井、沈从文的湘西风情、张爱玲的上海里巷、新感觉派的都市霓虹等群星闪烁。
第二，关于区域文学、地域文学、文学地理学的概念。2020年7月，笔者在中国知网上采用主题词检索的方式，分别对期刊论文和博硕士学位论文中使用的相关主题词的数量进行统计，其中，关于“地域文学”的期刊论文1903篇、博硕士学位论文134篇；关于“区域文学”的期刊论文761篇、博硕士学位论文34篇；关于“文学地理学”的期刊论文462篇、博硕士学位论文75篇。于此可见，学术界对于“地域文学”概念的认知度，要明显高于“区域文学”和“文学地理学”。这三个概念，都指向“文化区”的划分，“相邻或相近社会文化的趋同倾向造成某些地域中文化的相似性，称之为‘文化区’”[130]。学术界一般将文化区分为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和感觉文化区等三种形态，其中形式文化区是一种或多种相互间有联系的文化分布的地域范围，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集中的核心区与模糊的边界线的特征。功能文化区是根据政治或者某种社会功能组织起来的空间区域，如行政区、教区或经济区等。感觉文化区是人们对于某种文化区域的共同认知，它不仅被地域内的人们认同，同时也被区域外的人们广泛认可。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多在古代文学研究范围内使用；地域文学的概念，多在现代文学研究范围内使用；区域文学的概念，则多在当代文学研究范围内使用。打通现代当代的文学研究，如20世纪文学史研究，往往混合使用区域文学和地域文学的概念。区域文学与现实政治、文化建设距离太近，有不少省域、市域、县域的主政者出于文化建设、文化旅游、地方经济繁荣、社会综合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发展目标，提出文学强省、文学强市、文学强县的建设口号，组织本区域内的专家学者挖掘文献史料，编撰本区域的文学史，这种强化本土文化自信、提高本地域民众文化素质的出发点当然无可厚非，但从学理性来讲，这种区域文学史却只不过是区域版的“中国文学史”，是本区域内的作家和客籍作家的创作的大杂烩似的“拼盘”，这类著作因此缺乏文学史著必需的学理依据。即使省域文学史著作中贯穿古今的地域文化的串珠红线，也是一种人为构造的“虚假的统一系列”，诚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迪尼亚诺夫所说，“是某一种体系中的有一定用途、起一定作用的一个或者几个文学要素的不合理的抽象，是对在其他体系里的具有另外用途的同样的要素的缩减，缩减之后，突出了那些有一定用途、起一定作用的文学要素，根据这种要素组成了文学演变系列”[131]。显然，这是一种人为剪裁的结果，并不符合文学史的发展实际。作为领土区划或者社会区划的区域，具有现实功利性和行政自洽性，却不宜作为文化区域的划分标准，文化区域的划分自有文化生长和历史发展的内在标准和客观规律。文学地理学从其研究内容和学科定位来看，更适合于在古典文学研究范围内展开。如胡阿祥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历史诗赋作品证历史地理，是一种以历史地理为研究目的的文史地结合”；另一种是“运用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其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明确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域分异规律，则是一种以文学为研究目的的文史地结合”[132]。杨义在研究现代小说史时，使用“地域文化”的学术概念，而在其转向古典文学研究时则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及其研究方法，其来有自，良有以也。如果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采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势必会显得支离破碎，因为现代作家俱为东西南北人，行踪飘忽不定，不少作家漂洋过海，异国谋生或者多年求学异邦，人地关系复杂，文学空间呈折叠状态，文学地理的界线模糊，同时，文学地理学概念“带有很深很重的地理学痕记”，会丢失部分“文学地域性研究的意义”[133]，因此我们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不采用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概念和研究方法，而采用地域文化和文学的视角。
[1] 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载王友怀、魏全瑞主编《昭明文选注析》，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8—539页。
[2]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页。
[3]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页。
[4] 参见《晏子春秋集释》卷6《内篇杂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页。
[5] 《孟子·公孙丑上》，（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0—231页。
[6] 《庄子·知北游》，王先谦撰：《庄子集解》卷6，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6页。
[7] 参见（明）邱濬《大学衍义补》卷14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西汉）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936页。
[9] （西汉）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936页。
[10]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0页。
[11]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5页。
[12] （唐）魏征：《文学传序》，《隋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63页。
[13]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页。
[14] 李东阳：《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7页。
[15] 李淦：《燕翼篇·气性》，《檀几丛书》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
[16] （清）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17] 归允肃：《赵云六倚楼游草序》，《归宫詹集》卷2，光绪十三年刊本。
[18] 茹纶常：《容斋文钞》卷9，嘉庆四年刊本。
[19] 刘师培：《南北诸子学不同论》，《刘师培辛亥前文选》，李妙根编，朱维铮校，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19页。
[20]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刘师培辛亥前文选》，李妙根编，朱维铮校，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20页。
[21]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辛亥前文选》，李妙根编，朱维铮校，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46页。
[22]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文集》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23]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24]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25]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26] 参见[苏]波德纳尔斯基《古代的地理学》，梁昭锡译，赵鸣岐校，齐思和审，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页。
[27] 参见[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28] 转引自[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29]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59—361页。
[30]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曾斌译，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235页。
[31] [德]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转引自[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16—317页。
[32] [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1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33] [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
[34]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6—97页。
[35]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17页。
[36]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3页。
[37]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38] [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2期。
[39] [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2期。
[40] [法]雨果：《克伦威尔·序》，《雨果论文学》，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8页。
[41] [法]E.左拉：《家常事》，金满成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42] [法]左拉：《实验小说论》，张资平译，新文化书局1930年版，第181—182页。
[43]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6页。
[44] 参见[德]恩格斯《爱尔兰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5—549页。
[45]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622页。
[46] 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9页。
[47]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48] （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3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5页。
[49] 孔尚任：《古铁斋诗序》，《孔尚任诗文集》卷6，中华书局1962年版。
[50]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辛亥前文选》，李妙根编，朱维铮校，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47页。
[51]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辛亥前文选》，李妙根编，朱维铮校，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47—348页。
[52]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辛亥前文选》，李妙根编，朱维铮校，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52页。
[53]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文集》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5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页。
[55] 鲁迅：《雪》，《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181页。
[56] 鲁迅：《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436页。
[57]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
[58]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5页。
[59] 周昆叔：《环境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60] 参见[苏联]波德纳尔斯基《古代的地理学》，梁昭锡译，赵鸣岐校，齐思和审，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页。
[6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曾斌译，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235页。
[62] [美]凯瑟琳·德林克·鲍恩：《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郑明萱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94—95页。
[63] [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64] [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65] [法]斯达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丁世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66]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8页。
[67]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
[68]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69]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0] 刘保昌：《楚地“蜻蜓眼”式玻璃珠》，《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24日。
[71] [德]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2—53页。
[72] [德]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
[73] [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4]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75]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7页。
[76] [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页。
[77] [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页。
[78] 壮游（金天翮）：《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年第5期。
[79] 壮游（金天翮）：《国民新灵魂》，《江苏》1903年第5期。
[80] 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新民丛报》1902年第7—8期。
[81]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新民》1902年第1期。
[82]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915年第1期。
[83]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7—100页。
[84]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6期。
[85] 李大钊：《美与高》，《言治》1917年第1期。
[86]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1918年第3期。
[87]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1918年第4期。
[88]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1918年第4期。
[89]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1916年第1期。
[90] 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独秀文存》第1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568—569页。
[91]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1920年第5期。
[92]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93]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1919年第2期。
[94]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1919年第2卷第2号。
[95] 钱穆：《东西人生观之对照》，《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页。
[96]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9页。
[97]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98] 祝尚书：《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99] 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79，四部丛刊本。
[100] 蒋寅：《清代郡邑诗话叙录》，《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年合刊，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1] 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02] 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中国文学》1943年第2期。
[103] 胡小石：《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04] 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年第4期。
[105]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06] 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07] 陈贻焮：《序》，《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08]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109] 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0] 陶礼天：《北“风”与南“骚”》，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111] 陈尚君：《唐代诗人占籍考》，《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2] 何西来：《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113] 乔力：《地域文学史研究刍议暨山东文学流变研究例试》，《东岳论丛》2001年第6期。
[114]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5] 郝明工：《区域文学刍议》，《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116] 李敬敏：《地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和文学》，《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117] 李敬敏：《全球一体化中的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18] 张泉：《新中国以前北京地域文学之概观》，《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19] 周晓风：《区域文学——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120] 曹道衡：《略论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121]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
[122] 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3] 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
[124] 李浩：《地域空间与文学的古今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25]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126] 杨义：《文学地理学的三条研究思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27] 范铭如：《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5页。
[128] [英]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吕同六译，《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上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页。
[129] 刘再复：《文学大观笔记二十一则》之六，《审美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3页。
[130] [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迺基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51页。
[131] 参见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132]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133] 王祥：《地域文学性质、特点及其他》，《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