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诗学的元代

（代序）

如果将中国历代诗学喻作闪耀的群星，那元代诗学这颗星的发现却远远晚于其他。自明人拉上“元无文”“元无诗”的幕布，元代诗学理论便很少有理论家问津。“五四”以后，元曲作为“一代文学”之观念确立，“曲学的元代”几乎成为人们对元代文学的典型认知，元代诗学更是无缘挤入批评家的眼球。查洪德先生分析20世纪以来元代文学研究状况，指出元代文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是“遮蔽”，二是“割裂”。因“华夷之辨”“一代文学”“功用、道德评价”之“三大遮蔽”，造成元代文学研究观念的偏颇，进而对元代文学史的叙述及评判失真；因不同文体、不同民族等文学板块严守边界，各说各话，互不关联，造成元代文学研究格局的局限，相互之间的绝缘导致文学整体性消解，共性无法把握。[1]这种状况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有所转变，元代诗学逐渐受到学界重视。21世纪以来，通过前辈学者与当今学人的共同努力，元代诗学被遮蔽的价值得以逐步发现，相关研究次第展开，而其中每一个价值点的发现都能够折射出璀璨耀眼的光芒，且透过文献与思维等层层阻隔，显示出无穷魅力。

元代诗学研究价值的重新发现与文学史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而文学史观念的转变始于学界对元代社会文化环境的重新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对元代社会与文化环境的认识局限于元朝统治下的沉闷与黑暗，元朝政权的性质不是文官化，而是贵族化、军事化，这种尚武轻文的统治策略，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黑暗、腐败，整个民族文化素质低劣，民族歧视与隔阂充斥其中。今人以客观、完整的文献解读方式纠正了所谓元代“九儒十丐”“四等人制”“社会黑暗”“元朝无太平盛世”等一系列错误看法，进而通过澄清对“元代文化衰敝”“元人不读书”“元诗居于文坛边缘”的误判，总结出“大元气象”“文倡于下”的元代文坛特征。由此，元代多元文化交融研究成为元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走向。“地有南北、人有华夷、体分雅俗”[2]的文坛格局以及各种族、各地域、各种文化和观念在“大一统”的社会中兼容共生的特征得到元代文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

在此文学史观念下，当今学界对元代文学特征有较为准确的揭示。这种特征最突出地表现于元代文学的“多民族性”。自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始，西域色目诗人的诗文创作受到学界的关注。1998年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出版，元代西域诗人成为热议的话题。近年来有多部专论在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多民族文化视野下集中讨论元代文学的交融问题，探究元代文坛的精神气质和文人交际网络。多民族共生是元代文化包容性的一个重要体现，这种包容性在诗学上表现为多种创作态度和多种风格的客观存在。这其中又涉及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地域文学意识的出现，以宋代江西诗派为标志，元朝广阔的疆域则更加强化了文人的地域空间意识。东西沟通、南北融合，是元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在中国文学史中，元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具有较高的身份辨识度，这是元代文学区别于以往各代文学的地方。

然而，也正是由于元代文学具有清晰而显著的独特性，外界往往以“身份标签”的方式来认识元代文学，以至于作为专研元代文学的学者每每被认为一定要精通八思巴文才算合格。懂八思巴文当然会有助于对元代史料的研读，但对于元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毕竟是一个充分而非必要条件。而元代有哪些典型的、可值一说的，或有较高价值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却通常被人忽略。有学者认为，元代诗文研究者需要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的制约，借鉴元史研究的思路和范式开展元代文学研究。[3]不可否认，这一观点是积极可取的。但实际情况是，一直以来元代诗文研究的思路和范式往往受制于元史研究，在借鉴史学研究的思路和范式中反而偏离了“文学本位”。这一现象近年来逐步得以改观。从2015年开始，我陆续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年鉴》的资料搜集和撰稿工作，对每年度元代文学研究成果展开系统调查和梳理后发现，元代文学研究逐渐走出单一视野，研究视角的多样化逐步呈现。研究范围广涉诗学、文论、词学，以及文学的发展、传播、接受，还有作为诗文研究背景和视角的社会、文化、艺术、民族、宗教、地域、家族、灾害等各个领域。在微观深入的同时，对元代文学的整体概括和通观研究也应时出现，如查洪德、邱江宁等先生的论著。此外，“世界视角”是近年来元代文学研究新的突破，学界敏锐地看到13—14世纪中国文学与其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邱江宁《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认为，在蒙古人东拓西征以及密集的驿站建设背景下，13—14世纪的世界不再是铁板一块，在邦交往来和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学不再囿于中国范畴，它是世界性的。[4]这些成果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元代文学现象和规律的理解，也逐渐显示出元代诗文及相关理论在参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一些共有问题讨论上的价值。

其实，元代文学研究被外界标签化，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以往元代文学研究在宽度上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却在历时性的长度和厚度上相对欠缺。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或具体的诗学理论上。杨镰先生说：“元在历史上的位置正处在一个单元结束、另一个新的单元开始的谷地，是唐宋与明清之间的引桥。”[5]确然，元代文学是接引唐宋和引发明清的过渡阶段，但这个“过渡”并不是以往我们所认识的传统与新兴文学样式的此消彼长。常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有代变，体裁有周期，但理论却总是后出转丰、后出转精的。由于元代诗学研究长此以往缺乏长时段历史视野的考量，其在中国诗学史中尚无明确的“定位”，研究唐宋诗学者将其后世影响直引明清，研究明清诗学者又将其源头直溯唐宋及更早，元代近百年的一段就这样被甩开，中国诗学史就这样被“缺环”对接。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以往我们过分追求对外在特性的揭示，却在参与中国诗学史重要问题和共有问题上迟到，甚至是缺席，当然，这也是推动21世纪以来元代诗学研究的重要动力。20世纪末，张健先生参与讨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由于涉及元代诗法著作《诗家一指》，开始搜集、研究元代诗法，2001年出版《元代诗法校考》[6]，对元代诗法作品的作者和版本源流加以考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由此推动近二十年来元代诗法研究的热潮。查洪德先生《元代诗学通论》集中讨论“性情”论、“自得”论、“自然”论、风格流派论、“清和”论、诗法论、唐宋论、师古师心论、鉴赏论等一系列重要的诗学命题，对这些诗学范畴在元代的展开和发展予以全面考察，详细地阐释了这些重要问题在元代所产生的理论张力，充分证明了元代诗学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中的“可参与性”。

2014年我从内蒙古大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蒋寅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从唐代文学转为元代诗学。在阅读元人文献资料时，有一个粗浅的印象一直萦绕脑海：元人关于诗歌、诗学的讨论竟然如此丰富！很多明清人热议的问题，元人早有阐发！比如元人王礼《伯颜子仲诗集序》中有关“阴、阳二气”的论说，无论是理论观点，还是表达方式，姚鼐“阳刚阴柔”之说竟与之极其相似。再如明清出版市场中的诗学畅销书系《诗学大成》等，一直以来被标示为明代读物，经常被引来研究中国传统“诗学”概念的形成。而流行于明代的《诗学大成》早在元代就已经是书肆不断刊刻的诗学启蒙读物了。编撰、刊刻于元代的《诗学禁脔》《联新事备诗学大成》《诗学集成押韵渊海》等著作，实则出现在宋、金以来“诗学为专门”的学术背景中，推动“诗学”一词形成“有关诗歌所有学问”的内涵以及“开放性”的外延特征。它们不仅对明清此类著作影响甚大，也由此塑造了中国古代诗学的品格。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我们通常将元代附于宋代之后，而将研究领域划为“宋元”，可能即是侧重于元代的接续意义；我们又习惯将元代置于明清前，将研究领域划为“元明清”，也大致是因其开启意义。这其中当然着重考虑的是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然而从文化背景上来看，元代诗学与通俗文学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宋代以来社会文化群体的下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行业性或专业化特征。事实上，元代诗文、戏曲、医学、艺术、农学、天文等专业的发展莫不与行业的推力相关。宋季江湖诗派，金元之际文人倡导的“以诗学为专门”，虞集“诗之为学”，元代诗学类书等，均显示出诗学在元代的专业化进程。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在中国诗学史的发展链条中，元代诗学的特殊贡献和价值很大程度上要在“宋元”“元明清”这两个“元”的重合面中去寻找。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其写作的思路亦体现了我对元代诗学如上的思考。本书以元代后期诗文集及相关诗学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元代后期诗学如何从前代诗学演变而来，又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后代诗学的建构中去，从而在这个流变的过程中阐明元代后期诗学多元性、融通性、地域性、普及性的特点。本书的基本结论是，元代后期诗学是中国诗学进入深入发展、集成期之前的萌芽时段，作为诗歌创作理论、诗学观念、诗学批评、作诗技巧与常识等内容具足的诗学体系，在元代后期已初见端倪，直接开启了明清诗学的勃兴。学识、能力所限，拙著还有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武君

2022年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1] 参见查洪德《元代文学通论》，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第5页。

[2] 参见任红敏《论元代文坛格局》，《晋阳学刊》2021年第4期。

[3] 参见左丹丹《元史研究及其对元代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以萧启庆的系列成果为切入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4] 参见邱江宁《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坛格局》，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0—11页。

[5]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6] 张健：《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