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天覆地的经济变革

首先，唐宋时期经济制度的变革，尤其是田制、税制的变革，给社会带来了重大变化，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继续发展，朱熹从历史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研，也就是说，唐宋的经济变革是朱熹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唐中期到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翻天覆地的时期。延续300余年之久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唐中期彻底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税法，即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寿终正寝了，而大地主土地私有制兴起了。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对国家的封建依附关系日趋削弱，新的封建租佃关系的确立，以及庶族地主势力的壮大。从历史发展角度来分析，这种社会变革是历史的进步。从宋代封建经济的发展程度来分析，它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时期。我国著名的宋史专家漆侠先生在分析了宋代经济状况后指出：“把宋代划入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产走下坡路的这种看法，是缺乏坚实的根据的……那种只看到我国封建社会缓慢、长期停滞，而没有看到我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在唐、宋特别是两宋时期的高度发展——正是这个高度发展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5]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可信的。

当然，在看到两宋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须看到两税法在确立及演变过程中带来了一些流弊，因为它无法消除苛捐杂税，反而使之日趋繁重；大地主私有制的产生，也使土地兼并合法化和激烈化，必然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6]，“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7]的严重贫富不均现象。一旦出现“户口、税赋帐籍，皆不整举，吏胥私隐税赋，坐家破逃，冒佃侵耕，诡名挟户，赋税则重轻不等，差役则劳役不均”[8]的状况，矛盾就会激化。宋朝建立后，农民反抗斗争比前代更为强烈，甚至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正反映出唐宋时期经济变革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由此，北宋的不少大臣力图解决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危机，力图使封建王朝的统治能够正常运转，从而宣扬和制定了种种不同的经济措施，如胡安国、张载等人力主恢复井田制度，程颢也从“酌古变今，均多恤寡”角度提出了“经界”模式，至于范仲淹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倡导的熙宁变法，都或多或少地实行了一些变革措施，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调整阶级关系，从而达到使赵宋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事实上，无论是胡安国等人恢复井田制的空谈，或是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没有达到这一目的。

到南宋，这种经济制度变革的余波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南宋王朝的统治，朱熹深切地感觉到它的震颤。由此，他对这一问题，尤其对长达8年之久的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反复的分析和研究，肯定“那时也是合变时节”，“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9]当然，对王安石的具体变法措施，朱熹并不完全赞成，认为改革整体上不合“三代法度”[10]，甚至加以严厉的批评，这种言论在朱熹文集、《朱子语类》中比比可见。朱熹对井田制度也作过研究，认为“封建井田，乃圣王之制，公天下之法，岂敢以为不然！但在今日恐难下手。设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别生弊病，反不如前，则难收拾耳。”[11]又说“程先生幼年屡说须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说难行……想是它经历世故之多，见得事势不可行。”[12]可见，朱熹虽然肯定井田是圣王之制，但并不赞成在当时恢复实行，而是力主经界并身体力行地实行之。如果暂且不论朱熹的结论正确与否，而是从当时历史条件着眼来分析，那么朱熹对唐中期以来的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是拳拳在心，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分析这一问题，也溯源寻根，企望在对远古历史的借鉴中寻求出路。可见，社会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促使朱熹探研古史，换句话说，即对朱熹史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