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德国哲学和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其所作《历史的起源与目的》一书中认为，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曾经存在一个“轴心时代”（axial age），在这一时期内（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1]雅斯贝尔斯认为，所谓“轴心时代”，其特征表现为两点：一是民族基本精神的确立，出现了民族的文化圣人和精神圣人。由这些先贤所创制的精神文化范式，标志着人类理性的萌芽和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决定了民族的基本精神和其后的文化走向。二是形成了包含着民族基本精神、代表着各自文明成就的文化经典。这些经典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凝聚了数千年间人类世代相传的智慧和经验，记录着先民们对世界和人生等人类永恒问题的理性思考，承载着早期人类的富于诗性智慧的审美意识，标志着一个文明在文化上的成熟。希腊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Iliad）、《奥德塞》（Odyssey）]，印度的《吠陀》（Veda），犹太民族的《旧约全书》（The Old Testament）以及中国的《尚书》《诗经》《春秋》《论语》等一批典籍都在这一时期先后诞生，标志着世界各大文明的确立和成熟。其中的《尚书》便是这样一部产生于“轴心时代”的人类最重要的书写文本，一部弥足珍贵的标志着中华文明成熟的文化元典。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2]自成书之日起，两千五百多年来，《尚书》所受到的尊崇在中华文明史上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尚书》一直被视作儒家的群经之首，成为帝制时代超越一切法律、政令及所有典籍，被官方定于一尊的具有无上神圣性的国家经典，不但作为官学教材为历代学子、官吏世代传习，而且成为影响和左右帝制时代国家政治、文化、法律制度以及指导普通人日常生活、言行和思想观念的神圣性典籍。作为儒家文化的精神源泉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典，《尚书》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尚书》这种神圣地位的取得，其影响与功用的发挥均与其文学性质密切相关。
“轴心时代”产生的典籍既代表了当时世界范围内文化与文明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当时文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经典作用于读者的，首先是它的文学和审美属性，文明时代早期经典中的思想很多并不直接表现为辩证和概念的语言特征，而是表现为一种富于诗性的智慧，是以诗歌一般的充满丰富想象力和充沛情感张力的语言表达的感性化的思想，是一种与刻板教条的思想训诫完全不同的富于形象性的思想形态。《尚书》持续数千年的经学权威性和持久的影响力，首先是建立在其富于文学性的叙事、修辞以及通过展现圣人人格的文学形象之上的，是建立在其表现上古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所展示的宏大叙事规模与壮盛的文章气势之上的，其对中华民族的心理、思想和文化的重大影响是与其文学和审美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尚书》的叙事部分脱胎于对遥远的上古时期英雄人物和英雄事件的充满温情的追忆，虽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遭受了时间的锈蚀和记忆的磨损，在口口相传中经历了无数代人不断的改写与加工，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上古时期口传史诗的神异内容和古老形式，具有历史性的纪实与文学性的虚构融合不分的特征；《尚书》的记言部分尽管不以文学为目的，却先天地具有文学的色彩，其中存在着大量来源于古老的诗化句式和韵语形式，表现了进入西周王朝后在大型典礼仪式上形成的与音乐、舞蹈、诗歌相配合的典雅雍容的诗化语言特征，保存了上古时期口头文学不加修饰的活泼旺盛的原初创造力和服务于说理与论辩的自然质朴、生动形象的修辞手段和修辞技巧，表现了说话人物个性心理和独特性格特征的充满感情色彩的个性化语言，使千载之下的读者仍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想见说话人物的凛凛英风。《尚书》的文学性质亦如《尚书》复杂的成书过程一样，经历了一个不断累积的漫长的形成过程，是由上古时期巫瞽的口述讲唱文学、西周时代的史官文学，以及春秋战国时代以儒家学派为主的诸子文学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虽然不同时期的语言和文章风格使得《尚书》的不同篇章各具特色，但在整体上仍体现了文明时代早期文学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可以说，《尚书》既是我国古代最早结集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也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第一部初具诗性品格和文学内涵的文化典籍，开创了我国古代富有独特民族特色的“古文”文体传统，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树立了杰出的典范。
令人遗憾的是，古典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受狭隘文学观念以及现代学科划分的制约，对《尚书》的文学价值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尚书》在文学史与文体史上的开端发源意义认识不足，致使《尚书》的文学研究长期受到冷落。傅道彬先生曾说：“文学不仅仅是浅吟低唱的辞章和那些缠绵动人的故事，人类那些深情的哲学思考和生动的历史叙述，同样是丰富而广阔的文学世界。偏狭的文学理解使我们常常出错，当我们面对《周易》《尚书》《左传》《论语》《庄子》《史记》等伟大的作品时，我们才发现通行的文学的定义是多么苍白无力。”[3]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放开眼界，抛弃那些狭隘的标准和观念，我们便会欣喜地甚至不无惊讶地发现，长期以来被作为历史典籍和经学典籍的《尚书》，同时也是一部影响巨大的具有诗性品格和艺术灵性的上古文化典籍。《尚书》中记载的以诗、乐、舞结合为特征的多样的艺术形式，尤其是乐舞艺术和戏剧艺术的原始形态，展现了中国艺术的早熟和形式构成的丰富多彩；《尚书》的叙事表现出文、史融合的独特审美特征，在气势恢宏、文气壮盛的历史叙写中，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来自上古口传史诗的神话传说和文学想象因素，从中可以部分地还原出最早汉民族口传史诗的遗踪；《尚书》的修辞在展现上古时代口头文学的生动形象的比喻修辞之外，更多地体现在西周开国初期的诰命寄寓了周公强烈的感慨，通过周公的语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周公的历史忧患意识和对国家的责任感，文情并茂，寄意深远，一唱三叹，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由《尚书》诰命发展而成的“尚书体”展现了文明时代西周宫廷与礼乐活动相适应的高度雅化、讲究修辞的艺术语言，《诗》《书》谐配，歌诵间作，为庄严隆重的政治性宗教性典礼仪式赋予诗学精神和审美情趣，成为礼乐活动中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这种独特语言形式的固定化和模式化对后世的诸多文体，特别是官方的应用文体起到了规范作用，形成了文体地位无与伦比的“尚书体”，对后世应用性文体，特别是“古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尚书》作为一部产生于文学发轫期的具有史诗性的文化典籍，是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后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典，它与《诗经》《周易》一道，构成了中华文学之源。这样一部具有重要文学发源意义的民族文化元典理应受到文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系统全面地挖掘、评价《尚书》的文学价值，既有利于我们对早期中国古典文学发生发展过程的全面认识，也有利于我们对早期民族文化经典《尚书》文学特征的全面理解。尤其是在当前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在中西融贯的全新学术视野下重新全面完整地探究传统文化经典《尚书》的文学意义，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准确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于重塑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民族文化凝聚力、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文化基础，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尚书》文学意义的论说最早始于孔子。《尧典》是《尚书》的首篇，也是最能代表《尚书》文学特征的一篇，据《尚书大传》，孔子有“《尧典》可以观美”的感叹。所谓“观”，据《谷梁传·隐公五年》：“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这说明孔子并非一般地看待《尧典》，而是以对待经典的严肃庄重的态度来考察、观赏它。《尧典》的美不仅表现在内容方面，它记载了深为孔子推崇的尧和舜的美德与善政，表现了由尧和舜的思想境界和人格修养所产生的伦理人格之美，也表现在文章结构和语言等形式方面，具有打动人心的文采辞章之美和诗一般的语言修辞效果，以及在表现上古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时所显示出来的宏大的历史叙事规模和壮盛的文章气势。这一篇文字对司马迁的纪传体开山之作《史记》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从《史记》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生动、情节结构的精心安排和剪裁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尧典》对《史记》叙事的积极影响。而关于《尚书》文学性的系统论述始于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本体论的《原道》《征圣》《宗经》诸篇中，刘勰论述了《尚书》等五经的文学意义，他曾对《尚书》等五经的文学意义进行了概括：“至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4]对于《尚书》的文学意义，刘勰论述说：“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则有赞，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伊尹敷训，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足师矣。”[5]在文体论各篇中，刘勰论述了《尚书》对后世各体散文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也高度评价《尚书》的文学影响：“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辩乎《书》，说理者莫辩乎《春秋》’，然则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差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6]宋人陈骙的《文则》分别从史传叙事和修辞技巧的角度对《尚书》的文学性作了精彩的论述。元、明、清各代都有学者对《尚书》的文学性发表过精彩的论述。清代的王夫之和袁枚，在总结前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六经皆象”“六经皆文”的观点。袁枚认为，六经之“道”的实现是以其“文”为前提的：“不知六经以道传，实以文传”，“无形者道也，形于言谓之文。既已谓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尚悦绎，而道始大明”。[7]在袁枚看来，六经虽是“道”与“文”的结合，但相对于“道”，六经的“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实现“道”即道德教化的前提条件。“六经皆文”强调了经典的文学价值与审美属性，彰显了《尚书》等儒家经典的文学史意义。钱钟书先生则更进一步，他在考察上古时期“诗”与“史”的关系时指出，上古文化中“赋事之诗与记事之史，每混而难分”，“诗体而具纪事作用，谓古史即诗，史之本质即是诗，亦何不可”。由于“古人有诗心而缺史德，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8]自古以来被作为历史典籍的《尚书》同样反映着古人灵动的诗心和丰富的想象力，实为一种原始的朴素的诗，表现出早期人类文明所具有的诗性智慧与艺术品格。这样，“六经皆象”“六经皆文”进一步发展为“六经皆诗”，为我们深入探究《尚书》的文学价值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点。
但总体来看，前人的这种个别论述还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他们更多地把《尚书》看作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多从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间或延伸到天文、地理等诸多领域，却很少从文学角度考察《尚书》的文学性；即便有一些评论，也只是些零碎的评点文字，多保存在文话、序跋、评点等分散文本中，大多是在阐述对某一具体文学现象的看法时顺便提及，片言只语，表达随意，更多的是从文体风格角度进行富有主观情感特征的形象化描述，而且往往陈陈相因，不注重理论化的分析和逻辑性表述，远称不上全面系统的研究。清代的辨伪运动和五四后的疑古思潮为客观地进行《尚书》文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而西方文学观念和方法的输入和应用更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系统的《尚书》文学研究。1924年，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在《亚洲杂志》上发表了《〈书经〉中的神话》一文，这是西方汉学界较早从神话学角度解读《尚书》古史的一篇论文，经冯沅君翻译、由商务印书馆于1939年出版后，在我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古史辨”学派的《尚书》研究影响较大；这篇论文破除了《尚书》的经学神秘性，揭示了《虞夏书》隐含的经过改造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内容，为《尚书》文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陈柱的《中国散文史》，较早将《尚书》纳入文学视野，用了较大篇幅论述《尚书》的散文史意义，具有开创之功。20世纪以来出版的几种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如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编写于60年代的最有影响的两种《中国文学史》以及80年代以来褚斌杰、谭家健的《先秦文学史》，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等，都为《尚书》设立了专门的章节，作为古代散文的源头或重要发展阶段加以论述。有关《尚书》的专著，如最新出版的顾颉刚、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60年代陈梦家的《尚书通论》（修订本），80年代刘起釪的《尚书学史》等，也都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尚书》与文学的相关问题。80年代后出版的有关专著，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郭丹的《史传文学》、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等，将西方的叙事学方法初步引进到《尚书》的文学研究中来，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有关《尚书》文学研究的论文自90年代后也开始出现，如陈良中的硕士学位论文《〈今文尚书〉文学艺术研究》，就是一篇不乏创见、观点深刻之作。近年来，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在《尚书》的文学研究中日渐盛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过常宝的《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等，将文体学与文化学相结合，从文体起源的角度探究《尚书》文体的功能及演变，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而21世纪初“清华简”文献的陆续公布，为《尚书》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清华简”文献中的20余篇《尚书》类文献，堪称两千年来首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古文尚书”，对《尚书》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若能充分利用，深入挖掘，将简帛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可为《尚书》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依据，开拓出《尚书》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自“清华简”公布以来，已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论文及专著，其中有代表性的如李学勤的《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廖名春的《清华简与〈尚书〉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6期）均深入探讨了“清华简”文献对于《尚书》研究的重要价值。
上述20世纪以来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尚书》的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确立了研究的基本模式，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研究不够全面，研究热点集中在少数几篇和少数几个问题上，对虽然重要却解读困难的篇章、意义重大整体关系却较为复杂的问题关注不够；其次，没有将《尚书》作为一个经过统一整理编辑、具有统一的思想意识和有机的内部联系的整体文本进行研究，而是把它从考证学、文献学的角度割裂成许多互无关系的独立篇章，使之成为一个文体混杂的历史资料汇编，使研究失去了整体意义；再次，研究手段、方法和研究理念有待改进和更新，许多研究过多沿用旧有模式和手段，如仍沿用传统的艺术鉴赏式的文章评点手法，缺乏理论分析和创新，尤其是近年来盛行于西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理论，打通了历史与文学两大学科，代表了历史学诗学转向的大趋势，对《尚书》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最后，个别研究者缺乏对《尚书》形成历史的基本了解，对《尚书》的篇章不作必要的鉴别，今古文《尚书》混而不分，使研究丧失了科学基础。此外，两千余年积累下的《尚书》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仅著录于《四库全书》的就有57部661卷，另有存目79部434卷，《续修四库全书》也存有93部之多，其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尚书》的文学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文献的大部分还未经充分的整理和利用，还没有文学研究者对其中的文学材料加以系统的整理和发掘，不利于《尚书》文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的原因是《尚书》距今年代久远，文字古僻，训诂茫昧，史实难明，加之在流传过程中又出现了伪古文的问题，致使许多问题聚讼千余年，至今无法解决，给《尚书》的文学研究造成极大不便。傅斯年就曾说过：“六经问题之艰决者，无过于《尚书》。……持此曲曲可得之材料，以解决《尚书》问题之大部分，颇为不可能之事。”[9]主观原因，一是研究者对《尚书》的文学价值认识不足，有些人竟把它与同时的钟鼎彝器铭文同等看待，从而把研究热情过多投向《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领域里的研究热点，对《尚书》在散文史与文学史上的开端发源意义认识不够；二是《尚书》的文学研究需要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字、文献学，乃至天文、地理、神话学、民俗学等多门学科，相对于其他研究领域，问题更多，难度更大，致使这一领域长期以来鲜有涉足者。
今天，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研究古老的《尚书》，就不能再单纯依赖传统的实证主义考据方法，不能仅仅满足于揭示《尚书》传统的文章学意义，而应力求充分借鉴中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除了积极汲取“二重证据法”的理念与方法，充分利用“清华简”等出土文献资料，将其与传世《尚书》文献相比勘，将文学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之外，还要努力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积极参照与借鉴西方的某些行之有效的研究理念，通过对《尚书》文本进行阐释上的重新发现，以期从文学艺术的角度重新激发出这部古老典籍的生机与活力。从历史上看，《尚书》生命力的延续就得益于不断进行的重新发现与阐释。因此，对《尚书》文学的研究，其方法就不应该是传统的和单一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和多元的，是在当代文论语境下，对古老典籍进行的现代性的阐释与解读。本书将把《尚书》看作一定意义上独立的具有整体意义的文化元典与文学性文本，从渊源论、艺术论、叙事论、修辞论、影响论五个方面，从文学艺术的视角，融贯中西学术方法，对《尚书》的文学特性及相关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将文化考察与文学考察相结合，历史研究与审美研究相结合，宏观整体把握与微观作品解析相结合，综合运用传统的和现代的多种研究手段，扩大材料的来源，对《尚书》的文学性作尽可能全面、系统、完整的考察，进而深层次地揭示《尚书》的文学艺术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依照由外而内、由历史文化背景到文本的顺序，依次考察《尚书》产生的历史过程与作者、《尚书》文本所包含的文艺因素及其时代社会影响，综合运用叙事学、修辞学、文体学以及神话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展开《尚书》的文本研究。研究的重点将放在《尚书》的文本上，力图通过文本的阐释与解读揭示文本深层的文学与思想文化意义。
[1] 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2]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3] 傅道彬：《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4] （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2—23页。
[5]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6] （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8页。
[7] （清）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0页。
[8] 钱钟书：《谈艺录》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页。
[9] 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