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办刊宗旨的变迁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报刊出版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跨越了清末动荡、民国新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时期，被称为“杂志中的杂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推动者。《东方杂志》之所以能在激荡的45年间屡仆屡继，离不开其对中国文化的坚守，也离不开其顺时而变的办刊策略。《东方杂志》总是紧扣时代的脉搏，其办刊宗旨与方针不断随时代的发展而改良革新。

（一）从“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到“鼓吹东亚大陆文明”

1904年3月11日，即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在上海创刊。在创刊号刊出了《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其中第一条是“本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此话非常清晰地标明了其办刊思想和办刊方针。

戊戌前后，从严复提出“开民智”的主张到梁启超提出“新民说”，维新派一以贯之地举起了晚清中国的启蒙大旗，并以办学和办报作为开启民智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维新派以后，不同政治派别的精英知识分子也都非常重视报刊“开民智”的新民社会功能。《东方杂志》“启导国民”的宗旨正是这一观念的延续和传承。在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和急切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面前，近代报人以实际行动充分发挥了报刊在启发民众方面的启蒙教育职能。报刊被赋予挽救民族危亡、探求救国道路的重要责任，成为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启发民智、传播新知、鼓吹革命的重要工具。梁启超把报馆报刊与“古代太师”相提并论：“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1]报刊成为梁启超眼中的“耳目”“喉舌”，并强调说：“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2]，因此，报刊是“益于国事”的重要手段，是启蒙民众的重要工具。

《东方杂志》最初的栏目设置，基本上是按照清政府的工作衙门来分类的，有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小说等栏目。由此可以看出《东方杂志》最初的预设读者人群是以各级各类官员为主的士大夫阶层。换句话说，《东方杂志》最初的启蒙对象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将以各级各类官员为主的士大夫阶层及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首要启蒙对象。因此在栏目的设置以及内容的安排上充分照顾了这一群体的阅读需求。在内容的安排上，《东方杂志》在最初的几年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最成系统，也最值得关注：一是有关日俄战争的报道，二是关于立宪与法治方面的内容。

《东方杂志》创刊之年正值日俄战争发生。这场战争不但由于日俄双方争夺中国的领土而引发，而且还发生在中国领土上。沙俄利用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混乱局势，以维持秩序和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清政府无力驱逐沙俄，只好诉诸列强，将东北问题国际化。日本趁机介入，沙俄独霸东北的企图落空，于是日俄战争爆发。日俄战争是因中国领土而起，但又是一场“无关中国”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霸权之争，在当时也被一些人视为黄白两个人种之争。在这场战争中，清政府只能无奈地宣布“中立”。从国家层面而言，中国的主权尽失，政府的颜面扫地；从民间层面及文化心理上看，中国又暗暗地站在了日本一边。正如《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上关于《日俄战纪》的广告中所说：“日俄之战为欧亚竞争之权舆，亦即黄种存亡之枢纽，而于我中国关系尤重。盖日本而胜，我国或有鼎新之机，不幸而败，我国必无更生之望矣。”从这则广告词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者们把中国的命运、黄种人的命运全部投注在日俄战争上，迫切希望日本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日本胜则中国或有“鼎新之机”，日本战败，中国“必无更生之望”。广告词把中日两国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中国变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取胜之上。《东方杂志》创刊时初拟刊名为《东亚杂志》，其中就有抵抗当时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黄祸论”之用意。这就是《东方杂志》“联络东亚”宗旨的出发点之一。另外，这一宗旨的设定，也与日本人在商务印书馆的投资有关。1903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东京金港堂合资经营，这使得当时仅有5万元资本的商务印书馆不仅从日方获得了10万元的投资，而且还从日方购买到了先进的印刷设备，学到了最新的印刷技术。与日方的合资标志着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逐渐成长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印刷出版企业。日方资本和技术的投入使得商务印书馆获得了飞速发展，很自然地在经济支持和情感认同等因素影响下，《东方杂志》创刊初期的亲日态度非常鲜明。

20世纪初，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立宪思想仍是一种强劲的社会思潮，清政府迫于压力进行宪政改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编译所所长张元济都曾担任清末“预备立宪公会”会员，张元济还在1911年当选为副会长，商务印书馆董事郑孝胥不仅是“预备立宪公会”的发起人，而且连任几届会长。《东方杂志》在政治上是倾向于改良、立宪的，它对清政府的宪改新政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支持，发表了大量有关宪政改革的文章报道和评述，1907年还出了一期《宪政初纲》增刊，到了1908年《东方杂志》甚至为了清政府的宪政改革还专门进行了刊物改良，从该年第7期始，将栏目分为记载类、法令类、调查类、言论类、杂俎类、文苑类、小说类、各表类八种，明显增加了“记载类”“法令类”的分量，特别是突出了“法令”的重要性，以配合清政府的宪政改革。

在孟森主持《东方杂志》期间，更是大量增加了有关立宪的栏目以及有关宪改的内容，同时还亲自主持撰写《东方杂志》的“宪政篇”，对清政府的立宪活动进行全面报道，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且中肯的意见。孟森在《东方杂志》共发表文章38篇，写于1908年8月—1910年6月间的有32篇，这些文章全都与宪政改革有关，其中有18篇刊登在《宪政篇》中。《宪政篇》是孟森主编《东方杂志》期间最富编辑特色的栏目，也是当时分量最重、影响力最大的栏目，但该栏目随着孟森的卸任而不复出现。《宪政篇》每期约40页，最多时达73页，约占当时《东方杂志》版面1/3以上，可见其宪政内容之重。正因此，《东方杂志》一度被认为是立宪派的喉舌，甚至被认为是清政府的官办刊物。立宪运动以师法日本为主，这种政治上的学习借鉴，也使得中日关系出现了难得的“蜜月期”。

1909年起孟森当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后辞去《东方杂志》编辑，由陈仲逸（杜亚泉）接任杂志主编，于是《东方杂志》进行了一次新的改良，开始扭转孟森主持时期过于注重宪政内容的偏好，但改变的幅度并不大，也没有涉及办刊宗旨的问题。这从1910年第7年第1期刊登的《〈东方杂志〉改良序例》中可以看出：

本杂志为月报体裁，发起于甲辰正月，至今年庚戌，已六阅寒暑。同人从事编辑，不敢妄自矜诩。然而代表舆论，主持清议，对政府而尽其忠告，悯斯民而代为呼吁，皆同人所不敢不勉勉者也。今者宪政方新，世变益亟，内忧外患，期宏济于艰难，记事载言，益有取于矜慎。爰取体裁，重加订定，具如左方，谨告当世。

一 首列谕旨，以重皇言。

二 列论说。以社说、时著、外论为次，皆所以尽指导之责任，供政府与国民之采择。

三 列记载。以中国大事记、世界大事记、中国时事汇录、世界时事汇录为次，万方多难，供殷鉴于寸心，不出户庭，足周知乎四国。

四 列文件。以奏折、公牍、章程为次，经世文字，无取浮华，随事立程，足资模楷。

五 列调查。以中国调查、世界调查为次，此门不限一格。包罗宏富，而尤重于提倡实业，以期挽救时局。

六 列附录。以新知识、杂纂、杂俎、行纪、文苑、小说为次，大之为经国之远犹，小之亦馈贫之资粮，见仁见智，视乎阅者。

总之，《东方杂志》最初“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宗旨，既是时代潮流推动的产物，也是商务印书馆及中国士绅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自觉选择。如果说“启导国民”是对梁启超“新民说”和时代启蒙精神的呼应，因之而获得舆论上的话语合法性、正当性，那么“联络东亚”则是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中国精英知识阶层出于实际考量，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中国的发展方向上对日本的主动靠拢。如果说“启导国民”还是一个显得较为响亮而时髦的口号，那么“联络东亚”则是《东方杂志》最为真切的实际立场。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东方杂志》在其响亮的口号与明确的立场之外，还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从《东方杂志》上刊登的广告来看，它几乎占了整个杂志每期约七分之一的页码，大都是商务印书馆自家的书刊广告。从这个意义上看，《东方杂志》首先是商业刊物，其次才是文化刊物、政治刊物、综合刊物。

从1909年6月12日出版的第6年第5期起，陈仲逸（杜亚泉）开始负责编辑《东方杂志》。但直到1911年第8卷第1号，《东方杂志》才走出了早期的选报和宪政时期的半官报性质，正式迎来杜亚泉时代。杜亚泉确立了新的办刊理念，并渗透到编辑实践中，着力将《东方杂志》打造为传播现代科学、进行文化思想启蒙的重要阵地，从此，《东方杂志》走上了现代杂志的发展之路。该刊第7年第12期中发表改良声明：

国家实行宪政之期日益迫，社会上—切事务皆有亟亟改进之观。我《东方杂志》刊行以来，已阅寒暑，议论之正确，记载之翔实，既蒙当世阅者所许可。顾国民读书之欲望，随世运而俱进，敝社同人不得不益竭绵力以谋改良。兹于今春扩充篇幅，增加图版，广征名家之撰述，博采东西之论著，萃世界政学文艺之精华，为国民研究讨论之资料，藉以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3]

这次改良在《东方杂志》的出版史上算得上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改版，杂志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完全摆脱了对政府官制的依附，开始了独立办刊、栏目自主设立、文稿自撰或征集的现代办刊模式。在这次改良中，没有特别明确提及办刊宗旨的问题，但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为国民研究讨论之资料，藉以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颇引人关注。这里的表述与创刊时的宗旨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创刊时的“启导国民”，有一种由上而下式的姿态，《东方杂志》扮演了先知先觉者的角色。但此次强调“国民研究讨论之资料”，显示出一种平等的姿态，与前者相比，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启导”，多了一些商量、讨论的味道，显得更为平等、亲切、随和。特别强调的是，《东方杂志》虽然不再提“启导国民”，但并不意味着不再承担启蒙的任务，只是启蒙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二“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似乎与创刊时的“联络东亚”还有些联系，但这次特意强调了“东亚大陆之文明”，即中国文化。如果说创刊时的“联络东亚”是站在日本一边，向日本靠拢、学习，以日本为自己的榜样，表现出中国新兴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倾慕、亲近以及谦虚的姿态，那么此时的“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则开始刻意强调中国的文化本色，注重从本国的文化主体性上寻找发展的依据。其三，“鼓吹”二字，也颇让人玩味，为什么之前不去“鼓吹”中国文化而此刻却要“鼓吹”呢？是有感于中国文化的衰落还是提前预见了中国文化即将迎来新机呢？我们不得而知，但“鼓吹”二字颇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东方杂志》的关注重点将转向文化思想领域，致力把《东方杂志》打造成综合性的文化刊物。在这一点上，《东方杂志》的转型可谓很有预见性，也很有代表性。说它很有预见性，是指它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就转向了对文化思想问题的关注，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转向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说它很有代表性，是指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革新、清末的政治制度变革之后，开启了文化转型的新阶段。《东方杂志》曾投身于清末的宪政改革，是政治制度变革的亲历者，民国初建则又转型为中国文明的鼓吹者，所以说，它的转型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到文化转型的新阶段。同时，《东方杂志》主张中西调和，以中国文化统整西方文化，以稳健的、自主性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文化建设，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化发展之路。后来《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也非常有力地证明了《东方杂志》所代表的文化建设路向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的，是中国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否则，《新青年》也不会把《东方杂志》当作最主要的论争对手了。

改良之后的《东方杂志》与之前相比，在保持对中外时事、社会发展及民生议题的关注基础上，更加注重刊载文章的时论性与学术性。尤其是大力刊发反映世界最新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章，专门设立“科学杂俎”栏目，以第8卷为例，第1号至第3号连载《空中飞行器之略说》、第8卷第1号刊发《最近之一大发明（单轨铁路）》、第8卷第4号至第9号连载《摄影术发明之略史及现今之方法述》、第8卷第11号的《新气发明谈》、第8卷第12号的《尿粪制造燃灯瓦斯》，之后每号中都有关于科学技术的介绍。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注重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传播，以此启导国民的科学意识，提高国人的科学素养。除此之外，《东方杂志》也翻译介绍了有关直觉主义、精神分析、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很多西方最新思想文化成果，体现出科学与思想并重的向西方学习的新理念。

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在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中，刊登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蒋瑞藻的《小说考证》、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续编》等长篇学术文章，以及大量的古体诗文。

中华民国成立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引发了杜亚泉很多深刻的反思，这里既有对中国几十年崇尚物质救国思想的反思，也有对西方发达的科学文明的警惕，前者如杜亚泉的《精神救国论》等，后者如《大战争与中国》《大战争之所感》等，这些文章开始反思单纯的物质救国的弊病，破除往日对西方科技文明的盲目崇拜，警告国人应当重新估量中西文化的价值，重新审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毋庸置疑，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世界“文化对话”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怀疑。1916年杜亚泉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表达了要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重新审视的观点：“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而吾国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用于吾人。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4]1917年又发表了《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思想：“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而“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故战后之新文明，自必就现代文明，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而以适于人类生活者为归”[5]。杜亚泉既看到了西方文化无论是物质上、科学上还是精神上都有可借鉴之处，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对中国未来新文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

这种由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而出现的中西调和的思想，主张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关系，以东方文明去救治西方文明的破绽。其过分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与继起的新文化运动诸人的思想相冲突，最终导致力主“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的《东方杂志》与陈独秀、罗家伦等人的《新青年》《新潮》的论战，因之背负保守恶名而声望大跌，杂志的销量也锐减。商务印书馆为了生存，只好换人，由陶惺存接替杜亚泉。但是，陶惺存不久后去世，《东方杂志》改由钱智修主持。《东方杂志》从此开始由杜亚泉的“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的时代转入钱智修领导的新阶段。

（二）从“舆论的顾问者”到“阐明学术”

20世纪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虽已落潮，但唤醒民众、启发民众的启蒙任务并没有完成。因此，对于大多数有责任有担当的报纸杂志来说，仍把“启导国民”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东方杂志》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裹挟下，被迫参与到中西文化的论争中，而且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更换主编，对杂志进行改良。但改良之中仍有坚守，那就是钱智修所说的“宗旨无甚改变”。

《东方杂志》在1919年第16卷第12号上发表了《〈东方杂志〉变更体例预告》：

本志创刊十六年，向以介绍新知识汇记国内外大事为重要职志，其间亦尝应时势之需要，叠经变更体例。今者世界知识日益进步，本杂志自亦不得不益自策励，以求完善。因自九年十七卷第一号起，将门类酌加增减，虽宗旨无甚改变，而供献读者，自谓颇多便利，并世贤达，尚祈进而教之，今将更易各门类列后：

一评论 凡杂志必冠以社论者，原为标示宗旨起见，惟长篇论说，征引繁博，在作者虽煞费匠心，而阅者或因职务冗忙，苦难卒读。今以短篇评论居首，论题必择其切要，文字力求浅近，务使读者开卷了然，不费脑力，且间用夹叙夹议之法，以期世界重要各问题，读者得因此以知其真相。

二专论 此栏首撰论，次译论。凡与政治时局有关之议论皆隶属之，其选择材料，亦以切要浅近为主。

三世界新潮 辑译西报记事之文，分标子目，自为起讫。以为输入世界知识之助。

四学识 凡关于学术思想之文字，皆入此栏。以伦理社会及文学上之新思潮为主，亦酌采物质科学。

五科学杂俎 科学上之新发明，有零篇断简，足以资博识供实用者，依次汇录，惟长篇文字，则让之专门杂志。

六读者论坛 此栏专收读本志者所发表之意见，近来新思潮勃兴，苟有特识，虽持论互殊，正不妨兼收并蓄，以为切磋之助。

七文苑 汇录当代名流著作，以备嗜文学者之流览。

八小说 选登白话短篇，最长者亦以三期登毕为度，间用文言，亦力求浅显爽豁。

九时论介绍 凡在他处发表之文字，择优选录，并缀小序，以当题外解。其对于同一问题，有互相发明之作，则汇列一处，以资比较。

十中国大事记 十一外国大事记 十二法令 三项仍依曩例编辑，惟选择力求精审，无关重要者均从删芟。

十三附录 凡无类可归者入此栏。

以上各类，每期不必求备。同人学识弇陋，深惧未能副读者之望。尚祈当世作者，赐以鸿篇，匡其不逮。本杂志得为发表言论商量学术之公共机关，则不胜荣幸矣。

东方杂志社谨启

在这次体例变更预告中，《东方杂志》把“向以介绍新知识汇记国内外大事为重要职志”作为创刊十六年来的办刊宗旨。毫无疑问，这确实是《东方杂志》十几年来一直坚持的重要工作，在这表述中作者将“启导国民”“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等过于显眼的字句都清除掉了，而用了较为平实的“介绍新知识”“汇记国内外大事”的表述。应该承认“介绍新知识”就是启蒙，正如钱智修在《本志之希望》中所说“故今后之言论，亦将以促进社会之自觉者居大部分”[6]，“促进社会之自觉”也是启蒙。从这一点上看，《东方杂志》还是在暗暗延续早期的“启导国民”的宗旨，只是由于受到“新青年派”的批评，把“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这样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口号隐藏了起来，转而致力于把杂志打造成“发表言论商量学术之公共机关”。《东方杂志》放弃了稍显保守的立场，彻底倒向了新文化阵营，成为五四后新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

转型后的《东方杂志》在文学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减少文言，进而弃绝文言的旧诗文，全面转向白话新文学。1920年，《东方杂志》虽然大部分改用了白话，但“文苑”栏还保留着文言的古体诗文，直到1921年被取消。钱智修在1921年1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8卷第2号的《编辑室杂话》中提到：“中国的旧文学，其势不能够不改革了；所以本志从今年起，决计把《文苑》废掉，另设《新思想与新文艺》一栏，当做介绍西洋文学的引子，所有诗古文辞一类的投稿，从此就一概不收，但是这并不是本志鄙夷中国学问的意思，倘然于中国学问真有研究的著作——像从前登过的《宋元戏曲史》《名学他辨》和《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等等，仍旧是极端欢迎的。”[7]

《东方杂志》从1921年第18卷第1号起又增设“新思想与新文艺”栏目，专门翻译和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家、作品以及文艺动态等，这对国人了解苏、英、法等欧美国家的文艺信息，对苏联文学以及欧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此栏目从第19卷起不复存在。同时这时期的《东方杂志》还发表了新文学各个流派的文学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第21卷第1号钱智修在《本志的二十周年纪念》中说：“本志在文艺方面，也曾有相当的贡献。如前几年的林译小说和《石遗室诗话》，都是在旧文学界早有评定的。而王静安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尤为我国文学史上不朽的杰作。至第十七卷后，本志更努力于新文艺的输入；国内创作家，亦常常以新作品见饷。计自十七卷至二十卷的四年间，本志所曾经刊载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已经可编成十二册的单行本，可谓‘以附庸而蔚为大国’了。”[8]

经过4年的努力，《东方杂志》在新文化建设和新文学发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借着创刊20周年之际，《东方杂志》搞了大型的纪念活动，主编钱智修也发表了《本志的第二十年》一文，对《东方杂志》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做了更鲜明更理论化的概括。他指出：“杂志的本义是‘仓库’，本来可以容纳复杂的材料的；而本志则尤其自始以来，是一种普通社会的读物”，“杂志最大职务，是记录现代的思想；是为欲追求世界知识而无暇阅读专书的人，做一种简明的报告。所以杂志所供给的知识，不但应该是最新的，而且应该是最精粹、最简要的”，因此，“我们是希望为舆论的顾问者，而不敢自居为舆论的指导者的”[9]。

把杂志形象化地比喻成“仓库”，这是《东方杂志》的编辑们对于杂志本质的深刻而形象的理解；做“舆论的顾问者”，而非“指导者”，给读者提供“不但应该是最新的，而且应该是最精粹、最简要的”知识，是《东方杂志》二十年来办刊的基本遵循和文化追求，也是二十年来《东方杂志》办刊经验的总结，凝聚了《东方杂志》几代编者共同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共识，也标志着《东方杂志》在办刊理念上进入到更加成熟的阶段。

虽然有了这个概括和共识，但在不同的阶段，《东方杂志》在内容上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比如在1929年1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6卷第1号上，编者在《卷头语》中强调了当下将把对国际问题的关注作为集中点，指出杂志与日报不同，杂志“除于当面的问题作系统的探讨以外，更须有其致力的集中点”，“我们致力的集中点是什么？简单的说来，便是：普及国际知识，研究国际时事，以增读者对于外交事情及国际形势的兴趣，并图树立国民外交的基础”。可见，编者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将编辑的重点聚焦在了国际时事、国际政治外交问题上。到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主编胡愈之在《本刊的新生》一文中指出：“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知识者的新生。”胡愈之“以文字为斗争利器”的主张，具有鲜明的左翼特色，这种带有激进政治色彩的编辑思想有点偏离《东方杂志》一贯的公正平和风格，后来在当局的压力下，商务印书馆被迫解除了与胡愈之的聘用关系。

胡愈之辞职后，李圣五、郑允恭先后接编《东方杂志》。李圣五在第30卷第7号的《读者作者与编者》一文中，在回答读者有关编辑方针的问题时，这样写道：

编者每次听到这两句问话，就立刻感觉到发问的人把《东方杂志》的个性看得太轻，把编者的个性看得太重！他们也或者忘记了《东方杂志》是全国大部分文人卅余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一个刊物，他的读者遍世界，销数达五六万份，他自降生以至今日，内容之专重学术介绍，态度之中正不阿，早已铸成了一种不可摇撼的“个性”，凡系爱护《东方》的人们，无论是读者，作者，还是编者都有一件不应当忽略的事，尊重他的“个性”。就是有什么良好的兴革计划，也应当逐步推进，开始编辑之际有何具体“方针”之可言！

就《东方》的个性言，他是纯学术而极普遍的一项刊物。这就是说：他所负载的各种文字，并不是武断的臆说，空洞的理论，乃是经过一番研究的各种学问上的发挥，学术家可以用作参考，职业家以及从事政治的人们可以当作建议或情报，一般的读者更可用为广大知识增进思想的工具。由此看来，《东方》作者合编者所负的责任已经够重的了。[10]

在这段话中，李圣五把《东方杂志》的个性概括为“内容之专重学术介绍，态度之中正不阿”，说它是一个“纯学术而极普遍的一项刊物”，这就有意识地将《东方杂志》从文化刊物转化为专门性的学术刊物，把《东方杂志》从关注社会热点、引领文化潮流的舆论中心地带引向“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纯学术空间。此次转型没有发布重要的公告，一般不被人重视，其实这次办刊宗旨的转变意味着《东方杂志》已经走过了它充满活力的青壮年时期，开始进入孤寂清冷的暮年。1943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的《东方杂志》再次复刊，苏继庼任主编。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王云五写了《复刊辞》：

本志以阐明学术为主旨，所刊各文，见解力求客观，议论务期平允。注重新知之介绍，然力避武断，期无悖研究之精神，内容则人文自然，中外新旧，兼收并录，然由于沿革关系，取材以涉及国际问题者为多。按其性质，以类相从，冠以国际问题，从向例也，殿以文艺，依通例也，其他则略仿图书分类，序其先后，期便读者。[11]

“阐明学术”成为《东方杂志》后期最为明确的办刊宗旨，复刊后的《东方杂志》实际上延续了李圣五1933年对该刊的定位。王云五还强调说：“刊物之品质，乃随一国之学术与其国民知识之进展而进展者”[12]，“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东方杂志》开始以发表学术性研究性文章为主，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纯粹学术刊物。学术性的文章在以前的《东方杂志》上也并不少见，只是那时的《东方杂志》除了学术性的文章之外，还有社说、评论、各类信息等，而此时的《东方杂志》上只剩下了严肃的学术文章。所以，后期的《东方杂志》已经失去了先前的朝气和活力，开始变得老气横秋。仅从这气象上看，《东方杂志》已经走入了末路，停刊只是早晚的事情了。”[13]

笔者在《〈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中曾这样总结说：

统观《东方杂志》四十多年的办刊历程，我们可以梳理出其办刊宗旨演变的大致轨迹，即从早期的“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经过中期的“鼓吹东亚大陆文明”、打造“发表言论商量学术之公共机关”，逐渐向后来的“阐明学术”转换，但始终遵从“人文自然，中外新旧，兼收并录”，遵从客观、公允、宽容的态度，坚持做“舆论的顾问”。经过一代代编辑者的努力，《东方杂志》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杂志之一，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舆论空间。但也不可否认的是，《东方杂志》也正如任何一个生命体一样，它也经历过幼年、青壮年、中年及老年，它的生命体与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共振，同呼吸共命运，它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动乱之中，也伴随着乱世的结束而结束，《东方杂志》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象征，是中国历史发展变革的最真切的见证者。[14]

（三）救亡与启蒙视域下《东方杂志》

李泽厚先生曾说，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两大主题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时间李泽厚先生的“双重变奏说”被人奉为圭臬，后来又不断被人质疑。争议虽然存在，但启蒙与救亡无疑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而且这两个任务是如此密切地纠缠在一起，确实也存在着在某一时段，启蒙压倒救亡或救亡压倒启蒙的情况。将这一现象移到《东方杂志》上来看，也大致不错。

《东方杂志》创刊于日俄战争期间，甫一创刊，《东方杂志》就把“启导国民”作为自己的办刊宗旨，高举启蒙的大旗，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杆大旗依然不倒，无论是介绍日俄战争的战况，还是转载各家报纸杂志的文章，它都把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到了清末的宪政改革时期，《东方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宪政的文章，甚至出版宪政专号等，这既是对民众的法治启蒙，也是维护清政权的救亡之举。民国建立之后，《东方杂志》刊载西方的科技成就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最新成果，这是《东方杂志》在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的宗旨下，对国人的一场新启蒙，既有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启蒙，也有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启蒙，让国人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探寻中国的发展之路。换个角度看，《东方杂志》和《新青年》之间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不也是对国人的一场思想启蒙吗？这也难怪胡愈之在纪念杜亚泉的文章中说：

先生是中国科学界的先驱。不但在其早年生活中，对于自然科学的介绍，尽了当时最大的任务，此外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方面，先生亦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在中国科学发达史中，先生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到了先生主编《东方》的时候，虽提倡精神文明，发扬东方思想，因此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杂志》，曾有过一次论战，但是先生始终没有放弃科学的立场。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知支配欲望，为最高的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的目标。所以从思想方面说，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业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15]

为“中国启业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这是胡愈之对杜亚泉功绩的评价，也是对《东方杂志》启蒙事业的高度肯定。

从1904年《东方杂志》创刊到1924年这二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救亡压力相对比较小，因此在这一时段中，知识分子把启蒙的任务看得相对重一些。无论是戊戌变法后的新民文化思潮还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都是在这一时段发生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启蒙运动，《东方杂志》身处这两大启蒙思潮之中，自然不能例外，也为启蒙尽了自己的应有之力。

但1925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救亡压力开始逐渐增大，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交织，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意识开始增强。作为一份有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刊物，《东方杂志》责无旁贷地服务并参与到这一时代主题之中。

1925年的“五卅惨案”发生后，胡愈之迅速组织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并发表了纪实文章《五卅事件纪实》，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报道了整个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不仅深刻揭露和强烈控诉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而且也宣示了五卅运动之于民族独立的意义，文章指出“五卅事件而引起的全国民众运动，是中华民族要求独立与生存的大抗争的开始”[16]。当许多国内媒体慑于帝国主义压力缄口不言的时候，这期增刊的出版，代表了中国新闻界的良心，显示出中国新闻界挺起了民族抗争的脊梁，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具有强大的宣传力量。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方杂志》的救亡姿态更加明显，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内容成为杂志的主要部分，“这类文章按篇数计，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仅占总数的13%，此后至抗战胜利，则平均为61.86%。其中，1938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所占篇数平均高达87.25%。这种现象在当时同类报刊中是比较普遍的”[17]。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军炸毁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和图书馆，《东方杂志》已经编好的稿件被毁，救亡图存成为商务印书馆和《东方杂志》不可逃避的责任。经过商务印书馆全体员工的艰苦奋斗，《东方杂志》在中断八个月后于10月出版了第29卷第4号。该刊发表了《商务印书馆总馆复业启事》：

谨启者，敝馆总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于本年一月廿九日及二月一日，先后惨遭国难，被炸一空，不得已宣布将总馆各机关暂时停业，从事善后。在停业期中，国内人士，无不同声惋惜，函电纷驰，无虑千百，于殷勤慰问之外，备加积极奋勉之词，盛意隆情，弥深感激。敝馆自维，三十六年来对于吾国文化之促进，教育之发展，不无相当之贡献，若因此顿挫，则不特无以副全国人士属望之殷，亦且贻我华民族一蹶不振之诮。敝馆既感国人策励之诚，又觉自身负责之重，业已于本年八月一日先恢复上海发行所之业务，并在上海爱文义路及辽阳路分别设立小规模之制版及印刷工厂，藉以继续其三十六年来贡献我国文化教育之使命，尚望全国学术教育界中人鼎力提携，热忱爱护，俾敝馆于巨劫之后，早复旧观，得与吾国文化教育同其猛进，则受赐者岂特敝馆而已，我国民前途实利赖之。谨布区区，伏维 公鉴！[18]

并且还提出了“为文化而奋斗，为国难而牺牲”的口号。商务印书馆在危难之际，率先恢复了《东方杂志》的出版，因此《东方杂志》的重生不仅是商务印书馆的复业标志，也是中国文化转型更生的标志，真正吹响了中华民族救亡的号角。胡愈之在复刊号的卷首发表了《本刊的新生》，文中写道：“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19]同时，在胡愈之主持下，该刊增加了反法西斯内容，增设了《东方论坛》等专栏，发表了许多有关宣传抗日、揭露德意法西斯势力扩张等的文章，以及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成就和评述国际形势的文字。复刊后的《东方杂志》在其之前的宽容与理性的基础上，又多了些血气、热气和火气，成为当时宣传救亡思想的重要进步刊物之一。

1933年初，胡愈之在《东方杂志》第30卷新年号上发起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的征文活动，编辑部共发出了400余封征稿信，最终收到来稿142篇。征稿作品中的内容涉及面极广，其中有的文章涉及社会剥削和不平等现象，有的咒骂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有的讽刺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败，也有的文章真诚地表达了作者对于理想生活的向往。此次征文影响很大，但很快受到当局的打压，胡愈之被迫辞职。对此鲁迅先生曾著《听说梦》一文，肯定了编者通过征文表达政治理想的良苦用心：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20]

主编胡愈之晚年回忆过这一期《东方杂志》出版的前后经过：“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又复业了。……王云五要我仍回商务主编《东方杂志》。我表示同意。但我和他约定，采取承包的办法，由商务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我自己来找房子，请编辑，定内容，这一切商务都不得干涉。王云五同意了。……1933年1月，《东方杂志》新年号出版，我在这一期组织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栏，这些文章没有骂国民党的，只是对国民党有些讽刺。清样已经打好，王云五却来找我说，‘有的文章最好不要用，或是改一改。’我说，‘你不是包给我办的吗？’他马上就说：‘那就不包吧！’就是这样他逼我离开了《东方杂志》。他把《东方杂志》交给了汪精卫的亲信李圣五和陈恭协，由他们当正副主编。”[21]

在全民族救亡的场域中，《东方杂志》表现出了反对法西斯侵略、反对对日妥协退让的鲜明的抗日爱国立场。但是《东方杂志》作为一份由民族资本企业控制的民间刊物，它无力完全摆脱国民党新闻管制的约束，特别是在某些上层右翼人物的控制干预下，一些编辑人员的进步立场以及某些文章的正当观点，很难在刊物中明确反映出来。

不过《东方杂志》仍然以顽强的意志在抗战中艰难地生存着。在八年抗战中，《东方杂志》四处辗转，处境艰难，出刊困难，虽然爱国主义的精神一以贯之，但它的社会影响力却减弱了不少。抗战后期，《东方杂志》将办刊重点转向“发扬文化传播学术”，致力于中华文化之绵延和学术能力之再造。1943年，王云五在《复刊辞》中明确定位《东方杂志》的办刊宗旨是“阐明学术”，因此这之后的《东方杂志》，发表了很多具有较强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文章，这种态势直到1948年《东方杂志》终刊。所以后期的《东方杂志》实际已经成为较为纯粹的学术期刊，是战乱年代一个重要的学术阵地，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到启蒙与救亡之中。

历史地看，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化进程加剧，救亡与启蒙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两大主题。救亡与启蒙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有时启蒙会暂时超越救亡，有时救亡还会再次压倒启蒙，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一定意义上讲，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构成了近代中国的探索之路。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东方杂志》办刊宗旨的变迁也深受时代场域的影响，从启蒙为主到救亡压倒启蒙，再到对文化的坚守，《东方杂志》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办刊生涯中，启蒙的声音从未中断，救亡的使命时刻担当，这是报纸杂志的使命，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