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美墨关系的研究视野宽广，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以及案例分析的基础。这些文献主要可归纳为三大类：非对称理论研究、美墨关系通识类研究、不同美墨关系中专题类事件的研究与报告。

（一）非对称理论研究综述

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提出非对称理论，是不对称理论成果的主要贡献者。沃马克在其《非对称与系统错误知觉：1970年代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一文[8]、《中国在不平等的国家之中：不对称的外交关系》[9]一书中系统阐述和解释了非对称关系的结构性效应、类型和变化等方面的内容。虽然沃马克在文中强调中越关系是一个个案，而非理论，但他认为他提出的非对称关系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双边或者多边关系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沃马克还将非对称理论用于中美关系中，并在《战略研究》上发表了《国家规模如何发挥影响：美国、中国与不对称关系》。[10]2016年沃马克出版了《非对称与国际关系》，该书于2020年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11]，完善了非对称理论，实现了从案例到理论的跨越。沃马克指出非对称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非对称关系中的不均匀本质意味着非对称关系对强弱国的影响是不同的，实力的不同导致了强弱两国的非对等关注和不同视角，最终引起两者间的结构性误解。沃马克指出非对称理论的政策意义在于构建了一个管理强国与弱国之间关系的框架。

目前，国内有关非对称理论研究较少。研究方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沃马克提出的非对称理论进行阐述和评析。林民旺在《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文章中对沃马克的非对称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解释，肯定了非对称理论的学理意义，但也提出了非对称理论存在抽象程度相对较低的问题。[12]方长平、宋宝雯的《共有观念、不对等关注与国际冲突的起源》，对非对称理论进行了理论补充。他引入共有观念即无政府文化的变量，认为在霍布斯文化和康德文化背景下，非对称权力本身并不会导致不对称关注，而在洛克文化背景下，非对称权力易于导致非对等关注，从而产生错误知觉和国际冲突，并以美伊关系、中韩关系以及欧盟国家间关系作为案例，论证了他的观点。[13]柳思思在文章《身份认知与不对称冲突》中提出非对称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认为沃马克的非对称理论中的“不对等关注”在非对称冲突领域具有启示意义，但最后同样指出了该理论的局限性。[14]孙杰的论文《不对称合作：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15]以及专著《合作与不对称合作：理解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16]虽然没有以非对称理论为视角，但是以成本收益、博弈论等视角对非对称合作的动因进行了阐述。另一类是运用非对称理论，来分析国际冲突或国家间合作。这类文章有黄正多、段柏旭的《不对称合作下的中国和尼泊尔经贸合作机制建设——动机、可能性与方式》、[17]徐振伟的《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决策分析——不对称理论的视角》[18]、熊保汉的硕士论文《不对称的美墨禁毒合作研究（1969—2017）》[19]、鲍夏颖的硕士论文《尼泊尔对印度外交困境的不对称理论分析》[20]以及吴琳的《不对称合作中的政治风险与关系维持——以新世纪以来的中斯关系为例》。[21]这些论文都证实了非对称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为笔者理解和运用非对称理论来进行案例阐释提供了借鉴。

其他学者虽然并不专门研究非对称关系，但是在各论著中，也涉及强国和弱国的行为规范以及权力互动等内容。比如，国外学者中则有弗兰克·费奇（Frank R.Pfetsch）的《国际谈判中的权力：对称和不对称》对不对称关系在国际谈判中的影响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在谈判过程中，实力较强的国家试图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挥力量，而实力较弱的国家则试图在谈判过程中与实力较强的国家达成平等的条件。在谈判过程中，弱方倾向于在与强方的谈判中达到职能平等。较弱的一方试图通过“借用权力”来弥补自身的劣势，希望平衡自己的劣势，从而在对称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而较强的一方则希望发挥非对称关系给强国带来的优势，试图让弱国“接受或放弃”，甚至是强行将其意志强加于弱者。[22]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奈（Joseph Nye）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则以“敏感性”和“脆弱性”来界定非对称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所付出代价的尺度。[23]

总的来说，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对称的，但不得不承认，非对称的概念及不对称合作到目前为止并不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议题。人们更关注的是大国和强国之间的相互制衡，或者关注实力相对接近的崛起国如何缩小不平等和不对称，成为强国，从而挑战既有强国。研究实力相差巨大的强弱国家之间如何开展合作，如何将非对称关系维持在可控范围内的学者和论著比较少。

（二）美墨关系研究综述

国内单独研究美墨关系的专著很少。学界一般将墨西哥放在拉美地区的框架下，研究美国与拉美的关系。徐世澄主编的《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全面介绍了从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末的美拉关系演变历程，其中，徐先生在第十章“21世纪初的美拉关系”中涉及冷战后的美墨关系。[24]徐世澄的另一本著作《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中第十章对美拉禁毒问题进行了研究。总体来说，徐先生认为，美国在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后时期在拉美地区的政策本质是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干涉主义。[25]朱鸿博在博士论文《冷战后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中所持的观点则更为中立。他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对克林顿、小布什任期内的拉美政策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他认为，冷战结束后，在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一直是贯穿始终，互相交叉融合，有时候现实主义占上风，有时候则理想主义占上风。[26]不论这两位作者的立场如何，他们都没有考虑到拉美国家作为弱国也具有施动性，从而也无法从强国和弱国两方面来建立美拉政策效用的影响因素。

此外，国内学者对美墨关系的关注还在于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主要是在国际法的视角下，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进行解读，如叶兴平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剖析》[27]等。近一两年来，国内学者更多地关注《美墨加协定》，但是鲜有学者系统地研究美墨关系。

国外学界对美墨关系以及美拉关系的研究很多。美墨关系的文献也体现出美墨之间的巨大的非对称性，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学者从美国的角度来研究美墨关系。如美国主要的拉丁美洲历史学家莱斯特·D.兰利（Lester D.Langley）的《墨西哥和美国：脆弱关系》简洁而深刻地探讨了美墨国家与社会相互依存的问题。他认为两国是既融合又分离的。[28]思林特·E.史密斯（Clint E.Smith）的《不可避免的伙伴关系：理解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回顾了美墨关系从暴力和战争过渡到长期的紧张局势，再发展到当今相互依存关系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伙伴关系”。[29]

有不少学者从拉美以及墨西哥的视角来研究美拉和美墨关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拉丁美洲计划的前任主任约瑟夫·塔尔钦（Joseph Tulchin）的《国际政治中的拉丁美洲》为讨论拉丁美洲外交事务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在开头就指出“没有国家没有权力”，即使是在美国地区霸权的背景下，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墨西哥都享有“权力操纵空间”，以追求其国家利益。美国霸权不应该被理解为完全控制拉美。即使20世纪初期几十年在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军事干预案例中，美军占据绝对优势，但是美国仍无法操纵拉美的人民，将美国的议程强加给拉美国家非常困难。[30]汤姆·郎（Tom Long）在《拉丁美洲对抗美国：非对称与影响力》的观点也与约瑟夫·塔尔钦一致。他指出：“尽管非对称性是决定弱国利益的重要因素，并且决定了弱国如何追求其利益，但非对称性并没有消除弱国的施动能力或影响强国的潜力。”[31]他采用了泛美行动（Operation Pan-America）、巴拿马运河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哥伦比亚计划四个案例，认为，较弱的国家可以利用非对称性通过积极的外交和游说来改变美国的政策。具体来说，弱国发挥影响力的途径有三条：第一，寻求克制（restraint-seeking）——通过限制强国的单方面行动的可能性来改变大国的行为；第二，寻求自主性（autonomy seeking）——弱国寻求增强自身能力，减少外国对本国政治的影响；第三，寻求收益（gain-seeking）——弱国让实力更强的第三国参与区域和次区域事务，寻求权力平衡。[32]

许多墨裔美国学者与墨西哥学者合作，系统地研究了美墨关系。如哈佛大学的豪尔赫·多明格斯（Jorge I.Domínguez）和墨西哥技术自治学院（ITAM）的拉斐尔·卡斯特罗（Rafael Fernández de Castro）的《美国与墨西哥：伙伴与冲突之间》把墨西哥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称为“放弃外交”，其特征是：（1）墨西哥避免与其他域外国家形成盟友；（2）墨西哥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安全不形成敌对关系；（3）不发展可以抵抗美国的军事能力；（4）向多国购买武器；（5）在国际安全领域，与美国不合作或者合作很局限。[33]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并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顾问的美利坚大学教授罗伯特·帕斯托（Robert A.Pastor）和墨西哥时任外交部部长豪尔赫·卡斯特涅达（Jorge G.Castañeda）的《友谊的界限：美国和墨西哥》对美墨经济一体化、毒品贩运、边界问题和跨文化恐惧进行了阐述。[34]

在墨西哥方面，关于墨西哥对美政策的系统性的西班牙语文献并不如美国学者的英语文献丰富。外交政策在墨西哥历届政府的发展规划中占比也很小。大多数只是单个事件的新闻报告。墨西哥学者马里奥·奥赫达（Mario Ojeda）是墨西哥美墨关系研究权威。他在《墨西哥外交政策的范围与界限》阐述了墨西哥的外交原则。他认为，尽管美墨关系极不对称，但美国承认并接受墨西哥需在对墨西哥重要的事务中持“反美”立场，来换取墨西哥与美国在对于美国重要的事务中的合作。他认为，虽然墨西哥是“弱国”，其“相对独立”受到美国的限制，但是，墨西哥采取了捍卫和促进其利益的立场。[35]墨西哥学院教授瓜达卢佩·冈萨雷斯（Guadalupe Gonzalez Gonzalez）的《全球化时代的墨西哥外交战略》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墨西哥更深地融入美国市场和世界市场，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优先考虑扩大贸易和投资，实用主义和双边合作成为墨西哥的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不是采取高调的反美立场。[36]墨西哥学院教授塞尔吉奥·阿瓜约·奎萨达（Sergio Aguayo Quesada）的《神话和错误认知：改变美国精英对墨西哥的看法》考虑阐述了双方的错误认知以及变化方式和原因。[37]通过研读美墨关系的文献，可以发现，研究美墨关系的学者普遍认为，由于美墨存在结构性错误知觉，因此美墨关系合作与冲突并存，墨西哥作为弱国致力于开发与美国的共同利益，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而美国虽然在美墨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并不能将自身利益完全强加在墨西哥身上。这正符合沃马克非对称理论的假设。

（三）美墨关系专题类研究与报告

边境跨界水资源治理。国内至今还没有学者专门研究过美墨边境的水资源问题。仅有的文献关注北美自由贸易区环境合作的特点以及自由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如佘群芝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环境合作的特点》[38]、李寿平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及其启示》[39]，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北美区域环境，包括水治理制度进行了分析。

在国外文献方面，专注于研究美墨关系的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系斯蒂文·穆内（Stephen Mumme）教授一直研究美墨边境水资源治理问题，并撰写了多篇论文，如《跨境资源管理中的机构自主性：国际边界与水委员会美国分部》[40]《拉巴斯协议30年》[41]《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后美墨跨境水资源治理中的稀缺性和权力：NAFTA之后治理结构改变了吗》[42]等，他专注于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视角研究国际边界和水委员会、拉巴斯协议等双边机制在处理美墨边境水资源争端问题中的作用。他认为，作为一个国际机构，国际边界与水委员会的美国分部在美国行政系统中相当于一个半独立的机构，虽然隶属于国务院，但是其技术外交的特点、避免自身过度政治化等特征，保持了相对的自主性。[43]

墨西哥学院学者布兰卡·托雷斯（Blanca Torres）则是墨西哥方对于美墨水资源以及环境合作的专家。她写了《美墨议程中的新话题：环境和自然资源》[44]《美墨双边问题中的环境问题（1991—1992）》[45]等。此外她还参与了美加墨三方环境合作，审查三方合作委员会的成效，与美加学者共同发布《北美环境委员会十年审查报告》[46]。

美加墨在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过程中，环境问题被放在多边议程中的重要位置。关于美墨边境环境面临的问题，有不少介绍性文献，如琳达·费尔南德斯（Linda Fernandez）和理查德·T.卡森（Richard T.Carson）编的《边界线两侧：墨西哥和美国面临的跨界环境管理问题》[47]一书收录了多篇论文，对美墨边境水资源、空气、废弃物、生态资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芭芭拉·侯根博（Barbara Hogenboom）的《墨西哥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辩论：经济一体化的跨国政策》一书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的环境议题辩论过程进行了分析。[48]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成立的边境环境合作委员会和北美发展银行成为学者们最关注的双边边境治理机制。学界和政府对边境环境委员会和北美发展银行的观点并不一致。政府报告均认为边境环境合作委员会和北美发展银行的成立意味着美墨边境环境治理的模式的一次突破性更新。而一些学者在对边境环境合作委员会和北美发展银行进行研究之后，则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的环境治理机制并不成功，如马里·凯丽（Mary Kelly）等人的《美墨边境环境合作委员会和北美开发银行：完成环境任务》一文对北美发展银行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北美发展银行提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条件苛刻以及贷款利率较高，在成立之后三年内只有3%的资金真正用于边境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双边边境环境治理并不能说是成功的。[49]美墨学者对于边境环境合作委员会和北美发展银行的研究似乎虎头蛇尾。从文献搜索的结果来看，对于北美发展银行的研究都在2006年之前，缺乏对北美发展银行近期治理变化的关注。北美发展银行每年公布年度报告，对一年来资助发展的项目以及贷款情况进行总结。这些报告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边境环境委员会和北美发展银行25年的运行机制和决策过程，从更长的时间段来考察这两个机构在边境水资源治理方面的美墨合作做出的贡献，从而对美墨在水资源方面的非对称合作进行研究。

美墨边界禁毒合作问题。国内有不少文献关注美国在墨西哥的毒品战略。总的来说，国内文献更关注美国全球毒品战略取得的成效，而不是美墨双方如何相互博弈、制约，从而影响政策的走向。如张杰和宋卓如的《美墨禁毒合作的新阶段：“梅里达计划”的解析》对梅里达倡议的成效进行了分析。[50]杨阳和李孟景阳的《美墨禁毒合作的成效评价及启示》对美墨禁毒合作的成效和启示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墨禁毒合作不仅提高了墨西哥的禁毒能力，还提升了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水平，巩固了美墨双边关系。但两国具体禁毒措施上的不同策略影响了禁毒合作的深入，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产生了负面效果。[51]卢玲玲的《墨西哥毒品问题及其未来走向》[52]以及《从毒品战争到毒品去罪化：墨西哥毒品暴力治理的发展》[53]均认为墨西哥将更加关注社会安全和禁毒的长效机制，弱化军事选项，实行毒品去罪化、缓解贫困等社会经济改革措施，自下而上地瓦解贩毒组织的社会基础。

相比之下，国外学者的研究则更加细致具体。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北美研究中心的教授劳尔·贝尼特斯·马闹特（Raúl Benítez Manaut）是美墨安全合作领域的专家。他发表了《北美安全和边境：从NAFTA到ASPAN》[54]《美国—墨西哥：不可避免的冲突关系》[55]《梅里达倡议：美墨中美洲关系的新范式》[56]等论文。他认为，梅里达倡议提出了“墨西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假设”，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公众承认，如果不考虑邻国，美国遏制恐怖主义的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美国决定给予墨西哥大量援助。墨西哥著名学府经济研究与教学中心（CIDE）教授豪尔赫·查巴特（Jorge Chabat）也是研究美墨国家安全和毒品贩运问题的专家。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墨西哥禁毒战争以及墨西哥安全政策的论文，如《美墨关系中的毒品问题》[57]《政府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威胁，国家应对》[58]《跨国犯罪和公共安全：对美墨的挑战》[59]，研究了美墨禁毒关系。

在美墨打击毒品贩运合作策略方面，2013年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的西蒙·莱西（Simon Reich）和马克·阿斯平沃尔（Mark Aspinwall）的论文《单边主义的悖论：美墨毒品政策中的制度化失败》，文中提到美国政府的单方面举措未能实现其指定目标。这是因为墨西哥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采取了诸多“扼杀战略”，使美国的举措脱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非对称合作中弱者胜利的案例。[60]同样是这两名作者——马克·阿斯平沃尔（Mark Aspinwall）和西蒙·莱西（Simon Reich）在 2016年的论文《谁才是狡猾的郊狼？权力、影响力和反毒品战争》中提到了关于美国与墨西哥的合作总是“以美国单边开始，以双边合作结束”的模式进行的，着重强调了墨西哥在非对称合作中所发挥的“杠杆作用”。[61]

墨西哥政府并没有发布关于美墨禁毒合作的官方数据，但是墨西哥外交部北美事务司司长米盖尔·鲁斯（Miguel Ruíz-Cabañas Izquierdo）发表在《墨西哥外交政策》上的《打击毒品贩运》[62]一文，作为局内人和亲历者，对塞迪略政府时期（1994—2000）的禁毒行动以及与美国的互动进行了综述。可以说，这是墨西哥塞迪略政府的禁毒立场最真实的文件。但是遗憾的是，墨西哥每届政府并没有出台禁毒战略文件。相比之下，美国的政策文件发布得更加透明和规范。美国国会研究机构发布了多份关于美墨禁毒合作的报告，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最权威的美墨反毒合作的数据。

美墨非法移民合作问题。非法移民问题是一个多视角、多学科的问题。国内研究美国移民政策的文献很多，大多数是关于单向的作为移民接受国的美国的移民治理政策分析、对在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人数、在美国的主要地理分布与技能素质和生活水平等情况的分析以及移民对美国国内族群认同和政党政治的影响。目前还没有论文专门研究美墨之间如何就移民问题开展对话和合作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影响美墨移民问题的发展和走向的文献。如李芳田的博士论文《国际移民及其政策研究》，对美国的移民政策进行了分析[63]；梁茂信的论文《美国的非法移民与政府政策效用分析》主要对 1986年美国《移民改革与控制法》的政策形成过程、政策实行效果以及影响政策效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64]宋鸥的博士论文《美国墨西哥移民问题研究》[65]、陈积敏的博士论文《全球化时代美国非法移民治理研究》[66]对非法移民对美国的经济、社会影响、美国的政策进行了全局研究。陈积敏的论文虽然在最后涉及国际移民合作，但是只有短短的3页。其后，陈积敏发表了《国际移民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全球移民治理——以国际组织为例》[67]，对与移民相关的国际机制进行了综述；该作者还发表了《美国非法移民国际合作治理研究》[68]，对美国与墨西哥、中国的双边合作以及地区多边合作机制进行了梳理并评估了其绩效。钱皓是国内研究美国西裔移民的族裔认同问题的专家，其《美国西裔移民研究——古巴、墨西哥移民历程及双重认同》一书以古巴与墨西哥移民为重点，对西裔移民的族裔认同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解构墨西哥移民和古巴移民的双重认同。[69]同样是钱皓的《美国移民大辩论历史透视》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排外主义两股移民思潮进行了分析。[70]杜鹃的《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历史溯源》对美墨移民历史进行了梳理，认为美国政府的非法移民政策虽然形式多样，但无外乎隔离和驱逐这两种思路，事实证明，最终都收效甚微，原因在于美墨之间巨大的经济鸿沟和互补性强的经济结构、美国移民政策摇摆不定、移民法律和制度不完善和雇主的现实需要等。[71]这些文献都是理解美墨移民关系的重要文献基础。总的来说，国内的研究侧重于对美国的移民政策以及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少涉及美墨在移民问题上的互动，也很少涉及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

国外对美国移民体系和移民政策改革的辩论的研究非常多，尤其是美国国内的文献，将移民问题看作是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但是出于美国将移民问题看成国内问题的原因，这些文献中很少关注墨西哥的立场。这些文献有：对美国移民体系和移民政策改革问题的研究。苏珊·马丁（Susan F.Martin）在《美国移民改革的政治》一文中对美国移民政策史做了回顾，尤其对国会在制定移民政策时所出现的“僵局”现象进行了分析。作者将美国国内以及公众舆论在移民问题上出现的“矛盾”心理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美国移民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建议。[72]丹尼尔·提奇内尔（Daniel Tichenor）的《大鸿沟：美国的非法移民政治》认为，近二十年来，历届美国总统和国会都将非法移民视为紧迫问题。美国的政策总体呈现两方面趋势，一方面出现了新的基层运动，倡导保障移民权利；另一方面又加强了执法和边境管制，遏制非法移民流入。[73]

墨西哥学者除了非常关注美国国内对边境非法移民的控制政策之外，也关注墨西哥本国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反应。如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的豪尔赫·杜兰德（Jorge Durand）教授是美墨移民领域的专家。他发表了《卡尔德龙执政期美墨双边关系中的“去移民化”》，对2006—2012年卡尔德龙执政时期，美墨双边关系中的移民问题进行了分析。[74]他与豪尔赫·A.恰凡（Jorge A.Schiavon）共同编辑的《移民视角Ⅲ：墨西哥人在国外的政治权利》[75]以及与普林斯顿大学的移民政策专家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S.Massey）和凯润·普润（Karen A.Pren）共同发表的《解释前往美国的非法移民》对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现状和原因进行了阐述。[76]

中外学者对于美国和墨西哥如何在移民问题上互动的文献均比较少。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献是昆斯（Rahel Kunz）的《移民领域通过伙伴关系去政治化：美墨的案例》对于美墨如何开展移民治理合作进行了详尽的阐述。[77]罗伯特·贝奇（Robert L.Bach）的《反恐时代的西半球一体化和移民》则对于区域移民会议进行了分析，认为南北国家之间的重大政治分歧使得移民问题区域会议无法促成会员国有效合作。[78]亚历桑德拉·德拉诺（Alexandra Délano）的《墨西哥和在美国的墨裔：1848年以来的墨西哥移民政策》对墨西哥政府从“没有政策的政策”到积极游说美国的移民政策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和评估。[79]但是这三份文献研究的时间段在2006年之前，本书将延续他们的研究，加入更新的美墨移民合作动态。

总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美国和墨西哥本国的移民政策、移民趋势和现状，对于美墨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如何互动和博弈、妥协和施压来管理非法移民不对称关系的研究文献非常少。这就给本论著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