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书所说“《诗经》祭祀礼乐”，又可称“祭祀诗乐”，乃“祭礼”中之“诗”，是指在祭祀仪式现场演唱与表演的诗乐歌。如《周颂·清庙》一诗，先秦文献多载王室祭祖时“升歌《清庙》”，那么《清庙》即典型的“祭祀礼乐”。当然，周代祭祀的对象包罗甚广，“天神、人鬼、地示”[18]都在其内。不过，《诗经》中的“祭祀礼乐”，最为集中于祭祖与农事祭祀两个方面，本书的研究范围也在这两个方面。具体说来，本书主要涉及的诗篇有《周颂》之《雝》《有瞽》《时迈》《我将》《赉》《酌》《般》《桓》《武》;《商颂》之《那》;《小雅》之《鼓钟》《甫田》《大田》;《国风·邶风》之《简兮》，共计十四首。

于这十四首祭祀礼乐，本书要做的是：其一，以诗篇整体为研究对象，求证在“礼”中的“诗乐”，而不是单单截取诗篇的某一部分来“以诗证礼”[19]；其二，探索这些祭祀礼乐的原始仪式之用，还原它们的原始时空搬演情境，也部分关注它们脱离原始之用后出现的“移用之义”；其三，研究这些礼乐在人神交流祭祀仪式中的具体功能与演奏程式；其四，通过探索这些礼乐的原始仪式之用，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其五，检讨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

《豳风·伐斧》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制斧柄尚要有斧子与方法可依，研究何尝不是？在借鉴前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本书尝试运用建构在下列基础上的“以礼解诗”法。

第一，多重证据。综合运用传世文献、考古资料（甲骨文、金文、礼器、礼制遗迹）、民族志等，全方位地论证。本书特别关注新材料有关周代礼制的记载，因为它们刷新了我们的认识，从而也促使对依托“礼”的“《诗经》祭祀礼乐”有新的看法。如由出土西周金文可更正已有禘祭的认识，从而启发我们重审《毛诗序》对《雝》为“禘祭”乐歌的记载。又如关于周礼是否有降神之乐的争论，我们可从青铜钟铭“卲各”相关内容厘清真相。

第二，立体观测。本书力图从仪式地点、时间、角色与行为出发，还原“《诗经》祭祀礼乐”最初搬演的礼制情境，而不是停留在平面文本上。如在辨析“籍田”与“公田”两类不同仪式地点的基础上，探索《甫田》《大田》所涉“公田礼”。

第三，整体观测。本书以诗篇整体为单位来展开研究，不主张割裂诗义与经学式的“随文求义”，而是充分考虑诗文本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我们为诗篇寻找最恰当的礼制背景。如本书在宗庙祭祖语境下试着对《简兮》作整体、连贯的解读。

第四，比较的方法。首先，本书注意诗篇之前的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功能的相近、美学风格的相近及组诗现象。本书在篇章结构上多以一组诗篇出现，即考虑了这种内在的联系。其次，本书又在这些相似诗篇之间辨异，找出它们仪式之用的区别。如本书认为《甫田》《大田》同属“公田礼”，仪式地点是相同的，但它们的仪式时间不一样。又如《大武》组乐，之前的研究尚未明确各篇“诗乐”的仪式之用；对此，本书在比较的基础上，将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说明。

第五，以问题为主导的个案研究。笔者不主张泛泛而谈，而是有论而发。故而本书选取有典型意义的诗篇，以个案研究为主，进行细致的论证与分析。如本书第一章解决《雝》是否为禘祭乐歌的疑问，并以《雝》为例说明“祭祀乐歌”在仪式上的功能及具体搬演程式。第二章解答周礼中是否有降神之乐及降神礼乐是什么的问题。第三章探索之前讨论较少的《简兮》与《鼓钟》的本事，论证两者皆为祭祖礼乐。第四章检讨《大武》的研究方法，并解决其如何构成的问题。第五章检讨之前研究中将“籍田”与“公田”相混淆的现象，探索《甫田》《大田》两首乐歌真正的礼制仪式之用，从而尝试以“诗”补“礼”，提出“公田礼”的新农事祭祀仪式类型。当然，本书的见解能否成立，还需学界检验。

此外，论《诗经》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必然要参详历代各家之说，这其中也有个取舍的态度。对此，姚际恒的做法值得关注，其云：

惟是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意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20]

与姚氏齐名的方玉润也说：

乃不揣固陋，反复涵泳，参论其间，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按：《诗经通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21]

两人所秉承的客观公正之态度，笔者乐于效仿并践行在本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