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忒根尼斯：讽喻的“发明”

有了文学作品，也就有了文学批评；有了“荷马史诗”，也就有了对“荷马史诗”的批评；有了批评就会产生反批评。正是这种批评和反批评的交互作用，才激发了讽喻的发现和确立，它代表了深入而全面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朴素愿望和最初努力。如果说，古希腊人发明的“模仿”是从作者出发的，负责处理作品的构建和形成问题，那么，他们同样发明了“讽喻”，这一概念从读者或批评家出发，关注作品的解读和阐释问题。只有作品而没有对作品的分析解读，所谓的作品也不过是堆砌的文字。按照现代文学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的说法，没有经过阐释的作品并没有、也不可能实际完成；任何作品都是作者创作和读者阐释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缺一不可；没有读者的作品就像无人欣赏的美景一样没有多少价值。由此看来，希腊人发明“讽喻”就和他们发明“模仿”一样，都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原创性成果。

“荷马是有智慧的人”

“荷马史诗”的最初接受者是希腊诸城邦的全体公民。柏拉图说过“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荷马史诗”教育了所有的希腊人，“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他，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7]他的《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一个人的教育的最重要的部分是成为诗歌方面的权威。这就意味着能用理智评论一首诗歌中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知道如何区别好坏，当有人提问时，能说出理由来。”[8]色诺芬的《会饮篇》第3卷记载了一个故事，讲述尼克拉特（Niceratus）被他的父亲强迫学习和背诵“荷马史诗”，这是古代希腊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开端。他还说过：荷马是在叙事诗方面有智慧的人。[9]当然，荷马并不是古代希腊唯一的诗人，与他共享诗人声誉的至少还有赫西俄德、萨福、阿那克瑞翁、品达、赫拉克利特提到的阿基洛库斯、柏拉图《理想国》提到的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556-468 B.C.）等。

在上述这些诗人中，赫西俄德是足以与荷马相颉颃的大诗人。传说赫西俄德曾去卡尔克斯城参加已故国王的葬礼，在随后举行的诗歌竞赛中，荷马与赫西俄德都被要求朗诵自己最有代表性的诗篇，前者选取了《伊利亚特》第13卷描写希腊联军集结并投入战斗的诗句（第126—133行），后者选取了《工作与时日》中描写耕耘、播种、收获的诗句（第339—344行）。现代研究者认为，这一传说是对赫西俄德有关记载的“解读”。[10]在其《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记载：

那次我去卡尔克斯参加智慧的安菲达玛斯的葬礼竞技会，会上这位品德高尚的英雄的后代宣布和颁发了奖品。高兴的是我因唱一首赞歌而获奖，拿走了一只有把儿的青铜三脚鼎，我把它献给了赫利孔山的文艺女神，因为正是她们在这山上首次指引我走上歌唱的道路。[11]

引人注意的是，赫西俄德没有明确说出他和哪位诗人进行了诗歌竞赛。据此就断定荷马与赫西俄德属于同一时代似乎证据不足。但这一传说和赫西俄德的记载仍然传达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其中之一是诗歌竞赛这种形式可能历史悠久。在现存文献中，柏拉图的对话录《伊安篇》一开始就写到，游吟诗人伊安获奖归来，苏格拉底向他表示祝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蛙》中也有关于诗歌竞赛的描写。有竞赛就有对作品价值的批评和评判，这无疑催生了早期的文学批评。同时，这一传说还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读者如何看待这两位诗人，反映出在当时读者眼中荷马与赫西俄德的代表作究竟是哪些，从中可见他们两人中一位是战争诗人，一位是平民诗人，更重要的是，诗人选取自己的某些篇章决定着一场诗歌竞赛的成败，那么如果“荷马史诗”是希腊儿童的学校教科书的话，鉴于史诗内容广泛，无所不包，几乎是远古时代希腊社会的百科全书，选取“荷马史诗”中的哪些篇章来教育下一代自然至关重要。内容选取不当自然就容易受人指责，苏格拉底的受审、判刑乃至被处死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荷马史诗”的批评者

“荷马史诗”在公元前6世纪遭遇信任危机之时，克塞诺芬尼、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等人从几个方面攻击“荷马史诗”。

在现存残篇中，克塞诺芬尼激烈批评“荷马史诗”和《神谱》之类的作品将神灵和凡人描写得一模一样，把凡人的特征也归结到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祇身上，“荷马和赫西俄德把每一样在凡人中间是耻辱和罪过的事归给众神，偷窃、通奸和彼此欺骗。……但是凡人们认为众神有诞生，他们穿衣、说话，有着像他们自己一样的躯体”[12]。这种做法的荒谬之处在他看来非常明显，牛、羊、狮子等动物也会将自己的主要特征归结到自己崇拜的神灵身上，创造出牛、羊、狮子的神灵。在他看来，首先，神灵的本质特征不是他们和我们类似，而是和我们截然不同，因此不能用“人类中心主义”的规则来描述人类崇拜的神祇，神折射了人的本性或形象，这就抹杀了神的超验性，古希腊发达的是神话学，而不是神学。其次，“荷马史诗”描写的神灵具有各种缺陷或弱点。凡人所有的负面因素，神几乎无所不备。这是对神灵的大不敬，只能贬低神的形象，从而降低我们的崇拜程度。这一指责让人想起柏拉图对话录中类似的说法。

克塞诺芬尼对“荷马史诗”的批评在古代流传甚广，此后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了他的名字：“如果上面两个方法都不行，他还可以这样辩解：有此传说，例如关于神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像赛诺法涅斯所说，不宜于说，不真实；但是有此传说。”[13]其实，克塞诺芬尼重点强调的是“不宜于说”这个方面，至于“不真实”的话题，更多地见于柏拉图对话录中苏格拉底的论述。

这一时期“荷马史诗”的另一位批评者是赫拉克利特。他指出：“荷马理应被除名并杖击，阿基洛库斯也是如此。”[14]但在贬低“荷马史诗”的同时，赫拉克利特似乎也注意到，“荷马史诗”的缺陷并不在于描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在于没有注意到更加隐蔽的内在联系要比外在联系更值得关注，比如他说，“隐蔽的关联比明显的关联更为牢固”（第67 页）。又如，“人们在认出那些显而易见之物时被欺骗了，而比所有希腊人都聪明的荷马也以相似的方式受到欺骗”（第69 页）。在他看来，能够显示事物之间隐蔽联系的具体形式是“象征”，他的现有残篇之一说，“德尔斐神谕的主管既不直言，也不隐瞒，而是出示象征”（第104页）。综合上述说法来看，赫拉克利特之所以认为荷马应该被除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荷马史诗”在显现事物隐蔽联系方面做得不够，他在一定程度上质疑希腊人对“荷马史诗”的崇拜心态，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荷马史诗”，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态度。

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后世对他的了解主要建立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话录的基础上。其中，《回忆苏格拉底》第2卷记载，雅典统治者指控苏格拉底“挑选了著名诗人的最坏的诗句，用它们作为证据，来教导他的门人做无赖汉和暴君”[15]。具体证据是苏格拉底引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2 卷，证明奥德修斯对普通民众的粗暴态度。这可能惹恼了施行民主政体的雅典当局。但色诺芬并不同意这一指控，“和控告者的指控相反，苏格拉底显然是普通人民的朋友，而且是热爱人类的人”（第21 页）。除了为苏格拉底进行辩护，《回忆苏格拉底》经常引用“荷马史诗”作为自己论辩的证据，如说有一种符咒或者“爱药”可以使别人爱上自己，就如同塞壬女妖的歌声迷惑奥德修斯一样（第67页）;“荷马史诗”赞美阿伽门农是“一个良好的君王兼英勇的战士”，说明好的将领必须为他手下的士兵着想（第80页）。这些频繁的引用本身就表明，苏格拉底并不会简单地认定“荷马史诗”每一行都是虚假有害的。

值得注意的是，《回忆苏格拉底》第4卷第2章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尤苏戴莫斯说：“我可不想当游吟诗人，因为尽管游吟诗人对史诗非常熟练，但我知道他们本人确实非常愚蠢。”苏格拉底听后，并没有反驳这种观点，却转向其他话题，或许默认这种看法（第145页）。对游吟诗人的批评也是柏拉图《伊安篇》的主题之一。这篇对话录的主人公伊安是一位游吟诗人，其主要任务是背诵、表演和解说“荷马史诗”。但和一般演员不同，他特别承担着向听众解释史诗含义的责任：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不能理解诗人的话语，那么他决不可能成为诵诗人，因为诵诗人必须向听众解释诗人的思想，只知道诗人说了些什么是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16]

这段话虽然是苏格拉底说的，但伊安完全同意，他其实给自己提出了两个任务，一个是“知道诗人说了些什么”，即在文字表面上精通诗歌，但完成这一任务还远远不够，另一个任务更重要，即理解史诗的思想内容并将其传达给观众。上文说“游吟诗人非常愚蠢”也就是指的这个方面，仅仅记忆或表演诗歌只是死记硬背，谈不上什么智慧。在对话中，伊安随后自信地对苏格拉底说，“听我如何给荷马的诗句润色是值得的”。在诵诗的过程中，伊安之类的诵诗人显然要加上自己的理解或解说。总之，在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等人看来，这些解说既错误又愚蠢，但出于职业的需要，游吟诗人会在自己的解说中回应这些有损史诗声望的批评意见。

忒根尼斯：讽喻的“发明”

长期被公认为讽喻发明者的“利吉姆的忒根尼斯”（Theagenes of Rhegium）就属于上文提到的游吟诗人行列，他生活在苏格拉底之前，鼎盛时期约在公元前525年，他可能写过关于“荷马史诗”解读的作品，但久已亡佚。在他之前的克塞诺芬尼，与他同时代的毕达哥拉斯，在他之后的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都批评过“荷马史诗”。可见，他完全生活在一个对“荷马史诗”极端不利的时代氛围中，指责“荷马史诗”似乎成为一时风气，他的辩护因此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最早提到他的古代文献是公元3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尔斐利（232? —304?）在评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20卷第67行及以下诗行时写下的一段页边附注，其大意是，史诗描写的神祇之间的争斗既是物理、身体层面上的，也是道德层面上的，“（对那些攻讦荷马的人的）这类回击是非常古老的，可以追溯到利吉姆的忒根尼斯，他首先写下关于荷马的事情”[17]。普尔斐利评论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如下：

面对王者波塞冬

福伊波斯·阿波罗手持羽箭站立，

灰眼睛女神雅典娜对厄努阿利俄斯阵临：

对抗赫拉的是带金箭的捕者，猎手，啸走山林，

阿尔忒弥斯，远射手阿波罗的姐妹，箭矢飘淋。

善喜助佑的赫尔墨斯站对莱托，

而对阵赫法伊斯托斯的是那条水涡深卷的河流，

神祇叫它珊索斯，凡人则以斯卡曼德罗斯称谓。（第544—545页）

这里确实描述了一场天上诸神相互对垒争斗的场景。普尔斐利认为，相互争斗的各位神灵代表了宇宙中基本物质元素之间的对抗关系，如阿波罗代表的“火”对立于波塞冬代表的“水”，而雅典娜代表的理智对立于阿瑞斯代表的愚蠢，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公元3世纪的普尔斐利不可能完全忠实地转述将近千年之前的忒根尼斯的想法，这中间肯定掺杂着普尔斐利本人的看法。

除了这条记载，人们还可以确定忒根尼斯是历史上最早调查诗人荷马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的史诗研究者，其根据为公元2世纪的塔蒂安（Tatian）《写给希腊人的演说》中的一句话：“探讨荷马的诗歌，出生和生卒时间的最早的研究者包括利吉姆的忒根尼斯，他生活在康比西斯（Cambyses）统治时期……”[18]研究者根据历史记载，确定“康比西斯的统治时期”是在公元前529—前522 年，因此断定忒根尼斯的全盛时期应该在公元前525年。从这条材料可以推测，忒根尼斯应该熟悉“荷马史诗”，是解说或研究“荷马史诗”的专家。

但忒根尼斯的“讽喻发明者”的地位在20世纪上半叶却受到质疑。[19]这和当时的学术风气或思潮有一定联系。20 世纪的研究者不再像19 世纪那样热衷于研究对象的“起源”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坚信“起源即本质”，研究任何问题都描述出研究对象从起源到发展、成熟，直到最后消亡的完整历史线索。具体到讽喻起源本身，现在能看到的普尔斐利的说法容易引发歧义，关键是他并没有正面论证忒根尼斯就是讽喻的发明者。忒根尼斯将讽喻这种方法用于单独的一行诗歌的解读呢还是全部“荷马史诗”呢？他是同时使用了多种方法解读呢还是仅仅使用这一种方法呢？是不是可能存在着“物理讽喻”和“道德讽喻”这两种方法呢？如果忒根尼斯发明了这种方法而且影响很大，甚至近千年之后的普尔斐利都知道他，那么为什么柏拉图的对话录涉及许多次要诗人或哲学家而对他却只字未提呢？限于文献资料，这些问题都无法解答。

考虑到关于讽喻的起源或创立方面这么多难以索解的问题，当代多数学者不会再像传统研究者那样毫不动摇地赋予忒根尼斯讽喻“发明者”的称号了，更强调他“是某种程度上的讽喻的发明者”[20]。其实，在后神话时代，随着理性主义兴起，对神话的怀疑是很自然的事情；赫拉克利特说“荷马应受杖击”不可能是空穴来风，里面隐含着对“荷马史诗”的不信任态度，哲学家们往往对负责背诵、表演和解释“荷马史诗”的游吟诗人们提出批评甚至讽刺挖苦，这种态度在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等人身上得到了系统表达，柏拉图甚至将其称为“诗歌与哲学的古老争吵”。[21]尽管仍有学者坚持忒根尼斯是讽喻的创立者这一传统说法，[22]当代研究的主流趋势是将他列为创立者之一，将他和其他讽喻解释者并列，认为讽喻应当起源于公元前6—前4 世纪的数百年之间，[23]从而多少冲淡了忒根尼斯这一“发明者”的首创特征。但不管怎样，忒根尼斯都毫无疑问属于当时游吟诗人的行列，而且在解释“荷马史诗”方面，“忒根尼斯声誉可能源自这个事实，即他是第一个做得如此之好，以致于其他更早的关于荷马的著作都未能流传到古代后期”[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