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民族性与美国小说：双向建构与跨界互读

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H.怀特曾如此评价美国的独特之处：“其他国家都是在这样一群人中形成的，即他们出生在其家族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的地方，无论他们的政府如何更迭，英国人还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法国人，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而美国却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美国这个地方，而是美国独有的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1]这些缔造了美国国家本身的观念既源于对“他者”的想象，也来自对“自我”的定义；既包括对“上帝选民”和“新迦南”的笃信，对建造“山巅之城”和成为世界“拯救者”的使命感，也涵盖对自由、民主、平等、公民权利的捍卫，对新教工作伦理和个人主义精神的恪守，对多元族裔相互尊重、共同拥护美利坚民族的追求等。不仅如此，著名美国社会批评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曾总结道：“美国身份绝非一成不变，也压根没有所谓的终极解读，因为它一直处在被建构的状态。”[2]美国的民族性也表现在其不断“建构—反思—再建构”的动态性，在于其巅峰之时的自省与反思，以及低谷之时的重构努力。

作为一个民族文化想象的精华，文学不仅是演绎民族历史、呈现社会现实的载体，更是塑造社会话语、建构民族特性的积极参与者。就美国而言，美国小说在美国民族性的“建构—反思—再建构”过程中扮演了独特且重要的角色。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伟大的美国小说”。自19世纪中叶被首次提出，“伟大的美国小说”概念便成为文学批评界热议的焦点，也成为众小说家不懈追求的创作梦想。冷战结束后的30年可谓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众多小说家通过虚构的故事、戏剧化的表现手法诠释美国民族性的要旨，反思美国内部的诸多问题，并为重构美国民族性作出了种种努力。长久以来，对美国小说和美国社会进行跨越边界的“互读”与“互证”是美国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一，不仅有助于阐明文学与民族性的双向建构关系，也为理解美国、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学与文化走向打开了一扇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