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20世纪的拉丁美洲，是被划分为主流之外的“第三世界”的土地。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一端是无产者的游行、罢工和暴动，另一端是由宪兵、宵禁、独裁组成的铁幕，被哥伦布“发现”的拉丁美洲，就此承受着两端带来的波动与困苦、倾轧与剥削。文学，作为再现历史的工具，总是应和着具体历史的发展过程，拉丁美洲文学呈现出丰富的历史内涵与坎坷的时代历程。拉丁美洲的作家、知识分子们见证了这片土地承受的磨难，他们试图用文字铭记和批判、检视与反思。伴随其思索过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负担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所说：“知识分子如何在人生中体现不可分割的真善美，如何协调思想者的政治责任，和作为创作者的艺术自由”，他们“穷尽一生试图回答，命悬一线仍在拷问”。[1]
要理解拉美作家的创作动机、解读拉美文学的思想内涵，需要将他们的创作与思考放入更大的语境中，换言之，就是要尊重拉美民族文化并将其树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要建立与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文化语境。同时，我们也要尽量避免以外在尺度、主位观念的标准来简单评价和大刀阔斧自由界定拉美文学的解读方式。马尔克斯身为拉美作家，作品与意识形态、身份话语等问题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密切首先体现在对话语权的文化生产以及身份认同的思考与讨论之中。从赛义德到霍米·巴巴，再到斯皮瓦克，不论秉持后殖民还是帝国主义的观点，西方学术界对很多“第三世界”民族文学的思考，其出发点仍然值得深究，他们的话语始终未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论断，而这一“未脱离”，也需要我们在借助其理论理解作品时，注意挖掘其理论隐藏的前提与假设。拉美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在将这种研究与评价对象置换成拉美作家、拉美文学时，摒弃用一个尺度简单评判其内涵或价值的方法。综上，笔者认为，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观点透视马尔克斯创作背后的意识形态因子，将更有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马尔克斯作品。另外，以种族、权力与文化身份贯穿本书整体研究思路，意味着本书既结合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部分概念，同时又贴近马尔克斯本身的创作，从而为我们理解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一个新的理解角度。
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思潮，涉及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心理等几乎全部方面的文化意识形态表现。后现代主义是从现代主义中发展出的，相对应于之前社会历史中存在的各种严肃、理性的文艺作品，后现代主义倡导去严肃、去思考、去确定性地满足人的感官本能刺激的文学艺术风格，并在社会中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满足感官享受的文化工业。后现代主义中，以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倡导的“解构一切”的反叛传统、反权威的思想为代表，以法国思想界为主要潮流指引。美国文学理论家詹姆逊曾对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比较详尽的论述，在此可以参考。詹姆逊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并以三种文学形态与之对应：“第一阶段的艺术准则是现实主义的产生了如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进步，生物学意义上的变异在不断地发生，于是第二阶段便出现了现代主义；而到第三阶段现代主义变成为历史陈迹，出现后现代主义。”[2]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詹姆逊对应的后现代社会，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后现代主义文化产业。
后殖民批评与后现代主义关系匪浅，这种受益于工业全球化、反殖民运动带来的跨学科、跨文化的交流研究，也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般而言，后殖民主义批评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主义同样与法国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五月风暴”后兴起的解构主义关系紧密。在德里达、福柯等解构主义者们反权威、反语言逻辑中心主义的风潮影响下，后殖民主义批评在批判旧的殖民主义批评过程中，对话语权力、身份历史确认等问题进行反思的再思考。[3]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有萨义德、霍米·巴巴等人，他们主张对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欧洲中心主义”等西方意识形态想象进行解构与重建，并且重思“沉默的”东方世界在“他者”问题中的身份与认同。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批评关注的身份、话语、权力等问题，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世界性重建与区域认同等问题的讨论与思考，因而不仅从文化方面，还牵涉经济、政治等历史问题。
后现代理论是一种对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给后殖民理论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二者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后现代理论大多以欧洲为关注重点，缺乏对殖民地、第三世界的关注，因此笔者将二者融合运用于此文，以期形成对马尔克斯作品更加全面的认识。关于后殖民主义兴起时间的表述，西方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最终达成共识，将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出版的《东方主义》作为起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涉及问题较为广泛，它以种族、阶级、性别等为主要参照，含纳人类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地理学以及文学文化研究等不同学科。如前所言，后殖民理论增加了后现代理论缺乏的对第三世界的关注。但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后殖民理论关注的重点放在白种人/非白种人、宗主国/殖民地等“对立”关系的研究上，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论调。
萨义德曾略带戏谑地提出，大概只有魔幻现实主义才是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之间的重叠，[4]以此暗示后殖民理论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出发的，一种不可能做到真正中立或内省的局限视角。实际上，马尔克斯的写作实践可以说自觉地跨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不仅是作为拉美作家，而是作为人类生活的记录者的层面，他所考量的不是何者具有文化话语权力的问题，而是构建“他者”视角能够如何解构文化话语使用者的狭隘性。
自福柯发表《乔治·康吉扬：一位有过错的哲学家》一书，其所代表的后现代理论便开始将欧洲的哲学话语同殖民主义政治霸权和经济压迫等同视之，[5]福柯提取出“西方话语权”这一关键词，认为其在殖民世界中拥有难以摆脱的神话地位。随后，萨义德发表了《东方主义》，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是其中的基本方法，同时也选取与福柯概念互相制约、互相矛盾的另一概念——源自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对殖民话语问题进行探讨。他认为，福柯并不具备殖民地本身的视野，他关注的对象仅仅为横亘欧洲的权力话语。霍米·巴巴相较于萨义德而言，更加具有“后现代”的特征，他从拉康有关“主体构成中，自我与他者不可或缺”的角度和观点出发，讨论主体与种族之间存在的关系。在《文化的定位》之“结论”（《种族，时间和现代性的修订》）中，霍米·巴巴认为，福柯所谈论的诸如法国大革命等事件的现代性，具有种族局限性，未关注西方之外的殖民地的种族。[6]在整个后现代理论语境中，较为全面关注殖民地的理论家是德里达，著名理论批评家罗伯特·扬在《白色神话》等哲学文本中的隐喻：德里达将西方理性与种族主义放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所谓“理性”是帝国主义的帮凶，[7]表达了关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文化思考。[8]
我们看到，无论是批评福柯理论视野的“特殊对象性”，还是引入对西方之外殖民地的关注，“种族”问题在此讨论语境中一直相对突出。相较于自然属性的种族，本书所讨论的“种族”更倾向于一种被建构的“种族身份”，这种身份在认同自身的过程中，时刻萦绕着来自“他者”的焦虑。“种族”（race）原本是一个相对自然的概念，起源于生物属性，其关注对象多集中于相似的文化背景中，因而“只有在研究中将某一种族置于某一社会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透视”[9]。在人类社会形成后，种族开始带有社会属性，更加强调区分性，逐渐与“民族主义”概念混同，并作为反抗殖民主义最有力的工具。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思想家们早已开始关注拉美地区的不同部落及文化心理，尤其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拉美地区作为西方的原材料产地和殖民地，不同地区的种族被强制性划分为不同生产属性，直接影响到20世纪拉美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经历了数百年殖民统治的拉丁美洲，若要讨论其文化，“种族”是必然难以摆脱的概念，这种举足轻重不仅源于其真实发生的历史，更因为曾作为殖民地的拉丁美洲地区，若要走出一条自我体认之路，不可或缺的便是对其种族身份的思考。
从拉丁美洲被欧美世界发现，到被其开发，每一次所谓“进步”都伴随着剥削和血泪，但在西方话语的统摄下，出现了界定优劣的区分性话语，拉丁美洲有关“种族”身份的探讨也因而显得愈发混沌，深受殖民之害的拉丁美洲由此形成了真诚而厚重的悲哀、隐性而绵长的焦虑。这种威胁在文学领域的鲜明表现之一，就是拉美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独裁者形象，文学作品以象征的形式内含着对政治结构的批判，以马尔克斯为首的作家们对自身处境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思考，他们的思考与写作也进一步催生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这一现象。《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提到这一“被殖民历史”时，表示这种深沉而厚重的苦难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人难以体会的，由此所产生的身份焦虑以及他者困境更呼唤这一世界之外的更多人看到、听到、了解到。
关于拉美文学和殖民主义的关系，很多记述拉丁美洲历史的著作已经进行了比较和透析，但对于马尔克斯本人来说似乎还不够完善，因为很多分析大多只是详述历史，没有详述被殖民的历史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生成关系，这也是本书致力关注的重点。马尔克斯始终认为自己所写的就是拉美世界的现实，只不过这种现实在旁观者眼中似乎是一种魔幻，这也是他在访谈中曾多次拒绝将他的作品归类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原因。在《百年孤独》中经典的开场：“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10]正于现实中对应着当时欧美对于拉美地区的商业倾轧，拉美地区不仅是欧美的原料生产地，更是欧美的主要客户——欧美常常向拉丁美洲人推销他们并不需要的产品，冰鞋、冰块等就是其中典型。[11]拉美地区本属于热带，他们并不生产冰块，他们也不知道甚至从来不需要冰鞋，正如向中国输出鸦片一样，欧美对拉美同样采取着资本主义式的压迫。可以说，这是在后殖民之下的新的殖民形式。马尔克斯的作品之所以经典，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自身处境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和思考，同时又将这种思考以文本的形式介入现实。因此，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经常萦绕着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困境与矛盾，这种困境与矛盾正是深刻吸引读者阅读其作品的趣味之一，也是其作品丰富性之所在。
一 “拉美文学爆炸”
“拉美文学爆炸”（Boom Latinoamericano），主要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丁美洲涌现出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现象，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波及全世界，让拉丁美洲的作家、作品及思想价值得到了世界性的普遍认可，并持续而广泛地影响了之后的世界各地作家。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的数量与质量的高速上升，一众优秀的拉美作家在西方现代主义的推动中快速地找到了属于地域文化的独特文学景观。
1967年被视为“拉美文学爆炸”元年，智利批评家路易斯·哈斯（Luis Harss）在这一年发表了第一部研究“拉美文学爆炸”（Latin American Boom）时期作家的专著——《在主流中》（Into the mainstream），他将阿莱霍·卡彭铁尔、胡安·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巴尔加斯·略萨视为这一文学现象的代表作家，路易斯·哈斯又顺势将“文学爆炸”一词引入批评界。虽然在“拉美文学爆炸”这一概念的时间和定义界定上，学界并未达成统一共识，但不能否认，这一时期确然存在着，并因其爆炸式的出现和深远的影响而在拉美文学史上具有相当的话语效力。杰拉德·马丁（Gerald Martin）认为，“拉美文学爆炸”的本质在于，它第一次将拉丁美洲小说成功地推向了世界舞台，使之在世界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并受到真正的认可与重视；同时，他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场文学爆炸既见证了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的顶点，同时也昭示了它的衰退与终结，进而推动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
“拉美文学爆炸”期间，涌现出了很多的优秀作品，其中，以这四位作家的四部长篇小说最具代表性：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2012）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1962）、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1984）的《跳房子》（1963）、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的《城市与狗》（1963）和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的《百年孤独》（1967）。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当属拉开“拉美文学爆炸”序幕之人，他在1958年凭借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收获拉美乃至世界文坛的广泛关注，该作品“上至工业企业主阶级和封建官僚贵族，下至中产阶级和处于最底层的无产阶级”[12]，投射出作家对墨西哥20世纪以来的现实面貌与历史变迁的倾情关注；而他的另一部作品《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以墨西哥革命为背景，用倒叙的手法叙述主人公在墨西哥革命中的奋斗、投机、斗争过程，表达了人在权力斗争中的冷血与残酷。富恩特斯的其他作品基本上也都是以墨西哥革命为历史背景，记录墨西哥革命，展现拉美地区权力争夺，艺术风格淳朴厚重，小说内容真实直观，有着非常强烈的批判色彩，其现实主义韵味在以上四人中最为明显而强烈，因此享誉全球。
五年后，长篇小说《城市与狗》问世，作者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这部小说包含了巴尔加斯·略萨在未来的创作中频频提到的主题：残酷冰冷的军事学校生活、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以及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撕扯等。小说采用双线或多线结构，串联其中命运多舛的各式人物，情节多变但并不突兀，同样体现出厚重而深刻的现实主义风格。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文风被认为是四人中最接近路斯·博尔赫斯的一个，不同于富恩特斯和略萨浓重的现实主义风格，科塔萨尔更倾向于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去创造另一个幻想世界，“（科塔萨尔创造的）是此间的奇境，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加拉伊街的房子里第十九级台阶上的阿莱夫”[13]，这个故事在灵动缥缈中又夹杂着残忍含混的现实。相较于身处“文学爆炸”中心的前三位主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明显透露出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作家对于民族身份的探寻，马尔克斯将现实主义与魔幻风格完美融合，其写作具有鲜明强烈的个人色彩，这也使得马尔克斯成为这场“文学爆炸”中最耀眼的存在。
马尔克斯早年曾加入巴兰基亚的一个文学小组，受到了大量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熏陶，并因此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文学滋养；这种影响反映在马尔克斯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他尝试着高度抽象拉美的历史和现实，融合内容与形式，为读者提供一种浸入式阅读体验。和前面三位大师一样，马尔克斯也善于从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提取挥之不去的记忆作为写作母本加以虚构，但这种虚构既不同于富恩特斯和略萨的“以现实写现实”，亦不同于克萨塔尔的“以想象创造想象”，马尔克斯用看似虚构的文本承载着来自生活的记忆，从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令人信服的“现实”世界。《百年孤独》中的“现实”世界马孔多令人感到焕然一新，这虽然是一片由作家杜撰的土地，却在历经种种崎岖之后仍带有轻盈和自由之感，这便是马尔克斯通过艺术真实所表达的——拉美现实于他而言的生活真谛，一个精神孤独又想象自由的世界。
与此同时，读者和这种“艺术真实的生活”之间，仍旧隔着一层闪烁着魔幻手法的膜，使他们对文本中的生活看得见，但又摸不着，捉摸不透。马尔克斯以他特有的观照现实的方式审视着拉丁美洲所面对的未来，他借《族长的秋天》中的人物说道：“要是现在不真实那么也没有关系，因为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会是真实的。”在再现现实上，马尔克斯贡献了极为特殊的认识视角，他选择了个体—家族叙事，最终却以他们的故事唤醒了一种生而为人的普遍命运感。
发源于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究竟因何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以至于能够以燎原之势席卷世界文坛呢？西班牙语文学研究专家罗伯托·冈萨雷斯·埃切维里亚（Roberto Gonzalez Echevarria）在《现代拉丁美洲文学》中提出，有必要重视“在西班牙语世界以外，孕育这些伟大作家的叙事传统”；[14]同时，他认为，“文学爆炸”反映出作家们首次萌生了“本土文学”这一集体创作意识，而这种集体意识，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空间的变换使作家们“以批判的视角重新审视殖民遗产，视其为新发现的文学传统的发端”；[15]另一方面，从19世纪初拉开帷幕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孕育着拉美大陆上主张独立自由的精神火种，这为形成统一的文学场域提供了一股爆发性的力量。因此，文学批评者应循沿这样两条线索研究拉美“文学爆炸”这一现象，一是拉美文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二是西方现代主义运动。这不仅反映出拉美文学形态的复杂性，也丰富了拉美文学内在的异质性，并拓宽了它内在的精神维度。
在“拉美文学爆炸”的创作高潮中，拉美地区的一些作家开始吸收西方文化思潮，其中受到发动“先锋性文学运动”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如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路易斯·博尔赫斯和阿莱霍·卡彭铁尔等）的影响，再加上西方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传入，20世纪拉美出现了地域主义小说，形成拉美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潮。这批作家的文学主张主要仍是以社会问题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中心，而地域主义小说也被看作拉丁美洲的现实主义文学，对拉美本土神话的发展和提炼做出巨大的贡献，赋予自然和人物以神话色彩，这也为后来“魔幻现实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魔幻现实主义”的争论：一种新的倾向
20世纪40年代，国际理论界就“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掀起了一场争论：何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历史，何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实质？这场争论持续长达二十多年，“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批评术语也以不可思议的生命力被沿用与传播着，随着时代洪流不断向前，写作状况不断变化，它的含义也处于流动与丰富中。
“魔幻现实主义”一词，首先由德国艺术史家和批评家朗兹·罗（Franz Roh）在评论视觉艺术领域中的后表现主义（post-expressionism）时使用，以对柏格森等人的表现主义显露出反叛性。“魔幻现实主义”一词于20世纪中叶被运用于描述在拉丁美洲的文学评论中，概括拉美文学作品中以让人惊奇的神奇神话现象来表现现实的风格。这种风格大多充满离奇怪诞的人物及情节，将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以带有神话般的浓烈象征意味进行表现。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始，以拉美地区的胡安·鲁尔福、阿莱霍·卡彭铁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为代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在小说中开始被人们所熟知。学术界大多数批评观点认为，所谓“魔幻”，是指文学形式中所蕴含的一些特殊元素，如神话、寓言、预言等；而“现实主义”则体现出这些作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文理念。“魔幻”只是作品的表现手法，反映“现实”才是其目的。
魔幻现实主义并非起源于马尔克斯。1955年，《论西班牙语美洲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文发表，作者安吉尔·弗洛里斯认为西班牙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诞生于1935年，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世界丑事》问世，并成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标志，将“魔幻现实主义”概括为“现实与幻想融为一体”。《百年孤独》出版之后，针对弗洛里斯的观点，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提出了异议，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观点的提出者是路易斯·莱阿尔。他在1967年发表的《论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文中指出，博尔赫斯并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鼻祖，真正的源头应是阿莱霍·卡彭铁尔，后者在他的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的序言中对魔幻现实主义作出了详细的探讨。同时，莱阿尔重新定义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并获得了包括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内的多数人的认可。他认为“魔幻现实主义首先是对现实所持的一种态度。那么何为魔幻现实主义面对现实的态度呢？我们说过，不是去臆造用以回避现实生活的世界——幻想的世界，而是要面对现实，并深刻地反映这种现实，表现存在于人类一切事物、生活和行动之中的那种神秘”。此定义指出，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并不是去虚构一系列的人物或者虚幻的世界，而是要发现存在于人与人、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神秘关系”。这一观点与马尔克斯的看法是相符合的。
事实上，马尔克斯并不赞同用“魔幻现实主义”这种说法来定义自己的作品。他坚持认为自己写的是“现实”，所谓的“魔幻”，只是拉美社会历史状况不可割裂的一部分，采取这种形式和内容再现现实，不是为了另辟蹊径，而是因为他所要表现的真实就是如此——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殖民者对拉美世界的奇思怪想、拉美各国独裁者荒诞的行为与病态的心理，这些都是马尔克斯文学创作的现实素材。
因此，当我们谈及马尔克斯创作之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他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的认识。在某次访谈中他曾说：“某种意义上，拉美文学在美国的爆炸是由古巴革命引起的。这一代的每一个拉美作家都已经写了二十年，但是欧洲和美国的出版商对他们没有什么兴趣。古巴革命开始后，对古巴和拉美却突然大为热衷了。革命转变为一宗消费品。拉丁美洲变得时髦了。”[16]由此可以想见，事实上政治气候的变化对马尔克斯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百年孤独》的创作种子早就在青年马尔克斯的心中扎根，但这一漫长的孕育过程伴随的是马尔克斯的人生经历与心得感悟。而将《百年孤独》推向世界文学舞台的，是古巴革命，就如马尔克斯所说，这场革命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点燃了世界关注拉丁美洲的热情，不仅提供给世界一个认识拉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帮助这片大陆的子民重塑自我认知。其实，在这个意义上，《百年孤独》的伟大之处更在于引导读者进行双重的审视，因而，马尔克斯始终认为自己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进行写作，坚称自己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并多次表明自己写作所具有的政治意味——“我终于领悟到，我关于童年的写作事实上比我所认为的要更富于政治性，与我国家有着更多的关系”[17]。
马尔克斯关注现实，在一定意义上还希望介入现实，这使马尔克斯在写作时持有一种对整个民族与整片大陆的反思视角：他勾勒出整片大陆与生存于其中的人们身上存在的某种混沌状态，而这种混沌感来源于他们对于自身的历史的一无所知以及消极接受如斯历史命运的态度，因此，这片土地的人民就在贫穷、无知与疯狂的泥淖里挣扎，同时也被他者话语摆弄着、塑形着并因此变得驯顺。放眼拉美历史，拥有觉醒、反抗的精神以及解放的事实，乃是少部分领袖人物要带领整片大陆努力去向的地方：
我们是人类种族中的一个小分支。我们有一个独立的世界，为大洋所包围；我们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几乎从零开始；在公民社会的运转中较为落后。我看看美洲的现状，就像看着刚刚解体的罗马帝国……但有一点不同：那些从罗马帝国分离出来的国家，在旧有的制度上直接加入新时代的要求，而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过去可以参考——我们既非印第安人，也非欧洲人，而是由土地合法拥有者和西班牙殖民者共同组成的中间民族。[18]
这番自白来自西蒙·玻利瓦尔，作为南美的解放者，他是意识到这种身份困扰的第一批人，也是拉丁美洲的革命家、领路人与先行者。马尔克斯以他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了《迷宫中的将军》，其意图可见一斑：拉美人民的自我身份探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西蒙·玻利瓦尔的这份觉醒则是这一探索过程的起点。行至20世纪，拉美人民对身份的追寻、确认变得更为清晰化，也更群像化，“拉美文学爆炸”便是这一现象在文学领域的明朗体现，对于这批作家而言，他们需要发出属于自己的语言，也需要借此向欧洲乃至世界表达他们数百年来因压抑而被模糊化的内心声音，同时面对来自他们自己与外面世界的复杂声音。马尔克斯通过他的一系列创作，贡献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精神”，为着拉丁美洲，他给予了世界文坛一份深切的回应。
三 马尔克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璀璨明珠
作为20世纪后半叶世界文坛中最重要的拉美作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从1947年创作完成第一部短篇小说《第三次忍受》至2004年的封笔之作《苦妓回忆录》，在长达57年的创作生涯中，于长、中、短篇小说领域都贡献了艺术价值非凡的文学作品。1971年，在一篇题为《两百年的孤独》的访谈中，乌拉圭记者埃内斯托·贡萨莱斯·贝梅霍已将这位作家誉为“最伟大的西语作家之一，或最伟大的西语作家，拉丁美洲的阿玛迪斯，哥伦比亚的塞万提斯，当代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或当代最重要的小说《百年孤独》的作者”[19]。此时，距离《百年孤独》1967年成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表，仅仅过去了4年时间，但这部石破天惊的作品造成的空前轰动从整个拉美地区迅速蔓延至北美直至全世界。伴随着“《百年孤独》热”而来的不仅仅是旷日持久的阅读热，同时还有文学批评界那经久不息的批评热。一直到2017年，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詹姆逊发文再谈《百年孤独》，其旷日持久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总体来说，西方国家对于马尔克斯作品的研究有着“入手早、范围广、角度多”的特点。西方各国着手翻译和研究马尔克斯的各类著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20]正因如此，有关马尔克斯及其作品的研究，英美等西方国家明显要先于中国。从最初的译介作品到研究马尔克斯其人，从研究作品结构形式的神话原型到研究作品内容的主题和写作手法，再到解析其中所蕴含的殖民主义历史背景等，西方学界对马尔克斯及其作品有着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及成果。
西方国家中最早引进并对马尔克斯作品进行翻译的国家是美国，自1968年起，哈珀出版社陆续出版《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8）、《枯枝败叶》（1972）、《族长的秋天》（1976）、《霍乱时期的爱情》（1988）等作品，这些翻译作品不仅大受欢迎，有的还荣登了欧美畅销书榜单。早在1970年，便有评论者罗伯特·基里在《纽约时报》发表关于《百年孤独》的评论文章——《真正的魔幻》，赞其以“精心设计的怪诞情节、古老的神秘故事、不可告人的家族秘事以及独特的内在矛盾揭示出其意义”，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阅读享受。[21]
随着相关作品的发表与出版，学界开始了对马尔克斯的研究，这些研究首先来自他的生平介绍。至早在1977年，乔治拉·麦克默里便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22]一书，将马尔克斯列入世界作家的行列，同时注意到马尔克斯作品与海明威的相似性。史蒂芬·敏塔（Stephen Minta）也是较早出版马尔克斯传记性作品的作家，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23]一书，在分析马尔克斯作品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之后，开始有了对马尔克斯的比较研究，将马尔克斯本人及其作品与欧美文坛著名作家如海明威等对比，或将其影响与世界性影响联系的比较研究。瑞吉纳·简同样发现了马尔克斯和海明威在风格与手法上的相似，并提出马尔克斯的写作风格是受到了海明威的影响，她认为两人在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都应归功于他们各自的记者经历。1991年，她再次发表《〈百年孤独〉：阅读模式》[24]一书，为众多的美国读者阅读和了解《百年孤独》提供了非常直接的有效途径。卡洛斯·福恩斯特（Carlos Fuentes）发表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与美洲的创造力》[25]一书中，肯定了马尔克斯的创造性贡献，他认为，马尔克斯用《百年孤独》一书奠定了自己在文坛的坚实地位。苏联也在自己国家的报刊《外国文学》和《文学报》中介绍了马尔克斯的诸多作品，认为其作品对本国的某些作家有较大影响。
随着对马尔克斯关注的深入，相关研究开始深入到思想性方面。1988年，哈罗德·布鲁姆主编《加西亚·马尔克斯：现代批评观》[26]一书，此书收集了研究马尔克斯作品的论文和随笔，如巴尔加斯·略萨、雷蒙德·威廉斯等，从现代主义的角度对马尔克斯进行分析，这位批评大师敏锐地注意到马尔克斯作品中的现代性批判的闪光。以上文章或著作，皆以作品介绍为主，直到杰拉德·马丁的《马尔克斯的一生》问世，[27]作者才通过调查和询问马尔克斯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是为他出版作品的人，经过五年的时间写作完成讲述马尔克斯成长及创作的传记作品，作者本人也被马尔克斯选为其官方传记的唯一作者。
在欧洲国家中，英国最先开展马尔克斯研究。20世纪70年代，第一位将马尔克斯的作品介绍给英国民众的是一位名为汤姆·麦奇勒的英国人，他斥巨资购入了《百年孤独》《枯枝败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多部马尔克斯作品的版权。[28]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学者对马尔克斯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其间出版大量专著，如《新解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孤独与团结》等。
现代性、批判性的作品一直是法国思想界所追求的目标，法国也是另一个十分关注马尔克斯创作的国家，许多法国官方的文学类报纸和杂志，如《新观察家》都出现过对于马尔克斯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加之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法国学界对马尔克斯等一众拉丁美洲作家都兴趣盎然，其中，《百年孤独》的法文译本在1969年还被授予“最佳外国小说奖”。[29]
除了常规的文学批评与传记研究，西方学界也将更多样的理论与马尔克斯的作品相结合，除运用文化研究、后人类主义等理论进行切入外，还从伦理性、身体与性、医学、生物研究等视角等进行分析，[30]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人物关系与情节发展进行人类主义甚至后人类的反思。比如提议从医学角度对《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展开卫生学研究：[31]提出喜欢吃土的养女蕾贝卡是一个由瘟疫导致的“异食癖”患者，赫雷米亚则是一个对年龄非常恐惧的“恐老症”患者，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了马尔克斯作品研究的向度。
总体来说，受限于长期“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欧美学界对马尔克斯的研究没有真正触及后殖民批评中的身份、权力、话语等问题，他们对马尔克斯的相关研究仍是在西方意识形态想象中进行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马尔克斯研究从时间上来说比较滞后，这主要是因为译介其作品的时间较晚。最早研究马尔克斯的是中国台湾和港澳地区，主要得益于这些地区与英美学界的交流，但由于其译介的模糊，当时的研究将马尔克斯和其他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混为一谈，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区分性评价。
1979年，《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了《拉丁美洲当代小说一瞥》一文，这篇文章的作者陈光孚由此成为大陆地区第一个将马尔克斯推到中国读者面前的学者。文中首次单独介绍了马尔克斯的生平，为读者打开了认知马尔克斯的大门。同年，学者林旸发表文章《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新作〈族长的秋天〉》，明确了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并详细介绍了小说《族长的秋天》之结构新奇、语言通俗易懂、情节曲折离奇三大特点，极大地帮助了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马尔克斯本人及其优秀的作品。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南京大学成立的“拉美文学、葡萄牙文学、西班牙文学与中国文学联合研究会”，给更多的读者创造了进一步了解和接触马尔克斯及其作品的机会。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早期的中国学者将研究马尔克斯的重点放在了《百年孤独》和《族长的秋天》两部作品上，但对其作品的认识仍停留在“部分情节过于荒诞离奇、笔法过于粗俗鄙陋”等观念，因而没有予以过多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马尔克斯热”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两部资料的出版，众多中国学者开始从欧洲和拉美地区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用以扩展自己的研究视野。
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对马尔克斯的研究方向从研究角度出发，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主题学研究、艺术手法研究、平行和影响研究等。
主题学研究主要包括结合具体作品探究其背后的文学主题，以及从主题入手分析不同文学作品两个方向。前者以研究《百年孤独》这一作品最多，如王安忆、阎连科等曾发表对《百年孤独》及其作品中家族命运史的感叹，并在写作实践中借鉴马尔克斯作品的奇异风格。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对孤独、生存、死亡、爱情等主题的探究，如王仁高在《马孔多——文化孤独的象征》中以《百年孤独》为分析媒介，指出马孔多和整个布恩迪亚家族的灭亡是“孤独”，是一种难以在自我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寻求平衡的“孤独”和自我迷失；徐培在论文《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中的死亡内涵》中，同样以《百年孤独》作为分析文本，指出马孔多的灭亡正是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各个殖民地不断消亡、走向现代文明的真实写照。
艺术手法研究主要着眼于对马尔克斯作品中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探知，从小说的叙述手法分析作品及其思想。如陈光孚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魔幻现实主义评介》一文中指出，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包括“鬼魂的出现、东西方神话和典故的结合、象征性”三点，同时还说道：
在时间观念上，虽然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手法，打破了客观时序，但“魔幻现实主义”又有自己的特点，它强调一个“慢”字和一个“长”字。在这两方面，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一般都做了高度的夸张。[32]
由此可见，相较于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更倾向于以一种虚构或者虚幻的手法来折射现实生活，从而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现实视角。
此外，由于受到作家福克纳的影响，马尔克斯的作品中还体现出叙述视角流动性变化的特点。如冷国辉的文章《百年孤独的空间叙事研究》、苏洋所作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时间观念的文化意蕴》等文，通过空间叙事等理论对作品叙事手法的分析，阐释作品对时间和空间的超越性，如作品《枯枝败叶》中的多视角的流动。另外，还应关注影响作家手法的研究。卡夫卡是福克纳之外对马尔克斯影响第二深远的作家，卡夫卡的写作常常将笔力聚焦于空间本身所承载的社会性以及它对于个体精神世界的映射作用，因此其写作对象在表现为空间时，经常有高度的象征性，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这一点也有所体现，虚构的马孔多或是其他的小镇，所传达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非历史思维”，它“把既定的社会看成一种压抑性的忧虑结构”，因而这一空间往往贯穿整部作品，作者无意把读者引向对细节之处的留意，而是全局性地去把握整体氛围。正如罗杰·弗莱在评价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时所作的精确总结：
这些艺术家并不力图映射现实的外观，归根结底那只能是苍白的映射，而激发人们去相信一种明确存在的新现实。他们并不力图模仿形式，而是要创造形式；不模仿生活，而是要找到生活的对应物。我的意思是，他们希望自己创作的映象能够凭借清晰的逻辑结构，凭借严密统一的质感，凭借生动鲜活的特质，激发我们公正客观而深思熟虑的想象力……[33]
事实上，马尔克斯作品中的小说空间既具有整体性，又不缺乏变化——其内在是流动的，这种流动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马尔克斯对现代主义文学之中重要流派——意识流文学所开创的技法的借鉴。在自传《活着为了讲述》中，马尔克斯提到了20世纪意识流巨著《尤利西斯》对他在“语言运用、时态安排和结构处理”[34]等方面的影响，而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中“等到伦敦沦为一条杂草丛生的道路，这个星期三上午在人行道上匆匆走过的人们全都变成了白骨，几枚婚戒散落其中，还有无数腐烂的牙齿里的黄金填塞物，好奇的文物学家翻检时间的废墟，才能弄清车里的人是谁”[35]的这段话则完全改变了“我的时间概念，也许还使我在一瞬间隐约看到了马孔多毁灭的整个过程，预测到了它的最终结局”[36]，甚至直接启发了马尔克斯动笔创作《族长的秋天》。
中国研究马尔克斯也同样遵循传记研究的路径，如林一安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及曾利君的《马尔克斯在中国》，通过对其传记性的分析，对作家作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1980年后，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平行和影响研究的方式入手研究马尔克斯及其作品。比如田祥斌将《百年孤独》视为一种独特的“寻根文学”与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进行比较，《霍乱时期的爱情》也被研究者从“爱情”和“死亡”等不同角度与苏联作家鲍里斯的《日瓦戈医生》加以比较。而在现代，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则成为与马尔克斯比较的最佳人选，其作品《红高粱》《丰乳肥臀》在人物形象和主题的建构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莫言在访谈中表示，“他的书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这一代作家”。
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马尔克斯已经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中国对马尔克斯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成果丰硕。既有陈众议、赵德明、史国强、朱景东等马尔克斯研究专家，也出版了众多研究马尔克斯的著作与论文。这些论著或仅限于作品的某一个主题，没有形成对这一作家全面的解读，或只论作家背景，缺乏对作品生成语境的关注。因而对其研究的主题多集中于孤独、死亡和爱情等方面，缺乏对文本中广泛存在的殖民背景下引起的权力冲突，以及由于西方文化传入所导致的对民族身份的探求等方面的思考。此外，学界对于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研究，多从“魔幻”角度着手，甚少研究其中的另一个角度，即“现实”的成分。而本书则希望通过对于马尔克斯小说中的后殖民景观、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权力架构变化、民族身份探求四个角度出发，补充前人相关研究视角，为后来的研究者、写作者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此，本书从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观点透视马尔克斯创作背后的意识形态，从非他者的角度理解其个体认同，将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尔克斯作品。另外，以种族、权力与文化身份贯穿本书整体研究思路，切近马尔克斯本身的创作，为理解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