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分期

1900年6月22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园禄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1]，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6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人们常说的敦煌遗书，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2]不论从数量还是文化内涵来看，敦煌遗书的发现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发现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文献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为我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为发端的学术新潮流逐渐扩大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本书拟对1909年以来国内学者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成果略作回顾，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动向试作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学问，日本、法国、俄国、英国、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限于体例，本书一般不涉及国外的研究成果，但为全面展示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有些在学术史上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成果亦将提及。

为方便叙述，本书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09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第一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第二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为第三阶段；2001年至2019年为第四阶段。以上只是大致的时间段划分，为了方便展示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有的章节会采用追述的方式突破以上时间段的限制。

第一阶段可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即1909年至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0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并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学”一词也开始分别在中日学者间流行。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几次提到“敦煌学”，遂使这一名词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1931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我国学者到国外调查敦煌文献的增多了，这使得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他们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古代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收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阶段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利用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敦煌文献之外，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同时扩大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49年至1978年）也可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我国敦煌学稳步发展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首先，陆续推出了一批如《敦煌变文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其次，开辟了很多新的课题或研究领域。如科学院历史所对敦煌经济资料的辑录、王重民用敦煌诗补《全唐诗》、潘重规对敦煌赋的辑录、饶宗颐对敦煌白画的专题研究等。最后，有一些领域或专题开始得到学术界关注。如宿白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及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梁思成对敦煌壁画中古代建筑图像的研究、马继兴对敦煌医药文书的研究、常书鸿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金维诺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等。这一时期的成就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敦煌学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地区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

第三阶段（1978年至2000年）是我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落后于国外。当时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激励中国老、中、青三代敦煌学人焚膏继晷，奋起直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0年这二十多年，大陆老、中、青三代学人与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者一起比翼齐飞，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各种著作在数百部以上，不仅在敦煌学的各主要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敦煌学的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研究人才。这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有所建树，这是我国敦煌学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第三阶段我国学者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基本完成了敦煌文献原材料的公布工作。与中国古代史的其他领域不同，敦煌学的主要资料如敦煌遗书、敦煌简牍和石窟图像都需要在整理刊布后才方便一般学者使用。如敦煌遗书，散在世界各地，一般学者很难直接阅览。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除少数学者有条件到英、法、俄等国查阅原件，多数中外学者整理研究敦煌遗书所依靠的都是敦煌遗书的缩微胶卷和据缩微胶卷印制的图版。由于当时摄影设备和技术欠佳，不少世俗文书文字模糊，很难辨认。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对这批资料的利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单位合编的《英藏敦煌文献》大型文献图集。该书是由专业摄影人员用当时先进的摄影设备重拍，而印制则采用了当时刚刚流行的先进的电子分色技术。装帧则采用大八开形式，一版一印，以便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敦煌遗书的文字内容。其图版的清晰度大为提高，原来缩微胶卷模糊不清的文字，至此绝大部分可辨认出来。《英藏敦煌文献》大型图集可以说是创造了新的敦煌遗书图版编纂印制范式。在其带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和国内诸多藏家的敦煌文献图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则分别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全6册，1999年）和《浙藏敦煌文献》（全1册，2000年）。至2000年，英、法、俄等敦煌遗书主要藏家和国内外散藏的敦煌遗书图版大部分均已刊布，这些文字清晰的文书图版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对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20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释录文本已经涵盖了敦煌遗书的所有重要类别，并在敦煌学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总结性的或开创性的论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敦煌学多数前沿制高点都被中国学者占据了，完全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第四阶段（2001年至2019年）是我国敦煌学开始转型的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如何在20世纪研究的基础上将敦煌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成为国际敦煌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在策划2006年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将“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确定为会议的主题。正式提出了敦煌学在21世纪的转型问题，并确定转型包括继承与发展两个方面。2006年9月7日至11日，“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顺利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努力改变过去比较零碎的研究敦煌文献资料的状况，在宏观把握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实现敦煌学的创新与转型。这次会议的论文结集出版，名为《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其后，201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颜廷亮主编的《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此书是纪念周绍良先生仙逝三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但书名的确定说明敦煌语言文学界亦认识到了在21世纪敦煌学的研究需要转型。虽然以上两本论文集所收的论文仍以传统题目为多，但以上两书的书名说明敦煌学界已经认识到在21世纪敦煌学必须实现转型。即使到了今天，从选题来看，敦煌学的研究也还是以传统题目和传统方法、范式为主，敦煌学的转型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但转型的呼声毕竟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强，也出现了一批转型的成果，比如写本学、博物学和知识传承等研究就都可以看作转型的结果。

所以，21世纪敦煌学的转型虽然至今仍然是“星星之火”，但因为它标示了未来敦煌学发展的方向，最终是“可以燎原”的。因而我们将21世纪的敦煌学定义为转型期的敦煌学。

因为以上四个阶段发表的成果数量并不平衡，前两个阶段成果相对较少。所以本书拟分为三篇。上篇介绍自190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研究成果，包括两个阶段；中篇介绍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学术成果；下篇则介绍2001年至2019年的研究成果。上篇的两个阶段阐述中国的敦煌学经历了兴起、发展和停顿的曲折，所以我们将上篇的标题确定为：敦煌学的兴起及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敦煌学（1909—1978）。中篇是中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时期，我们拟题为：敦煌学的腾飞——新时期的中国敦煌学（1978—2000）。下篇拟题为：转型期的敦煌学——21世纪的中国敦煌学（2001—2019）。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既名为《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本不应该包括1949年前的情况。但由于敦煌学属于新兴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成果有限。所以，第二章“以1909—1949年的敦煌学研究”为题对1949年前的成果做了简要介绍，以便读者全面了解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

[1] 关于王道士名称的最新研究，可参看方广锠《王道士名称考》，《敦煌研究》2016年第4期。

[2] 敦煌遗书，又被称为敦煌卷子、敦煌文献、敦煌文书等。另外，1944年在敦煌土地庙出土的文书，一般也被包括在敦煌遗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