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国内外不同机构的藏品数量、来源等情况的介绍和考察

第一节 英藏敦煌遗书与文物

英藏敦煌遗书与文物指斯坦因（M.A.Stein）于1906—1908年第二次中亚考察和1913—1916年第三次中亚考察在莫高窟藏经洞所获敦煌遗书和文物，其中之遗书起初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和设在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绢、纸绘画则被当时的英印政府设在印度新德里的中亚古物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分割收藏。1973年，英国议会批准大英博物馆图书部与博物馆分离，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等合并建立了大英图书馆，原大英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均被移交给大英图书馆收藏。

一 数量

（一）汉文文献

翟理斯（Lionel Giles）自1919年即开始着手编纂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1]至1957年终于出版，该目著录了斯坦因收集品中汉文文献的1—6890号[2]。除此之外，尚有数千件残片未予编目。20世纪80年代，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3]著录英藏敦煌文献至7599号。至1991年，荣新江在对翟理斯编目剩余残卷进行调查时指出英藏敦煌文献中汉文写本已达13677号。[4]1995年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5]第十四册著录至13650号。2007年，方广锠据再次统计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部分有13900号，其中前7000号相对比较完整，后7000号大抵为残片，还有20余号木刻品另行编号，同时在非汉文部分也夹杂了100多号汉文遗书，如此汉文部分总计可达14000号左右。[6]

（二）胡语文献

斯坦因所掠去的敦煌遗书中除了数以万计的汉文写本外，还有大量古藏文、于阗文、梵文、粟特文、回鹘文等文字书写的写本。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Vallee Poussin）曾为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卷编目[7]，其成果《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8]著录765号藏文佛典。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合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9]计划出版全部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图版，至目前已出版12册，著录至5371号。

方广锠估计“英藏敦煌文献中的非汉文部分包括梵文、于阗文、粟特文、藏文、龟兹文、回鹘文等各种文字写本的总数在3000号以上，但至今缺乏完整的目录”[10]。

（三）绢纸绘画等

1918年前，任职于大英博物馆的魏礼（Arthur Waley）编成《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11]，共著录绢纸绘画、板画、刺绣等500余件。据斯坦因在其著《塞林迪亚》[12]第二卷所述，他所劫取的敦煌绢画、敦煌麻布画、敦煌纸本画共计536件。这三类的比例大约是绢画62%（约332件），麻布画14%（约75件），纸本画24%（约129件）。其中1—281号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283号以后藏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13]

二 目录的编制和图版、释文的刊布

（一）汉文文献

1923年，罗福苌发表的《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14]，虽是转录自法国人的目录，却也最早向国人披露了英藏敦煌写本的情况。1936—1937年间，向达赴英伦调查敦煌写本和汉文古籍，完成《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15]，是作者查阅敦煌写卷时记下的简要目录。其后，王重民编辑了《伦敦所见敦煌群书叙录》。[16]此外，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籍照片总目》[17]著录了王重民、向达、于道泉摄自英国博物馆的所有敦煌文献照片，稿本存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1957年，翟理斯《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著录了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资料（S.1—6980和Or.8212/1—195中少量敦煌汉文写本及P.1—19号印本），分为佛教文献[18]、道教典籍、摩尼教经、世俗文书和印本五类，并对每号写本或印本著录新编号、汉文名字及威妥玛式转写、卷数及品第、汉文题记并英译，以及书法、纸色纸质、长度等详细信息[19]，为学者查阅英藏敦煌文书提供了指南。与此同时，刘铭恕编成《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之《斯坦因劫经录》[20]，包括各号文书的简要标题，并用题记、本文和说明三种方式对不同写卷的内容和特征进行著录。[21]刘目在四部古籍和一些世俗文书的考订上贡献颇多，可补正翟目之不足[22]，但在文书物质形态的著录方面，翟目则明显优于刘目。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按编号顺序著录了斯坦因部分S.1—7599和碎片1—197及印本P.1—9号。[23]《敦煌遗书最新目录》[24]主要是为配合《敦煌宝藏》使用的工具书。台湾学者编制的《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25]，在翟理斯、刘铭恕、黄永武等编目的基础上，对S.1—7599做出分类整理。全书依四库全书分类法排列，唯宗教典籍另外分类，不入子部。对每一件写本，著录其名称、作者、斯坦因编号、卷子长度、纸色、全文完缺情况及起讫句，有题记者则照录全文，后为说明，记录同卷其他情况，或对写本年代、内容略加考订。该书在四部古籍的考订上有所贡献，且分类编排，便于检索，但未能全面吸收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26]施萍婷、邰惠莉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27]之“斯坦因劫经录”部分，吸收了刘铭恕目录出版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文书的定名和内容的著录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翟理斯对英藏敦煌汉文文献分类著录仅至S.6980号。其后数十年间，S.6981以下数千号写本一直没有公布，其中包括四部书、佛典、道经、公私文书等许多富有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料。1991年，方广锠和荣新江应邀分别为这批残卷编目。荣新江编制《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按馆藏编号顺序排列，一号之内若有不同内容则分别著录。每号文书除拟定标题外，还有记述文书的外观、内容、专有名词、题记、朱笔、印鉴、杂写、年代及与其他写本的关联等情况的提要。该目为学术界了解S.6981—13677号敦煌写本中的非佛教文献提供了方便。[28]S.6981以下佛教文献6400余号，方广锠《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29]即是这批文献的阶段性编目成果。该目著录了诸如法堂请益文、斋文、发愿文等具有双重性质的文献，并补充了荣目对非佛教文献收录的少量遗漏。为了展现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整体内容，该目还纳入荣目已经著录的编目成果，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按流水号编辑的目录。但该目仅著录至8400号。

20世纪50年代，英国博物馆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书摄成缩微胶卷（编号S.6980以前部分）与各国交换（北京图书馆是在1957年通过交换得到了这批缩微胶卷），这就为各国学者利用英藏敦煌汉文文献提供了方便。20世纪80年代，由台湾学者黄永武主编的140册巨制丛书《敦煌宝藏》是根据缩微胶卷影印出版的大型图录，其前55册即收入了斯坦因所劫敦煌遗书中编号为斯0001—斯7599号的图版。缩微胶卷和据缩微胶卷影印的《敦煌宝藏》的图版质量不高，很多世俗文书的文字都看不清楚，但还是给学术界了解和研究英藏敦煌遗书带来极大方便。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主要收录英藏敦煌文献中的汉文佛经以外的社会历史文献图版，其中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卷收录英国国家图书馆藏S.6981以后的文献和木刻本，英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木刻本和绢纸画上的题名题记，以及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汉文佛经以外文献。这套大型敦煌遗书图集采用了当时新的摄影和印制技术，图版清晰度大为提高，很多原来模糊不清的文书图版，都可以顺利释读。一直到现在，该书也是最清晰的英藏敦煌遗书图集。

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30]，计划影印出版英藏全部敦煌汉文文献，目前已经出版50册，编目至斯2770号。每册均按英国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献的流水号刊布图版并定名，册后附有所收文书的条记目录，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之“条记目录”备载了相关遗书的重要数据，但令人遗憾的是该书图版主要是据20世纪50年代摄制的缩微胶卷影印的，其清晰度不及《英藏敦煌文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原英国国家图书馆的魏泓博士策划组织了国际敦煌学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IDP），计划把全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彩色图版上网。截至目前，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已经上网。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阅览。这些高清彩色图版使得原来黑白图版上模糊不清或完全看不到的朱书文字，现在绝大部分都变得清晰可辨了。那些墨迹脱落或污损严重的文本，高清彩色图版的清晰度也远优于过去的黑白图版。

释文方面，郝春文编著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31]，按照《英藏敦煌文献》的流水号顺序对每一件社会历史文书进行释录，预计出版三十卷，目前已出版至十五卷，为了解和研究英藏敦煌文献的具体内容方面提供了方便。

（二）胡语文献[32]

1912年，时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主任的巴内特（L.D.Barnett）编成《斯坦因收集品中的中亚语言和梵文写本草目》，是对斯坦因收集品中胡语写本的最早编目。但该草目没有正式出版，仅有打印本藏于英国图书馆东方部阅览室。藏文非佛教文书则由托马斯（F.W.Thomas）负责整理编目[33]，其所著《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34]第二卷刊布了敦煌的藏文世俗文书。巴考（J.Bacot）、托马斯和图森（Ch.Toussaint）三人合撰《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35]收录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吐蕃王朝编年史》。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于阗文写本，由剑桥大学的贝利（H.W.Bailey）整理刊布。[36]1975年，日本学者田久保周誉所著《敦煌出土于阗语秘密经典集之研究》发表了敦煌出土梵文和于阗文混合书写的佛典长卷的全部图版，并附有转写、日文翻译、考释和索引，但其转写错误较多。[37]有关斯坦因收集品中粟特文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与哈密顿（J.Hamilton）合著的《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突厥化的粟特语文书集》[38]。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回鹘文佛教文献，由班格（W.Bang）、葛玛丽（A.vonGabain）和拉合买提（G.R.Rachmati）合作刊布在《吐鲁番突厥语文献》第六集中。此后，哈密顿在《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回鹘文写本汇编》[39]中集中刊布了文书类的回鹘文资料。

（三）绢纸绘画、丝织品等

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绢纸绘画，英国博物馆收藏的部分由韦陀（R.Whitfield）做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编成《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40]，包括敦煌绢画（按佛传图、菩萨像、金刚力士像、天王像的顺序排列）、绢绘，以及纸画和木板画。1990年，韦陀和法瑞尔（A.Farrer）合编的《千佛洞：丝绸之路上的中国艺术》[41]刊布了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美术品的图版，包括敦煌绢、纸绘画和板画以及敦煌丝织品。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42]，以高清彩色图版的形式刊布了英国收藏的伞盖、幡、帙、巾、多彩织物、单色织物、夹缬、刺绣等敦煌丝绸的图版。

三 保存和修复情况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自巴黎访英考察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曾介绍了文献的库藏方式：“用书架先绕四壁一周，中间复并列二排，恰成一隶书之‘目’字形。架上遍置长方盒，盒有隔，成为上下二层，每盒长可二尺，宽约尺半，骈置经卷于其中。盖其宽适为经卷之长度，而其长又适可容骈列之经卷从二十乃至三十也。则每盒视卷子之粗细，容四、五十卷或六、七十卷不等。盒面施以绿漆，颇秀雅。”[43]近年来，方广锠考察了多国收藏机构之敦煌文献的保存情况，介绍了英国图书馆的保存状况：“敦煌遗书现存放在恒温、恒湿的书库内，绝大部分备有特制的专用藏柜。每号遗书均有特定的架位，不挤不靠，整齐码放。”[44]同时指出印度新德里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都展平夹在玻璃板中陈列。[45]由新德里国立博物馆中亚部古物室管理的敦煌吐鲁番等地艺术品，在常年开设的专门展厅进行展出。展厅约有五百平方米，展品约有二百件。所有展品都嵌在玻璃框中和放在玻璃柜内。展品陈列基本是“因地制宜”，没有刻意分类。[46]

郭锋详细介绍了近百年来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图书馆对敦煌文献进行保存和修复的大致历程，指出修复和保存技术随着时代的推进也在不断地革新：初期的修复工作，主要是简单地用薄纸条衬粘到卷子破损处的背面；1919年，翟理斯开始主持编目整理工作后，英博修复室采用了新的装备修复手段，即使用厚灰纸和糨糊来修补卷子和纸片；“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先后尝试过用厚牛皮纸作衬纸，用马尼拉纸修复卷轴，用薄纱衬裱两面有内容的写卷，面糊之外，使用了动物胶制黏剂；后来转向使用中国字画的装裱技术，采用宣纸、丝片和棒轴来装裱修复写本。直至90年代以来，碎片的修复和保存才有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是对缺失部分做必要填补，梳理写本纸纤维边缘，将梳开纤维粘在镶边纸上；二是对较小的纸片采取了透明塑料胶片夹包的形式，“即把残纸弄干净后，轻轻抚平，再夹入两片非常坚硬的聚酯胶片中”[47]。方广锠概括了英国图书馆对敦煌文献的保护和修复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丝网加固、硬纸粘贴、仿造书画装裱、塑料硬膜夹护等。[48]这些保护和修复的办法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不少原卷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侵害。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图学习中国国家图书馆修复的经验，已经改用更适合古代写本长久保存的新的保护和修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