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态批评实践的漫游：梭罗，本雅明和桑迪兰兹
凯特琳·格尔斯多夫
就像我在文章标题中所写，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生态批评、亨利·戴维·梭罗和漫游（flânerie），以及这四个要素彼此联系在一起，结果可能会令人大吃一惊，甚至在某些读者看来可能是无稽之谈。梭罗和本雅明分处不同的学术、历史背景和地理空间——前者处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后者处于20世纪初的欧洲现代主义时期。除此之外，他们对自然—文化二元论的批判和理论聚焦截然不同。梭罗把大自然视为现代自我（modern self）的物质的、概念性的修辞基础，而本雅明寻求更好地了解城市因为其定义了现代存在的社会、经济和建筑环境。
受到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和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等人的启发，瓦尔特·本雅明有一个著名的描述：漫游者（flâneur）是城市人群的持续观察者。从他们独特的习惯和手势中，漫游者能辨认出现代性的精神和情感状态。正如20世纪后期的一位批评家指出，漫游者是“一位勇于探索现代及其结果的探险家”[梅兹利什（Mazlish）：57]。但是，这些结果只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习语中提及，而不是在生态与环保主义这些生态批评话语的预设机制中提及。本雅明深入钻研现代大都市的社会和文化结构，而梭罗一次又一次远离城市的社会和文化约束，让自己沉浸在新英格兰的自然景观中。他最喜欢在自然中漫步，穿越美景。这种漫步可能是干扰最少的穿越自然方式。把文本与自然世界相结合[1]是梭罗开展生态批评的核心工作，鉴于此，漫步一直是生态批评思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生态批评写作的一个主要比喻，这一点不足为奇。[2]然而，最近有一些零星的声音要求重新将漫游作为一种可行的生态批评实践。漫游的比喻出自大卫·维茨纳斯（David Wicinas）的自传体叙事作品《山艾树和卡布奇诺》（Sagebrush and Cappuccino，1995），卡特里奥娜·桑迪兰兹（Catriona Sandilands）讲述自己经历的文章《森林里的漫游者？》（A Flâneur in the Forest？，2000），以及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没有自然的生态》（Ecology Without Nature，2007）。它象征着一种新的生态批评思维模式，不再将生态批评理解为描述乡村生活的过程[3]，而是文化批评自省的一种形式。如果说早期的生态批评家能意识到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推广文本和图像，借用梭罗的表达就是“为大自然说话”，那么，最近许多偏爱生态批评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对研究为自然代言的文本中（以及其他的文化形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越来越感兴趣。换句话说，他们对表达自然的模仿精确度，也就是歌颂世界与文本之间的同一性关系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更多地把兴趣放在了理解铭刻在作为“绝对自由和荒野”的梭罗式隐喻中的文本和文化政治。[梭罗，《散文》（Essays）：149]
接下来，我将对这一发展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因为这种发展实现从行走到漫游在智力和修辞忠诚（rhetorical allegiance）上的历史性转变，成为回应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生态批评工具。在引言后的前两个小节里，我将扼要说明梭罗和本雅明各自对行走和漫游两个概念的认识。在第三部分，我打算解读桑迪兰兹的一篇散文，证明漫游这一比喻如何成为其生态批评实践的关键因素。作为学者，桑迪兰兹像梭罗一样实践着在自然中行走的艺术，然而他又与本雅明一样，把这一经历描述成一种漫游的形式。基于这些阅读，我在简短的结论中对漫游这一生态批评实践的价值提出一般性的评价。
一 行走，或者：为大自然说话
梭罗作品里大部分的生态批评要点可以归因于行走的发展，这是把日益疏离的自然和文明的现实重新连接起来的动态修辞。行走的比喻以及行走者形象出现在梭罗的好几篇文章里，但是他在一篇散文中使用《散步》（Walking）作为它实际的标题，使之臻于完美。《散步》一文完成于19世纪50年代初，并公开演讲过，但到1862年梭罗死后，才由《大西洋月报》（The Atlantic Monthly）发表。学者们认为《散步》是梭罗所有散文作品的基石，甚至可能是他思想的关键。[4]粗略浏览一下这篇散文就可以发现，作者将行走视为在社会个体和社会规范与期望之间创造一种健康距离的活动。在梭罗的文字世界里，行走者是一名男性（暗指了性别），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需要避开文明的家庭生活，去面对荒野自然给身体、感官和智力带来的挑战。行走被描绘成能促进男性个体从公民社会的压迫中分离（就“有组织的社会”意义而言），并与荒野的解放性力量相联系，无论它是昙花一现或天马行空的想象。
我希望为大自然说话，为了绝对的自由和野性，与世俗的自由和文化形成对比，——将人类视为居住者，或是大自然重要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成员。我希望能作一个极端的陈述，如果可以，我还要强调这一陈述，因为有足够的文明捍卫者：部长和学校委员会以及你们的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一点。（梭罗，《散文》：149）
在这一段，梭罗阐明了他写作散文的文学和哲学标准。支撑其论点的修辞基础是暗喻和夸张的结合。读者将会面对一个“极端的陈述”，也就是说，他们会进入到一个交流的空间，在这里，意义通过对比和夸张得以产生。[5]至少在阅读文章时，他们不得不接受，梭罗使用大写字母的“自然”，这个词指的并不是1836年爱默生所描绘的物质现实，即“未被人类改变的本质；空间、空气、河流、树叶”（爱默生：4）以及通常小写字母的“自然”所代表的事物。相反，这个词指的是“绝对自由和野性”的概念。梭罗的其他作品有很多都是记录在森林、山脉、河边和新英格兰海边的远足。然而，在他的这篇散文里，事情变得清晰明朗，大写“自然”隐喻的丰富性、诗学的及哲学的说服力，是受到文明威胁的人类生存的一种符号，依赖于它与小写“自然”的对应关系。梭罗从隐喻而不是模仿的角度使用“自然”一词，同样是为把大写的“行走”当作文化批评的动态“艺术”（梭罗，《散文》：149）做准备，也是为把行走者视为那种艺术的实践者做准备。而且，行走的一般意义是个人独自运动的一种形式，不依靠机器或者动物，因此，实践行走的灵活性是文本与读者之间一个重要的修辞转折点；但是它只构成了梭罗思想中行走符号学（the semiology of walking）的一部分。
与梭罗把大自然比喻成“绝对自由和野性”相似，行走（没有像“自然”一样在文中用大写表示）被比喻成回忆的一种动态过程，或者暂时回归到那一状态，旨在衡量将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权利转化为公民政府的政治和社会实践进程。在《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中，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这些权利应该是行使政治力量的基础，负责任地使用这种权利包括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不受“侵害”（洛克：102）。评价一个政府好坏的标准是“自然状态”达到的程度——洛克定义为“完全自由的状态”和“平等的状态”（101）——它是制定政治原则的模型，并建立机构来执行这些原则。洛克的“完全自由状态”与梭罗所说的“绝对自由”很相似——一种社会独立和经济自主的理想状态。梭罗表示，这种理想状态与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真实状态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他的文章提到了在那个时代美国人生活的两个具体领域。梭罗主要关心的是新英格兰邻居的“道德麻木（the moral insensibility）”，他们“好几个星期，甚至长年累月地将自己限制在商店和办公室里”[梭罗，《散文》（Essays）：151]。《散步》一文的作者当时似乎受到的关注较少，然而作为该文最明显的潜台词却是十年间最受争议的话题：奴隶制。
对于邻居自我封闭在事务性的官僚般劳动的久坐生活中，梭罗并不羞于表达他的反对意见，他说他们“道德麻木”，但又不肯定自己的确切意思：难道所有致力于创造利润的生命在道德上都倾向于麻木不仁？“道德麻木”指的是他邻居对“商店和办公室”外面的事物缺少好奇心？或者完全是其他意思？无可争辩的是，“商人和店主”“不仅整个上午而且整个下午都待在商店里，好多人都盘着腿坐在那里——好像腿是用来坐的，而不是用来站立或者走路”（151）。他们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舞台上是悲哀的主角，而梭罗的“行走者”以充满活力的反派角色被介绍给了他们。这一富有诗意和哲学力量的人物被引入到它夸张的概念里，成为洛克式完全自由概念的化身。“如果你准备好离开父母、兄弟姐妹、妻儿和朋友，而且再也见不到他们，”梭罗在文章开始写道，“如果你已经偿清债务，立下遗嘱，安排好了事务，成为一个自由人，之后你才算为行走做好了准备。”（150）尽管梭罗坚持行走者从所有的个人义务和责任中解放自我，坚持他作为社会局外人的位置，但是他仍然想象他是一个能履行重要公共职能的人物。他“喜欢幻想”真正的行走者“是一个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旧制度的骑士，……不是骑士游侠，而是行走游侠”（150）。骑士游侠“行侠仗义的英雄气概”“似乎存在于、或沉淀到了行走者身上”（150），梭罗称行走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除教堂、国家和民族外的第四权”（150）。
“第四权”一词的选择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它标志着行走者是民主政治里一种非官方却不可或缺的力量。梭罗借助他对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作品的熟悉知道了这个词。[6]在1840年出版的演讲集《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Hero-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中，卡莱尔称坐在英国议会“记者旁听席里”（152）的记者为“第四权”，并认为他们比神职人员、世俗贵族和下议院三大传统阶级更为重要，而三大传统阶级在梭罗的作品中被称作教会、国家和民族。[7]卡莱尔辩称，自发明了印刷和著书之后，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话语和辩论不再是一些代表社会三大阶级的少数人的特权，而且也不再只限于议会的公共空间。任何人只要有能力驾驭修辞的艺术和写作，就能成为民主建设项目的代理人。“文学也是我们的议会”，卡莱尔转喻性地观察到，拥有“一张其他人都会听从的嘴”，不是“等级”，不是“收入”，也不是“附属品”，而是积极参与国家民主管理的前提。表达个人的意见并且将这些想法印刷出版，“黑字纸张”应运而生，被称为书和报纸。对卡莱尔来说，他们是最民主的“思想外衣”（153），同样也是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卡莱尔把第四权视为一种话语的力量，居于议会竞技场内外部之间的中间区域，在代表性民主和大众民主之间斡旋。虽然第四权在其他三个阶级所占据的空间之外操作，但它并不完全和它们分离。三个阶级代表多样的和有分歧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利益，为了制衡这些利益，必须建立一个政治制度，三个阶级能在其中相互制约作用。最好把第四权理解为制度本身的一种审察力量，这种力量针对它得以建立的政治、伦理或哲学原理即将被侵蚀的任何迹象做出批判性的应对。自称为“第四权”的梭罗不仅赋予了行走者一些象征性的权力，而且赋予了作家记者和学者的政治责任。
通过研究发现，自由是梭罗《散步》中的理想或原则。从梭罗的角度来看，作为民族的伦理基础，它的有效性逐渐被破坏，因为他的同胞倾向在日益工业化的北部“把自己限制在商店和办公室里”，也不愿意抵制南方种植园里的奴隶制度。梭罗在1851年起草的演讲开篇中，为“除了《逃奴法案》，今晚和他们可以讨论任何话题”（引自梭罗，《散文》：148）道了歉，从而表明他希望他的观众至少询问这一话题。印刷版本完全忽略了这种可能，根本没有提及法律——至少不是在文章一开始。但梭罗似乎只回避奴隶制的问题，在一篇文章中他又谈到这一点，加大了修辞力度，批评用财产权和经济利益取代自由来作为定义国家及其公民的政治行为的原则。行走是表达需要抵制这种发展的主要比喻。
在创作《散步》期间他发表的一篇散文《论没有原则的生活》（Life without Principle，1854）里，梭罗写道：
如果一个人每天喜欢在树林里行走半天，他就有被认为有游手好闲的危险；但是如果他像投机商一样，用整天时间砍掉树木，提前让地球变得光秃，他就会受人尊敬，被认为是勤奋进取的公民。仿佛城镇除了砍树，便对它的森林毫无兴趣！（梭罗，《散文》：198）
他在文中提及的这种无破坏性、无商业性的兴趣在《散步》一书中被认定为是对森林和其他自然景色的兴趣，是“知识和道德发展”的空间（152）。继爱默生的“激进的一致性（radical correspondence）”哲学思想之后，梭罗相信：
我们应更富有想象力，那么我们的想法就像天空，会更清晰、新鲜、优雅，——我们的理解就像平原，会更全面、广阔，——我们的知识就像雷电、河流、山脉和森林，会更渊博，——我们的心脏应该与内海一样宽，一样深，一样庄严。（梭罗，《散文》：161）
这些对宽阔开放空间的描述——“土地不是私人财产”（157）——与商店、办公室和其他“所谓的设施”所暗指的密闭空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有限空间“只是让风景变得畸形，使其更加乏味、廉价”（153）。《散步》中充满了被驯化的意象，这些意象指的是经常激起作者“运用讽刺”（163）的一种状态。他写道：“我们有翼的思想变成了家禽。它们不再翱翔，只能达到一种上海鸡和交趾支那鸡（Cochin-China）的恢宏。”（175）当代读者很容易就能明白19世纪中期养鸡热的暗指意义，这些鸡有丰厚的羽毛，使它的体型显得比实际大得多，它也因此有名。[8]
然而，如果认为在梭罗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荒谬的驯化庄严和令人崇敬的野性庄严的对立，那就大错特错了。简·班内特（Jane Bennett）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驯养，就是与他们[她指的是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环境的所有人、机构和组织]居住在一起是必要的，梭罗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它，而是要避免完全被它主宰的存在”（班内特：18）。他提出把行走作为过度驯化的解毒剂，这是一种“游手好闲的人”在美景中闲逛的活动，无经济利益关系，不受其他人财产权利的限制。或者，阅读那些行走者在野外的经历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就算不是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习惯方面，也至少在读者的想法和意见上有所体现。但是梭罗问道：“表达自然的文学在哪里？”（梭罗，《散文》：167）也就是说，体现“绝对自由和野性”价值的文学在哪里？没有“引用那些可以充分表达对自然向往的诗词”（梭罗，《散文》：167），梭罗提供了他自己的版本。但是他拥护的原始不是那种难以逾越、充满危险和未知的原始。梭罗的原始以及由这种原始产生的原始，与环境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所描述的“所有有序和善的对立面”完全不同（克罗农：71）。相反，梭罗设想原始本身就是善的体现。对他来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狂野和自由的”（梭罗，《散文》：168）。就本体论来说，善出现在残余的桀骜不驯中，像梭罗从“邻居的奶牛”身上发现的那样，“她在早春逃出牧场，勇敢地游过灰色冰冷的大河，河面达二十五到三十杆的宽度，融化的雪使得河水上涨”（168）。梭罗在这种行为中看到了“穿越密西西比河的水牛”（168），这种充满诗意的证据让他相信驯养领域彻底的温顺其实是一种错觉。
如果行走者能冲破商店和办公室的牢笼，大步跨过牧场，走进森林和山岭，就像邻居那头叛逆的牛一样，那么一大早谷仓里公鸡的啼鸣声就会成为梭罗的诗歌意象，这种声音“通常提醒我们，我们在工作和思维习惯上正日渐荒疏、过时”（176）。它不仅与梭罗早前使用家禽作为自负的象征相矛盾，而且完全修正其象征功能。在《散步》的结尾，公鸡的啼鸣被视为对“自然健康和安全”的一种表达（176）。或许是对公鸡作为（法国）共和主义的象征符号的戏谑[9]，梭罗坚称：“他生活的地方没有通过任何解除奴隶的法案”（176）。虽然梭罗可能已经挫败了他们在文章开头对主题的期望，但在文章的结尾处，他似乎急于让他的读者明白：国家拥有的财产权危及自然和自由不可剥夺的权利；捍卫自由意味着对商业化和奴隶制的批判。梭罗在文章开头称其为“一个极端的说法”；在结尾处又再次戏称它是公鸡报晓的一种形式，唤醒他的读者，提醒他们国家建立的道德和政治原则。
然而，理解梭罗对自由的拥护需要持怀疑态度。行走者作为自由的支持者从文中出现，他的主张还包括征服领土、扩张帝国的自由。更明确地说，它包括向西部扩张的自然化过程。“我必须走到俄勒冈州，”梭罗写道，“不朝着欧洲的方向。”并补充说“人类”通常“从东方往西方行进”（158）。他将行进视为一种迁徙方式，并将其归入生物决定论的术语中。梭罗相信“像狂热一类的东西会在春天影响圈养的牛……而且对国家和个人都会产生影响，或永久，或时常”（158—159）。这种类比解构了既定的动物与人之间的等级概念，提醒读者他们是“大自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同时它也混淆了政治和经济力量，将其作为人类迁徙历史上主要的推动力。把“西部”作为“荒野的另一个称呼”（162），把荒野作为保护政治和文化实力的力量[“因为（罗马）帝国的儿童不是被狼哺育长大，所以被北方森林喝狼奶长大的儿童所战胜并取代。”（162）]。把行走作为自我教化和自我赋权最有效的形式，梭罗从反抗任何形式的奴役的修辞语境中，移除了行走者这一人物形象，将其重塑为例外主义历史故事中的一个支持者。开头批判过度的驯化和奴役，然后发展成为对帝国主义的肯定，因此带着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加重了行走的生态批评潜力。显然，梭罗将行走概念化的艺术整合了两个主要元素：行走是对人类历史的自然和物质动态性的隐喻；行走是漫游，是受智力、精神[10]和感官而非经济利益驱动的一种认知迁移的形式。照此，行走与漫游紧密联系，漫游曾被经济效率拥护者诽谤为只是虚度光阴，但是，在瓦尔特·本雅明之后，漫游就被视为一种自我批判反省的模式。把焦点转向本雅明之前，我想要强调的是，梭罗的《散步》至少是一种漫游形式。
梭罗在《瓦尔登湖》（1854）的“村庄”一章的开头中这样写道：
正像我漫步在森林里观赏鸟雀和松鼠一样，我在村中漫步，看到一些男人和小孩；我听到的不是松涛声，而是辚辚的车马声。我屋子的一边有麝鼠聚居在河畔的草地上，而在另一个边是在榆树和悬铃树丛下村子里忙碌的人们。我觉得好奇，仿佛他们是大草原上的狗，不是坐在自己的家门口，便是跑到邻家闲谈去了。我时常到村子里去观察他们的习惯。在我看来，村子像一个巨大的新闻报道间，在一旁支持它的，是干果、葡萄干、盐、饭，以及其他的食品杂货，仿佛国务街上的里亭出版公司一样。有些人对于前一种商品，即新闻，有着巨大的胃口，消化能力极强，他们能永远一动不动地坐在街道上，让那些新闻像季风般在心中沸腾，在耳边私语，或者他们像吸入了乙醚，只是对疼痛已经麻木——它的疼痛有时令人难以忍受——而意识却不受影响。（梭罗，《瓦尔登湖》：228—229）
这篇文章说明梭罗认为“漫步在森林里”和“漫步在村中”一样快乐，一样令人兴奋，一样增进见识。据作者的观察，“鸟雀和松鼠”等同于“男人和孩童”；“松涛”和辚辚车马声有着相同的本体论价值——他们都代表各自环境中的声音特征。从整体上看，村庄在文中代表的意象是工业化和商业化，代表现代生活往更大、更多城市形态发展的原点。通过将他在森林里的感知引入到村庄，并把它们应用到对文明生活的观察和描述中，梭罗式的散步者变成了漫游者，把读者对村庄的认识陌生化成一个舒适、自足的空间。作为漫游者，《瓦尔登湖》的叙述者并没有完全参与到村庄的社会和商业活动中。他能够保持局外人的立场，就如德国文学学者汉斯·迈耶（Hans Mayer）指出的那样，他就像计量器，能衡量有多少启蒙运动的理想和价值被纳入了现代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中。“这是一种令人惊奇和值得回忆的宝贵体验，随时都会迷失在丛林中”（231），然而《瓦尔登湖》的叙述者通过“关注那些崇高的事物”（230）如诗歌、哲学，主动拒绝迷失在商业化村庄里的危险。他不得不时而光临村庄。令人感兴趣和有些自相矛盾的是，正是漫游者的立场使他避免了完全屈服于市场的诱惑。梭罗在《散步》中说：“当我们行走时，会很自然地走进田野和丛林：如果我们只在花园或林荫路漫步，那我们成了什么呢？”（梭罗，《散文》：153）其暗含的答案是英国贵族和法国浪子。除了他们在舒适环境里度过的体面假期外，梭罗式漫游者和法式漫游者有着远比偏见更多的共同之处。
二 漫游者，或者：沥青路面的植物研究
在瓦尔特·本雅明的作品里，漫游者以各种伪装出现——放荡悠闲的浪人、侦探或卧底、普通群众和沥青路面上植物研究者。他是一个追求乐趣和智力刺激的人，被神秘莫测、美丽和邪恶所吸引和鼓舞。本雅明将漫游者描述为都市剧院里的一个角色，更精确地说，是一个文学人物（兼具“文本组成”和“文学市场上的演员”双重意义）。这个人物可以在城市聚积着的视觉、声觉和其他感觉信息的沼泽中创造出诗意。对于本雅明来说，漫游是与法国拱廊相连的不可磨灭的文化实践——玻璃罩下的环境有商店、咖啡馆、饭店、小型剧院以及公寓——在19世纪建造的，之后在所谓的城市改造和现代化发展的奥斯曼计划（Haussmann Plan）的支持下被摧毁。法国拱廊，结合商业和剧院场所来供人们演出售卖，因有玻璃和钢铁铸造的屋顶的防护而免遭各种季节和天气变化的困扰，这和梭罗的野外森林截然不同。作为一种内化型外观，拱廊是漫游者理想的居住地，他可以在那里观察和描绘人生，在此过程中“拱廊——‘浪人和烟鬼最爱的去处，也聚集着许多小摊小贩’——为其提供记录历史和思索意义”（本雅明，《作品集4》：19）。无论是不是埃德加·爱伦·坡或波德莱尔作品中的文学人物，或者是为184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出现的大量文学杂志或专栏副刊撰稿的文人，漫游者都是一个男性，对神秘禁忌的事物有着诗意的好奇心，爱探索现代生活表象下不为人知的东西。
想想埃德加·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Man of the Crowd），叙述者坐在伦敦一家咖啡馆的窗边向外凝望，就像他稍后会坐在电影院里凝视着屏幕一样。这位叙述—观察者的动态静止与城市人群的速度形成鲜明对比。如果静止是缓慢的顶点，爱伦·坡的叙述者可以称为漫游者的典范。他拒绝加入到快步前进的现代生活中去，因此，可以看出人群并非毫无差别，相反是许多独特的社会类型的集合。作为一个城市生活的记录者兼作家记者（另一种第四权？），漫游者就像一个社会哲学家——不像他的同行如植物学家、动物学家、解剖学家或人类学家，给看似混乱的自然界带去秩序和陌生的异国文化——试图减缓日益拥挤的现代城市造成的认知焦虑。在一些专栏副刊上，世界在叙述中变得更加清晰可读，将人类个体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类型和阶级；将动植物划分成不同的种类和谱系；把民族根据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划分。无论是在餐桌旁，还是在行走的路上、马背上或江轮的甲板上所见，通过描绘城市的白天和黑夜，视觉和时空喧嚣迷离的现代都市潜在的躁动逐渐缓和。在总结他的文学生理学——一种把自然科学方法（描述和归类）用来描写城市的社会生活的体裁——的特点时，本雅明指出：“这些描述的松散特性符合在沥青路面上研究植物的漫游者的风格”（《作品集4》：19）。
在这种特殊的语境下比喻的出现或许出人意料，但选择比喻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比喻无法表达超语言现实（这里指漫游者的社会实践），因为它们会衍生新的意义和见解。在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1993）看来，把漫游者描述为沥青路面的植物研究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概念性隐喻，其中植物研究的本体被映射到漫游者的本体，有了前者的知识才能理解后者。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一书中，福柯认为到了18世纪，植物的收集和分类以及在标本馆和植物园中系统地展示，被框定为“能同时将事物与眼睛和话语连接起来的一种新方法”（131），甚至一个“盲人”也可以“完全成为一个几何学家”，但不能是“自然学家”（133）。我认为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几何“盲目性”的评论，倒不如说是评论在观测者的视觉能力范围之下，自然和自然史话语的独立性（其中植物学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雅明的比喻因此将漫游者的运动（其悠闲的步调）与它的观测特征联结在了一起。这个比喻也暗示漫游者与自然学家之间有着绝对的密切关系。他们专注于细节，渴望把世界现象的混乱变换成可消耗物品（标本、报纸或杂志的文章）概念明确的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植物研究者和漫游者实际上密切相关。两者都是对现代化力量的反映，前者展示了被城市取代的——自然生命的系统看法，而后者作为“市场观察员”[本雅明，《拱廊M5》（Arcades M5）：5]，专注于在城市中蓬勃发展的事物——社会和经济生活。但有趣的是，漫游者就像沥青路面上的植物研究者一样，也十分留意自然现象的萌芽，因为他们可能仍然会出现在这座城市。“沥青首先是用于人行道的”（《M5》：9），这是漫游者的舞台。柏油路面下的土壤中仍含有植物的种子和根，有时它们会自己挣脱着穿过裂缝，于是被训练要注意细节的漫游者，真正变成了植物研究者。[11]本杰明《拱廊计划》（Arcades Project）潜在的联想方式能让读者了解，勉强在城市铺砌的现实中的漫游者宁愿“[行走]在泥土上，就像在花园里那般”（《M5》：3）。大自然虽不是漫游街头的主要诱因，但它也没有从漫游者的视线中离开。可以说，漫游者将自然学家的技能带到了这座城市。因此，他与梭罗笔下的行走者并非截然不同。
与漫游者可以被认为是生态批评实践的说法更为相关的是本雅明在《拱廊计划》里面的记录，这是他自己的观点而非引用的片段：
这座城市迷宫，实现了人类古老的梦想。正是这种现实，让漫游者不知不觉地献身其中。尽管不知不觉，但没有什么比传统论文更愚蠢的了，因为它使他的行为合理化，并且对于大量追溯漫游者形象举止的文学著作来说，它是无可争议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论文是漫游者对人类外貌的一项研究，通过深入了解他们的步法、建筑和戏剧的特色，最后发现他们的民族和社会地位、性格和命运。对掩饰漫游者真实动机的兴趣一定是太过迫切，甚至已经出现这样一篇低劣的论文。（《M6a》：4）
本雅明对漫游者的“真实动机”仍然相当含糊，但即便如此，他将上述漫游定义为社会诠释学上的一篇“低劣论文”，强调它作为一种在文化、空间和术语方面与城市相关的实践。通过表明漫游者和城市迷宫之间的关系，本雅明联想起迷宫最初建造的原因——弥诺陶洛斯（Minotaur）。在古希腊神话里，弥诺陶洛斯是动物、人和神的结合，是帕西法厄（Pasiphae）喜欢美貌和非人类力量的产物。建立在迷宫富有诗意的神话逻辑框架里，这座城市并不否定荒野和非人类，而是将它们并入其中，以便置其于控制之下。在索引为《M6a》：4的笔记中，本雅明的思想最能与波德莱尔的看法相呼应，波德莱尔认为漫游者的领域看起来虽像一座城市，但感觉就像旷野。正如一名学者认为：“对波德莱尔来说，行走在城市里就像行走在充满危险和野兽的森林里。”[雷拉（Rella）：32]
本雅明认为，漫游者就是“受商店、小酒馆和面带微笑的女人的诱惑”而被吸引到街上的人（《拱廊M1》：3），换言之，就是受享乐欲望的引诱。但最后，“下个街角的吸引力，远处大片植物的吸引力，街道名称的吸引力”（3）会压倒商业场所的诱惑。他从鉴赏家变成“哲学散步者”（《M1》：6）。在漫游者眼中，未知的但是可知的（躲藏在下一个街角）、看似不协调的（“大片植物”提醒着人们城市中的大自然）城市结构表面的历史签名（街道名称）都承载着同等的认知价值。如果说世上真有环境现象学家这号人物，漫游者会被所有神秘蹊跷、不甚协调、意想不到的事物所吸引。梭罗笔下的行走者表达了而且实际上巩固了城镇和森林（或者文明与自然）在概念上的差别，本雅明笔下的行走者在一个“伪装的空间”里消解了这种不同（《M1a》：4），在这种空间里，花园的外观很容易就可以转换成“一间交谈的客厅”（《M1a》：4），反之亦然。在本雅明的构想中，“城市为[漫游者]分裂成对立的极点。它像风景一样向他开放，甚至像房间一样将他围绕其中”（本雅明，《拱廊M1》：4）。[12]梭罗不愿意放弃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分界。他坚持自然是文化永恒的外表，并且求助于自然，从伦理上匡正他观察到的19世纪中期美国的文化和政治发展。与此相反，本雅明将漫游者表述为同样被城市商业主义景象和空间矛盾深深吸引的人。出于对美学的兴趣而非伦理学，漫游者将自然诠释成建筑形式以及它们与城市景观的结合。比如，他提到“照明的煤气灯[“科尔伯特”一章]就像热带草原上的椰子树”（《M3》：6），而杜伊勒里宫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没有香蕉树，而有一根根灯柱”（《M3》：5）。比喻位于两种描述中的诗学核心，将唤起的自然现象的表面缺失凸显为象征性存在，从而把一个似乎简单的观察变成对现代城市中自然替代性存在的批判性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对自然本体论的兴趣甚于梭罗，他们待之以工具主义的方式，将其视为人类自我改善的媒介，以及伦理与政治价值的象征。
而梭罗笔下的行走者和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可能对待自然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其他领域表现出共性，例如他们都主张放慢节奏。社会学家基思·特斯特（Keith Tester）将漫游者定义为“与现代大都市的快节奏不合拍的存在”（特斯特：15）。这一定义与本雅明关于漫游者的概念一致，即他按自己的个性从容不迫地行走；以自己的方式抗议劳动分工，那将使人变成专家。他反对勤奋。1840年左右带着海龟在拱廊散步曾短暂流行。漫游者们喜欢跟随着海龟的速度。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方式，行走就不得不适应这个速度。但是这种态度并没有盛行；泰勒（Taylor）因为普及“打倒虚度光阴！（Down with dawdling）”的标语风靡一时（本雅明，《作品集4》：31）。[13]
有一个有趣的语言学话题是，在德语原文中本雅明没有把泰勒的“虚度光阴”翻译为德语中的对等词“徘徊”或者“消磨时光”，也许是为了避免产生品行不端的负面内涵，而是译为“漫游”（《波德莱尔》：53），这是已经得到确认的文学修辞，表明抵抗基于效率和专业化的工作伦理。他说：“漫游的基础是懒惰的成果比劳动的成果更珍贵。众所周知，漫游者是做‘研究’”（本雅明，《拱廊M20a》：1）。也就是说，他生产的是知识而不是商品。极力赞成效率的泰勒或许可以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产物的物质世界里实现它。然而在诗歌和话语的世界里，他看到自己面对的是漫游者。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戏剧中的反面角色，漫游者有目的的闲散挑战着经济效益的伦理。作为城市里一种减慢节奏的形式——经济与社会节奏是由前两个世纪的电报和蒸汽铁路，或本世纪的计算机网络、汽车以及高速列车等技术发展形成的——漫游阐明了[14]对科技加快现代生活节奏的批判被生态学扭曲——本雅明似乎和梭罗都有这种担忧。两位作家创造了一种文本或叙述异位，提供一个想象空间，有推进速度明显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存在。虽然梭罗对于散步的思考永远无法完全避免被解读为对前技术时代和前工业化生活的怀念，人们也可能将它理解为这是初步尝试建立人体运动潜力来作为进度指标，而不是机器的潜力及其“运动能力”（梭罗，《散文》：169）。在这种情况下，行走和漫无目的仅仅是相同道德原则的两个不同的名称——虚度光阴来抵抗经济效率的机械规则，反对物质利益占主导地位成为现代生活的核心价值。
三 漫步，或者：21世纪生态批评实践
《森林里的漫步者？》（2000）杂糅了自传体和批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卡特里奥纳·桑迪兰兹记录和评估了她在加拿大霹雳角（Point Pelee）国家公园仿照本雅明漫游的实验。她的项目的启动似乎并不是为了庆祝保护野外自然及保护野外自然的国家公园系统。她的文章——虽然也很可能并不被归为自然写作——叙述了一种与自然世界的精神交流的高贵体验。不是为了被视为原始自然的物质世界创造意识——这是许多生态批评家致力从事的工作[15]，对桑迪兰兹来说，她创造意识是为了调节和组织自然，以及这种调节和组织实际上如何调节和组织我们对自然现象和环境的感知。在元批评（metacritical）的层面，桑迪兰兹的文章起到了对生态批评与自然不断持续的浪漫故事的批判作用，因为它是绝对的异种文化。从漫游者的角度，自然和文化绝对的分离在理智上无法成立，在生态学上也毫无意义——倘若通过生态学，我们知道在最宽泛意义上有机体与他们的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人类也被包括在有机体的范畴中。
对桑迪兰兹来说，漫游构成了“理解当今历史环境下人类/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批评实践。在晚期资本主义”，她写道：“一个日益占主导地位的自然体验集中在其作为一种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上（特别是视觉商品）。”（桑迪兰兹：39）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切入，桑迪兰兹特别批评了把国家公园当作文化空间的做法，尽管以保护环境和荒野之名创建并致力于这一工作，但是促进了“一种基于展现消费的多重图像的感知形式”（43）。21世纪之初国家公园“展示”自然的方式——作为可视消费品而不是复杂的生态网络——提醒桑迪兰兹“19世纪巴黎的街道和拱廊”如何呈现它们的商品和服务。国家公园的文化之根源于资产阶级渴望暂时逃离[16]“污染拥挤的城市”（43）；它们的思想起源于19世纪中叶出现“在自然中娱乐的想法”，其时梭罗正好提出行走是一种个人和国家自我肯定的实践。梭罗的行走者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的道德判断和批判智慧的加强是通过潜心钻研（真实和想象的）相对空旷的美国荒野。在21世纪之初，这种孤独的潜心钻研已不再可能。荒野要么被完全封闭，要么进入空间被管制的国家公园。街道、宾馆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方便公园旅游，其中许多设施只能通过付费的方式进入。游客购买他们观赏的权利，寻找公园管理部门发的小册子中的景观，并且他们也不能从公园标语的道路上离开，虽然事实上有一些游客可能想真正接触大自然。今天参观公园的是人群，而不是个人。这一切让桑迪兰兹得出如下结论：作为她批判性分析的具体对象，像安大略省西南部霹雳角国家公园这样的地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城里的市场”（46），它是漫游者的领地。但如果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差异，野性与文明的差异已经消失在他们作为市场的功能共性中，那么对于梭罗来说，自然也不再是激进批判的对象。
这留下了一个批评的真空，只能由漫游者填满其中的一部分，主要因为漫游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实践。桑迪兰兹敏锐地观察到，这是一种“活动……与市场的支配关系既串通一气，又对它具有破坏性”（38）——说它具有破坏性，是它拒绝参与劳动市场的规范经济；说它串通一气，是它悠然地接受消费市场带来的乐趣。对桑迪兰兹来说，漫游者的“双重视野”“提供了对商品崇拜的经验性批判”（38）。如果我们接受她的观点，认为自然自身成为商品，那么漫游者的“双重视野”也提供了其他东西——生态批评实践的模板。在成为漫游者的过程中，通过倡导马修·甘迪（Matthew Gandy）所谓的“超越历史进程的卓越的自然视野”（甘迪：4），生态批评家从浪漫主义者转变为现代主义者。漫游者尽管预设了与消费主义价值的批评距离，但是仍无法脱离塑造她的习惯和感知模式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在这种能力下，漫游者酷似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电子人，根据简·贝内特的说法，它防止我们陷入“在不经意间对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浪漫式麻木（romanticism insensitive），或教条的原教旨主义”（贝内特：74）。然而，贝内特也观察到：“热诚地揭露虚伪和谐，改变依恋土地的伦理观的本性，也会引起风险——变得平淡无奇，无法利用奇迹的伦理潜能，逃脱健忘恍惚结果却被元理论的反身循环所束缚。”（74）
我建议阅读桑迪兰兹的文章，它把生态漫游的实践作为这种风险的解药。桑迪兰兹将漫游理解为“体验式批评”的一种形式（38），漫游者进行近距离的批判式观察，“体验式批评”从他/她参与这一过程的事实中变得犀利无比。对桑迪兰兹来说，漫游者就是“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关键人物”，因为“全面涉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他/她]并没有在认识论上影响到这种无辜的姿态，从中对这些关系发声，而是进入他们中间，以从资本主义梦幻状态中夺取辩证式的诗歌（wrest a dialectical poetry）”（42；加粗为笔者的强调）。通过自传、批判分析和理论论述在体裁上的混合，桑迪兰兹的文章为漫游作为生态批评实践充满诗意而又关键的潜力提供了证据。跟着一群鸟类观察者穿过霹雳角，但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在寻找她所说的“恋鸟（bird-fetish）”（51）过程中形成的习惯和技能，桑迪兰兹表明，“作为漫游者，我所能看到的是鸟类观察者非常细腻的洞察力，以及为了清除其他景观的干扰、装备良好的有色眼镜”（51）。但她也承认，尽管“漫游者可能会对这种训练有素——以及良好的装备——凝视着自然感到荒谬，……但他/她对自然的诱惑仍然无动于衷”（51）。她自己的（直觉）经验告诉她，本来用来观察鸟类的空地，事实上早已预设为道路以及教育标志的公园设施。此外，桑迪兰兹在文章中描述和分析的经验完全与那个已预先决定的“游客在公园里运动”的“肉体组织”联系到一起（51）。一旦桑迪兰兹的目光从公园的地面景观转向定义公园功能的景观，其身体感官就享受了公园提供的超视觉的乐趣。大多数的快乐以及她在公园里获得的知识乐趣，是由于漫游者的视角让她看到比鸟类观察者范围更大的自然现象。换言之，不同于鸟类观察者（专业人士），漫游者（多面手）能够以一种全面、真正生态的方式体验这个自然世界，将其作为物质、现象和感官存在的网络[或者“网眼”，就如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所称呼的一样：19[17]]。桑迪兰兹的文章记载了漫游者的知觉和关键技能的可用性，理解在生产和消费的资本主义实践中非城市的环境含义，当这些环境看似免受这些实践的影响时更是如此。蒂莫西·莫顿支持桑迪兰兹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现在所有的漫游者，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客观的社会形式（电视广告、网络、购物中心）使它不可能不成为自反性消费主义者。”[莫顿，《生态学》（Ecology）：111]。对生态批评而言，要延续与田园主义的浪漫已无可能，因为桑迪兰兹无情地指出，田园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组织良好、技术高超的商品。
结语
在本文中，我已经提出了把漫游作为生态批评实践的一种途径，简述了19世纪中叶至今的历史，涵盖的领域从新英格兰到巴黎，越过大西洋到了加拿大。梭罗并没有把他的文学作品当作生态批评的项目，也不认为是因为漫游的艺术而得到灵感。然而，把他的《散步》理解为漫游者的美国亲戚，揭示了两人在功能上存在一些显著的相似点，因此，尽管在描述帝国扩张上的修辞手法上纠缠不清，但仍能重获比喻手法下拥护资本主义文化批评的行走的可能。同样，我将本雅明笔下的漫游者理解为环境现象学家，也可能会在意想不到之处发现生态批评的潜能，倘若将生态批评理解成一种话语批评，而不只是为了提高自然意识而不得要领的技巧。作为一个漫游者而非鸟类观察者走进鸟类保护区，桑迪兰兹有意将漫游转变为生态批评实践，证明了欣赏大自然、认识一些最脆弱的代表（鸟类）并不一定等于了解规模更大的生态过程和联系。然而，如果生态批评涉及蒂莫西·莫顿所说的关于我们现状的“生态应急（the ecological emergency）”（莫顿，《生态学》：27）（即气候变化、石油泄漏、核灾害、粮食危机以及其他紧急状态），它需要避免削弱自己的批判力量，尤其要避免削弱对资本主义激进的批判力度，通过发展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语言，以及像所有其他文本一样进行自身批评叙事的阅读方式，“同时关注它的矛盾和困境”（3）。作为生态批评实践，漫游不提供现实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但它提供各种诊断工具，用于检测和分析（至少一些）影响它们发生的文化条件和哲学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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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伦斯·比尔将生态批评项目定义为“关于自然、荒野、自然科学及空间环境的想法的文本和文学运动”的研究（比尔：699）。同样地，尽管更关键，达纳·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确定了“生态批评感兴趣的对象”为“发挥想象力，融入或试图融入自然界的文本”[菲利普斯，《真理》（Truth）：17-18]。从斯科特·斯洛维克的《在美国自然写作中寻找意识：亨利·梭罗，安妮·迪拉德，爱德华·艾比，温德尔·贝里，巴里·洛佩兹》（Seeking Awareness in American Nature Writing：Henry Thoreau，Annie Dillard，Edward Abbey，Wendell Berry，Barry Lopez，1992），简·贝内特（Jane Benett）的《梭罗的自然：伦理、政治、荒野》（Thoreau’Nature：Ethics，Politcs，and the Wild，1994）到劳伦斯·比尔的《环境想象：梭罗、自然写作和美国文化形成》（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1995）再到兰德尔·罗尔达（Randall Roorda）的《孤独戏剧：美国自然写作中的后退叙述》（Dramas of Solitude：Narratives of Retreat in American Nature Writing，1998），梭罗一直是生态批评研究的主题。
[2] 还有两个最近的例子能说明比喻的文学生产力，分别是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的《流浪癖》（Wanderlust）（2000）以及约翰·弗朗西斯（John Francis）的《地球行走者》（Planet Walker）（2005）。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流派——索尔尼特写了行走的文化历史，弗朗西斯则叙述了自己22年来拒绝任何形式的摩托化交通工具的经历——两本书都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用行走来揭露技术进步带来的生态、道德、社会和政治影响。索尔尼特对行走的兴趣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她成为一名反核活动家，并在内华达试验场参加抗议活动。弗朗西斯觉得不得不回应1971年旧金山湾的漏油事件，他以“地球行走者”的身份开始了长达20年的旅居，不仅参与受污染地区的清理，并且放弃依赖石油的任何形式的迁移。
[3] 生态批评倾向于把田园“作为研究对象，也作为学术研究模式”，要了解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参见菲利普斯《真理》第11至20页（引述见第16页）。对菲利普斯来说，劳伦斯·比尔，格伦·A. 洛夫（Glen A. Love）和唐·谢斯（Don Scheese）的作品代表了生态批评的这种趋势。
[4] 引自罗西（Rossi），第94页。罗西引用了梭罗的传记作者罗伯特·D. 理查森的话，称这篇散文为“梭罗充满想象力生活的试金石”。
[5] 在他1847年的文章《托马斯·卡莱尔和他的作品》（Thomas Carlyle and His Works）里，梭罗将夸张描述为生活的惯常模式和最富诗意的表达：“我们以夸张为生。除了享乐它还意味着什么？闪电是光的一种夸张。被夸张的历史是诗，真理要被称为新标准。对于小个子的人而言，任何比他个头大的人都是夸张。不会夸张的人不能说出真理。我们认为，从来没有人用这种强调的方式表达过真理，所以暂时似乎是独一无二的。”[梭罗，《写作》（Writings）：353]正如我在后面将要指出，梭罗对卡莱尔的接受是理解他把行走概念化为一种文化批评形式的关键。另见贝内特对梭罗作品中夸张的研究，第73页。
[6] 参阅梭罗的散文《托马斯·卡莱尔和他的作品》（1847）。
[7] 许多学者后来认为“第四权”一词出自18世纪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朱莉安娜·舒尔茨（Julianne Schultz）的《第四权的振兴：民主，问责和媒体》（Reviving the Fourth Estate：Democracy，Accountability，and the Media，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舒尔茨采用了《牛津英语词典》里这个词的故事来源，词典里的词条“注释……1841年托马斯·卡莱尔认为这个词出自埃德蒙·伯克时，他观察到伯克用这个词来贬损议会记者的妄自尊大”（49）。然而，仔细阅读卡莱尔的文章后会发现这一说法无法证实。作为历史学家，卡莱尔一直提醒读者当代议会制度依赖于体制传统。“旧国会，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贤人会议，是一件伟大的事，”他写道，“国家的事务是经过研讨决定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将要做什么。”在介绍“第四权”之前，卡莱尔给读者提了一个反问句，他说：“尽管议会的名字还存在，但难道现在议会辩论无时无刻、随时随地不都是在议会外进行了吗？伯克说过议会有三个阶级，但是在记者席那边，坐着比他们所有人都重要得多的第四权。这不是修辞手法，也不是诙谐的说法：这是完完全全的事实——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文学也是我们的议会。我经常说，文字必然产生印刷，印刷就相当于民主：创造了文字，民主也不可避免。”（卡莱尔：152）语法、句法和直接语境的结合揭示了卡莱尔的思想。他从过去时态——“伯克说过”——到现在时态——“这不是修辞手法”和“我经常说”。他把“伯克说过”的话从他看到的句子中分离出来，但是他没有认出分号后面“在记者席里”的政治力量，表明了是两个思想的连接而不是一个思想的延续。
[8] 参阅http://cochinsint.com/largemale.php，2011年6月7日。
[9] 公鸡成为1848年法国国徽纹章的一个元素，国徽上有公鸡图案装饰的船舶舵杆支撑着“自由”一词。后现代主义之后，受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和性别批评的影响，梭罗选择公鸡作为绝对自由的纹章动物令人们忍不住“讥讽”一番。但愿这一脚注起的是记录这种冲动的作用，而非实现它的地方。
[10] 在《散步》一文的开头，梭罗诙谐地运用类比把行走和闲逛这两种实践联系了起来，并把大自然建构成一个拥有绝对自由和野性十足的圣地（149）。
[11] 《拱廊计划》里“漫游者”一节中有一句引用的话：“米什莱（Michelet）写道：‘我的出现就像铺路石之间破土而出的苍白的草叶’[引自哈莱维（Halevy），《付费巴黎》（Pays parisiens）：第14页]”（《M15》：3）。
[12] 在一篇评论德国作家弗朗茨·黑塞尔（Franz Hessel）《行走在柏林》（On Foot in Berlin）的文章里，本雅明用了相似的表述：“风景——这是城市为漫游者变成的模样”（作品集2：263）。
[13] 在《拱廊计划》关于“漫游者”一节里收录的一句引用，来自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的《在危机中进步》（La Crise de progress）（巴黎，1936），写道：“泰勒的痴迷，他的合作者和继任者的痴迷，是‘关于漫游的战争’。”（本雅明，《拱廊M10》：1）
[14] 在《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中，米歇尔·德·赛都（Michel de Certeau）将走在城市街道上的日常实践（而不是在高楼大厦或飞机上的俯视观察）描述为一种“宣告行动”（参考赛都：97—99）。对于德·赛都来说，行走“在这种环境中创造了移动的组织性，一种传统的交际主题序列”，以此“保证”（99）社交，促进各种形式的人类交流。
[15] 对于将生态批评简化为提高政治意识，以及以现实主义为审美原则有助于提高环境意识这一主张的批评，见菲利普斯（Phillips）的《真理》（Truth），尤其是第4章和第5章。
[16] 对“逃往自然”的矛盾思想的简洁而又有益的评论（见段义孚：17-24）。
[17] 参考莫顿《思想》（Thought），特别参考第33页到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