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汉学主义”理论的提出》：为扩张主义服务的美国“汉学”

韩振华

在汉学这个部门里，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的斗争，一个是正在衰亡、崩溃的帝国主义的“汉学”，一个是愈来愈不可战胜的苏维埃汉学。

苏维埃的汉学，是战斗性、思想性很强的一门科学，它的目的是崇高的，它的任务是重大的。诚如格·维·阿斯塔菲耶同志所指出的，“苏维埃汉学这一苏维埃东方学中最重要的部门完成着不仅具有纯科学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政治重要性的重大任务。苏维埃汉学这一部门以研究中国人民的过去和现在来服务于巩固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一崇高的目的。同时苏维埃汉学也致力于充分表明中国人民在世界历史上一向所起过的和现在正在起着的巨大作用，揭示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人民历史间的联系等工作”，所以说，“苏维埃汉学这一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可动摇的坚实基础上的并和其他许多社会科学一起争取以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造人类社会的战斗的社会科学，其任务即取决于此”[1]。

帝国主义的“汉学”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汉学”，与苏维埃汉学的目的与任务完全背道而驰。美帝国主义的“汉学”，与资产阶级的东方学一样，是“反映出欧美资产阶级殖民者种族主义的世界观，它从最初出现的时候起，就把所谓‘西方’文化（即欧洲文化和后来的美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对立起来，污蔑东方各族为劣等种族，说东方各族自来是落后的，不能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仿佛只是历史的对象，而不是历史的主体。资产阶级东方学把研究东方一事完全屈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2]。同样地，美国最反动的东方学当中的“汉学”，也是完全屈从于美国的殖民政策，同时也是替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服务。美国的“汉学”，是宣扬了美国的殖民主义、反映了美国的世界主义、歌颂了美国的种族主义；而美国的“汉学”家，是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文化特务，是破坏、抢劫中国文化艺术的强盗。

一 宣扬殖民主义的美国“汉学”

美国的“汉学”，跟美国的东方学一样，是东方学中最反动的“伪东方学科学。在美国，对东方的研究总是处在极低的水平，它带有最露骨的殖民者的色彩”，“资本主义列强的间谍，殖民机关的官吏，经常以东方学家的身份出现”，他们“抱着间谍的目的来搜集东方各国的各种情报和统计材料”[3]。美国的“汉学”家，也跟他们的东方学家一样地是抱着间谍的目的来到中国搜集情报和统计材料，也是经常以“汉学”家身份出现而底子里在干间谍的活动并与中国的反革命分子勾勾搭搭，破坏中国的革命事业。美国的“汉学”家柔克义，于一八八四年来到中国，充任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二等秘书，他挂起“汉学”家的招牌，到处“调查”“考察”，尤其对于我国的边疆——西藏大感“兴趣”——搜集我国边疆情报的“兴趣”。为了他的情报工作搞得不坏，1905年他被提升为美国驻华的公使，到了1909年才卸任。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窃国，并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阴谋策划“登基”“称帝”，就在袁世凯准备称帝的前一年——1914年，柔克义以“汉学家”“中国通”的身份，接受窃国大盗袁世凯的邀请而为他的顾问。所谓美国的“汉学”家，他不做中国革命者的朋友，却做了中国反革命者的朋友。哈佛大学的历史教授费正清，也是一个有名的间谍活动家，他是“美帝派来的文化特务，是抗战期间美帝侵华头目之一”[4]。这一类的美国“汉学”家，正是替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间谍活动家，无论他们在中国用什么身份出现。

以前美国驻中国海关的税务司摩尔斯，可以说是美国的“殖民官吏”，同时又是美国的“汉学”家，他曾经著述一本书，名叫“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5]，洋洋三大巨册，姑且不谈其内容的空疏浅陋，光看这本书的编写目的与步骤，就已经彻头彻尾地表现出带有极其浓厚的美国殖民主义者的色彩。摩尔斯在这一本书中，把中国近百年的对外关系，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30—1860年，名叫“斗争时期”；第二时期，1861—1893年，名叫“屈服时期”；第三时期，1894年以后，名叫“服从时期”。他把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斗争，全部抹杀，并且蓄意歪曲事实，说什么这是“屈服时期”那是“服从时期”。其实，在事实面前，中国人民压根儿就没有向外国帝国主义“屈服”过，或是“服从”过。中国人民历来就是赋有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民在反侵略的斗争中，从来没有“屈服”过，更从来没有“服从”过，只有帝国主义的“汉学”，尤其是美国的“汉学”，才会做出这种蓄意歪曲事实、捏造历史的勾当。

即使在介绍中国古代名著的翻译工作上，亦处处暴露了美国的“汉学”，是如何毒辣地放进了宣扬殖民主义的毒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教授夏德与后来曾任美国火奴鲁鲁大学的汉学教授柔克义，曾经合译南宋赵汝适所编撰的《诸蕃志》[6]，他们两人虽然在选译之余，也做了一些注释的工作，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阐扬当时中国南海的海上交通历史，尤其是有关南海诸国的古今地名的考释工作上，是有若干的帮助的，这种迻译工作，如果能够忠实于原作品，老老实实地把原著的内容、精神传达出来，并帮助人家对于原作品作了一些比较容易明白、了解的注释，这不但不是一件坏事情，而且也是在汉学的研究工作上，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诸蕃志的英文译本的两位译者，却不从这方面多多努力，反而利用选译工作上的便利，随时随地歪曲原著的内容与精神，从而替殖民主义捏造一些历史。事情是这样的，今本的诸蕃志，原为永乐大典的传抄本，一般的刊本，都把它分成为两卷本，上卷志国，下卷志物，另于卷末，附上海南岛的记载一条，作为附录，以记述海南岛的风俗物产。原书卷次体例，本来无可非议，因为海南岛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由于它跟南海诸国的关系比较密切，把它作为附录，附于卷末，正是符合。可是夏德与柔克义在英译本的诸蕃志里面，却偷偷地把原来附于卷末的海南岛这一条，移在卷上“志国”之末，这样一来，把海南岛与该书所记载的其他南海诸国，同等看待，一律看成是中国以外的地区，这是一种极其不忠实于原作品的译作，同时也暴露出替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而伪造证据的丑恶面目。我们知道，诸蕃志所记载的南海诸国，在今天还有一大部分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他们的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殖民地生活。如今夏德与柔克义把中国的海南岛说成不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显然，这是企图把海南岛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一个阴谋，妄想把海南岛说成是帝国主义可以侵占的一个殖民地。不管美国殖民主义者如何捏造事实，造谣诽谤，毕竟海南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还是千古永存。

在美国的“汉学”中，时常可以发现替美国的殖民主义伪造口实、假造证据的可耻行为，企图以此来达到宣传美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行为是有历史根据的鬼话。美国耶鲁大学的汉学教授拉图罗特在其所著的《中国人及其历史与文化》的这本书上，说什么“自浙江至印度支那是属于非中国人领土的越族之所有”[7]。大家都知道浙江、福建、广东一带，古时是越族的活动中心，自古以来，越族就是构成中国人的一个主要成分，我们毫无理由把越族看成是非中国人，把越族古时活动地区的浙江、闽、广一带，看成为“非中国人的领土”，这种歪曲历史事实的说法，揭穿起来，只不过是为美国殖民主义服务罢了。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特迦尔底教授写一本书，名叫《罗马与中国》，是运用纯比较方法——亦即胡乱比附中西史事的雷同——的一本书，最后他所得出的结论是：正当远东还保持着从前文化舞台上的主角的地位之时，尽管又发生了中西的关联事件，可是结果还是阻碍了欧洲一向所要获得的主权[8]。这种彻头彻尾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利益而服务的滥调，正是美国“汉学”研究中国与西方的关联事件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要使西方殖民主义在远东、在中国的什么“主权”不受阻碍，就得赶走中国文化在远东的文化舞台的活动。像特迦尔底教授这一类的“汉学”著作，正是美国殖民主义者所要收买的货色。

在美国的“汉学”著作中，总是辱蔑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甚至在他们的心目中，蛮横的否认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存在。美国西北大学的麦·高文教授，竟公然主张中国历史不过是以欧洲为本位的世界历史向东的扩张[9]，亦即把中国历史附属于欧洲的历史，这种言论，正是美国“汉学”替殖民主义者宣传向中国扩张，向中国侵略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不但在中国上古、中古史，美国的“汉学”是替美帝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捏造证据，造谣诽谤，同时美国的“汉学”对于中国的现代革命史，也是极力奉行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旨意，进行颠倒是非、捏造历史等的反动宣传。美国哈佛大学汉学教授“魏楷，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甚至不再藉学术著作的幌子，居然以‘中国通’身份，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说什么中国应该亡于日本。其卑劣与反动，更是充分反映出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汉学’家们和美帝奴役中国人民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阴谋完全相适应了”[10]。美国西维几尼亚大学教授汤玛斯·惠尼斯所著的《东部亚洲》，就是硬把中国人民的罪人——以蒋介石为首的这一小撮卖国集团，说成是中国“革命传统底保有者”，把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说成是“对和平的爱好”与“宏大度量”。由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飞速发展，使美国所谓“学者”之流，感到再提那些废话——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豢养蒋匪帮是为了“对和平的爱好”——是不能再欺骗人民了，这时候，美国的“汉学”家之流，也就公然叫嚣应采取直接对中国武装干涉的行动，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充当美国驻中国情报总监的哈佛大学的费尔朋克教授，在他所著的《美国与中国》这一本书上，就是公然主张武装干涉中国。随着中国人民解放革命斗争的胜利，眼看美帝所叫嚣的武装干涉又失去了讹诈、恐吓的作用。为着挽救美帝垄断资本在中国所丧失的势力，美帝的“汉学”家又在不断地向他们的主子们“献策”，好像上面所提到的这一位费尔朋克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美国处理亚洲问题的新方法》这一篇文章里，说什么武装干涉既然吓不倒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革命事业，那么就需要从新中国的内部做起，赶紧抓住新中国的工业的主要部门，剥夺中国的各种战略物资。这种孙悟空打进肚皮里去的战术正是美蒋特务一贯耍玩的好戏法，现在竟然也被美国的“汉学”家，奉为法宝，原来他们早就是彼此一家，脉脉相通，难怪一个“汉学”家所讲的话会跟美蒋匪特所讲的话，是这样的雷同。诚如阿尔帕托夫同志所指出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全部美国的反动著作，都可以证明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反动科学所起的那种走狗的作用，可以证明帝国主义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民族与政治自由所怀的那种憎恨，可以证明帝国主义强盗对华政策将遭受的溃灭命运”[11]。美帝的“汉学”，正在帮助垂死的殖民主义作出最后的挣扎，但是殖民主义的时代，已是明日黄花，将要一去不复返。尽管美国的“汉学”，如何摇旗呐喊，还是不能把将要寿终正寝的殖民主义，叫它死里还魂。

二 反映世界主义的美国“汉学”

在美国的“汉学”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反映六亲不认的世界主义。最显然不过的，是故意不顾事实，否认中国科学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

中国的科学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与罗盘针，及其对于全世界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铁证如山”的事实。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12]我们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可以因为它对于科学的发展有所贡献而感到自豪”[13]。可是美国的“汉学”，偏偏使用各种各样的卑污手段，从中抹杀中国的伟大的科学发明及其对于全世界文化的贡献。

1.抹杀中国罗盘针的发明及其对全世界文化的贡献

世界上最早记载航海罗盘针的使用，当推1119年朱彧的《萍洲可谈》，该书（卷二）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晦阴观指南针。”稍后于该书的四年，亦即一一二三年，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亦有这样的记载，说：“晦冥则用指南针，浮针以揆南北。”往后的百年间，中国典籍上关于航海罗盘针的记载，屡有所见。如：1225年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条说：“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1274年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条亦说：“风雨晦冥，惟凭针盘而行，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忽，盖一舟人命所系也”，航海“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自12、13世纪以来，中国记载上有关航海罗盘针的记述，历历可考。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夏德，偏欲歪曲史实，说什么朱彧所记载的，不是指中国人的船上已有使用航海罗盘针，而是指阿剌伯人航行到中国的船上，才有使用航海罗盘针。可是我们从上面所引述的朱彧的记载中，一点儿也看不到这段记载是指阿剌伯人的航海事迹。夏德这种歪曲史实的说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扼杀中国的科学发明及其对全世界文化的贡献。为了满足这个目的，他故意颠倒是非，说什么中国人以后所使用的罗盘针，是从阿剌伯人那里学到的。[14]这种捏造证据、歪曲史实的胡说八道。原是无足轻重，甚至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亦难获得赞同，如英国的威烈亚力与日本的桑原骘藏，对此均有异议。[15]可是夏德所捏造的罗盘针不是中国人所发明、也不是从中国西传辗转以抵欧洲的鬼话，竟然在美国不胫而走。美国哈佛大学的乔治沙汤教授所著的《世界科学史》，完全附和夏德这种存心歪曲事实的胡说，诚如竺可桢同志对于这个事情所下的评语所说的，“真所谓一知半解，以错传错”[16]。

后来，在美国的学术著作里面，又流行这样一种怪论，说什么中国人虽然很早发明指南针、指南车，可是把指南针的知识，应用于航海上，那是欧洲人所发明的。这种说法，更是露骨地反映了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西方文化统治全世界的世界主义色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卡尔德说：“地中海沿岸人民，试验指南针之为用，以便发现新航线。”[17]按照卡尔德教授这种说法，航海罗盘针的使用，是由欧洲地中海沿岸人民试验成功的。亏得这一批美国的“汉学”家对于屡见于中国记载上的航海罗盘针的使用，会特别地熟视无睹，才会这样装痴作祟地说出这种自欺欺人，比梦呓还不如的废话。但在美国的学术著作里面，仍然是充斥了这种废话，如美国西北大学的麦·髙文教授，说什么中国虽然发明“指南车，可是只有使用于看风水、择福穴，然而由此却导致了西方世界所谓罗盘针工具”的使用。[18]按照麦·高文教授这种说法，只说中国人虽然发明指南车（指南针），却没有发明航海罗盘针，能够把指南针的知识，应用于航海上，从而导致了罗盘针的发明，似应归功于西方世界的欧洲人，在美帝国主义者的心目中，只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才有文化，才有历史，他们是故意看不到各族人民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不但是故意看不到，而且存心来歪曲它、扼杀它。

2.抹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全世界文化的贡献

举世公认印刷术是中国人所发明，以后还把它介绍到欧洲去。可是美国的“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副教授卡尔德，在他所著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说什么中国人是发明雕版印刷，并把它介绍到西方的欧洲去；可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中国与欧洲各自单独发明，谁也没有影响谁。他的这种论证，是建立在实验主义的假设——凭空假设，所以他说：“试假定欧洲之印刷，于中国活字印刷无关……中国、高丽活字术，是否能传至西欧，则至今尚无确切之佐证。”[19]在卡尔德教授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下，认为中国与远东会发明活字印刷，本身就是一个“奇谈”，他认为“远东各国之文字，颇不宜于活字印刷，而首先使用活字印刷者，乃为远东各国，亦奇谈也”[20]。然而中国以及远东各国的文字，是否“颇不宜于活字印刷”？这种毫无根据的谰言，在历史事实的面前从中古时代的活字印刷一直到现代的活字印刷，都没有看到有什么不适宜的地方。这种谬论早该不攻自破了。可是卡尔德教授并不想去承认历史事实，他是为了支持他的早该破产的论点，而发展到不理睬一切客观事实的存在，甚至一意孤行跑进极端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去，说什么“人类心理相去不远，故东西印刷术之发展，大致亦属相同”，“要之在同一环境之下，东西印刷术之发展，盖无不从同。中西交通之迹，虽有可言，而（活字）印刷术之同时发展，则实由人类心理之相同为之，固彰彰甚明也”[21]。

尽管卡尔德教授抬出唯心主义的论证要来抹杀中国活字印刷术的西传，可是事实还是事实，它不会由于这一批唯心主义的“汉学”家的否认而不存在。远在公元11世纪的40年代，中国的毕昇就已经发明活字的印刷术——这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活字印刷术[22]，这个发明，比1423年德国人谷腾堡与哈连姆地方人的科斯忒所使用的活字印刷，早了四百年左右。欧洲的活字印刷，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郭沫若同志说：13世纪，“蒙古西征，苏联的莫斯科基辅，都为拔都所占，中国文化伴随入欧洲。如中国发明的活字……是那时传到欧洲去的。”[23]要之，“欧洲活字术间接受中国的影响，也是很可能的”[24]。

不但在美国的“汉学”著作里面，可以看到否认中国活字印刷术西传的说法，同时在美国的一般历史的教科书上，也出现了利用教学上的讲坛替美国的世界主义极力作辩护的歪论。好像在美国流行颇广的一本世界史的教科书——海思、穆恩、威廉合著的《世界通史》说：“一定要说欧洲印刷术是来自亚洲的，却没有任何证据，也许这个技术是在西欧方面单独发明的。”[25]这种卑鄙恶劣的言论，不但否认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西传，就连雕版印刷的西传，也一齐矢口否认了。事实上，这种一手抹杀中国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西传，为的是：暗杀中国科学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然而由此亦反映了美国的世界主义者的肮脏企图。

3.抹杀中国火药、火器的发明及其对全世界文化的贡献

关于火药与火器（包括火炮、火箭、火枪等）的发明，大家都承认这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发明之一。同时，亦由中国经过阿剌伯的中介而传入欧洲。[26]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夏德，却这样武断地说：中国人虽然很早就懂得火药的知识，但是使用火器的知识反而传自欧洲人。[27]后来，美国的桑戴克教授，更进一步地扩大夏德教授的谬论，说什么连火药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他把火药的发明，归功于英国人罗泽培根。[28]但是英国人却不敢接受这顶剽窃过来的帽子，某些比较老实一点的英国史学家，都还承认火药、火炮是中国人所发明的，并由蒙古人的中介，传入欧洲。[29]眼看剥夺中国人发明火药的谬论，已经曲高和寡，于是美国的学术界又再弄一套新的谬论，说什么中国只是最先懂得使用“纯朴硝，这种东西，阿剌伯人称为‘中国雪’。在中国，对于朴硝的知识，光是限于使用在鞭炮上，但是正当这种知识传入欧洲，就导致了火药的发明”[30]，好像美国西北大学麦·高文教授，就是公然这样主张。这个主张，表面上，似乎没有完全否认中国发明火药，可是骨子里，却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说中国只有发明鞭炮，至于火药的发明，还是属于欧洲人。这种造谣破坏中国发明火药的谬论，竟然在美国的学术界里，甚为流行。甚至在教科书里面，也把这种谬论灌输给青年学生。好像上面已提到的海思·穆恩·威廉合著的《世界通史》，说“中国人与亚剌伯人曾经在某种程度之内使用过火药”，把中国人说成只是“在某种程度之内使用过火药”而不是中国人发明火药；至于火药的发明，按照该教科书编者们有意地歪曲，是说“这个制造火药的秘密，是直到公元十三世纪方才为（欧洲）人发现”[31]。凡是凭空捏造的伪说，侮蔑中国不配作为火药发明者的谬论，都是美国的世界主义者所深表赞同的。

4.捏造中国瓷器的发明是受西方的影响

中国是瓷器的祖家，瓷器外部所用的釉药，远在公元前14、15世纪，便已发明，等到造瓷原料的白土一被发现，“在三世纪的三国时期我国劳动人民的确已经发明了瓷器”[32]。可是美国西北大学的麦·高文教授，却说什么“希腊罗马的琉璃由中亚输入中国，大家都知道这对于中国的手工业起了很大的影响，并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国瓷器的发明”[33]。创造琉璃的知识与制造瓷器的知识，是有差别的。中国人虽然在公元5世纪时，由中亚人那里，学会了制造琉璃的技术[34]，但是早在这个时期以前，中国人已经老早发明瓷器了，无论如何亦扯不上中国瓷器的发明是受了西方制造琉璃的直接影响。无可否认地，中国是发明了瓷器之后，又把它介绍到欧洲去，日后“西方世界”的瓷器制造，都是受了中国瓷器的直接影响，这才是合乎真正的事实。[35]

总之，这些六亲不认的世界主义者们，把这一或那一民族在几千年的长时期中创造出来并贡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全部优秀事物，完全化为乌有。

他们无论如何不肯承认并无耻地反对这一个或那一个民族、小民族或大民族，在人类史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合法权利。这些出卖了自己的良心的人们，无论如何不肯承认科学泰斗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正确定义：“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它自己质量上的特性，都有那种只为它所有而为其他民族所无的特性。这些特性乃是毎一个民族带到共同的世界文化宝库中使之充实及丰富起来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是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一个民族都是和任何另一个民族具有同等意义的（斯大林同志在1948年4月7日招待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的讲语。”[36]）

三 歌颂种族主义的美国“汉学”

美国的资产阶级抬出民族主义这个口号，而实质上，不过是种族主义的歌手，他们妄想把美国的统治阶级渲染成为“优良人种”，而把被压迫的各族人民说成是“劣等人种”。刘少奇同志讲的对：“资产阶级掠夺的财富愈多，他们的贪欲和吞并争夺的野心就愈加无底止地扩大，就愈加要加紧对本国人民的压迫和对全世界各民族实行侵略，并且愈加要在民族主义这个口号之下来实行这种对内的压迫与对外的侵略，甚至完全武断地把自己民族说成是‘优良人种’，因而就有权统治世界的其他部分，有权压迫其他‘劣等民族’。”[37]一直到今天，美国还在“从希特勒宣传武库里取出来的法西斯的种族主义、崇拜武力和仇视其他民族，成了战后时期美国官方公认的思想体系。例如：著名人物杜勒斯在其《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肯定说，美国人是‘优良人种’，他们的使命就是领导全世界”[38]。斯大林同志说：“从前，‘照例总是’认为：世界自古以来，就分成下等人种，分成黑色人种和白色人种，前者没有达到文明的能力而只有沦为被剥削者的命运，后者是唯一的文明代表者而负有剥削前者的使命”，十月革命之后，就给“这种奇谈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出，那些获得解放而卷入苏维埃发展轨道上来的非欧洲民族，其能推进真正先进文化和真正先进文明的能力，是丝毫不亚于欧洲民族”[39]。

美国的种族主义者的气焰是十分猖狂的。“美国反动的社会学者同时又是参议员的比耳波”，“极力向无知的人们说，仿佛居住在美国的黑人与中国人要排挤白种人的统治。因而比耳波号召白种人来参加反对‘有色’人的战争。他硬说，美国人侵略中国是种族战争的自然的、合理的表现，似乎过去法国的占领越南，荷兰的占领印度尼西亚就是这种表现”[40]。美国的种族主义的最典型团体——三K党，“它的领导人乔治亚洲的西门斯上校借口神的启示，宣布美国人优越于所有其他各国人民，并号召不仅要绝灭、私刑拷打黑人，而且还要绝灭、私刑拷打中国人、犹太人以及其他住在美国的‘异族人’”[41]。但是中国人是怎样到美国去呢？从19世纪以来，大部分在美国的中国人是被美国的人贩子所拐骗过去的华工，他们替美国的资本家开矿山、造铁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42]成千成万的华工，受不住美国资本家的摧残而惨死异乡[43]。可是美国的种族主义者，竟然提出要绝灭在美国的中国人，进行对“有色”人种的战争。

美国的“汉学”，也是歌颂美国的种族主义的大合唱团的一个构成部分。美国的“汉学”园地里，一直播种了业已枯萎凋谢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的死苗。“中国人种西来说”这种反动论调，正是合乎歌颂美国的种族主义的好课题，他们可以从这里大做文章，说什么中国的统治阶级虽自称为黄帝之后，可是黄帝正是从西方来的，因此，中国在今天也应该乖乖地接受西方的统治。把西方人看成一向就是统治者，而把东方人看成一向就是被统治者，从而把“劣等人种”受“优良人种”所统治的谬论，又再拉开好像乌鸦的破嗓子，胡乱叫闹一场。

老实地说，这种百孔千疮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早该丢进废纸篓里，燃起一根火柴把它烧掉。可是美国的“汉学”著作里，却还依依不舍地拖着它不放。好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夏德，在他所著的《中国古代史》里面，虽然对于拉苦柏利、李希陀芬等欧洲作家所提出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提出一些反驳，但他立刻坚决声明他的这种反驳，并不是表示他反对“中国人种西来说”，恰恰相反，他是再三声明他完全“不想放弃西来说”[44]。为着打好“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这个阵地，他不得不提出反驳一些“不合逻辑”的讲法，以冀长期使用这个反动透顶的“据点”。

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御用下的“汉学”，为了宣传美国的种族主义，常常是要散布一些仇视中国人民中国文化的油腔滥调。美国约翰·霍金斯大学的纥脑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分析》这一本书上，说什么“我们幼年时代以为中国是一个颠倒错乱的地方，人家告诉我，中国是在地上的那一边，亦即处在我们的足底下的那一边……中国有许多古里古怪的事情，好像他们能够以竖蜻蜓式地走起路来……这些幼年时代的印象，至今想来，毫无疑问地，大部分仍然是正确的。直至今天，就是用成人的眼光来衡量它，那么，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东方人的生活，大部分仍然是令人不可理解的”[45]。美国的“汉学”著作，就是这样地歪曲中国人民的生活，把中国人民说成越是古里古怪、不可理解，越是合乎美国的种族主义的意旨。即使在行文之间，亦故意用些侮蔑的字眼，如把中国是处在美洲的对岸说成中国是处在美国人“的足底下的那一边”，显然就是故意挑拨中美人民的友好感情，灌输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所谓“优良人种”可以骑在“劣等人种”的头上的毒素。

最难令人容忍的，是美国资本主义集团利用学校的讲坛，散布“种族主义”的谬论，并以此来毒害美国的青年学生。好像海思与穆恩合著的《近代世界史》的这一本教科书，公然侮蔑中国人民是“远东不进步的黄色人种”[46]。把这种反动透顶的“优良人种”与“劣等人种”的毒素，毫无顾忌地向美国青年学生进行灌输，这是一个不可宽恕的罪行！凡是正直的教育工作者，都会为美国的种族主义者的这种卑污行为而感到无比的愤怒。

四 为讨好垄断资本集团而盗劫搜刮中国文物的美国“汉学”

美国的“汉学”带有浓厚的流氓、强盗色彩，同时它也是为了讨好垄断资本集团而盗劫、搜刮并破坏中国文物的主凶之一。担任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一连数十年的华尔纳，是美国的“汉学”界当中向中国文物进行窃盗、破坏的一个大凶犯。当英、法、日帝国主义的文化强盗从敦煌盗劫了大批的中国文物，而美国也张牙舞爪、不甘落在诸盗之后，并于1924年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资助华尔纳前来中国，用预先把化学药品铺上的黏布，剥走了敦煌古代艺术壁画二十六幅。被剥走的古代壁画，是中国学术上、文化上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也是美国的“汉学”工作者，对中国人民所欠负的一笔大债务。可是劫盗华尔纳，反而毫不知羞地把他所劫夺过去的敦煌文物，写成了二本著作，一本名叫《中国西北旅行记》[47]，一本名叫《佛教的壁画》[48]，从中宣扬他的盗窃本领。华尔纳除了盗劫敦煌壁画之外，同时还偷去了塑像多尊。以上这些赃物，现在还陈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49]

美国的博物馆，经常搜括中国文物，其中窝藏中国文物较多者，有：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纽约市艺术博物馆、费城大学博物馆、佛利尔艺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奈尔逊艺术博物馆等，此外还有第德律博物馆、潘雪维尼亚博物馆、圣路易博物馆、克利夫兰博物馆、西雅图博物馆、托里多博物馆、密尼阿泼来斯博物馆、勃洛克兰博物馆、火奴鲁鲁博物馆等，它们都有专门搜括中国文物的专职“盗贼”[50]。在这些博物馆所看到的绝大部分的中国文物，都是使用窃盗、劫夺、讹诈等手段而从中国抢夺过去的。我们稍微算一算这批失窃的款项，就够令人愤慨。下面所举的，不过千百例子当中的一少部分而已。

1.被劫走的古建筑

当1929年美国在芝加哥举行博览会，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罗为了故作惊人的广告宣传，就同意美国的“汉学”艺术工作者的献策，把内蒙古一座喇嘛古寺的全部建筑，以及佛像、法器，一齐劫运到美国去陈列。又如奈尔逊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庙宇室”，就是从北京禄米仓智化寺拆去富丽无比的藻井，把它劫运到美国去安装。

2.被劫走的古石雕

中国的洞窟艺术大部分都遭到美国的“汉学”家的毒手，而被挖凿毁坏了。例如唐太宗陵墓前的六骏马，是中国彫刻艺术精华之一。每只石马，重约五吨。其中最完整的两只石马，就被美国的走狗偷去，现在陈列于美国费城博物馆。自龙门万佛洞挖凿下来的石狮，以及自响堂山挖凿下来的飞天等物，被劫走之后，就陈列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尤其是天龙山许多精美的石像和飞天浮雕，都被破坏，并把他们运到美国，现在陈列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盗凿龙门宝阳洞佛图的主犯，是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住普爱伦。他对这种盗窃行为，不但毫无羞耻之心，反说什么这种盗窃行为是“拯救了这些浮雕”[51]。这种无耻之极的行为与言论，正是出自美国“汉学”工作者之手与口。甘心服务于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利益的人，也只能有这样的伎俩——行窃、耍无赖[52]。

3.被劫走的碑志

美国的“汉学”工作者对于劫走中国历代有价值的碑铭墓志，也把它列为中心工作之一。好像有名的唐代景教碑，美帝曾经派遣荷尔姆前往西安主持劫运，后来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结果此项盗窃未遂。可是荷尔姆还不知羞耻地把他这种盗窃未遂的经历，用了十分惋惜的笔调，写成一部书，名叫《景教碑——我在中国的冒险记》[53]。

北魏正光三年冯邕妻元氏的墓志，现被劫夺并陈列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至于其他被劫走运到美国的碑志，还有许许多多，不一一枚举。

4.被劫走的名贵古籍与器物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美国亦趁火打劫，抢走了不少的宝贵文物。其中，光是被抢去的永乐大典，就有不少。永乐大典现在散存于美国各大图书馆，计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三十五大册，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有五大册[54]。至于其他珍本的古籍，不断地被美国用低价套购进去，那就更加难以统计了。此外，关于中国古代绘画、古代器物（包括铜器、玉器等），亦不断地被美国盗买过去，这笔账总有一天是要跟美帝国主义者清算的。

5.被劫走的中国猿人的化石

1929年发现中国猿人头骨之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御用下的洛克菲罗基金委员会立即借此机会，假意资助地质调查所设立新生代研究室，虽然合同上规定一切标本，均为中国国家财产，永远保存于中国，可是美国却暗地里时常打着劫夺中国猿人化石的如意算盘。1941年11月，美日关系告紧，美国下令将存放在北京的中国猿人化石，安装在两个箱子里面，交给美国领事馆，打算给当时美国驻北京的陆战队带回美国。这是分明破坏合同上的诺言，可是美国自来就是惯于食言的，当然顾不了这许多的义务与责任。后来，太平洋战争发生了，有人扬言中国猿人化石被日本抢去，而日本人却又到处寻找、追索中国猿人化石的下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一度宣称在日本找到中国猿人的化石，后来又没有下文。总之，目前中国猿人化石的下落，不是在美国军事占领下的日本，就是在美国。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一定是窝藏中国猿人化石的主犯[55]。这一笔账，我们坚决要向美国清算的。

今天美国还想劫走中国人民存放在台湾的文物[56]，这种强盗行为，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把所盗窃的大批我国珍贵的历史文物从台湾运往美国，假借“展览”为名，结果还不是要盗卖这批文物？然而这些存放在台湾的文物“都是中国人民的财产，应该为人民所有，绝不能让蒋介石卖国集团盗窃”，我们一定要“为保护中国人民祖先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蒋介石卖国集团做坚决不懈的斗争”[57]。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1期]

注释

[1][苏联]格·维·阿斯塔菲耶夫：《苏联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55年7月21日。

[2]苏联大百科全书《东方学》，第2页（人民报）。

[3]苏联大百科全书《东方学》，第6—7页（人民版）。

[4]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5]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3 vols（1910出版）.

[6]F.Hirth and W.W.Rockhill,Chau Ju-kua,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cs,entitled Chu-San-Chi（1911出版）.

[7]K.S.Latourette,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Vol.I,1934，p.97.

[8]F.j.Teggart,Rome and China.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1938，p.245.

[9]W.M.McGovern,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A Study of the Scythians and the Huns and the part they played in World histor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sources,1939,p.1.

[10]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11]以上参阅[苏联]阿尔帕托夫《为战争贩子服务的反动史学》，王以铸译，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58—6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3页。

[13][苏联]康斯坦丁诺夫：《社会意识及其形态》，第127页。

[14]F.Hirth,Ancient History of China,p.136.

[15]参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

[16]竺可桢：《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的伟大贡献》，《科学通报》第二卷第三号（1951年3月），第218页。

[17][美]卡尔德：《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刘麟生译，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71页。

[18]W.M.,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p.6.

[19][美]卡尔德：《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刘麟生译，第198页。

[20][美]卡尔德：《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刘麟生译，第192页。

[21][美]卡尔德：《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刘麟生译，第198—199页。

[22]关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见（宋）沈括：《梦溪笔谈》。

[23]郭沫若：《再谈中苏文化之交流》，《中苏文化之交流》，第5页。

[24]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文载《文物参政资料》1952年第4期）。

[25]海思、穆恩、威廉：《世界通史》（上册），刘启戈译，大孚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445页。

[26]参阅冯家升《囘教国为火药由中国传入欧洲的桥梁》，《史学集刊》第6期。

[27]F.Hirch,Tit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p.134.

[28]L.Thorndike,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Vol.H,1923,p.688.

[29]参阅：H.G.Wells,Outline of History,1919,p.473.与J.S.Hoyland,Brief History of Civilization,1925,p.60.

[30]W.M.McGovern,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p.6.

[31]海思·穆恩·威廉：《世界通史》（上册），刘启戈译，第448页。

[32]傅振伦：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第14页（三联版）。

[33]W.M.McGovern: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p.4.

[34]关于公元五世纪时，大月氏人传授制造琉璃之法于中国，可参阅魏书（卷一〇二）大月氏传。

[35]关于中国瓷器制造之传入欧洲，参阅傅振伦：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第81—85页（三联版）。

[36][苏联]那比耶夫：《反对阐释维吾尔史中的大突厥主义和大伊朗主义》，载《为正确阐明苏联中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第194页。

[37]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第5页。

[38][苏联]阿列克塞也夫：《现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与腐朽性的加强》，第59页。

[39][苏联]斯大林：《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第5—6页。

[40][苏联]巴斯金：《为扩张主义服务的现代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彭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86页。

[41][苏联]巴斯金：《为扩张主义服务的现代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彭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7页。

[42]清末黄遵宪游历美国，亲眼看到在美国的华工，是遭了“居同狗国秽，食等豕牢薄”的辱待，见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四，逐客篇。

[43]陈徽文：《木兰馆诗钞》卷二，《思妇欢》云：“悠悠香港水，峨峨金山船，只载儿夫去，不载儿夫还。”可见多少华工，客死于美国金山。

[44]F.Hirth,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p.18.

[45]F.j.Goodnow,China,An Analysis,1926,p.3.

[46]海思、穆恩、威廉：《近代世界史》第五章。

[47]L.Warner,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1926.

[48]L.Warner,Buddhist Wall-Paintings:A Study of a Ninth Century Crotto at Wan Fo-Hsia,1938.

[49]参阅王重民《敦煌文物被盗记——并论其在学术上所造成的损失》，《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

[50]参阅王世襄《记美帝搜括我国文物的七大中心》，《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

[51]A.Priest,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52]以上参阅《美帝掠夺我国文物罪行一斑》，《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1期。

[53]F.Holm,My Nestorian Adventure in China,1923.

[54]参阅袁守和：《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北京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1号。

[55]参阅贾兰坡《中国猿人化石的失踪及新生代研究室在抗日期间的损失》，《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3期。

[56]新华社1954年10月10日电讯。

[57]陶孟和：《告台湾文教科等工作人员》，《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