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韦集团及其形成

德宗在位合计二十七年。当其晚年，弊政迭出（如五坊小儿、宫市等），不任宰相而亲信佞臣。两《唐书·德宗纪》史臣的“赞曰”都毫不客气地批评他晚年的执政，句句皆是诛心之论。如《新唐书》史臣“赞”曰：“德宗（晚年）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1]萧复、姜公辅皆德宗时有名的直臣，官至平章事，被罢后不复起用；卢杞、赵赞皆受德宗宠信的奸谀之臣。如果加上《旧唐书·德宗纪》、韩愈《顺宗实录》中所列出的忠臣，则还要补入李晟、陆贽等，奸佞之臣还要补入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韦执谊、李实二位也可以补入奸佞之臣之列。德宗晚年的这些弊政，被立为太子已近二十年、“每以天下为忧”[2]的李诵（即位后为顺宗）看在眼里，有时也规劝父皇一二。《顺宗实录》卷一载：

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权，而左右因缘用事。外则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以奸佞相次进用。延龄尤狡险，判度支，务刻剥聚敛以自为功，天下皆怨怒。上（按指顺宗）每进见，候颜色，辄言其不可。至陆贽、张滂、李充等以毁谴，朝臣慡惧，谏议大夫阳城等伏阁极论，德宗怒甚，将加城等罪，内外无敢救者，上独开解之，城等赖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龄渠牟。[3]

至贞元十九年（803年），即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进入御史台为监察御史时，德宗六十二岁，年事已高，病入膏肓，朝不保夕，于是在太子周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就是王叔文、王伾和韦执谊。王叔文、王伾俱待诏翰林，王伾以书侍太子，王叔文以棋侍太子，颇有宠。翰林待诏或称翰林供奉，延文章之士或技艺之士（如书、画、琴、棋、术数、医官、占星），入翰林院待诏，与可以参与国家机密、处分朝廷大政的翰林学士不同。王叔文的实际职事为苏州司功参军，因围棋技艺被召为翰林待诏，并借此接近太子，有时也与太子议论时政。《顺宗实录》同卷有一段文字，最能说明以棋待诏的叔文的“深沉多计”：

上在东宫，尝与诸侍读并叔文论政。至宫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善，独叔文无言。既退，上独留叔文，谓曰：“向者君奚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4]

刘禹锡《子刘子自传》谓“时有寒隽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叔文北海人，自言（王）猛之后，有远祖风”[5]。北海王猛为东晋时人，博学，识度深远，秦苻坚常引为股肱，秦赖以强大。禹锡说叔文“自言猛之后”，语气上多少有些保留，但又说他“有远祖风”，则仍肯定他有政治家遗传并确实具政治家作风。柳宗元有为王叔文母写的《河间刘氏志文》，称王叔文“贞元中待诏禁中，以道合于储君，凡十有八载”[6]。柳文作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依此上推十八年，则王叔文入东宫与太子相伴在贞元四年（788年）。最初自然是商量棋艺，相处一长，渐渐地由棋而转入政治，“以道（朝政）合于储君”。但是，当贞元四、五年之际，德宗尚富于春秋，王叔文没有条件萌生将来执掌朝廷大权的幻想。其后来萌生了执政的幻想，由以下几个原因促成：一是太子对他的信任，二是与王伾、韦执谊的结识、合流。王伾与王叔文同为翰林待诏，不消说结识很早，而叔文与韦执谊的结识则是“因缘凑巧”。《旧唐书·韦执谊传》：

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像赞，上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执谊至东宫谢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学士知叔文乎？彼伟才也。”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俄丁母忧，服阕，起为南宫郎（吏部郎中）。[7]

韦执谊入翰林为学士在贞元二年（786年），“年逾冠，召入翰林学士”[8]；如此年轻即入为翰林学士，在唐代士人中少见。所说德宗“载诞日”，指贞元十二年（796年）四月德宗御麟德殿召官员与道士、沙门讲论儒、道、释三教（见《旧唐书·韦渠牟传》），韦执谊在东宫与王叔文初逢；韦“丁母忧”约在贞元十六、十七年，服阕后为吏部郎中，应在贞元十九年，王韦的“交甚密”应该在此一段时间。王韦集团最后形成的基础是王韦与刘柳等新锐之士的密结。《顺宗实录》卷五：

叔文说中上意，遂有宠，因为上言：“某可为将，某可为相，幸异日用之。”密结韦执谊，并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而进。交游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9]

王叔文确有鉴识眼光。刘柳才高当世不必说，即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李景俭等，皆当世之才。韩晔、陈谏、凌准、韩泰《旧唐书》有传附王叔文传后，称：晔“有俊才”，谏“警敏”，准“有史学”，泰“有筹划，能决大事”。陆质、李景俭、程异、吕温《旧唐书》各有传，称：异“精吏治”，质“明《春秋》”，李景俭“性俊朗，博闻强记，颇阅前史，详其成败”，温“天才俊拔，文才赡逸”。其中，王韦最器重者，一为李景俭，“待以管、葛之才”；一为刘禹锡，“每称有宰相器”[10]。王韦败时，刘柳韩陈等皆连坐，陆质先已死，李景俭居母丧，吕温奉使入吐蕃未归，三人不及从坐。

刘禹锡《子刘子自传》：“叔文……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惟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东宫与台、省官员十数人“密交”往来，“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11]，这是很反常的。唐代官员休沐日诗酒聚会酬答，原很平常；然以上诸人，除刘、柳、吕外，其他诸人可以说皆不具备“诗人面目”（《全唐诗》今存李景俭参与的联句诗一首，存韩泰残句二。陈谏、陆质、二王、韦等俱无诗），从贞元十九年王韦集团形成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一年有余，他们频繁地诡秘交游都做些什么？当然就是有朝一日太子即位应实行的所谓“新政”。贞元末，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以刘柳的精干多才，而作为御史台长官的元衡独不喜二人，“薄其人，待之卤莽”[12]（《顺宗实录》卷二，《旧唐书·武元衡传》与《新唐书·武元衡传》同）。武元衡薄于刘柳，无他，就是对他们与东宫、尚书省官员结党、诡秘往来不满。武元衡立身正直不预朋党，《新唐书·武元衡传》：“元衡独持正无所违附，帝（宪宗）称其长者。”[13]奇怪的是韩愈倡古文，亦有名于时，贞元十九年自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与刘柳为同僚，却不在王韦罗致的范围之内。韩与刘柳既为同僚，且为文章密友，很可能觉察到了刘柳私下的一些活动，而二王及韦最顾忌的就是有人议论到他们交密事，于是有贞元十九年王韦连手打击张正买之事。《顺宗实录》卷五：

贞元十九年，左补阙张正买（《资治通鉴》卷二三六作张正一）疏谏他事，得召见。正买与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茝、常仲孺、吕洞相善，数游止。正买得召见，诸往来者皆往贺之。有与之不善者，告叔文、执谊云：“正买疏似论君朋党事，宜少诫！”执谊、叔文信之。执谊……因言成季等朋燕聚游无度，皆谴斥之，人莫知其由。[14]

“朋党”是让王韦等犯忌的词语，此时先用来诬陷、打击并非政敌的对手。这可以视作王叔文、韦执谊在正式执掌政权之前的一次“预演”，一次“牛刀小试”。总之，当贞元末，已经形成了以东宫二王、尚书省韦执谊为首，以及王韦罗致的一批急于进取的年轻新锐，结合成朝廷以外的政治小集团，或皇太子身边的私党。这个政治小集团甚至还在朝廷内外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其时在长安的白居易后来回忆说：“臣观贞元之末，时政严急，人家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众心无憀，以为不可。”[15]当王韦实际掌握了朝政大权的时候，志得意满的王叔文动辄就要取某人的性命。《顺宗实录》卷四：

（贞元二十一年）六月乙亥，贬宣州巡官羊士谔为汀州宁化县尉。士谔性倾躁，时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党相煽，颇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闻之，怒，欲下诏斩之，执谊以为不可；则令杖杀之，执谊又以为不可，遂贬焉。[16]

羊士谔为贞元、元和间著名诗人，元和十四年（820年）仕至户部郎中。若依王叔文脾气，贞元末羊士谔就成刀下之鬼了。所谓“性倾躁”，就是心直口快，敢说敢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