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水文化
（一）文化与文化系统
文化，是人类独特的创造物，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实体而逐步满足自身需要，包括肉体和精神（观念）两种需要的过程。其内涵丰富，包罗万象。文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人化”。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东西，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人的，纯粹“自然”的东西不属于文化的范畴。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文化可被视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其中包含众多的不同级次的支系统或子系统。依照属性特征和层次关系可以划分为文化圈、文化群体和文化个体等。文化圈也可以被称为文化体系。根据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世界文化这个系统由四大文化圈或文化体系的支系统或子系统拼接而成。这四大文化圈分别指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欧美文化圈，以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以印度文化为代表的南亚文化圈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圈。尽管有关文化圈或文化体系的称谓还不尽一致，但具体所指基本相同。每一个文化圈又包含若干文化群体。这种文化群体一般以国家、民族为表述单位。在东亚文化圈中包含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文化群体。在每一个文化群体内又可以划分出若干的个体组成单位。在中国文化群体中就包括了中原京派文化、江浙海派文化、闽越岭南文化、江汉荆楚文化、四川巴蜀文化、陕甘华夏古文化、东北三省的关东文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等文化个体。此外，还有以江河流域或湖泊以及特定地域命名的文化个体，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等。文化圈、文化群体和文化个体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已发生了不少变化，但仍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种根据地区分类划分的文化类型，无论是文化圈、文化群体还是文化个体，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无不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尤其是文化个体，这种地域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
（二）汉水文化的含义
对于一种文化的科学认定，不外乎应遵循这样几条准则：一是具有稳定的形态；二是具有独立的品质；三是具有深厚的积淀和持久的传承能力；四是具有一定的认同空间；五是具有完整的体系。“汉水文化”概念就符合这样的准则。汉水文化，特指汉水流域的文化，虽然是一种较小范围的流域文化或区域文化，难以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相提并论，但因是在一个特殊的地域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基本上形成了整体性的文化系统和文化结构，因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所谓“区域文化”或“地域文化”，都是以广义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向以及人类的行为系统，包括民俗传统、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社会组织等。自然环境对于人类行为具有制约性作用，影响着特定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汉水流域以三大盆地——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和襄阳盆地，一大平原——江汉平原和秦巴山地为地理环境条件，具有广泛认可的区域空间。汉水文化以四大地域文化——秦陇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为人文语境条件，具有较为稳定的文化形态和独立的文化品质。汉水虽被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区系，各自的自然地理环境亦有一定的差异，但因相承于汉水一脉，其文化形态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汉水流域地处中国的内陆腹地，是甘、陕、鄂、豫、川、渝交界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黄河流域文明与长江流域文明以及东西南北各种地域文化撞击和交叉地带。作为一种特异型的流域文化，其文化具有南北荟萃、东西交融的特点。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其文明起源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一样古老，文化发展与中华总体文化的发展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持久的传承能力。总的说来，汉水流域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变迁较为典型，因而具有代表性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历史演变的整体进程；汉水流域文化是华夏多元文化汇聚、融合的产物，具有与中华总体文化相一致的特征，可视为中华大文化的经典缩影。
（三）汉水文化述略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广义文化观认为，文化涵盖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狭义文化观则主要指人类精神文化方面的创造性成果。文化的基本结构可分为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与精神心理文化。
1.物质生产文化
物质生产文化是指人类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物质生产的实体性、器物性成果，它们当中凝聚着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精神因素。汉水流域的物质生产文化历史悠久，成果丰硕。远古时代姑且不论，仅就考古发掘来看，汉水流域数百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种类多样的生产工具，主要有斧、锛、铲、锄、刀、镰、镞、网坠等。这一时期汉水流域已有了家畜饲养，所驯养家畜主要有猪、狗、牛、羊、鸡等动物，住宅形式大多为方形和长方形的地面建筑，聚落呈散漫分布形态。7000年前这一流域已有了稻作文化。其物质生产文化水平不落后于其他地区。
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出生于湖北随州。随州亦属汉水流域。炎帝始教天下种谷，首创农业，实行刀耕火种，故号烈山氏。他“制耒耜”“植五谷”；“耕而作陶，冶斤斧”；“耕而食”“织而衣”；“日中为市，互通有无”；“和药济人”“始有医药”，最后因尝“断肠草”而亡。神农采药之地湖北神农架亦在汉水流域。这一传说可能有部分历史的真实。
青铜时代概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汉水流域亦有不少青铜文化的遗存，以汉水上游陕西汉中地区城固、洋县的铜器群和汉水下游湖北黄陂境内的“盘龙城类型”文化为代表。先后出土于城固、洋县湑水河下游两岸的商代青铜器共有600余件，可分为鼎、鬲、甗、爵、觚、斝、尊、觥、簋、卣、壶、罍、盘、瓿、戈、矛、钺、斧，以及人形面具、兽形面具等20余种器物。这些器物有的具有典型的中原商文化风格，有的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从总体上看，其地方特色非常浓厚。有学者认为，以城固、洋县铜器群为代表的文化可能同早期的蜀文化关系更为密切。这些种类多样、造型各异的青铜器物，如果不是完全由外地传入，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一地区在殷商时期颇为发达的物质生产文化水平。盘龙城商代城址以及出土的青铜器器物表明：盘龙城类型商代文化是中原商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合，并吸收了某些江南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汉水流域的楚国，其疆域之广大，国力之雄厚，在战国七雄中名列前茅。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其物质生产文化水平足以与北方文化相媲美。据考证，坐落于湖北潜江市龙湾镇的章华台遗址，建成于楚灵王六年（前535年）。章华台是一组以台为主体，多单体组合的楚国历史上最宏伟的超大型王家园林化离宫。先秦文献对此台多有记述，被誉为“天下第一台”。《楚辞·招魂》称其“层台累榭”，雄伟高峻，登台可极目远眺。贾谊《新书》记：“翟王使使之楚，楚王夸之，飨于章华之台，三休乃至。”《水经注·沔水》载：“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章华台建筑项目众多，总体布局以台为主体向左右后三面铺开，遗址总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可供十万人在此活动。
秦汉时期，汉水流域的铁器铸造、水利建设等与其他地区相比居于领先地位。秦代，南阳为全国冶铁中心之一；汉代南阳冶铁用水排鼓风，采用球墨铸铁术，冶铁达到很高水平。汉代修筑的南郑（今汉中）山河堰，南阳六门堰、钳卢陂、召渠等水利工程，同关中郑国渠、成都都江堰齐名，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秦汉以后，由于战乱及远离政治中心和大都市等原因，汉水流域的物质生产文化的发展水平稍落后于发达地区，但在某些历史时段，亦有较为重要的创新与建树。如东汉时，南阳人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指南车等奇物；封侯于汉水边洋县龙亭铺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汉中创制了“木牛流马”和“连弩”等利器。北宋时期，汉水流域的户口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流域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明清以来，汉水入长江处的汉口，亦发展成为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工商业重镇。
2.制度行为文化
制度行为文化包含两个层面：上层为制度文化，而制度文化的长期运行又形成了下层的民俗民风文化，即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包括国家的根本制度，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等。行为文化包括民族的地域风俗习惯、行为礼仪、交往方式和节庆典礼等。
汉水流域从古至今从未成为中央王朝的建都之地，因而很难说在制度文化方面为中华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亦产生了一些对国家制度文化建设与发展较有影响的思想元素。春秋战国时期，立国于汉水流域的楚国，自认为蛮夷之邦，其政治理念不同于中原华夏各诸侯国。楚国国君自号为“王”，意欲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楚人曾“问鼎”中原，楚庄王亦曾为春秋五霸之一；楚人的管理制度、官职设置亦自成体系。“五羖大夫”南阳人百里奚，相秦七年，勤理政务，使秦大治；政治家南阳人范蠡，曾为越国大夫，辅佐勾践成就霸业，功成身退，专事商业，在商业运营方面亦创造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前206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就任后在汉中（南郑）进行了官爵分封、建制立体、设坛拜将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为其后汉王朝的正式建立奠定了较为稳固的基础。刘邦接受萧何建议，拜曾受“胯下之辱”的韩信为“大将军”，可谓是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范例。西汉武帝时期，出生于陕西城固的张骞，不畏艰难险阻，三度出使西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丝绸之路”的奠基者，可以说，为中外文化交流和华夏帝国与西域各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形势，为刘备制定了一套统一天下的政策和策略，表现了一位政治家兼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和过人才干。《隆中对》又称“草庐对”。前者发生地被认为是襄阳，后者发生地被认为是南阳。无论是襄阳还是南阳都在汉水流域。可以说是汉水滋育了诸葛亮这位旷世奇才。
北宋乾德五年（967年），因三泉县（今陕西汉中宁强境内）路当入蜀要道，对于控制巴蜀极为重要，故直隶朝廷，开中国古代“直隶制度”之先河。
明代中叶，因王朝统治逐渐走向腐败，不少地方的农民拥有的土地多被王室宗藩和豪强所占，加上沉重的税赋和徭役以及水旱灾害，农民不堪其苦，沦为流民，向被封禁了近80年的鄂、豫、川、陕山区蜂拥而来。郧阳地处鄂、豫、川、陕毗邻地区，这里山高、谷深、林密，在设抚治之前，本属封禁之地，被视为“弃壤”，被称为中国中部的“四塞奥区”。到天顺八年（1464年），进入郧阳山区的流民已达180万之多，引起了明王朝的恐慌。朝廷官府对流民进行阻挠驱逐，矛盾日趋激化，于是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明王朝派重兵征剿，农民起义失败。流民被杀、溺死、病死者难以数计。而不数年，流民复聚如故，在此种背景下，明宪宗接受了周洪谟的建议，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五月，任命原杰为左副都御史（后升任右都御史）抚治荆襄等处。原杰以善于理政抚民而名闻海内。到任后“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郧阳抚治自此开始，直至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裁撤，前后历时205年。抚治管辖范围最大时辖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相接的荆州府、安陆府、襄阳府、郧阳府、南阳府、西安府、汉中府、夔州府八府和夷陵州、归州、荆门州、均州、裕州、邓州、商州、金州、宁羌州九州以及65个县，十分之九的辖地在今汉水流域。郧阳抚治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管辖区域最大的跨省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抚治的实施，对于缓解朝廷与流民的矛盾，使流民各安生理，化乱为治具有重要意义。
行为文化的主要内容为民情习俗，包括民间流行的各种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诸如饮食、服饰、居住习俗、婚姻、丧葬、祭祀习俗、家规乡约、节庆仪礼、人际交往、信仰禁忌习俗，以及经济或行业习俗、游艺习俗等，可以说包罗万象，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汉水流域自古就是华夏与蛮夷混杂居住地区，秦汉以后，由于战乱或自然灾害等原因，有大量外地移民流入，因而民俗事象，纷纭复杂。总体而言，上游地区多巴蜀遗风。《汉书·地理志》云：“汉中淫佚枝柱，与巴蜀同俗。”汉代的一些重要节日，汉中也异于中原而同于巴蜀。东汉学者应劭所著《风俗通义》称：“汉中巴蜀自择伏日。”汉代的汉中郡，属地包括现今的汉中、安康大部分及湖北的一部分，大体相当于现今的汉水上游地区。《华阳国志》云：“其民质直好义，士风朴厚，有先民之遗。”[4]上古时期，汉水上游原本是巴蜀先民的活动区域，秦汉以降，这一地区有巴蜀遗风理所当然。汉水中下游地区乃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地，自然楚风盛行。《汉书·地理志》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此外，古代楚人宗法等级观念较为薄弱，别籍异财析产而过者多，举族而居者少，整个汉水流域很少见巨族大户。
在婚姻习俗方面，到近代，汉水上游地区还有一些受古代少数民族影响的孑遗。如招夫养夫和转房婚俗等在20世纪前的汉中、安康一带的贫困山区就较为流行。所谓“招夫养夫”，是指边远山区少数妇女因其夫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或过分懦弱以及没有生育能力等原因，为了解决其生活困难或继嗣问题，便另招一夫同居，此俗有“一妻多夫”的痕迹。所谓“转房婚”，是指一个妇女当其丈夫死后，必须嫁亡夫的兄弟或亡夫家族中的其他男子，而亡夫的兄弟或亡夫家族中的其他男子也有娶她的权利和义务。这种转房婚俗显然与古代羌族“父没则妻其后母，兄亡则纳嫠嫂”（《后汉书》）的婚姻习俗有渊源关系。汉中宁强（羌）一带曾是羌民的活动地域之一，现今仍有羌民生活，故而在汉水上游的婚俗中带有羌族婚俗的成分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有些山区还有“嫁儿留女，娶婿养老”的婚姻习俗，这种婚俗显然带有母系氏族婚姻制的印痕。
在丧葬习俗方面，汉水流域还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习俗。西汉时汉中城固人杨王孙主张“裸葬”，对当时的厚葬之风提出了强烈挑战。其事《汉书》《华阳国志》均有记载。在川、陕、鄂、豫交界的汉水流域中、上游及其支流发现的“寄死窑”遗存，在国内极为罕见。汉水流域不少地方的丧俗中有唱孝歌一项。从亲属死后到安葬前，家人坐夜守灵，请专门唱孝歌的人在锣鼓乐器伴奏中彻夜照本哀歌，颂扬死者一生劳绩，训导后辈效法，永不忘死者之恩德。
此外，在日常生活习俗方面，汉水上游也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习俗。如过去有些人家为“驱鬼辟邪”，常于门楣悬一形象狞厉的用木瓢绘制的面具——“吞口”，这显然与流行于少数民族中的傩文化有关。受宗教的影响，过去汉水上游地区有“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的习俗，家家供佛，户户敬神。时至现代，汉水流域各地仍流行着“朝山”的习俗，每年春夏时节，善男信女们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带着纸烛香表等祭品，前往本地的各处“圣山”朝拜，以祈求神灵护佑，赐福去灾。早在夏、商、周时代，汉水上游的褒国就有祭奠旱山的祭山习俗。旱山在汉水南岸今南郑县境内，《诗经·大雅·旱麓》就是对当时祭山祀神盛大景象的生动反映。时至今日，武当山的“朝山”活动仍盛况不减，在重大道教节日，人流量达数万之多。
3.精神心理文化
精神心理文化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长期孕育而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情感、民族性格等因素构成。精神心理文化可分为与制度文化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以及与风俗习惯行为文化相对应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形态层次包括政治理论、法权观念等基础意识形态和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更具观念特征的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文化是某一时代、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某一社会形态下长期形成的集体文化心理结构，是风俗习惯等行为文化的内化方式。它特别表现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宗教情感和审美情趣的不同。在精神心理文化方面，汉水文化作为一种较小范围的文化个体，在很多方面与中华大文化具有同一性，尤其是在基础意识形态方面。而在具有观念特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文化方面，汉水流域文化则有一些特殊的表现或独有的成果。如湖北孝感市就是因这里有董永卖身葬父、黄香扇衾温被、孟宗哭竹生笋等孝子感天动地的故事而得名。东汉三朝太尉陕西城固人李固，疾恶如仇，不畏强权，犯颜直谏，冒万死而不辞，被誉为“北斗喉舌”“鲠直派的领袖”，可谓刚正不阿文化精神的代表。
在思想学术文化方面，三千年前，楚人的祖先鬻熊，曾为楚部落的领袖，活动于汉水流域的豫西南地区。鬻熊颇有才干，在其带领下，楚人兢兢业业，以求发展，势力逐渐壮大，《史记·周本纪》称：“（周文王）礼下贤者……散宜生，鬻子（熊），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鬻熊曾师事周文王，死后，其言行汇为一书，即被后人屡屡称道的《鬻子》。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称：“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于兹。”指明鬻熊为言“道”第一人。《鬻子》为后世诸子的开山之作。现代学者涂又光先生断言：“《鬻子》是中国第一部子书，是中国哲学第一部著作，更是楚国哲学第一部著作，又是道家第一部著作，可谓四个第一。”
季梁，随国都（今随州市西北）人，春秋初期随国大夫，生卒年不详，但据文献最后一次记载他的活动是在《左传·桓公八年》（前704年）推测，他生活于春秋初年，比孔子早200多年，是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唐代诗人李白誉其为“神农之后，随之大贤”。季梁出生于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的贵族家庭，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以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思想辅佐随君治理国政。季梁励精图治，内修国政，外结睦邻，政绩显赫。他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哲学思想，“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政治主张，以及“避实就虚”的军事策略，使随国成为“汉东大国”。“民为神主”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季梁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
在学术领域，出生于汉水流域的学者，代有才俊，卓有建树者如东汉时的医圣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为世界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王逸留有《楚辞章句》，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有《汉晋春秋》《襄阳耆归传》，南朝宋史学家范晔著有《后汉书》，宗懔撰有《荆楚岁时记》，唐茶圣陆羽著有《茶经》，近现代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研究、李济在历史考古学领域的成就，等等，都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在文学艺术方面，被尊为中华诗祖的伊吉甫，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采集者，他晚年曾居于汉水上游上庸境内的房陵（今湖北竹山），死后葬于房陵青峰山。《诗经》“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的不少诗篇和“雅”“颂”中的部分作品，产生于汉水流域。《楚辞》更是生活于汉水流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人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贡献的瑰宝，显示了楚文化神奇而动人的魅力。其后的历朝历代有很多骚人墨客，或出生或活动于汉水流域，留下了难以数计的精彩华章。如李白、杜甫、孟浩然、皮日休、刘长卿、岑参、文同、王建、王禹偁、温庭筠、陆游、宋祁、元好问、钟惺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书法绘画领域，则有被誉为“国之瑰宝”的汉中石门摩崖石刻，南阳汉画像石，南朝宋画家南阳人宗炳，“胸有成竹”的兴元知府、洋州知州文同，“颠不可及”的襄阳人米芾，画论《山水纯全集》的作者南阳人韩拙，这些书画作品、著名画家及著述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舞蹈戏曲艺术领域，汉水文化也为中华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出土于随州擂鼓台的曾侯乙墓的编钟、编磬及其他乐器一百余件，制作精美，数量众多，音律宽广，音色优美，能够演奏各种乐曲，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最高成就，被称为“稀世珍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观”。
武当山道教音乐也是汉水文化的一枝奇葩，它以“全真正韵”即“十方韵”为主要韵腔，又因受地域文化和自身历史传承的影响，集多种道教音乐风格于一体，具有自身的个性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武当韵”，现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此外，还有流行于汉水流域各地的民歌，古代民歌如《诗经》所收录的“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还有至今仍流行的各地民歌，如陕西的紫阳民歌、湖北十堰的吕家河村民歌等，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汉水文化中的舞蹈艺术也是多姿多彩的。《华阳国志·巴志》称：“武王伐纣时，巴师勇说，歌舞以凌殷人。”周武王伐纣时的“巴师”来自汉水上游地区。这种歌舞在汉代时称“巴渝舞”，流传至今的汉水流域的“傩舞”与之有渊源关系。“乂盘舞”为汉代流行的舞蹈，亦源自楚地。据《章华台赋》载，其“舞无常态，鼓无定节”，表演时在地上排列数盘或鼓。舞者或男或女，衣着长袖，在盘、鼓之上或盘鼓之间跳跃徘徊。“巾舞”亦为楚舞，因舞者都是扬起长巾而舞，故名“巾舞”，南阳画像石上有其表演形态的刻画。
汉水流域的戏曲艺术主要有“汉剧”“汉调桄桄”“汉调二黄”等。汉剧又称“楚剧”“汉调”。湖北境内的汉剧又分为襄河、荆河、府河、汉河四支派。汉剧唱腔高亢激越，爽朗流畅；节奏灵活多变，板式多样，对京剧的形成作出过特殊的贡献。“汉调桄桄”又称“汉调秦腔”“南路秦腔”“桄桄戏”，主要流行于汉水上游陕南的汉中、安康一带，其唱腔既有秦腔的高亢激越之美，又体现出陕南地方音乐优雅柔和的特色。“汉调二黄”又称“陕二黄”“山二黄”，是一种流行于汉水流域及周边地区的剧种。“汉调二黄”源自陕南汉江流域的山歌、牧歌、民歌，清代初叶受秦腔影响，并吸收昆曲、吹腔等声调，糅合当地方言，成为一种独立的声腔剧种。汉水流域的这几大剧种，剧目丰富，特色鲜明，均已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隶属于精神心理文化范畴的宗教文化，在汉水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汉水上游是中国道教正宗的发祥地之一。东汉末年，张鲁在汉中创建了政教合一的“五斗米道”政权。“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天师道”“正一盟威之道”，是道教最早的一个派别。“五斗米道”是一种多神教，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道教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葛洪、张伯端、张三丰等，都在汉水流域活动过，对道教的发展多有建树。地处汉水之滨的武当山是中国的道教名山，被誉为“亘古无双胜景，天下第一仙山”，武当山道教是以武当山为本山，以信仰真武——玄武，重视内丹修炼，擅长雷法及符箓禳，强调忠孝伦理，三教融合为主要特征的一种道教派别。武当山在春秋至汉代末期，已是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不少名流显宦曾到此修炼。如周大夫尹喜，汉武帝将军戴孟，著名方士马明生、阴长生曾隐居此地修炼。东汉末道教诞生后，武当山逐渐成为中原道教活动中心。汉末至南北朝，由于社会动荡，数以百计的士大夫或辞官不仕，或弃家出走，云集武当山辟谷修道。隋唐时期，武当道场得到封建帝王的推崇，促进了武当道教的发展。宋元时，由于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宣扬武当真武神，真武神的神格地位不断提高，这促使了武当道教的形成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明代，武当山一直被历代皇帝作为“皇室家庙”来扶持，并把武当真武神作为“护国家神”来崇祀，武当山成为“天下第一仙山”，位尊五岳之上，成了全国的道教活动中心，出现了两百多年的鼎盛局面。明成祖朱棣、明世宗朱厚熜分别于永乐十年（1412年）和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遣臣率湖广军民对武当山进行大规模重修和扩建，使武当山道教宫观空前宏大。建于天柱峰顶的金殿，是中国现有的最大的铜建筑物。武当山古建筑群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除武当山之外，散布于汉水流域的道教宫观数以百千计。
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东汉末年已传入汉水流域，其后便在这一流域得到了较为缓慢但却颇为广泛的传播。历史上汉水流域有过多处在中国佛教界颇有地位的佛教寺院，产生了多位在中国佛学界很有影响的佛学人物。唐代，沔县高僧法融禅师所在的崇庆寺（牛头寺）被誉为“剑外丛林，唯此为盛”。五代至宋时，南郑梁山上的乾明寺，俗称中梁寺，有房舍千间，地产百顷，每年内外斋僧不下十万，并曾有新罗（今韩国）僧住此修行。洋县智果寺建于唐仪凤年间（672—676年），历代均有修葺，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万历皇帝之母肃皇太后捐金重修，增建藏经楼，御赐经卷678函，6780卷，为佛经珍品。东晋高僧道安（314—385年），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应襄阳著名学者习凿齿之请，率弟子四百余人之襄阳，住白马寺。定居襄阳后，道安把大量精力投入《般若学》的比较研究和义学研究，并开佛教目录学之先河，同时改革寺院组织，还使佛教文化与中国政治相结合，提出所有僧侣都应以“释”为姓，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位具有重要地位的佛学学者。大慧禅师怀让（677—740年），出生于唐代金州（今陕西安康），从慧能禅宗祖师学法15年，顿然有悟，慧能死后，丰富和发展了慧能一派学说，自开南岳一系。经其弟子弘扬传播，其学说影响达于日本、朝鲜半岛，对中国佛教和对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唐代高僧洋州人法照，创五会念佛法门，成了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四代祖师。
伊斯兰教于唐代永徽年间传入中国，但自元代以后才传播于中国广大地区。汉水流域较为著名的伊斯兰教寺院——清真寺，有湖北樊城的教门街清真寺，建于元末明初。湖北竹溪清真寺建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陕西西乡鹿龄寺建于清代康熙年间，创建者为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阿訇祁静一。寺成后，石匠雕刻一对梅花鹿置于寺中，以寓高洁，故取名鹿龄寺。后经多次扩建，发展成为由鹿龄、仙根、静思三大部分组合而成的集团建筑，方圆230多亩，规模宏大，林木葱郁，建筑古雅，雕刻精美，已成为陕、甘、宁、青、新、滇、川及黑龙江等省区伊斯兰教教民的朝圣之地。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中国传统基督教或耶稣教）、东正教，在汉水流域有过传奇式的传播与发展。早在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随同利玛窦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会士罗明坚曾在襄阳府武当山附近建立一个传教的据点。在清雍正严厉禁教时期，传教士胥孟德于1731年沿汉水而上，在距湖北谷城县北六七十里的磨盘山中一个大约方圆二三十里地、名叫茶园沟的地方组织了数个教友村。至1734年，共有信徒600人，被称为中国的“赛凡尼”[5]，这是一个远离世俗社会，远离政治旋涡的世界，一个恪守宗教教义、礼仪的神秘的基督教社团，磨盘山村民们的基督教信仰一直保留到现代社会。今天的磨盘山沈垭天主教堂仍是鄂西北天主教会的中心。另据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记载，[6]清康熙三年（1644年），全国共有教徒164400人，汉中就有40000人，仅次于上海，约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从这一数字就能窥知这一时期天主教在汉水上游的传播情况。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式成立了天主教汉中教区。清廷曾授予汉中地区主教“二品顶戴”，享有很高的威势。城固古路坝天主堂始建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落成，计有大公馆、小公馆、拉丁修院、修女院、育婴堂、养老院和教会学校等，计有房舍1000余间，为陕南教区天主教总堂，辖汉中、兴安（今安康）两府教务。
汉水流域各地的民俗文化林林总总、复杂多样。不同地区的民俗文化既有因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以及相互交流与传播而形成的大体相同的内容，又有与地理环境、生存条件相关联而产生的富于地域特色的成分，繁复多姿，异彩纷呈。例如在生活习俗方面，如《隋书·地理志》所言，梁州汉中之人，“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仍旧“好辛香”——嗜好“酸、辣、麻”，与川味类同。在服饰习俗、游艺习俗方面，陕南大巴山与四川川北毫无二致。
概而言之，汉水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不少文化事象在中华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或产生过深远影响。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汉代确立其后的发展趋向、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的。两汉王朝都崛起于汉水之滨，并以汉水为基地征战天下，实现全国统一，创造出赫赫四百年的文治武功。再加之大汉王朝的创建者大多是原楚地人士，因此可以说，汉代文化或汉文化的主流是建立在江汉流域战国以来的楚文化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汉文化精神的基调仍是江汉楚文化的流风余韵。汉水流域作为汉代文化的发达区域，是构成汉代辉煌文明地图的重要板块。依此推论，汉水流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汉水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勿庸置疑的。
（四）汉水文化的基本特征
1.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早在人类的诞生时期，汉水流域就有了古人类的活动。考古发现的陕西汉中梁山旧石器，湖北十堰“郧县人”头骨化石，距今都有一百万年；四五十万年前的河南“南召猿人”，使用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这一流域散见的旧石器分布点不下百处。可以说，汉水流域是中华古人类乃至世界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汉水流域更是星罗棋布，内涵丰富，序列完整，有距今7000年左右的、在汉水上游汉中—安康盆地与丹江上游地区发育成长的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有距今6500年左右的、在江汉平原北部低丘岗地区发育的边畈文化和在此基础上发育而成的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有距今6000—5800年的江汉湖区的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和在汉水上、中游南阳盆地广泛传播的仰韶文化；有距今5500—4600年、在大溪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的基础上产生的屈家岭文化；有距今4700—4200年的、在汉水中游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中原龙山文化以及原本发育于这一流域的石家河文化。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炎帝神农氏，出生并活动于汉水下游湖北随州地区和中游的湖北神农架地区。自夏、商、周三代以后，汉水流域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夏代，汉水上游即有与夏王室同姓的褒人所建的褒国；商代，汉水中、上游地区已是中央王朝的统治疆域，陕西城固出土的600余件、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青铜器就与商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汉水下游的盘龙城类型文化距今已有3500年，与中原商文化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西周时，汉中为周南之地；大约在公元前977年，周昭王率军伐楚，溺毙于汉江；周幽王三年（前779年），幽王伐褒，褒国献美女褒姒求和。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年），秦“左庶长城南郑”，为南郑建城之始。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后兵出散关，平定三秦，建立了大汉王朝。几千年来汉水文化绵延赓续，建树颇丰，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亦夏亦夷 多元共生
上古时期，汉水流域有过不少古老氏族，如巴氏族、蜀人氏族、羌氐族、酉氏族、午氏族、丙氏族、甲氏族、濮氏族等，这些古老的氏族分别归属于炎黄族裔和西戎、蛮夷族系。炎黄族裔后来发展成为华夏部落集团，其他族系则被认为是苗蛮和东夷部落集团成员。东夷部落以凤鸟为图腾，商末周初，崛起于汉水流域的楚人，本是祝融的后裔，亦崇尚凤鸟。夏、商、周时期，汉水流域存在过几十个不同族裔的方国，如汉水上游的褒国、巴国、蜀国、任氏国、吉国、商国、绞国、微国、庸国、麇国、罗国、房国、彭国、缰国，汉水中游的申国、谷国、鄾国、邓国、卢国、鄢国、鄀国、权国、阴国、蓼国、许国，汉水下游的唐国、随国、厉国、郧国、轸国、贰国，等等。众多的方国，大小不一，存续的时间有长有短。这些方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先后为秦或楚所并。周武王伐纣时，曾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的军队参与其事，这些方国绝大多数都在汉水流域，西周立国后都得到了“分封”及“赐爵”。方国的国君，有的与夏、商、周王室有亲缘关系，有的则属于地方土著势力。如褒国，姒姓，与夏王室有血缘关系；随国，姬姓，与周王室同姓同宗；庸国，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土著方国。这些分属于华夏、蛮夷的不同的古老氏族和不同方国的子民，在汉水流域繁衍生息，艰苦创业，奋发进取，吸纳创造，共同成就了汉水流域多姿多彩的上古文化。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华夏族与非华夏族在汉水流域各地或相互争斗，或和平共处，共同谱写着汉水文化新的篇章。这些不同源流的文化汇聚、融合、传承、变革，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水文化。
3.南北交融 东西荟萃
汉水流域地处中国版图的腹心地区，介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东西文化交流汇聚的地区。新石器时代产生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已传播到汉水上、中游地区。《诗经·商颂·殷武》说：“为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由此可见，处于江汉之间的荆楚，在殷商时期就被认为是中原王朝的“南乡”。西周时期，楚地有向周王室进献用于“缩酒”的苞茅的义务，与中原王朝既有矛盾又有交往。春秋战国时期，汉水流域已有多条古道，如褒斜道、金牛道、武关道等沟通南北。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尤其是秦、汉、唐王朝，国都在今西安、洛阳，汉水流域是其重要的屏障和后方基地。南下北上的人员往来、军事活动、经济贸易等都要经过汉水流域。在中国历史上南北对立时期，汉水流域则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地区，战争亦促使了南北的文化交流。在不少朝代，汉水流域的汉中、南阳、襄樊、钟祥等地都是皇室子弟建藩之所，与中央王朝有着直接联系。地处汉水中游的襄阳，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历来为南北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此外，湖北房县还是汉代和唐宋时期流放王侯显宦之地。唐代的德宗、僖宗因避战乱，曾逃奔汉中。这一地区还是战乱和农民起义频发地区。再者，民间和官方的移民活动，使汉水流域的居民“五方杂处”，成分复杂。宋代著名诗人陆游曾在《山南行》一诗中称汉中“地近函秦气俗豪”。所有这些必然会带来文化方面的多元共生、广泛交融。而汉水由西奔腾向东，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一条横穿在中国大陆腹地的“黄金水道”。宋明时期，在中央王朝与西域的“茶马互市”活动中，东南一带的茶叶、瓷器，多是经由汉江水道运抵汉中，再由此转运至西北各地，这条“黄金水道”在商贸、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勾连中国东西的重要作用。凡此种种都致使汉水文化必然具有了南北交融、东西荟萃的特色。
（五）汉水文化的主导精神
所谓文化精神，简而言之，就是推动和指导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多姿多彩，其中包含着若干不同层级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汉水文化作为特定流域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基本精神或主导精神既具有与中华大文化大体一致的精神趋向，也具有某些较为突出的地域特色。汉水文化所显示的带有地域特色的主导精神，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
汉水文化所涵盖的地域范围约占当今中国地理版图的六十分之一，在这一有限的地域范围内所生发的不少文化事象，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传说中的神农活动于汉水流域，他树艺五谷，发明耒耜，教民耕种，是农业的发明者；他“筑土架木，以为宫室”，是宫室房屋的发明者；他“作陶冶斧金”，治麻为布，制作衣裳，是手工业的创始人；他遍尝百草，发明医药，被尊为药神；他首倡日中为市，以物换物，是华夏最早的市场倡导者；他“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音乐家。神农的这些功绩，在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都具有开拓创新的伟大意义。
城堡的出现被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汉水流域的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址，则是中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古城。铁器的广泛使用，标志着人类文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由青铜时期进入了铁器时代。地处汉水流域的河南南阳地区，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冶铁和铁器制造，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冶铁中心。
为了沟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汉水流域的人们早在商周时期，就在秦巴山地间依山傍水，开辟出了多条沟通南北的“蜀道”，从而才有可能使大量铸造于中原大地的商代青铜器流入了汉水上游的今陕西城固、洋县一带。商末周初，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有多支来自汉水流域的军队参战，表明当时这里有多条道路通向关中和中原地区。为了使行人更为安全、往来更为便捷，这里的人们将早期的山间小道加以改造，在悬崖峭壁上凿孔，插入木梁或石梁，上铺木板或再覆土石而成路。为了防止架设的木梁、木板或树立的木桩不被雨淋变朽而腐烂，又在栈道的上空建起廊亭，此种道路即为栈道。栈道的修筑，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大发明。栈道的修筑始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公元前3世纪，秦国为了开发四川，就在秦巴山地间修筑了栈道。《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称：“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褒斜栈道的南端出口处，因山势险峻，河水湍急，每发洪水，栈道即被冲毁，于是在东汉永平四年（61年），汉明帝下诏开凿了石门隧道。石门隧道是中国最早的由人工开凿的可供行人和车辆通行的山体隧道。石门隧道的开凿所采用的“火烧水激”之法，也是古人的一项发明创造。
为了发展农业，汉水流域的人们早在战国和西汉初年，就修建了多处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如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的与都江堰同时代的伍子胥堰，褒谷口的西汉初年刘邦驻军汉中时由萧何、曹参主持修建的山河堰，都是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为汉水流域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历代不断修葺，至今仍有效地发挥着作用。
西汉武帝时，出生于今陕西城固的张骞，是从汉水边“走向世界的第一人”，他“凿空西域”，踏出了中国第一条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汉时，封侯并埋骨于陕西洋县龙亭镇汉水边的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创造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是东汉时期的河南南阳人张衡，创制了浑天仪，率先揭开了中国地震科学和遥测技术的新篇章。
在文学艺术和宗教领域，春秋时期随国曾侯乙墓中精美绝伦的大型编钟，已被国内外考古学界公认为是代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绝响。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化，则是先秦时期中国诗歌文化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汉水上游的汉中地区，则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正宗发祥地之一。张修、张鲁在这里传播并发展了“五斗米道”，开创性地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2.汇纳和合，包容万有的精神
汉水文化如同汉水一样，因能汇纳百川，故逐渐形成了波澜壮阔之势。汉水流域介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是南北文化交流荟萃之地。早在七千年前出现的李家村新石器文化中，就包含着秦岭以北陕西华县老官台文化（已被归入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的某些因素，又有自身的特点。考古学家魏京武认为，“李家村文化是联系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纽带”。汉水流域数以百计的被认为属于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及所出土的器物，既具有中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共同特点，也有显著的地域特色。汉水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既具有北方龙山文化的某些特点，其自身的特点亦相当明显。总体说来，汉水流域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文化成果中包含了不少所吸纳的他域文化的文化因子。
夏商周时期，汉水流域的居民，既有华夏族裔，又有蛮夷部族，不同部族之间互有交往，且能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春秋时期，逐渐崛起于汉水流域的楚国，虽自称蛮夷，实为炎帝族裔。楚国之所以能日益强盛，问鼎中原，除了依靠自身的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之外，与吸纳了较多的中原文化的先进成果不无关系。
汉水流域是多种地域文化的交融汇聚区，包容了中州文化、关中文化、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多种地域文化元素，具有南北荟萃、东西交融的特点和明显的“边缘性”。自夏、商、周以来的四千多年间，凡有动荡、战乱、南北分裂等现象出现，汉水流域就成为首当其冲的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之地。自古以来，汉水流域的民风习俗亦具有“五方杂处，多元混融”的特色。这种和合兼容正是汉水文化得以不断发展、演进的重要推动力。
3.注重孝道，澹泊名利的精神
注重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之一。早在约四千年前的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孝”字，其象形字的字形为“子”用头承老人手行走。“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其义为“奉先思孝”。儒家文化提倡“百行孝为先”。《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孔子在《论语》中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舆！”又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亦言：“孝之至，莫大于尊亲。”“孝”以“敬”为前提。儒家经典中有《孝经》。孝文化在汉水流域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被奉为孝行楷模的二十四孝中，就有五位被认为出自汉水流域：春秋时期身着彩衣乔装婴儿孝老娱亲的老莱子，出自湖北荆门城西象山的老莱山庄；汉代因父母双亡，用木头雕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的丁兰，出自湖北襄樊的南漳县；汉代“卖身葬父”的董永、“扇枕温衾”的黄香、三国时“哭竹生笋”的孟宗，皆出自于湖北孝感一地。孝感，真可谓“孝子之渊薮也”。唐代诗人岑参在《梁州对雨，怀麹二秀才，便呈麹大判官，时疾赠余新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兄弟早有名，甲科皆秀才。二人事慈母，不弱古老莱。”这“事慈母”麹氏二兄弟乃陕西汉中人。
演唱丧歌是孝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亦是汉水流域风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伴随着汉水流域民俗大礼——丧葬礼仪的全过程。汉水流域的很多地方都有演唱丧歌的习俗。作为一种典型的汉水文化事象，汉水流域丧歌中蕴含着丰富而厚重的孝文化理念。养生送死、慎终追远、追根溯源等传统的道德意识是汉水流域流传至今的演唱丧歌习俗的最深刻的文化动因。
澹泊名利是一种人生观和价值取向。汉水流域的秦巴山地是古代不少隐士的向往之地。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就曾隐居于汉水流域的商洛山中，他们坚决拒绝刘邦的礼聘，只是在刘邦要更换继承人时才为太子撑了一下体面，致使刘邦不得不改变了主意。“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功成身退，据说，隐居于今陕西留坝紫柏山中。唐代的陕西城固人崔觐，不喜做官，以耕稼为业。年老无子，乃以田宅家产分赐奴婢，夫妻二人隐居城固南山，悠游林泉，啸咏自娱。岑参诗中的麹氏兄弟，亦属此类人物。澹泊名利、隐居不仕亦是汉水文化的主导精神之一。
4.以民为本，国家至上的精神
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早在孔子之前二百年，汉水下游姬姓之国随国大夫季梁，就对随侯说过这样两段话：一是“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二是“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即有成”。按照季梁的理论，民为神之主，逻辑上自然应该引申为君须忠于民而信于神。季梁的言论可以说是汉水流域人士最早谈到“民—神—君”三者关系和“道”“忠”等观念的系统理论。季梁倡言民为神之主，神为君之主，极大地提升了民的地位，将民置于神、君之上。季梁的理论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石。
另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国的缔造者鬻熊所提出的治国之道就是“以民为本”。“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则提出了“民生”“民欲”“民和”“和众”等治国方略，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楚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令尹子文也提出了“夫从政者，以庇民也”的执政方针。另一贤相孙叔敖亦处处为民着想，一心为民造福，兴水利，救民困，“不得罪楚之士民”。正是在这些历史精英人物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下，重民、爱民思想在汉水文化理念中蔚然成风，并成为一种传承久远的文化精神。
国家至上的爱国精神是浸透在汉水文化中的灵魂和精血。被誉为爱国主义诗人的屈原，他的一生与楚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为改变楚国的昏暗政治，不顾个人的祸福荣辱，与楚国的某些当政者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始终为祖国的富裕强盛而竭诚尽忠，既是受谗见疏，也没有个人的愁思怨绪，始终以祖国的前途为念，拒绝明哲保身的忠告，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在他上下求索，追求救国的幻想破灭后，仍不肯离开楚国，最后以身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