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印章发展史概述

汉代的《春秋运斗枢》中有这样的记载：“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而《春秋合诚图》中则说：“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这种附会上古圣贤的说法显然不能科学地解释篆刻起源的问题，但这些神话传说却反映了上古先民的审美意识。

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大量出土和商周青铜器铭文也为我们探询篆刻起源带来了希望。殷墟甲骨“卜辞”是以尖锐的利器在龟甲和兽骨上锲刻而成，实物显示其在刀法的运用和通篇的布局上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商周的青铜器铭文虽然不是直接锲刻而成，但是在铸造前的模板制作中一定也是经过锲刻的，由此，从以上两个方面完全可以延伸到篆刻印章的刻制。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最早的印章实物据传为殷墟出土的三方古玺（图1、2、3），最早著录于黄浚的《邺中片羽》,1940年，于省吾先生的《双剑簃古器物图录》中，刊印了这三方古玺的拓本和照片，其文字与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多有相似之处。沙孟海先生在其《印学史》中对此有专论：“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著录的安阳出土的三件铜玺，形象接近铜器图徽，应该是早期作品。但如定为商代作品，还缺乏科学根据。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做了十五次，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在做，但在殷商文化层中从来不曾发现过一件玺印。三玺的出土情况不详，很可能出自上层堆积中。我们为对历史负责，暂不肯定它的时代。”王廷洽在《中国印章史》中却提出不同的看法：“于省吾《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著录了安阳出土的三枚铜玺，可信为商代晚期用于烙印奴隶脸面的铜玺。商代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虽未见‘玺’字，但甲骨文中有‘印’字，而且印、抑同形，像人跪受烙印之形。”王廷洽在商代青铜器上找到与安阳铜玺、印文相同的图文来印证。这一确凿的论证，断定了安阳铜玺就是商代玺印。陈松长在《玺印鉴赏》中对这三玺考证记载比较翔实“李学勤先生根据台湾出版的《故宫铜器图录》中的珍本与《商周金文录遗》中一件铜斝的铭文和《商周彝器通考》中的小臣邑斝和甘肃灵台白草坡1号墓的父辛斝，陕西岐山樊村的亚邲其斝等形制进行研究，认为该玺不可能是伪品，而确实是商末之物。”另外商代“我方鼎器铭”的最后有一方“亚”字形框内有一个“若”字，形式类似书法作品落款的印章，与“亚”字形印章（图3）的边框形式相同。由此而知，王廷洽、李学勤两位先生的考证，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印章始于商代。

据西周时期的《周礼》司市记载：“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周礼·地官·掌节》载：“货贿用玺节。”司市是指周代管理市场官员。“玺”是印章的古代称法。周人进入市场从事贸易，就必须持有司市颁发的玺节。虽然西周印章没有出土实物，但从陶器的铭文可以看到西周时代玺印的痕迹。

春秋时代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印章实物资料还很少。春秋时期有玺印这是毫无疑问的。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说明在春秋时期的国君和官员以玺印来证明其身份。

战国时代古玺出土实物十分丰富，印章的使用和制作工艺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印章的用途也十分广泛，形式多样。我们能通过这些丰富的资料准确地了解到古玺的篆刻艺术风貌。印章形式有阴文和阳文，通过凿和铸而制成，分为官玺和私玺，多为铜质，私玺印面形状分正方形、长方形、圆形、长条形，菱形等。另外，还有吉语玺和图像玺，在图像玺中又分人物、动物、饕餮、辟邪、获麟、夔、禺疆等吉祥纹样的多种造型。战国时期的官玺、私玺、图像玺、吉语玺其印顶多有一个“穿”。可用彩色纹带挂在胸前或佩于腰间，作为一种装饰，用来表明身份、地位。而多形玺则第一次为篆刻印章的款式提供了多元化的范式，其想象之丰富，印式之新颖奇妙，显示了古人卓越的才智。多形玺打破印章大多非方即圆的定式，将各种不同的几何形体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富有造型感。如“上□”（图4）将方圆三角形三个几何体糅合为一印，形成连贯。“昌”（图5）则将不同大小的圆连接为一体，其他如“宜千万”、“士君子”、“昌内吉”、“言躬”、“大吉昌”、“敬事”、“大吉”、“得志”、“大吉昌内”、“从志”（图6至图15）等皆独具一格，为以后印章的各形款式开了先河。

战国私玺传世较多，在《古印汇编》中，即有5000多枚，朱文私玺细文阔边，对照鲜明。白文私玺则有边框或加界格，生动秀美，如朱文玺“石游”、白文玺“朱佗”（图16、图17）。

秦汉时期，印章的刻制使用、文字已日臻完善。还设有专职官员管理印章，各类文献资料记载较多，这给我们了解和考证秦汉印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因此，秦汉时期印章是我国篆刻艺术的鼎盛时期。

秦朝首先制定了完整的官印制度。官印作为秦王朝行使职权的一种凭证，从中央到地方郡县乡亭的各级官吏，都授予官职印。这些官印的制作颁发，专设有少府属官“符节令丞”掌管玺印事务，其用印制度非常严格，私刻、盗用官印是犯罪行为，处罚极为严重。秦朝用印制度规定天子的印称“玺”，用玉做成，故秦朝始将“”变“玺”，从“玉”部。臣下用印只能称“印”。卫宏《汉旧仪》卷上记载“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官印一般采用方形，大约2—3厘米见方。大多是鼻纽，印章的布局为“田”字格，每格一字，官位较低的官员用印只有田字格官印的一半，当时称之为“半通印”，它的布局为“日”字格，俗称“日字章”。清代桂馥在《札记·少内印》记述秦印时云：“仓库诸官印皆长而小，下吏卑职不得用径寸方印也。”秦代的私印，大小基本上与“半通印”差不多，也有界格，但私印的表现手法较官印要丰富，形式多样，除姓名印外，有吉语印、肖形印，形状有方形、圆形、椭圆形、菱形等。

秦代的印文，为小篆，亦称“秦篆”。为丞相李斯等根据金文改革而成。许慎《说文解字》载：“奏请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后由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小篆自秦代入印后，至今二千二百多年一直为治印者沿用如（图18至图25）。

汉代篆刻，是我国篆刻艺术史上的鼎盛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印学史上，汉代时期篆刻是一个极其重要、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完善了秦王朝所建立的官印制度和官印的形制及印文规范模式。印章的使用范围扩大，体制、文字的形式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无论从印章雕刻技巧和印章的数量，都是空前的。汉印的章法严谨工稳、构思精巧，刀法苍劲刚健、气势雄浑，奠定了后世“印宗汉印”的风范。

汉代印章亦有官私印之分，官印的称谓因汉代政权体制的改变稍加放宽。皇帝、皇后、诸侯王、王太后的印均可称玺，玉质，汉武帝时期改为金质。汉代卫宏《汉旧仪》载：“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文曰玺，谓刻云某王之玺。”汉代官印制度，在印文上体现官职名称和字数，在官职的高低上所使用印质及大小钮制，绶带等都有严格的制度。《文献通考》卷115载：“汉诸侯王金玺绿绶，彻侯金印紫绶，相国丞相金印紫绶；高帝十年更名相国绿绶，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后将军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者银印青绶，光禄大夫吏秩比六百石以上者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吏秩，仆射、御吏治印尚符玺者吏秩比二百石以上者皆铜印黄绶。”吏秩：指官员俸禄级别，以谷物多少石为标准。卫宏《汉旧仪》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又载：“皇太子黄金印，龟钮。”孙星衍《汉旧仪补遗》载：“诸侯王印黄金，橐驼钮”,“列侯黄金印，龟钮”,“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钮”,“御史大夫、匈奴单于黄金印，橐驼钮”,“御史、二千石银印，龟钮”,“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钮”。由此可见，印章材质、钮形、印绶皆是官阶等级的体现。

汉印的制作方法和前代一样，分为铸印和凿印，汉代凿印又称为“急就章”，也称“将军印”，这是因战时拜将时急于行令，来不及铸造，故而凿就。因此，在汉印的结字形式及印章自然就形成铸印和凿印两种印章风格。铸印风格典雅方正，圆润稳健；凿印风格拙朴粗犷，参差跌宕。明代甘旸《印章集说》载：“以锤凿成文……其文简而有神，不加修饰，意到笔不到。”

汉印初承秦制，早期印章多以小篆入印，有“田”字格边栏，文字线条也较规范平正，和秦印相似。后根据印面的特定款式，笔画稍作一些变动，将圆曲的小篆形成了方正缠绕的缪篆。缪篆笔画线条简约质朴，结构方中带圆，成为真正意义的印章文字。颜师古注释《汉书·艺文志》载：“缪篆谓其文屈缠绕，所以摹印也。”清代袁枚在《缪书分韵》序云：“以篆刻印，宜循印体，文变圆为方。”清代谢景卿在《论印分韵》序中云：“缪篆因别为一体，屈曲真密，取纠谬之义，与隶相通，不尽与说文合，复其损益变化，具有精意，不可磨灭章法配合。”如“梁父令印”（图26）、“河池侯柏”（图27）二印，是典型的缪篆。

汉官印的印面文字多少不一，常见的有四五字，如“军曲侯印”（图28）、“部曲将印”（图29），有的再在“印”之后，加“章”，如“琅琊相印章”（图30）。

汉私印的印文，形式比官印要灵活，印材方面也比较丰富。印章风格高古典雅，婉转圆润，入印文字除使用汉代规范化的缪篆外，还使用鸟虫篆、殳篆等文字，此类文字的主要特征是以鸟头、虫首、游鱼等作修饰，富有图案性与装饰美，鸟虫书的印章文字构思奇妙，如行云流水，变幻莫测，显得婀娜多姿，如“苏意”印（图31）以游鱼鸟体成字，体态优美，引人入胜。印章的形式有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柿蒂形、三环形、三方形、回叶形、菱形等。印章用材有金、银、铜、玉、玛瑙、琥珀、象牙、木质等印质，印钮有鼻钮、瓦钮、桥钮、坛钮、龟钮、虎钮。印式的处理就更为别出心裁，如双面印、多面印、套印、带钩印、朱白文相间印等。印章的种类有吉语印、四灵印、压胜印等，汉代私印在艺术表现方面，匀称、平整、圆润、疏朗，给人一种古朴隽永的美感。

在私印中还有一种满白文印，印文排布强调空间意识，将笔画尽量放粗，有些重复的，或通边的笔画干脆并连，造成饱满含蓄的韵味，如“张安居印”（图32）。

另外在汉代私印中玉印亦引人注目，因为材质的原因，玉印的制作工艺十分精良。入印文字除一般用缪篆外，还有鸟虫篆、殳篆、肖形等。印文结体圆中见方，匀落洁净，富丽典雅，雍容华贵，隽逸盎然，有一种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美感。

因此，汉印在整个篆刻艺术发展史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社会动荡，战事频仍，因此留存下来以将军印及其属官印为多。在印章制度、制作技艺上承袭汉代。形制、大小、印材、钮式、印绶、印文，基本上与汉印相同，仍然保留汉印主体面貌并有所演变。和汉印所取得艺术成就相比，魏晋南北朝印有明显的衰退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印改变了汉代以铸印为主的制印方法。印质多为金、银，以凿刻为主，因此，汉代篆刻表现出来的典雅方正、圆润稳健的铸印风格就很少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凿印表现出来的是峻利劲挺，气息和畅，章法布局平整舒展，錾法比较稳健从容，而一些“急就章”风格显得比较草率恣肆，刀法拙劣，无章法可言，还有一种用“悬针篆”入印的私印，每字的竖划都尽量拉长变成细尖，形似悬针。大多用于六面印，可能是为了追求整个印式的变化，如此方“冯泰”即是。（图33）由于这类印过多地注重外在形式的变化，不免印文乖谬不合“六书”，形制紊乱，錾凿粗糙。

这一时期的官印形制也变大，秦官印一般2—3厘米见方，汉“皇后之玺”2.8厘米见方，诸侯王也不超过2.3厘米见方，魏晋南北朝官印普遍在3厘米见方，有的甚至达到3.5厘米见方，印面文字一般都较多，从而促进了多字入印的艺术水平的提高。如“魏率善氐邑长”（图34）印，笔画线条方圆兼备，自然流畅，章法疏密和谐，笔画线条少则略粗，多则略细，以此来调节大小，如“善”笔画最多，占地也最大，但由于巧妙地运用了粗细调节法，给人的视觉效果没有突出之感，而是和整体章法匀称，而且由于线条的粗细变化更增强了印章气韵的生动。“晋归义羌王”（图35）这方印，在整体审美效果上显示了一种潇洒浑脱之气，整方印的笔画线条似乎漫不经意，纯任自然，实际是匠心独运，给人以欹侧和谐之感，从而增添了全印的动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朱文印，《印章集说》载：“六朝印章因时改易，遂作朱文、白文，印章之变，则始于此。”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隶书入印的先例，如20世纪50年代南京老虎山3号出土的晋代“零陵太守章”（图36）石质印。总的来说，和汉印所取得艺术成就相比，魏晋南北朝印有明显的衰退趋势。

隋唐时期的官印制度和前朝大有不同，把之前的以官职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变更为以官府衙门名称为印文的官印。官职印由朝廷颁发给官吏本人佩带，而官署印则存放于官府衙门内，设有专职官吏掌管，规定不得用于私人文书，而且制定了严格的保管和使用制度。这一变革被后世的宋、元、明、清、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沿用下来。

隋唐官印有两个特点，一是印面增大，二是全用朱文。另外还有一些官印并非全由铸造而成，而是在确定印文后依据文字的形状用铜条焊接镶嵌至印面，这其中出现了不少独特生动的字形和印面形式。明代甘旸《印章集说》载：“唐之印章因六朝作朱文，日流于讹谬，多屈曲盘旋，皆悖六义，毫无古法，印章至此，邪谬甚矣。”此说不无偏颇。如“振武军请受记”（图37），线条古朴稚拙，为宋元朱文印开了先风。

“右策宁州留后朱记”（图38）一印运用隶书入印，线条根据长形印面左右舒展，疏密交错，气息自如。

宋代官印在唐代叠文印的基础上将篆文的叠数发挥到极致。沙孟海《印学概论》载：“九叠文不尽九叠，如勾当公事印用七叠；受差委吏印仅六叠；都统之印，万户之印，乃有十叠，又如行军都统印等，则叠数不等，名曰九叠者，以九为数之终，言其多也。”这种官印文字以笔画的折叠多少来显示官职的等级及尊卑，毫无艺术性可言。如“内府图书之记”（图39）

宋代私印发展较好，在一些书画作品上已较多地出现了斋馆别号印和闲章，为明清流派印的兴起，书画家自己镌刻印章开了先河。如宋米芾有“宝晋斋”印、欧阳修“六一居士”印、苏洵有“老泉山人”印、苏轼有“东坡居士”印，这和印泥在当时的普遍使用密切相关，朱红的印泥钤印在书画作品上，对整幅作品的视觉效果起到很好的烘托。

宋代印除了用篆文外，亦用楷书、隶书入印，其中有不少印章呈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如“都检点兼牢城朱记”（图40），虽然镌刻得较为草率，但文字线条圆润饱满，楷法中带隶意，显得较为质朴自然。

宋代还有“押”印，“押”印将个人名字化成一种符号（图41、42、43），使人不易仿效及难以辨认，以突出个人专用性，这大概就是以后的签名印。

隋唐以来中国书法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楷、行、草等字体已经非常成熟，秦汉时期的篆、隶字体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书写，对篆书字体普遍感到生疏甚至陌生，使得篆法任意损增，紊乱乖讹，印文纤弱细瘦，屈曲盘绕，呆板平庸，毫无生气可言。元代一些有艺术觉悟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吾丘衍的《学古编》叙述了篆、隶书体的形成及演变，简要地介绍了篆刻艺术的取法和实践方法，推崇秦汉印章，在学术和艺术上多有创见，为以后篆刻艺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是我国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部印学理论著作。元危素说吾丘衍“尤攻篆籀，此编之书，可一扫来者俗恶之习”。正是吾丘衍首先在印学理论与篆刻实践上澄清了隋唐以来篆法混乱、镌刻低劣的影响，从而正本清源，为元代篆刻艺术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元代是一个以蒙古族统治的社会，对汉字普遍生疏，整体文化水平很低，用画押符号入印，盛行简单易识的“押印”，又称之“元押印”。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押印，其上端往往为楷书姓和名，下端为一草书或押符。是我国印章中独具的一种形式。

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有感于隋唐以来印章篆书的单板造作，自己书写了圆转流离的篆文请印工镌刻，开创了风格清秀的“圆朱文”，如“赵氏子昂”（图44）一印，线条优美圆健，结构婀娜多姿，转折多作圆势，显得气息流畅，特别是章法呼应贴切，严谨中见变化，有些笔画与印边线连在一起，给人以整体呵成一气的协调感。由于赵孟頫以良好的书法艺术表现力，率先以圆朱文入印，从而在印文上初步扭转了隋唐以来印文拙劣的局面，使印文带有强烈的艺术特征，也为以后明、清篆刻家的印文书写提供了艺术参照系。

元代以前篆刻印章的材料大都是金、银、玉、铜、铁一类的硬材，由文人篆印后由印工镌刻。自元末王冕（字元章）始用花乳石（一说花药石）治印后，以石作印，易于奏刀，不像金银玉牙质印材坚硬难刻，解决了便于镌刻的问题，而且可以表现出一种古朴浑穆的金石之气，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文人直接参与治印。如王冕所刻的“王元章”（图45）、“会稽佳山水”（图46），笔画线条朴茂遒丽，颇有笔情刀趣。花乳石进入印材领域，不仅解决了以往篆印、刻印分工的问题，而且极大地激发了文人自篆自刻热情，可惜王冕身居偏僻的诸暨九里山中，以石治印的经验，未能普及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