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书的学术史梳理

五四作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时代，是知识群体流动的高频期，五四作家的流转迁徙，构成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重要表征。其中，浙籍作家正是打破安土重迁传统、走向异乡的庞大群体，成为新文学发展的先锋力量。近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日趋深入，文学地理、城市文学、文化生态与作家创作问题备受瞩目，有关现代作家以及浙籍作家的流动现象，已引起学界的重视与思考。相关研究如下：

关于现代作家流动的研究以综论为主，处于理论初创与宏观考察阶段。论述范围始于五四，集中于20世纪30—40年代。鲁迅、沈雁冰、许杰等早期研究者，敏锐地发现王以仁、许钦文等五四作家的流动性身份，如鲁迅提出“侨寓”“被故乡放逐”[44]等精辟论断。许杰曾回顾鲁迅的人生道路，将其归结为“离开农村、走向近代的都市”[45]。随着现代文学研究中文化、空间视野的敞开，该命题得到进一步体认。赵园《北京：城与人》开创性地阐述了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京沪生活与城市文学创作活动；朱德发《城市意识觉醒与城市文学新生》纵览了五四作家城市意识的产生状况；李书磊的著作《都市的迁徙》更具针对性地探讨了现代小说家城市迁徙活动，别开生面地阐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作家的城市活动和小说创作等问题，对郁达夫、沈从文、茅盾作了专论。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王嘉良的论著《战时东南文艺史论》对抗战及40年代后期作家的流荡生活予以全面、深入的透视；近年来，吴福辉的文学史新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开阔的视野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多元生态，明确提出“初始的流动”是现代作家区别于传统文人的重要特征，提及五四作家流动对新文学社团、出版的影响，认为“但现代作家究竟与古代文人不同了，他们正处于一个初始的现代流动进程中，通过求学、就职的种种途径正向城市聚集，乡村出身而通过求学汇集到都市的人才也显著增多”[46]。该著比较详细描述了抗战至40年代作家的曲折行迹。另有一些论者从作家流浪角度触及该题。逄增玉《试论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及其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4期）以独到的眼光发现了新文学中的流浪题材，梳理其来龙去脉，并结合世界文学阐述了中国流浪汉小说丰富独特的蕴含，正式拉开了该类研究的序幕。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王家平《永世流浪和“过客”境遇——鲁迅对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与悲剧命运的体认》（《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2期）、王卫平与徐立平《困顿行者与不安定的灵魂——新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漂泊流浪》（《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等文先后触及该题。谭桂林以开阔视野纵论现代文学史上的漂泊主题，结合近代社会变迁与作家处境探讨了其历史成因、心理机制与精神内涵，认为“漂泊母题兴盛的原因既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由乡村向都市的迁移趋势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是现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叛逆封建大家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生命形式在文学中的形象体现”[47]，该文还深入解析漂泊主题的审美特质与文化意蕴，展现了现代作家进取的精神品格及其对新文化建设的贡献。上述成果精准地把握现代文学一角，分析言之成理，触及了新文学作家流动与创作的某些共性，尽管不周全，但不失创新价值。

海外学者有其特殊的都市生活与学术背景，熟谙西方学界城市研究风向，故而在现代作家与城市关系方面富有创见，研究方法与视角显得新颖独到。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较早探讨了通商口岸城市环境与现代作家活动的关系。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较早勾连出现代作家由小村子、小镇走向城市的轨迹，总结出作家人生的某些规律，“很多作家在创作历程上走了一条相似的轨迹。（1）从出生的小村子或小镇；（2）到大城市受高等教育；（3）到日本或欧洲留学（未必学文艺）；（4）最后回到大城市（常常是北京或上海），成了作家、编辑、教授、政府官员等显赫人物”[48]，并详细举例分析。该书较早把芝加哥学派学说、性别理论、构型概念等新方法引入现代文学研究，显得新意迭出。稍显遗憾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时，重在论作品，反而冲淡了对作家流动的文化分析。以上综论、史论，多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活动为中心，专门探讨五四作家流动性的著述为数尚少，针对五四浙籍作家流动性的研究比较鲜见。

有关浙籍作家流动性的研究范式，主要依托地域文学、文学地理学研究而展开。在20世纪中国文学地理、浙江文学研究领域，研究者开始触及本课题，做出富有价值的垦拓。杨义的《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等著述将人文地理学方法引入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致力于推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与方法探索，提出“一气四效应”设想，辟出四个研究方向，“它使文学研究‘接上地气’，接上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的第一流资源，敞开了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剖析、族群分布，以及文化空间的转移与流动四个巨大的空间，于其间生发出‘七巧板效应’、‘剥洋葱头效应’和‘树的效应’、‘路的效应’”[49]。王嘉良对浙籍作家的流动现象有首倡之功，在《20世纪浙江文学史》《浙江文学史》《辉煌浙军的历史聚合：浙江新文学作家群整体透视》等系列专著、论文中屡有提及。著者以地域视角和历史维度，深入揭示出20世纪上半期浙江作家“异乡建功”的重要特征，可以说是多年从事文学史和地域文学研究的收获之一。这些著述的重点并非探讨城市与流动的关系，但触及问题要点，比如，其论著按照五四至20年代、30年代、抗战时期、40年代后期四个时段，勾画了浙籍现代作家流动的基本路线，凸显了浙籍作家的流动的历史特征、主要脉络，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骆寒超从地域文化入手解析了现代浙籍诗人从故乡走向异乡的深层动因，认为“好动”“漂泊”[50]是浙籍作家的文化性格，其观点发人深省。彭晓丰等的《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以“S会馆”为突破口，论述了浙籍作家迁居、浙江文化远播对新文学发展的影响。这类著述从地域文学与文化角度，较早阐发了现代浙籍作家的流动特征，但其研究主旨仍在于浙江文学与文化，因而未详尽地论述五四浙籍作家的城市流动轨迹、精神体验和文学影响等问题。

对于浙籍作家流动与新文学发展关系的探讨，多见于个案研究。已有著述多是围绕鲁迅、郁达夫、王鲁彦、许杰、王任叔等人的作家论。其中，鲁迅、郁达夫的城市漂泊颇受瞩目。郁达夫已成为现代作家漂泊流浪研究及城市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范例，张鸿声《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李俊国《中国现代都市文学论纲》、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李书磊《都市的迁徙》等专著均予以讨论，另有多篇论文亦曾涉及，如逄增玉《试论中国现代“流浪汉”小说及其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4期）、谭桂林《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王卫平和徐立平《困顿行者与不安定的灵魂——新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漂泊流浪》（《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徐日君和韩雪《1917—1927：中国抒情作家群体创作中的流浪情结》（《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1期）等。诸多论者都从漂泊流浪母题立论，梳理其类型，结合中外文学阐述流浪的特征、成因及精神意义。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鲁迅在南京、北京、上海、厦门、广州等地的史料研究广泛展开，形成一个重要论域。进入21世纪以后，相关理论研究快速升温。钱理群《鲁迅与北京、上海的故事》（《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6期）、王锡荣《一生居城市，每日见世相》（《上海鲁迅研究》2007年第4期）、林贤治《鲁迅：四城记》（《书屋》2007年第4期）、阎晶明《何处可以安然居住——鲁迅的城市居住史》（《鲁迅还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陈洁《论鲁迅在北京的四次迁居与文学生产》（《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房向东《孤岛过客：鲁迅在厦门的135天》（崇文书局2009年版）、朱崇科《广州鲁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把鲁迅的城市活动纳入视野。钱理群在鲁迅研究界首提“空间转移”[51]的新见，杨义《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在阐述文学地理学时重点针对鲁迅的求路精神进行个案分析。2007年10月，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国际学术会议，集中研讨鲁迅在上海等城市的活动，并出版《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系统地收录鲁迅与都市文化的研究成果。2015年，鲁迅文化基金会、浙江省鲁迅研究会、绍兴鲁迅纪念馆联合举办“鲁迅与城市文化”鲁迅文化论坛，收入的论文成果较丰（《鲁迅与城市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王家平《永世流浪和“过客”境遇——鲁迅对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与悲剧命运的体认》（《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2期）主要从流浪角度观照鲁迅的流徙体验，分析其流浪情结的起因、生成过程，并联系古今中外阐述了鲁迅作为精神探索者的深刻思想与悲剧境遇。曹艳红《流浪与追寻——鲁迅开创现代文学流浪叙事的发轫意义》（《新西部》2010年第10期）简要结合现代知识者流浪背景论述鲁迅小说，将其流浪描写分为反抗式流浪与战斗式追寻两种类型，探讨了鲁迅自我牺牲、永世流浪的精神气质及其对现代流浪叙事文学的贡献。这些研究集中于某一位或几位作家，较少对五四浙籍作家流动性与现代文学发展关系的总体考察。

综而观之，上述成果对现代作家、浙籍作家的流动行为作了具有价值的发掘，在作家流动的梳理方面建树颇多，提出具有启发性的见解。然而，已有著述各有倚重，或倾向全国作家流动的长线分析，或注重两浙本乡地域文化探讨。因论述范围与方法所限，浙籍作家群体的城市流动研究才发却止，造成一些遗憾，留下诸多罅隙。

首先，目前有关现代作家流浪漂泊的文学史梳理与综论，涉及范围广、论述战线长，广及全国各地作家，且纵贯现代文学30年。鞭长莫及之下，难以系统细致地考察五四时期两浙地区作家流动的详貌。相关成果多把五四新文学作为起点，触及一角，尔后旁顾左右而言他，转而论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萧红、艾芜、路翎以及抗战流徙作家。这就使得五四浙籍作家流动的整体图景、复杂轨迹、城市流向、文化动因等问题仍显模糊。

其次，对五四时期浙籍作家流动的研究，多见于个案研究与片段分析。相关研究多聚焦鲁迅、郁达夫、王以仁、王任叔等一部分小说家，且把他们作为孤立个体来谈，对浙籍作家流动的群体性认识不足。这样不仅忽略两浙的多位新文坛成员，而且不能充分展示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活动、群体交往以及对新文学的重要影响。

最后，已有研究主要依托地域文学或文学地理学研究范式，理论方法尚不丰富，尚少用城市社会学和文化学方法，这不免制约了新文学作家流动的深入分析。地域文学研究者从两浙文化维度追溯浙军涌现的历史渊源，注意到他们的流动特点，但对这一界外论题难以详尽。目前国内人文地理学尚处探索期，文学地理学研究尚未成熟，相关论者对城市地理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多拘囿于城市文学，未能从城市文化、城市地理角度审视五四浙籍作家的流动现象。另外，研究方法不够丰富也时常导致术语混用，引发研究错觉与偏颇。不少论者将现代作家的流动并称为流浪漂泊，没有结合历史语境严加区别，甚至有的将现代作家的流动与古代游方混为一谈。相关研究均未言明流浪行为、流浪母题与城市文化环境的关系，忽视了众多作家在城市行路的别样面貌、动态聚合、复杂心理体验及其文学影响，过多强调作家在外流浪受到的磨难与戕害，而遮蔽他们深受现代文化影响的一面。这不利于我们准确认识五四作家流动的历史性与现代性。

鉴于此，本书希望取长补短，从研究范围、视阈方法等层面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发掘五四浙籍作家流动的历史经验，对作家流动与新文学发展关系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