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和互动

（一）边疆

大西洋从三个大陆之间制造不断加强分离效果的边缘区域，转变成动态扩张的交往世界，这种转变在世界范围内交往和互动的强化过程中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海洋的转变上。在提到“世界帝国”的时候我们已经暗示过它。站在全球化的当代角度上看，全球历史中最重要的进程完全发生在1350—1750年的极端中。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并不是单个的事件，而是本雅明所称“拱廊”意义上跨越边界进程中时间的积累。[51]

边界的跨越并不是整体上的，而是更长时段上边界区域的演变。尽管前近代同此前不同，彻底承认了线性边界，它们经常会虚化为边界区。[52]原因在于之前提到的同近代国家相对的，作为主要政治组织形式的结构松散的帝国。教科书夸张的举例称，帝国统治人民，而国家统治领土。当然，在历史意义上这两种边疆很难完全区分，但是只有近代国家的兴衰才体现为线性边界的变化。相反，帝国的衰落则体现为从中心到边缘内聚力的减退，中心与边缘的概念是从本质上同近代国家相反的。帝国的特点在于模糊的边界内联盟与关系的等级性，它自然可以迅速更迭。因此，政治边界的不明晰时而被宗教边界修补，就像宗教改革后的欧洲。进一步讲，帝国又是还显现内部边缘，如在德意志一些领土和莫卧儿帝国18世纪才被纳入统治的部分区域。近代国家必须承认其最遥远的边界外的邻国也起码拥有形式上的平等，而帝国经常完全否定邻国的平等权利。

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脉络因此产生。1976年成立跨学科的边境研究学会及其《边境研究学报》（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起初关注的是著名的美墨边境问题，之后过渡到世界上的边境问题，如以色列国等。[53]同样在美国，1893年《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开启了与边境相对的历史研究概念边疆。特纳在其中将美国的不凡和它的民主体制归因到西部的开拓（天命论）和之后的同土著居民冲突上。[54]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论文原本只是政治层面上的，它给世界范围内对边疆地区重要性、利用方式等方面开展的研究提供了动力。[55]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殖民化美洲的边缘地区定义不同的边疆类型，它们总是在封闭的农业定居者的区域以外。例如在北美和墨西哥，委内瑞拉的高林地，巴西的“色当”荒原，19世纪才有重要价值的阿根廷南部的牧牛业边疆。[56]在墨西哥北部、巴拉圭、南美洲科迪勒拉山区东麓以及巴西腹地的较为和平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边疆，和此相对的加拿大西部英属北美与智利南部的印第安人边疆，最后还有西属美洲和葡属美洲腹地的逃亡黑奴边疆。[57]在南非开普殖民地的早期也有相似的现象。[58]不过，我们首先接触到的是欧亚大陆上帝国的边疆，它们在东南亚开垦区域和雨林的边界上，在中国的北方、西北和东南[59]，也在俄罗斯的南部和东南部。[60]在欧洲，当英格兰和卡斯蒂利亚分别扩张到爱尔兰和西班牙南部时，它们开始了边疆政策的见习期，之后迅速地将它们施于北美。[61]

从近代国家的角度看，这样的边疆地区可以被理解为国家里的欠开发领土，它们渐渐被整合入帝国，最后进入民族国家。考虑到原住民问题，其先决条件在于殖民统治，它依赖着以武器差别为主的殖民宗主和殖民地人民间的发展差异。相应的，本地居民则被彻底看作低等的野蛮人。或者像通俗小说《无主之地》那样设想对无人声明的大片土地的占领。另外，殖民统治的不明确或者相互竞争有时候也给土著民提供了改变宗主和同盟的关系，比如在英法之间的北美印第安人[62]，在中俄之间的蒙古人。

缺乏控制则诱发了一类特殊的移民、如逃亡的奴隶和债务奴，像加拿大和西伯利亚的酒贩们那样的不可信的行商、逃犯，以及各种冒险家。这种情境常常造就了一类特殊的边疆人群，他们的活动导致边界的进一步扩展。这些人包括北美的牧人和后来的牛仔，这个语境下可能被提及南美的高乔人和亚诺洛斯人，还有最早最重要，发展出独特族性的俄罗斯哥萨克。平衡了这种粗犷的冒险主义的，是传教士的介入，他们在整个拉美地区为边疆地区和平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二）接触区域

谈及外部边界时，根据权力状态的个别情况，可以区分位于无边界蛮族疆域边缘的单方面、非均衡的边疆同双边、均衡的边界，边界同时也会形成同邻近帝国的接触区域或是形成这个区域的过渡地带。就我们的五个主要区域而言，这一形势一方面作用在中国和中亚帝国的边界上；一方面作用在与俄罗斯以及中亚的边界上，直到中俄两个帝国直接接触。因为同样原因，今天的五大湖地区在17—18世纪与其说是边疆，不如将其更准确地定义为中间地带。当地的印第安族群和逃亡到这里的移民不仅直接同法国人和英国人接触，而且接触者和他们完全不同的北美原住民集团，如易洛魁人和苏人。[63]

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人口膨胀、国家弥补，这种“接触区域”比狭义的边疆更为常见。世界历史上一个尤其重要的案例是俄罗斯同拉丁欧洲的边界区域。它同波罗的海历史以及瑞典对芬兰的扩张密不可分，这个区域首先被纳入波罗的海国家，最后被纳入俄罗斯。但最初，在15世纪，立陶宛是控制罗斯大地，将东正教徒纳于罗马天主教会之下的关键。直到17世纪中期才出现反转，波兰开始被从地图上抹掉，俄罗斯出现在拉丁欧洲的中欧边界上。当然，这里的俄罗斯沙皇国同之前的俄罗斯概念不同。因为政治力量西进的同时文化力量正反向东进，这种运动将俄罗斯变成了欧洲的一部分，尽管俄罗斯明确地要求依靠东正教划定自身边界。

奥斯曼帝国的边界是否是明确的宗教边界难以下定论。虽然学术上有争议的奥斯曼帝国“迦齐”战士的自我形象有现实意义，它仍然具有既发生过著名战争，还有明显边界现象的，位于它与南俄及东南欧间的几处模糊的接触区域。[64]地中海是它最重要最典型的接触区域，这里长期是穆斯林与基督徒和平交往与战争接触的媒介和舞台。换言之，在我们所言时代里它一边是奥斯曼帝国和它们在北非的海盗领主，一边是西方与西班牙国王的海盗领主，即天主教骑士在马耳他建立的医院骑士团。[65]16世纪后期起，西北欧甚至同地中海的两方都建立了联系。

甚至连“沙海”撒哈拉沙漠也更多地作为接触区域存在，而非人们从它的历史中所假设的不能逾越的边疆，当然它主要是在伊斯兰世界的内部。除了跨越撒哈拉的贸易，在那里也有穆斯林之间的战争接触，比如1591年摩洛哥军队在付出大量生命代价穿越撒哈拉后击败桑海帝国，在廷巴克图建立摩洛哥人统治一事。欧洲的非穆斯林较少介入其中，非洲的非穆斯林仅仅作为奴隶参与其中。

虽然在穆斯林和异教非洲人的接触中诞生斯瓦希里文化的非洲东海岸，可以被视为另一个接触区域，穆斯林同其他人群在南亚与东南亚的接触很难划分到明确的区域中。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在南洋群岛那样体现为封闭的穆斯林国家同其他国家的联系，还是像在印度次大陆那样体现为同一政权中不同信仰人群的共存。在这种条件下的空间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给定结果。尽管宗教在这里是划界的决定因素，同时伊斯兰教在理论上起码同基督教一样排他，但在实际中却体现为一种并非宗教宽容但明显和平共存的统治形态。

实际上，谈及接触区域的概念时，需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最初的交往仅仅来自近邻的帝国、宗教和文化间。对于经济，贸易带来的物资交换也是如此，因为从古代到此时欧亚大陆两端间的货物运输并非由同一商人完成，而是在不同的区段间转手。对于航运也是这样。[66]尽管航运的天然优势也许能让一艘船跨越长距离，譬如从印度西海岸把香料运达埃及。14—15世纪西欧人旨在海上贸易的探险造成了革命性的变化。西欧人知道如何用这种激进的新方法将大洋变为交往空间，他们首先在远离故土的地区创造了全新的接触区域。

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冒险以大西洋和非洲海岸为跳板，开辟着朝向未知世界的航路，追寻传说中的东方帝国。他们在政治和技术上的先进让他们足以统治文化发达技术落后的美洲人，把大西洋变成他们独有的内部接触空间，掠夺新大陆的资源。与之相反，在亚洲，长时段内他们只能凭借海上优势将印度洋、东南亚海域和远东作为他们新的接触区域。葡萄牙和西班牙被荷兰、法国和英国取代了，虽然后者实力更强，直到18世纪接触的形态还是取决于亚洲当地的居民。尽管如此，欧洲人仍然能够保证他们在亚洲地区直接海运出口中的份额，其依靠的是从美洲开采的贵金属，借此他们建立了第一个全球贸易和货币交换体系。[67]这样在1750年，世界帝国与世界海洋就有了全新的，如其应该显示的重大意义。至少在空间意义上，全球化时代的时空缩小已经有了前奏[68]，尽管在时间上航海仍然需要历月经年。

（三）接触群体

欧洲人同非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的接触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在后者的国家中，印度、中国与非洲的人们只是在个体情况下进入欧洲。一般而言，欧洲人总是首先要求接触，而对方经常是消极响应或者是阻止它。当然，在欧洲的早期扩张中，西向与东向的接触群体是大大不同的，不论在人口还是在成分上。

虽然所有的美洲人一个民族接着一个在不同时代被白人影响，对于欧洲而言同当地土著有联系的不过是少数的短期或永久定居者。到美洲的自愿移民可能有几十万，但只有1580年以前他们才占到所有移民的69%，属于明显的多数。而早在1580—1640年，人口组成就发生了巨大变化，非洲奴隶占到了移民的67%。在1640—1700年间情况再一次改变，在65% 的奴隶之外又增加了18%的契约佣工，他们是靠做一定期限仆役来换取旅途费用的白人。因此奴隶的比例继续升高，到1760—1820年间占到移入者的85%。只有到1820—1880年，自由移民的比例才攀升到82%。[69]英国将一部分罪犯运送到殖民地，他们成为移民中少数但是重要的部分，而其他殖民列强至少是在理论层面尽量只招募那些最正派的移民。除了行政人员和士兵外，英国和法国倾向于输送农民去定居，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模式则是靠印第安人或黑奴从事农业生产，让他们的地主在城里坐享其成。

由于欧洲人在非洲和亚洲基本上只能建立孤立的贸易据点，只有个别地方存在有限的领土，去那里的移民就要少得多。但是由于奴隶贸易在那里的兴盛，我们仍然可以推测那里有较大比重的奴隶，或者个人役使或者用于出售。在亚洲和非洲的白人是商人和官员，这个群体只是短期居住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些来自下层阶级的人为他们服务，他们主要是军人，而其他的定居者则全然不像在美洲那样常见。这些下层阶级常常包括娶了当地妻子的人们和他们“混合婚姻”的第二代。荷兰人雇佣的部队有大比重来自德国。除欧洲人据点的当地人外，非洲和亚洲的接触群体还包括个人性的贸易伙伴和当地权贵。各处据点的欧洲人都扮演着满足祖国市场需要的雇主的重要角色，在印度涉及纺织工业，在中国涉及茶叶和瓷器。尽管如此，这个语境下的直接接触是很有限的。

各处也都存在有着自己官员的天主教或新教会众。在拉丁美洲有一种庞大而显耀的天主教等级制，它同统治阶级相联系。新教传教士只有很少数会去那里完全致力于土著居民的皈依，而伊比利亚的君主派遣了大量的天主教传教士，并且部分资助他们。同普通神职人员不同，传教士都是宗教修会成员，如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奥斯定会士和耶稣会士。在殖民权力控制的区域，他们的活动非常成功，特别是在拉丁美洲、菲律宾、斯里兰卡和葡萄牙定居点的腹地。但是当他们进入本地帝国的时候，或者会像在印度和中国大部分地区只有很少当地人皈依，或者像在日本那样教会经历过短暂成功和发展时期后就遭迫害。

皈依相当于抛弃自身文明而选择欧洲文化。这种文化嫁接只有在基督教福音的软实力同殖民统治的硬实力联手的地方才可行。在本地权力在社会中掌握硬实力的地方这就会有很大困难，当地统治者经常不看好基督教。在这个语境上，在日本、中国和印度耶稣会是那些试图缩短文化鸿沟的努力必须要被提及。欧洲人此前从没有对异质文化如此投入过。另外，他们还在欧洲精英和中国人间激发了一种间接但大体密切的文化交往。因为在中国尤其成功的对文化让步的正名，欧洲充斥着不同程度上来自中国的理想化信息。[70]

像耶稣会士那样谨慎安排的，并在有限尺度上开展的工作，在世界范围内也被复制，这就是从一种文化和宗教向另一种的转向。它或者通过组织层面或者个人驱动，或者是自发的或适应特别境遇的。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帝国的奴隶军队来自基督教社区，奥斯曼帝国许多显要人物就是所谓的背教者。从他们的生活轨迹来看，回到原有的信仰上也不是不可能。在改革之前，欧洲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也可以顺利转换。

的确，我现在已经知道这样文化和宗教变化极少能够完全彻底，因为人的既有信仰和态度很难被彻底根除。因此，认同的变化并不是一次性与历时的，而是重复与同时的。一些认同可以选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比不证自明的认同的更加合适。甚至同时信仰几种宗教也不是未曾发生，比如与天主教共存的印第安人和非裔美洲人信仰。在帝国和文化之间的人们无须完全效忠的中间地带，文化经纪人经常会出现。这种角色的适合背景是多样的，尽管混血人常常主动来承担。[71]某种意义上，在中国耶稣会士认为自己负有使命，但他们也多多少少使用中国士人中的著名信徒帮助他们。[72]

18世纪以前，伊斯兰教在非洲和东南亚的传播很少通过有意的传教团体或者通过圣战，而是通过一类文化中间人，特别是行商。换言之，他们是两个意义上的离散社群。一方面，这个概念指示在其他信仰主导的环境中的宗教少数；一方面，它也指迁出或被迫离开原来居住地最终在异文化环境里定居的人。这个群体的特征和他们成功的前提，在于他们同居住地很好的联系，他们自我团结的群体也有世界范围的交往网络。这种离散社群的最典型代表是犹太人，在本卷讨论的时代中他们被欧洲几个国家驱逐，但在荷兰，未被驱逐的犹太人在新大陆的贸易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来自奥斯曼帝国欧洲邻国的希腊与亚美尼亚商人是相似的群体，还有东南亚广泛定居的中国商人。

（四）交流

“发现者”最初与不同文明发生接触，往往是借助手势与动作。但是从长远来看，语言壁垒是必须要跨越的。建立帝国的民族将他们的语言施加于被征服者，至少是作为被征服精英的第二语言。因此，汉语和俄语在中亚成为主导，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在美洲成为主导，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在近东和北非成为主导。作为《古兰经》不可替代的语言，阿拉伯语在同其他语言的竞争中有特殊优势。莫卧儿帝国没有单一的帝国人群，因此也没有帝国单一语言。波斯语成为宫廷和文化方面的语言，后来它同北印度的方言混合形成了印度穆斯林的乌尔都语。语言的力量自有其魅力，即使它并不像汉语和古希腊语那样让蛮族甚至无法正确发音。

但是，今天出于日常交往或者通过有意的抵抗政治的，那种可以理解的对殖民主义话语规避让我们经常低估语言作为权力工具的意义。在美洲，传教士坚持用当地人的语言宣讲福音，哪怕他们在翻译基督教信仰关键概念是遇到巨大困难（就像他们将福音翻译成汉语、日语和其他亚洲语言那样），而这种情况下误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西班牙统治者最初强令美洲人学习帝国语言——卡斯蒂利亚语，最终却不得不容忍美洲印第安语言。16—17世纪，西班牙传教士编纂了近500部印第安语言词典和语法书，让不少语言免于灭绝，同时还让许多语言第一次有了文字。与此同时，亚洲的传教士成为日本学、汉学和印度学的先驱。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教育良好的耶稣会士，他们认识到自己是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毕竟一千多年以来，西欧人不得不从拉丁语和希腊语翻译他们信仰的基础和书面文化。这样，一些欧洲人发展成了优秀的语文学家，善于读解完全陌生的语言和文化。思想史中同样群星闪烁的地方只有日本。[73]

在亚洲和非洲的欧洲人离散社群需要学习当地语言，而当地人们却与之相反地缺乏学习外语的动机。商人们总是不像传教士那样有准备、有职责地投入精力学习语言，这样和他们做生意的当地人不得不在语言方面向他们妥协。另外，在东南亚和加勒比海尤其典型的多语言现象意味着问题很难靠学习一门语言掌握。因此，日常语言中出现了一些更简单的办法，那就是通用语或者是像克里奥尔语或皮钦语的语法及词汇简化的语言。

通用语是本身不变的在商贸方面广泛使用的第二语言，如当代的英语。相反，克里奥尔语和皮钦语则是通过现存语言的杂糅与极度简化形成。二者的区别在于克里奥尔语已经成为母语，而后者仅仅作为第二语言出现。尽管如此，两者界限是不明确的，变化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昔日对克里奥尔语和皮钦语的轻视早已消失。毕竟，英语就是克里奥尔化过程中形成的，而通用语之名来自“富浪语”，一种中世纪地中海的商业语言，它本身就是一种基于拉丁语而充斥大量阿拉伯语词汇的皮钦语。

当然，还有许多基于非洲和亚洲语言的克里奥尔语和皮钦语，但是欧洲人作为世界贸易联系的激发者，引来了一种基于他们语言的特殊的创造性。南亚和东南亚的克里奥尔语和皮钦语发源于葡萄牙语，被后来的一拨欧洲人学会，其踪迹今天仍然存在。在美洲，奴隶们通过混合他们主人的语言和非洲方言发明了他们的克里奥尔语。[74]

在许多案例中，外来的不速之客在学会当地语言之前，就已经经常同当地妇女交欢。反过来的情况极少见，因为最初的接触群体总是仅仅由男人组成。性爱是有着文化重要性的交流，这就是对他文化日常习俗心造不宣的接受，生下因出身而倾向跨文化观点的后代。

（五）互动

自然，不仅仅是性爱，任何交流的形式都是互动。互动主要体现为极端形式的人类活动，那就是使用强力，尤其是在战争之中，但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文化产品也是互动，主要是通过贸易的物质产品传播。我们讨论过的战事频繁的帝国建构，和以西方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互动是这个时代永远的主题。

涉及贸易的商品时，欧洲对美洲的寻求就可以被称为创新性的，而它在亚洲起码在起初不过是供应来自拉丁美洲的白银、黄金与宝石。持续时间短暂，却对地区有深远影响的是从美洲外运的海狸皮，加勒比地区种植园生产的高价值农产品，如蔗糖和烟草。非洲在起初也是作为黄金产地，到1700年，向美洲提供黑奴成了它的主要作用。但在亚洲，贸易者起初所关心的是在传统的香料（如胡椒、桂皮、豆蔻、丁香）供应中夺得尽可能多的份额。之后兴趣转向了主要来自远东的可以获取的丝绸与印度的棉织品。在这些商品外，地位次重要的还有印度宝石、中国瓷器、日本漆器等奢侈品。之后咖啡和茶叶在欧洲盛行，带来了大量的相应需求。欧洲这一方则向美洲和非洲提供金属制品、纺织品，葡萄酒和烈酒等制成品，向非洲提供火枪，向美洲提供印度棉织品。相反，欧洲商品在亚洲销售的数量还有待增长，其结果是美洲的白银通过几条路线向亚洲单向输入。但是欧洲人还带着各种商品参与了亚洲的跨国贸易，通过它来补偿将商品输入欧洲的花费。

但是自古以来，在全球贸易体系的表面下，不同方向上的大规模生物传播也在发生着，主要涉及商业谷物和牲畜，它们是特定文化的产品。亚洲、非洲与欧洲之间的生物传播在13世纪似乎就终止了。[75]相反，美洲直到此时才接触到陌生的微生物，如来自欧洲的天花、流感、麻疹、百日咳等，来自非洲的疟疾和黄热病的致病菌株或毒株，并造成毁灭性后果。另外，不仅是各类杂草从欧洲被带入美洲，还有小麦、大麦、燕麦、黑麦、柑橘、香蕉、甘蔗和来自非洲的小米、薯蓣、秋葵和西瓜。拥有一百余种驯化作物的美洲则回报了更多，包括那些在今天具有全球意义的作物，如马铃薯、玉米、木薯、甘薯、西红柿，多种豆类和南瓜、凤梨、落花生、可可和烟草。木薯和玉米作为非洲的主食有关键意义，正如土豆之于欧洲和俄罗斯。但是美洲原本没有家畜，因此很快它们就接受了来自欧洲全部的家畜和几种野生动物。[76]

在其他方面全球文化接触则效果有限，如耶稣会士带来的中国风。在新大陆，欧洲文化是强加的。尽管此前那里已经有所发展，新大陆的语言和旧式建筑都指示着近代美洲的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渊源。同时也不应该忘记，首先，原住民文化在移民文明之外与其之间仍然生存着；其次，非裔美洲人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不过这两者的分布都是不均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