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本土影响
一 充满饥饿与恐惧的南方经历
在论述形成美国文学的思想背景时，美国学者罗德·霍顿和赫伯特·爱德华兹指出，“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了解文学和产生该文学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有时落后于时代，有时预示未来”。简言之，“文学往往反映时代的主要趋势”。[2] 美国文学思想史专家的这一观点对赖特小说的思想内涵形成的背景研究具有可供借鉴的意义。
理查德·赖特于1908年12月4日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纳齐兹镇一个黑人佃户家庭。赖特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离家出走，在随后的25年，赖特与父亲再未谋面。为了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赖特的母亲尽管体弱多病，还是不得不到白人家去帮佣，于是赖特和弟弟被送进孤儿院。孤儿院里挤满了孩子，在那里，年幼的赖特“每天感觉最持久的就是饥饿与恐惧”。后来成年之后的赖特在其自传里写道：“恐惧和不信任已经成了我生命的组成部分，我的记忆力变得敏锐起来，我的理智也变得更易受影响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特有的个性是与他人相对立的。我抑制住自己的感情，直到我弄清了周围的环境后，我才敢言语、行事，我大部分时间总觉得自己悬在空间……”[3]不久之后，母亲因为中风而丧失劳动能力，赖特被迫与弟弟分离，与舅舅生活在一起。一次偶然的机会，赖特知道自己居住的房间正是房东死去的儿子曾经居住过的，因此他吓得夜不能寐，于是他祈求舅舅和舅母让他睡在客厅沙发上，却遭到舅舅严厉的拒绝。之后，赖特借口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而被送回到外祖母的家中。母亲的痛苦在赖特的脑海中成了一个象征，象征了“所有的贫困、无知、无能；痛苦的、令人失望的、充满饥饿的时光；无休止的迁居、徒劳的追求、变化无常、害怕、恐惧；毫无意义的悲痛和无穷的苦难”。[4] 那时赖特虽然已经12岁了，却还没有上完一整年学。尽管如此，他却“有了一种任何经历都无法磨灭的人生观……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在生活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上所持的见解是任何教育都无法改变的；深信只有当一个人奋力从毫无意义的苦难中强行索取意义时生活的意义才会出现”。[5] 1921年，赖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吉姆·希尔公立学校。因为外祖母强迫赖特祈祷，并且禁止他在周日（复临安息日）工作赚钱，所以几年之后，赖特选择离开外祖母家。曾经与外祖母关于是否信奉基督的争吵，使赖特对解决日常琐事的宗教办法产生了永久且坚决性的敌意。这种对于宗教文化的质疑，对美国南部黑人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反叛，都在赖特日后的创作中有所体现，成为赖特小说创作的灵感源泉之一。
赖特自幼敏感聪慧，早在15 岁时，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地狱半亩地的伏都教》，发表在当地的一家报纸《南方记录》上。赖特在小学和初中的表现都非常优秀，并且于1923年被选为中学毕业典礼致告别辞者。校长已经替赖特撰写好致辞，这篇致辞不会冒犯学校的白人校董。但是，不同于他的黑人小伙伴，赖特坚持要用自己写的致辞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而且态度极其坚决。让赖特感到非常吃惊的是，那些黑孩子竟然那么顺从地完成白种人给他们指定的任务，在赖特看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过着“一种特殊的、单独的、阻碍发育的生活”。因为担心自己说些不合适的话而招致不幸的遭遇，赖特尤其希望回避麻烦。“如果自己与白人发生了冲突，就会控制不住感情，出言不慎，那就等于是给自己判死刑。时间并不在我这一边，我必须采取某些步骤……我多次对暗藏于内心的负担变得不耐烦，真恨不得把他们卸掉，要么行动起来，要么逆来顺受。然而，我生来就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我别无他法，只有采取行动，而我对所有这些是感到害怕的。”[6]
对于赖特来说，在南方的生活，因为没有明确方位的界标，所以自然无法指导自己的日常行动。南方生活的冲击让他变得敏感、骄傲、紧张、容易激动。重要的是，生活在南方没有了解自己的可能，“因为南方只能承认人的一部分，只接受他人格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心灵和精神的最美好、最深刻的部分——都被南方出于盲目无知和憎恨抛弃了”。[7] 应该说，赖特在杰克逊镇和孟菲斯城的生活历经了贫困与饥饿、憎恨与恐惧、紧张与焦虑、暴力与危险……这使得赖特对于美国底层社会有着细腻而切身的观察和体会，从而奠定了他对种族歧视与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入思考，这些都对其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在北方大都会的成长与成熟
1927年赖特来到芝加哥。在芝加哥，赖特一方面积极寻找工作，另一方面尝试文学创作，同时他的政治信仰在芝加哥发生了重要改变。赖特在芝加哥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邮局当差，在空闲的时候，赖特如饥似渴地阅读一些作家的作品并且努力研习这些作家的写作风格。“我是通过读书才得以在缺乏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东西的情况下勉强活下来的……我因为偶尔读过一些小说和评论，这使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生活的前景。”[8] 赖特早期的阅读书单包括德莱赛、马斯特斯、门肯、安德森和刘易斯等的作品。在1931年，赖特失去了在邮局工作的机会，他不得不依靠社会救济来维持生计。1932年，赖特在芝加哥加入了约翰·里德俱乐部，无私地把自己献给了美国共产党，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观察社会。“不是共产党的经济学”，正如他在《失败的上帝》中所宣称，“不是工会的强大力量，也不是地下政治的激动需要我；其他国家工人经历的相似性，把分散而同宗的各民族团结成一个整体的可能性，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认为，用革命的话来说，黑人的经历最终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家，一种功能价值和作用”。[9] 在谈到自己的作用时，他写道：“我感到，共产党人把那些寻找他们来领导的人的经历过于简单化了。在他们吸收群众的努力中，他们没看到群众生命的意义，他们用一种非常抽象的态度来设想人民。我愿尽力把某些意义还回去。我想告诉共产党人老百姓是怎样感觉的；我也想告诉老百姓，为他们的团结而奋斗的共产党人的自我牺牲。”[10] 赖特和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员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且于1933年以革命诗人的身份正式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1935年赖特完成了他第一部小说《污水池》，这部作品在1963年出版时被更名为《今日的上帝》。1936年《新车队》杂志出版了赖特的短篇小说《大小子离家》。同年，赖特开始在全国黑人大会工作，并且担任了“南方阵线作家联盟”的主席。这个群体的成员包括阿尔尼·邦当和玛格丽特·沃克。赖特向该“南方阵线作家联盟”呈递了他的一些批评散文和诗歌，还有他的一些短篇故事。通过“南方阵线作家联盟”，赖特编辑了《左翼阵线》杂志，但是在1937年，尽管赖特多次提出抗议，该杂志还是被共产党封杀。在此期间，赖特为《新大众》杂志也做出了许多贡献，这位新晋的革命诗人为《新大众》和左翼期刊撰写了大量的无产阶级诗歌，如《书籍的红叶子》等。
尽管在最开始的时候，赖特对与白人共产党人建立的积极友好关系感到满意，但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让赖特蒙羞：因为共产党中有人认为赖特是资产阶级分子，所以给赖特寻找住处的要约被共产党撤回了。赖特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学成才，他在完成语法学校的学习后，被迫终止了接受公共教育。赖特坚持认为，应该给年轻的共产党人足够的空间去培养他们的天赋。此外，赖特与一名黑人共产党人的工作关系导致了他与共产党及党内领导人的公开分歧。赖特被同行的旅行者用刀尖威胁，被街道上的罢工者谴责为托洛茨基分子。赖特想要加入1936年“五一劳动节”的示威游行，结果却遭到了前任同志们对他身体上的攻击。这些经历，使得赖特与共产主义与美国左翼文学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赖特本人的世界观与文学观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强调对社会存在的真实描绘，重视发掘人物命运背后的阶级斗争因素，对文学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有着深入的思考，这一切并未因赖特与共产党人的龃龉而有所改变，而是融入了赖特的文学精神与现实思考之中；但另一方面，上述种种经历，以及与某些共产党人之间的意见不合，也是导致赖特后期思想日趋存在主义化、作品的现实批判性有所削弱的原因之一。出于多种原因，赖特于1944年与共产党正式决裂。
1937年赖特迁至纽约。为了养家糊口，赖特做过各种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工作是：编辑和文学创作。赖特的编辑生涯为其日后文学创作积蓄了力量和大量的写作素材。在纽约，他和共产党员产生了新的联系。赖特为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布置的计划工作，具体的工作是完成城市的指南手册《纽约全景》（1938）的撰写。此后，赖特开始着手《工人日报》的编辑工作。在1938年的夏天和秋天，他为《工人日报》写了200 多篇文章。同时，赖特还为一个短命的名为《新挑战》的杂志做编辑工作。这一年，对于赖特来说也是里程碑式的一年，他的短篇故事《火与云》获得了《故事会》杂志提供的五百美元奖金报酬。同时，《故事会》杂志出版社向哈珀出版社推荐了赖特获奖的故事集，哈珀同意将这些作品出版。在这之后，赖特被委任为《新大众》的编辑委员。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格兰维尔·希克斯介绍赖特加入了波士顿的左翼阵线。
赖特满怀憧憬地来到北方，不想却赶上了20 世纪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影响程度最深的经济大萧条。此次经济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这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中，美国首当其冲，1929年8月，美国的经济第一次出现不景气现象。在随后的两个月，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跌再跌，直到10月的华尔街崩盘，美国人民这才意识到经济萧条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经济大萧条的十年里，黑人受到的影响最严重，种族主义在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被无限放大。“从黑人社区来看，种族主义依然在决定黑人命运方面起着关键性影响”[11]，“因为积蓄少或根本就没有积蓄，黑人很快一贫如洗”。[12] 为了与黑人争夺就业机会，白人开始排挤黑人劳动者，用人公司也大量削减黑人劳动力。黑人面临的就业形势是：最先被解雇，最后被雇佣。在经济大萧条期间，黑人的失业率比白人高出30%—60%。处在社会底层的赖特失业在家，他亲眼看见黑人同胞只能依靠社会救济生活，虽义愤填膺却无能为力。他认为只有为黑人同胞争取平等权，黑人才不会在寻求工作时受到排挤。虽然黑人的高失业率是大萧条造成的直接后果，但是赖特认为白人的“种族优越论”以及整个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才是造成黑人失业的根源所在。另外，北方黑人人口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呈爆炸性增长，潮湿阴冷的贫民窟俨然已经成为黑人聚集的藩篱之所。赖特自己就是贫民窟的一员，在这样的禁锢环境下，赖特心中对白人的不满与日俱增。在他看来，黑人之所以被排挤到环境极差的贫民窟是因为白人对黑人实行的“居住隔离”政策，于是赖特心中对抗白人的“文学武器”逐渐开始形成。教育方面，“黑人儿童还是被限制在质量低劣的学校接受种族隔离的学校教育”。[13] 据调查，在当时，白人学生居多的学校有超半数的白人学生罢课，目的是驱逐黑人同学。赖特对这一“教育隔离”现象非常不满，他认为对黑人的“教育隔离”会对黑人儿童造成心理上的伤害，让黑人儿童陷入和自己童年一样的受歧视和受压迫境地。不仅如此，质量低劣的教学会让黑人儿童接受不到正常的教育，从而失去精神支柱，这会对黑人种族的未来产生巨大的打击。因此赖特对大萧条时期这种现象非常不满，他心中压抑的怒火随时都有可能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爆发，他要拿起自己的“文学武器”开展对白人以及整个美国社会的“抗议”。
20世纪30年代是黑人饱受痛苦的年代，他们或失业在家或流离失所的经历是白人所不能体会的。“20 世纪30年代的黑人小说家开始把小说背景基于美国黑人种族的实际生活。”[14] 处在社会底层的赖特也不例外，他失业在家，更多的时候需要依靠社会的救济维持生计。于是赖特开始了基于自己生活实际的写作，记录自己和同胞们在经济大萧条下艰难的生活。他擅长运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揭露黑人生活的悲惨境遇，他的作品中包含黑人同胞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同时也描写了大萧条时期整个美国社会经历的自信心下滑现象。因此，“赖特表达了大萧条后美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大萧条时期过后，在美国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对自己的现状或前途持有的自信心大打折扣”。[15]
赖特小说的描写对象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新生代黑人，即被人称作“新黑人”的年轻人，“新黑人”之于“旧黑人”是子辈对父辈的继承。根据赖特的观点，这些“新黑人”是他日后写作的重点关注对象，也是他作品的主人公形象，他要向世人展现新一代黑人的不同——不再唯唯诺诺，不再唯命是从。新黑人的形象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将不同于老一代黑人，虽然暂且不知道这些“新黑人”的命运，但是至少在赖特的笔下，这群新生代黑人是黑人种族中一股新鲜的血液，这股新鲜的血液是新生代黑人的力量之源。这些“新黑人”体现了新一代的“赖特式”信任，他们具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和积极抗争的精神。这是赖特想要通过文学作品传达给世界的“新黑人”形象，从而让世界看到“新黑人”的独特性和种族自信心。同时，赖特也有意在自己日后的创作中吸收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黑人新型艺术表现形式，除了让这些新颖的黑人艺术表达形式为自己的小说情节服务之外，更多的是想要在作品中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黑人族裔的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在赖特的笔下，既可以看到“新黑人”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新黑人族裔的新型艺术表达形式。赖特认为“新黑人”形象是文学化了的自己，所以这将是他开启文学之门的钥匙。
1938年赖特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汤姆大叔的孩子们》，收录了包括《大小子离家》《沿河而下》《长长的黑人歌曲》《火与云》四篇小说。该书的出版以及良好的认可度大大提高了赖特在美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并且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赖特在经济上的稳定。在这些故事里，赖特运用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了美国南方农村白人与黑人残酷的冲突，以故事的形式再现了美国黑人精神上受压迫、肉体上受奴役和遭受暴力的生存状况，深刻揭示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从创作题材和主题上看，这四篇小说依次排列，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它们的组合超越了单篇小说的意义，充分体现了赖特创作风格的基调，即试图再现黑人在种族歧视的南方所经历的恐惧、屈辱和愤怒。[16] 小说主人公的种种遭遇折射出美国社会对黑人施加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压迫。《汤姆大叔的孩子们》的成功，让赖特获得了古根海姆学者奖，该奖项对于黑人作家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汤姆大叔的孩子们》中收录的四篇小说的共同之处在于：描写了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黑人所经历的犯罪、暴力和残忍。在赖特的小说中，暴力一直以来都是主要元素，“赖特这样刻画人物无非是想用暴力使白人产生恐惧”。[17] 暴力不是白人的特权，暴力也可以是黑人反抗的武器。赖特亲眼看见了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由于黑人与白人在就业等方面的竞争，导致了白人种族仇视思想剧烈膨胀，以及由此对黑人变本加厉的迫害。于是黑人使用暴力也就不足为奇，甚至在赖特眼里黑人使用暴力属于正当防卫，并且情有可原。赖特在创作中表达了对黑人同胞的同情，他在作品中试图证明黑人使用暴力的合理性，他认为黑人的反击是由于美国社会制度的不公，以及司法对黑人处以私刑的不公正。赖特在作品中描写黑人使用暴力以自卫，并不是为了宣扬黑人应当使用暴力来抗议。赖特在作品中多次描写黑人在犯罪和使用暴力时的矛盾心理，黑人在使用暴力时也会思前想后，进行一番思想斗争，以及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所以说，并不是说黑人使用暴力，黑人就是残忍的，黑人就是无情的，黑人就丧失了人性。黑人之所以会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思想挣扎，是因为黑人并非性本恶，他们不想犯罪，他们也不想使用暴力。那到底是什么让黑人不得不走向犯罪的道路呢？这就是赖特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主题。赖特在作品中让当时的美国白人及当局思考：到底是什么逼迫黑人走上了暴力和犯罪的道路，美国的社会制度对黑人是否公平，以及黑人不得已使用暴力的缘由到底是什么等问题。
从作品标题《汤姆大叔的孩子们》可以读出赖特的写作意图。汤姆大叔的孩子们代表的“新黑人”与汤姆大叔本身所代表的“旧黑人”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比，汤姆大叔可能还在勤勤恳恳为农场主工作，对农场主唯命是从，唯唯诺诺。或许在遇到白人威胁的情况下，汤姆大叔也只是默默忍受，甚至到了白人伤害自己的时候，汤姆大叔也不会选择做好准备逃离，而是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汤姆大叔的孩子们与汤姆大叔截然不同，他们不再屈服于白人的威胁和迫害，他们知道在合适的时机逃跑和奋起反击。贫穷是贴在黑人身上的标签，经济大萧条时期，黑人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们还要默默忍受来自白人的威胁迫害，那么他们将是没有未来的。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合适的武器保护自己，不管这个武器是使用暴力还是犯罪，只要能起到抗议的作用就是值得的。
其实在赖特该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卡维民族自豪论的积极影响，他要消除黑人低人一等的种族言论，并且增强黑人种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积极号召黑人同胞为争取平等权而奋起抗争。[18] 赖特表面上是描写黑人使用暴力和走向犯罪的深渊，但他实际上想要表达的深刻社会主题一览无余，即黑人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社会以及美国白人阶层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非裔美国作家相信，文学能够沉重打击白人的种族偏见，尽管这种偏见像九头蛇一样难以根除。”[19] 因此，赖特想要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消除白人以及整个美国社会对黑人的偏见与歧视。他始终认为文学是治愈人类心灵疾病的良方，因此他要借助文学之笔去鼓舞饱受经济大萧条之苦的黑人同胞。更重要的是，他要替黑人同胞向整个美国社会发出号召，号召大家像汤姆大叔的孩子们一样奋起抗议。越是在艰难的时期，赖特的文学“抗议性”就越显得尤为重要，他开创“抗议小说”先河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无愧“新一代黑人”作家的领军人物。
1938年5月《汤姆大叔的孩子们》的绝佳销量让赖特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迁至哈莱姆。在哈莱姆，赖特开始着手《土生子》的撰写。《土生子》的完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根海姆学者奖的奖金。这部小说奠定了赖特作为20世纪重要作家的地位。《土生子》以20 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为背景，描写了一个黑人青年无意间杀死富有的白人雇主的女儿而被判处死刑的故事。这部作品揭开了阻隔非裔美国文化与白人文化的黑色面纱，使白人第一次看到了面纱背后美国黑人的恐惧、仇恨和暴力，目睹了黑人被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扭曲的心灵。在这部作品中，赖特要揭示“坏黑鬼”是如何被种族主义社会制造出来的，以及对黑人人性的否定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赖特认为白人社会应该更多地关注黑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地位的问题，白人对黑人问题的漠视或对黑人的仇恨只会导致黑人以破坏性的方式挑战整个美国的社会生态和政治制度。[20]
《土生子》出版后的一段时期，赖特的日程安排特别紧张。在1940年7月，赖特去芝加哥为黑人的民间史做研究，这些研究与埃德温·洛斯卡姆筛选的黑人的民间照片相得益彰。之后赖特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在那里，他和保罗·格林（Paul Green）合作，把《土生子》改编成戏剧。1941年1月，赖特因其显著的成就而获得了声望极佳的斯平加恩奖。1941年3月，由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s）担任导演的话剧《土生子》在百老汇上演，并受到了广泛好评。
赖特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还包括一部中篇小说《生活在地下的人》，发表于1942年，后来被收录在短篇小说集《八个人》（1961）中。故事讲述的是一位无辜的黑人青年因为并没有犯下的罪行而要受到警察的惩罚，为了躲避，他藏身到城市的下水道里的故事。小说题目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显然，“地下人”的意象是个隐喻或象征，象征被生活所遗弃而找不到方向、只好四处躲藏的人。这一意象后来被埃里森引用，创作了他的代表作品《看不见的人》。“地下人”是一个黑人，一个“边缘人”，他的存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可有可无、微不足道。“地下人”隐喻了黑人在白人社会的边缘地位和生存危机。
1945年赖特发表半自传体小说《黑孩子》。该书描述了他十九岁迁至芝加哥以前的生活状况。在那段时期，赖特与他的基督复临安息日家庭成员之间冲突不断，在社会隔离背景下与白人雇主之间更是矛盾重重。《黑孩子》是一部“有关一个黑人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真诚、骇人、令人心碎的故事”。赖特通过对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一系列平凡琐碎的生活图景的回忆，塑造了一个受屈辱、遭歧视、孤立无依，却决不与社会共融、执着追求光明与理想的黑人青少年形象。饥饿、歧视与冷漠的家庭生活给涉世不深的小赖特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使他从小就具有一种愤世嫉俗、桀骜不驯的反抗精神。父亲的浑浑噩噩与弃家不顾、孤儿院的死气沉沉、白人孩子的拦路抢劫、在外婆家遭受的鞭打和威胁、姨夫的被杀害等等使赖特从小就生活在恐惧之中。可以说，“饥饿和恐惧”是贯穿这部自传体小说的核心内容。赖特在《黑孩子》中不仅真切地描绘了黑人的苦难遭遇，表达了他们渴望平等自由的心声，而且旨在唤醒白人读者对黑人的同情。
赖特自幼孤独、敏感、聪慧、好读，最终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成功。在白人种族主义十分猖獗的美国南方，童年给赖特留下的记忆是来自白人小孩的肆意欺凌和殴打，是无休止的饥肠辘辘，是随时都有可能遭遇到的暴力，童年的他满怀恐惧和愤怒。赖特准确地把他的生活、愿望、意识、思想都熔铸到他的艺术创作当中去了。他的作品不仅仅是黑人苦难的记录，还是旨在变革社会的一种抗议，因为“要想成为正常的、真正的、有我自己个性的人，除了用抵制、反抗、好斗的方法以外，南方还会允许我用什么别的方法吗”？[21] 赖特在作品中不仅真切地描绘了黑人的苦难遭遇，表达了他们渴望平等自由的心声，而且努力通过富有哲理的心理描写唤起白人读者的共鸣。作为一名黑人，赖特深切地意识到要与罪恶的种族主义社会抗争，手中的笔是他最有力的武器。只有通过手中的笔，才能唤醒他的美国同胞——不仅仅是黑人，也包括白人；不仅仅是穷人，也包括富人——只有全社会的人意识到种族主义的罪恶以及黑人的悲惨处境和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黑人的最终解放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在赖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赖特已经觉察到，种族歧视的危害不仅体现在它影响到白人与黑人的关系，而且体现在它影响到黑人群体内部的关系。赖特在自传体小说《黑孩子》中对自己的黑人背景进行了反思：“经历了童年时代的打击幸存下来并养成了思考的习惯以后，我常常会对黑人身上出奇地缺乏真正的善意这一点进行深思，我们的情感是多么的反复无常，我们多么缺乏真诚的爱情和巨大的希望，我们的快乐是多么胆怯，我们的传统多么贫乏，我们的回忆多么空虚，我们多么缺乏把人与人结合在一起的那些难以捉摸的感情，甚至我们的觉悟又是多么微不足道。”[22]
就赖特所处的时代而言，与其把他的作品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作品放到一起，倒不如把他的作品放在芝加哥文艺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对赖特来说，此次文艺复兴不仅是思想上的大解放，更是写作风格与写作主题的重要转折点和成熟期。芝加哥文艺复兴是理查德·波恩在20 世纪80年代首度提出的一个术语，用以指20 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之间美国非裔大规模文化艺术活动。更专业地说，芝加哥文艺复兴也被称为“芝加哥黑人文艺复兴”，是20 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经历的一场黑人文学和艺术的大繁荣，到50年代中期芝加哥黑人文艺复兴产生的巨大影响才开始消退。芝加哥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和文学家，使芝加哥文艺复兴成为美国文化史发展的催化剂，更成为美国文化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赖特是芝加哥文艺复兴的激进派领袖人物。其实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赖特就开始了“抗议小说”的写作尝试。如果说之前赖特的作品风格是相对“温和的”，那么在芝加哥文艺复兴时期，赖特笔锋陡转，由“温和”向“激进”转变，并开创了“抗议小说”的先河。此时的赖特开始转向现实主义，并且写作的艺术手法有了明显的提升。赖特曾在自传中声明，自己深受西奥多·德莱赛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影响。赖特拒绝迎合大众读者的阅读口味，不谄媚，不低俗，坚定自己的立场，要用自己现实主义的笔触，加入象征的元素对美国社会进行深刻剖析，反映黑人生活的一切。并且，此时的赖特对种族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日趋深入，不再局限于个人层面，而是追踪到了社会制度层面，更加关注在芝加哥文艺复兴时期受到种族歧视、种族压迫的整个黑人族裔细微且矛盾的心理变化。此外，赖特在芝加哥文艺复兴时期更加重视黑人的传统文化，在作品中深刻挖掘黑人种族独有的艺术形式，包括黑人独有的爵士音乐以及黑人俚语等在内的大放异彩的传统文化因素都被赖特运用到抗议小说的创作中。
值得一提的是，赖特在该时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尤其是对黑人犯罪现场和恐怖氛围的渲染。这里的渲染并不是夸大其词，也不是故意制造哥特式的恐怖氛围，而是代表了赖特的写作基调。赖特显然是冷眼观世界，其写作风格与之前醉心于描写黑人种族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的表面现象的黑人作家风格迥然不同。赖特不再害怕白人的种族仇视，他不再置身社会之外去洞察和分析社会上的生活陋习和制度缺陷。相反，赖特选择在作品中帮助黑人同胞直接进入美国社会内部去摘除窒息社会的制度毒瘤和种族癌症。因此在芝加哥文艺复兴时期，赖特采用细节描写把黑人反抗时既害怕又仇恨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写作主题上，赖特在该时期开创“抗议小说”的先河，并逐渐走入成熟期。在抗议小说中，赖特揭开了阻隔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的黑色面纱，让持有种族优越感的白人第一次看到了黑色面纱背后蕴藏的黑人的惊悚、仇恨、暴力与杀戮，以及黑人在遭遇种族歧视和迫害后产生的变态心理和扭曲心灵。赖特并不是要宣扬黑人的暴力倾向，也不是要挑起积蓄已久的种族战争，而是借此表达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黑人同胞的轰轰烈烈的抗议之声：美国社会对黑人施加的残忍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已经令黑人的忍耐达到了极限，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力反抗大战一触即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赖特的代表作《土生子》问世了。
《土生子》探讨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美国黑人的问题：美国黑人应该如何反击白人的歧视与压迫？是低眉顺眼地逆来顺受还是坚定地奋起反抗？如果选择反抗，反抗的方式应该是温和的还是强烈的？在这本小说里，赖特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坚定而强烈的激进式与暴力式反抗。赖特在《土生子》中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之前作家作品的“新黑人”形象，这个“新黑人”青年不再屈服于白人的种族迫害。这一形象，让白人读者感到惊慌失措和惴惴不安，在赖特的作品中，白人明显感觉到黑人的反抗情绪在迅速升温，不知何时会爆发。小说主人公的性格是千千万万黑人性格的叠加，他们的抗议情绪高涨，用自己的暴力倾向和犯罪行为挑战美国的政治制度。这部分黑人在面临白人以及整个美国社会的迫害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宁可奋不顾身为黑人民权而斗争，哪怕牺牲生命，也不愿意再回到以前受压迫的境地。[23] 赖特借主人公别格·托马斯警告整个美国社会，黑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不要再过分，否则奋起反击的黑人将是千万个《土生子》主人公暴力的叠加。另一位著名的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早期写作受到赖特的影响，他号召那些“具有良知的白人与黑人一起抗议，为结束这场种族主义而奋起抗争”。但是，鲍德温和埃里森并不支持赖特在芝加哥文艺复兴时期充满暴力与火药味儿的“抗议小说”，他们认为暴力并不能解决问题，并且开始批判赖特的“抗议”文风，与赖特形成敌对关系；而“这种敌对关系使某些作家忽略文学的社会使命，形成晦涩难懂的敌对式文风”。[24] 确实，赖特的“抗议小说”在芝加哥文艺复兴时期到达了顶峰，语言尤其犀利，到处充满暴力词汇和暴力场面，因此有人评价说，“赖特小说的火药味儿太浓”。虽然赖特遭到了文学家和评论家不同程度的批评，但是也有不少追随者继续沿袭他的“赖特式小说”写作模式。赖特凭借《土生子》奠定了其“非裔美国文学之父”的文学地位。
1938—1945年的作品构成了赖特文学创作的第一阶段，奠定了赖特作为非裔美国文学之父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作品取材于赖特在南方贫困的童年生活和在芝加哥隔离区的早期青年生活，这段经历对于赖特来说刻骨铭心——充满饥饿、恐惧、愤怒。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赋予了赖特创作的源泉，让他有了不得不说的强烈愿望。他要通过自己的笔对罪恶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提出强烈的抗议，揭示白人社会的不合理、不公正、不道德。他的这些作品不仅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宣布了一个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