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光明

在当今文坛，培浩已经是相当活跃的青年批评家了，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人们常在一些知名刊物和评奖中看到他的名字。这对偏居一隅的青年学者来说，是不容易的。而这引起同行、同门的注意，也是自然的事：前些日子他一个师兄来北京开会，就跟我说培浩在学术与批评关系上的处理，对他有启发意义。

培浩这位师兄所说的“启发”，主要是指经院知识介入现实和如何介入的问题。在大学做学问，是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隔开尘世喧嚣，还是把学术当作一种当代文化建构的话语实践，主动介入时代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历来就有不同的取舍，汉代以降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衍化为中国学术的两种传统：经世之学与求是之学。这两种传统各有千秋且在大的历史格局中形成互补。至于是把学问当作一种历史的策略，还是作为关怀现实的言说方式，往往取决时代因素与个人的学术立场。重点并不在于把学问当作掩体或者出击的战壕，而在是否把学问当学问，无论是在故纸堆中沉醉，还是为揪心的现实问题寝食难安，都能以求真求是的态度体现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

学问这东西，有它外向的意义，也有内指的功能，因而“利物”与“遣忧”可以“各从其志”（参见章太炎《菿汉微言》）。不过，做学问可以不问古今，不择新旧，不管有用没用，却不能没有热情，没有条件，没有积累，因此虽然自己以前在报刊写过几篇文章，鼓吹疏离潮流与时尚，“在边缘站立”，却始终不主张自己的学生做隐士式的学问。从事学术研究是需要环境条件的，但环境影响学问，人也创造着做学问的环境。我认为培浩给我们的启发首先在这里。韩山学院虽然地处潮州，是韩愈的流放之地，偏远了些，但通过诗社和诗歌写作中心，组织诗歌活动和学术活动，培浩的学问同样做得有声有色。他在边缘之地创造的文学氛围，既让他任教的学院增添了诗意，也改善了他自己置身其中的学术环境，不断获得从事批评与研究的激情与活力。

当然，说明一个学人的，最终还是学问本身。培浩是从文学批评起步的，而最近出版的《互文与魔镜》也是一本批评著作。但从《迷舟摆渡》（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到如今的《互文与魔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培浩的文学批评是不是有不小的飞跃？兴趣的宽拓、论题的丰富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视野与境界的开拓和文学观念的成熟。仅就文学观念而言，十年前的培浩愿意自己是迷舟的摆渡者，“和大量普普通通的写诗者，默默地企图用诗咬开黑暗的一角，并向本真生活探出自己的头。”（《迷舟摆渡·自序》）而现在却认识到文学不一定是昭彰本真的镜子（“即使文学是一面镜子，也不得不承认，它已经是一面中魔的镜子，从中取出的将是种种变形的镜像”）,“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互文性’的诱惑和启示。”（《互文与魔镜·自序》）这里体现的，该是文学认知的深入，也是批评精神的自觉与独立。

我想说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歌谣与中国新诗》，可能正是作者通向自觉与独立的一座桥梁。“歌谣与中国新诗”这个课题，原也与他写的《阮章竞评传》（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不无关系。那是一部从民歌中吸取营养，创出了异彩的时代诗人的文学传记，其中传主的代表作《漳河水》与民歌的关系，是书中最重要的章节。阮章竞是一个时代的诗人，《漳河水》对民歌因素的改造和利用，带着一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当代一般的文学史描述，也大多以时代的眼光平视时代。培浩却以他的“后见之明”，经由阮章竞《漳河水》对民歌的时代性改造，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却未一直未被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新诗”与歌谣的关系。

中国“新诗”运动与歌谣的关系，先期有黄遵宪、胡适的“尝试”，后来有中国诗歌会和解放区的“移花接木”，再有大跃进民歌和小靳庄诗歌的运动式倡导，近有校园民谣、都市歌谣的回响，可以说伴随着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但一方面是权威认为“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威权曾提出古典诗歌和民歌是“新诗发展的方向”,“新诗”运动与歌谣的关系的研究，一直是“新诗”研究的薄弱环节。

《歌谣与中国新诗》很可能是研究中国“新诗”运动与歌谣的关系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在论文评议中所写的那样，“开掘了一个值得学界关注的学术论题”。我认为它的头一个意义，是敞开了中国诗歌现代性转型之路的复杂性：不只是向西方寻求，也向自己的传统寻求；不只面向文人诗歌，也朝向民间诗脉；不光顺向“进化”，也会逆向“寻根”。第二，重新定义了歌谣之于“新诗”的基本性质，既不是放进博物馆里的“古董”，也不是必须看齐的“标准”和“方向”，而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种重要资源，须要我们正确地提取和利用。第三，深入探讨了“新诗”运动取法歌谣的特点与问题。歌谣作为一种资源，并非静态自明地被启用，而是体现着具体历史语境下不同话语权力的博弈，包括美学的、学术的、民族的、阶级的诸多诉求。

从新文学的前驱者为着“学术的”和“文艺的”目的，面向民间社会搜集整理歌谣，创办专刊（《歌谣》周刊）研究歌谣，探讨歌谣对于“新诗”运动的启发意义（如增多诗体、形式与节奏的参考等）；到为了“大众化”与“民族化”的需要，歌谣成为简便普及的运载工具；再到民歌因为编织现代神话而自己也成了神话，让“新诗”运动走向“歌谣化”；作者脉络清晰地梳理了各种时代诉求对于歌谣的“征用”和改造，钩沉、讨论了《歌谣》等少有人关注的重要文献的价值。1940年代是一般文学史重点叙述的新诗取法歌谣的年代，也是本书讨论的“中心”。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人视为有成就的地方，作者看到了值得警觉的问题。特别是，作者将这个年代定义为“新诗歌谣化”。而所谓的“歌谣化”，就是“资源”被内化为诗歌写作的标准和“规范”，本真流露、一时感兴的言说成了承担重大使命的“释言之言”。

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培浩命名和梳理的“新诗歌谣化”问题，它昭彰了人们在这一历史现象中对“新诗”实践和歌谣现代化的双重误解。而培浩之所以能够有效提出和梳理这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一是认真占有和钻研过大量历史文献，对近百年来“新诗”与歌谣的关系心中有数，用“历史的眼光”超越了一般人以时代的眼光打量时代的局限。二是他有深入辨析的热情和命名事物的理论自觉。培浩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我讨论某种诗歌现象的定义与命名的情形，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而阅读本书，再次与诸如“资源发生学”“文学化的释言之言”“历史透视法”“粗糙的大众化”“精制的政治化”等“说法”相遇时，便不由得要会心一笑。

无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理论批评，有没有历史的眼光，是否有理论与方法的自觉，成效是不一样的。

是为序。

2018年12月9日于北京四季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