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阿里斯托芬与古希腊“百家争鸣”

为什么西方学界认识阿里斯托芬的思想价值如此艰难呢？或者甚至不可能呢？

弗朗索瓦·于连将思想区分为两种形态：智慧与哲学。[77]我们很难用几个知识点去归纳于连所确立出来的“智慧”的特征，因为这归纳本身就与智慧的本质相悖。总之，于连主要通过有针对性地言说老子、庄子和孔子等先秦诸子[78]思想中某些共同的倾向性来确立出被西方人久已遗忘的智慧这种思想形态。例如，如果尼采和海德格尔反思哲学传统时，走到了古代希腊的肃剧上去，从而使哲学具有了肃剧的色彩的话，那么，来看看于连怎么说肃剧与智慧的无关系：

在智慧当中，悲剧的色彩消失了：因为智慧认识到所有的事情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不可能有悲剧。如果突然切断了对知识的无休止的追求，我们便不能再把世界和生活看成是不解的谜。……我们看庄子列数人们“终身役役”,“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情景，便可以想象，这个道家的思想家，是古代中国少有的几个体会到这种感觉、并对此做出了反应的人之一。因为从整体上来说，这甚至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中国的思想意识界明显是由和谐支配的，对冲突和对立的资源呈现封闭状态，好像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冲突和对立，所以“智慧”才成了在中国受到特别重视的思想形式。[79]

于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哲学与肃剧在思想类型上的一致性，还可以顺带给予“先秦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肃剧？”这个问题一个崭新的回答：是因为中国那时的思想类型是智慧的。尼采和海德格尔是为了哲学的革新才追问到哲学的同类——肃剧——上去的，他们不可能追问到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上去，因为谐剧与哲学是不同的思想类型。但我们这里建立的“百家争鸣”不仅仅是哲学的“百家争鸣”，而是思想的“百家争鸣”，不要遗忘了智慧类型的思想也在这“百家争鸣”中占有重要的席位。

阿里斯托芬的思想是智慧型的，西方学术界是（而且也只能）以哲学的方式去理解阿里斯托芬，所以很难揭示其真正的价值。阿里斯托芬与苏格拉底的分裂是智慧与哲学的分裂。但阿里斯托芬的智慧一方面必然带有希腊主要思想倾向的某些特征，因为他是针对这些主要思想倾向而出现的；另一方面阿里斯托芬的智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因为它受到了希腊主要思想倾向的限制。就像墨子在中国先秦思想家群像中是一个异类那样，阿里斯托芬在希腊古典时期[80]思想家群像中也是一个异类。

公元前6世纪末叶至前4世纪晚期的希腊是古代希腊文化大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希腊文明此前的诗教传统土崩瓦解，同时又孕育着未来的规范，新与旧犬牙交错。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战争期间，即在阿里斯托芬身处的时代（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早期），古希腊文化大转型时期的矛盾冲突和焦虑更加白热化了。如果说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史》以雅典执政官和将军为线几乎是编年史般地反映了这段古希腊文化大转型白热化时期的军事和政治情况，那么，阿里斯托芬完整留存至今的11部谐剧可以说就是编年史般地反映了这段时期各个阶段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希腊世界在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宗教等方面的焦点问题，并对这些与整个古希腊文化转型相联系的重要论题提出了深刻的鉴别和考察。阿里斯托芬谐剧所反映的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古希腊文化大转型过程中“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文化大转型”的阵痛当然也更加深重。

用现代人的眼光往回看，阿里斯托芬的这11部谐剧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早成熟的谐剧形态的仅存完整文本。但本书不打算对其作品的谐剧艺术形式进行探讨，而是要去直面阿里斯托芬谐剧世界中那些深刻的矛盾冲突以及其中通过嬉笑怒骂折射出来的焦虑。这些矛盾冲突和焦虑是雅典乃至全希腊大约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直至马其顿帝国对希腊世界的征服为止所面临的实实在在的矛盾冲突和焦虑。这段时期通常被学者们称为古希腊的“古典时期”，而且这一命名有着浓厚的后来人对于那段时期的景仰色彩。的确，那段时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经典文献，但当时身处其中的那些著作家却并不知道这些，自然也不会有这些自豪感和崇高感。他们面对的是神话秩序的崩溃，以及怎样建立人类共同体的新秩序，反而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焦虑。他们各抒己见，以不同的或相同的方式，从不同的或相同的立场，来阐释各自的观点。从很多方面来看，那段古希腊文化大转型时期都类似于中国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所以笔者提出以“百家争鸣时期”来指称“古典时期”。使用“百家争鸣时期”的称谓旨在强调：（一）这是一个文化大转型的时期，旧的秩序正逐渐瓦解，新秩序的因素正逐渐显露。“文化大转型”的阵痛才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而不是古典主义者们如温克尔曼（Winckelmann）、歌德（Goethe）、席勒（Friedrich Schiller）、黑格尔眼中高不可及的、成型的“理想”;（二）著作家们之间的对话、论争关系；（三）将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古希腊“哲学史”的视角转变为“思想史”的视角，使得像古希腊谐剧这样的著作也能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尼采、海德格尔等对这个“哲学史”传统的反思只不过将其触角伸展到“前苏格拉底时期”而已，而不可能在阿里斯托芬这样的著作家那里发现思想的光芒。

在这样一种“思想史”视野的观照下，阿里斯托芬就成为古希腊“百家争鸣”中一颗耀眼的明星。正是基于此，阿里斯托芬的著作就不能仅仅作为谐剧艺术来看待，准确地说，阿里斯托芬著作的本质不在于是谐剧艺术，谐剧这种文体仅仅是他的表达方式，它们的本质在于它们是作为“百家”之一的阿里斯托芬的著作，是文化史和思想史意义的存在。

阿里斯托芬的每一部谐剧都与创作那部谐剧时的雅典政治、社会生活环境紧密相关，这已经为后来不少古典学者和历史学家所揭示或作为历史资料的重要补充来采用。但阿里斯托芬著作中那些深刻的矛盾冲突和焦虑必须联系古希腊文化大转型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如果只是将这些矛盾冲突联系到具体的历史事件来理解，那只能一知半解，不能穷尽其深度和广度。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阿里斯托芬的著作可以说就是古希腊文化大转型的活化石，因此阿里斯托芬著作的历史属性就不能单单被看作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的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具有古希腊思想史的史料价值。但同时，阿里斯托芬是“百家”之一，是古希腊文化大转型一个积极的且重要的参与者，他对于古希腊文化大转型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因此，阿里斯托芬的著作既具有古希腊思想史的史料价值，同时还具有阿里斯托芬作为主体所提供的思想价值。古希腊文化大转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得以完成，并落下帷幕，因而阿里斯托芬的著作可以说是“前柏拉图时期”对于还没有最终完成转型的古希腊文化各个方面的一次最为系统的鉴别和考察。

本书旨在揭示古代雅典谐剧家阿里斯托芬作为一位思想家的面相，也就是说去展示出阿里斯托芬完整流传至今11部谐剧的思想面貌。阿里斯托芬的思想为什么需要揭示呢？因为看来在我们的观念中，谐剧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比任何其他表达方式距离思想似乎都更为遥远。我们习惯了思想板起严肃的面孔，而不习惯思想有一副诙谐的嘴脸。在近2500年的演出、阅读和阐释史上，阿里斯托芬作为一位思想家的身份和地位一直还没有得到承认，更不用于说对其思想做全面而系统的揭示了。

谐剧家阿里斯托芬不是一位哲学家，不仅如此，他的《云神》历来还是以嘲讽或反对哲学家苏格拉底而著称的。哲学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世界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方向，阿里斯托芬要反对它，一定得有足够的理由和洞察。就仅仅在反对哲学的这个意义上来说，阿里斯托芬的谐剧具有思想的品质便是确凿无疑的。

本书即是以阿里斯托芬11部喜剧和全部残篇为主要研究对象，分主题地详细梳理阿里斯托芬对于古希腊文化大转型时期不同论题的鉴别和考察，并探讨作为“百家”之一的阿里斯托芬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以厘定阿里斯托芬与古希腊“百家争鸣”之间的对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