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外緣之二：儒學傳播與地域文化的融合

現代學者曾經將儒學發展的歷史劃分爲三期或四期。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在牟宗三先生“三期説”的基礎上，較爲系統地提出了他的“三期説”，而李澤厚先生對此表示反對，提出了他的“四期説”。而不管哪一種説法，都是將先秦儒學發展看作一期，只不過“三期説”將漢代附入先秦，而“四期説”則將漢代儒學獨立出來爲一期。儒學之所以能在先秦成爲“世之顯學”，自然得力於孔子後學的傳播與弘揚。正如前輩學者陳榮捷（1901—1994）先生所説：

在儒家第二、三、四代一百五十年當中，孔門非常活動，成就也高。人數比任何學派爲多，版圖也比他們爲大，幾乎分佈全國。他們分兩途並進，一是從政，一是教學。這是依據孔子的模範，樹立儒家政學兩途的傳統。[47]

其實，孔子學説的傳播，不待其身後弟子後學的弘揚，早在他在世的時候已經開始了。孔子一生多次周遊，尤其是晚年周遊列國，足跡遍佈魯、衛、宋、陳、蔡、楚等地，與各國的諸侯、卿大夫相交往，受到很多國君的禮遇，客觀上宣傳了自己的思想。也由於孔子聲名遠播，投入其門下的弟子日漸增多。孔子曾説：“自我得回也，門人加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尚書大傳》）顔子的出現，使孔門弟子更爲親密、團結；而子貢則以其口才起到了宣傳員的作用。因此司馬遷説：“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從而出現“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當染》）的局面。既然孔子弟子來自不同國度，必然帶有當地地域文化的特點，當孔子思想被這些各具地域文化特徵的弟子接受之後，必然也呈現出該地域文化的痕跡和烙印。這種地域文化的影響，在孔子去世後的弟子離散去傳播和弘揚師説的過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前輩史家嚴耕望（1916—1996）先生曾指出：孔子弟子絕大多數爲魯籍，此後魯國人數減少，傳播漸廣。儒學向西發展至魏、趙，當與子夏教授西河、魏文侯禮賢有關，而與三晉乃法家思想萌發之地，因此儒學之西進遂下啟法家之發展；儒學東盛於齊，此與齊國尊崇稷下群士有關，至戰國末年，齊國儒學已不在魯地之下。[48]孔子去世前，弟子們以孔子爲中心。孔子去世後，不少弟子爲孔子守喪三年，然後或者留在魯國，或者奔赴各地。《史記·儒林列傳》記載説：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

《仲尼弟子列傳》云：

（子貢）常〈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而《貨殖列傳》又云：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正是這種弟子離散、分居各地的傳播行爲，才使儒學得以擴大影響，成爲戰國時期之“顯學”。[49]以前，由於戰國時期史料的缺乏，我們對於這時期孔子弟子在各地傳播孔子學説的情況知之甚少。如今，孔子儒家文獻在各地不斷被發現，證明當時儒學傳播之廣、影響之大。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儒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同爲戰國中期偏晚時代的文獻，當孟子與莊子在世之時。2008年，清華簡的問世，再一次使人們對儒學的傳播能力有了新的認識。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説，郭店簡“給我們展示了當時中國哲學的繁盛景象，在學術史研究上的價值，實在是不可低估的”，他強調，“特別是竹簡不屬於儒學盛行的中原一帶，而出於南方的楚國都邑，更值得註意”[50]。這些戰國時期的竹書材料告訴我們，在戰國中期以前，不少儒家著作在南方的楚國已經流行，郭店楚簡的《語叢》中已徵引《論語》；上博竹書中發現了與《家語》相同的篇章。郭店楚簡中的儒家著作大部分屬七十子及其後學尤其是子思學派的作品；上海博物館藏儒家著作也大都屬於孔子弟子及子思學派，其中有的就是《子思子》中的篇章。由此，不難發現孔子弟子在楚地傳播孔子和儒家學説的巨大成績。除了南方的“荊蠻之地”發現了儒學的蹤跡外，在北方的“戎狄之地”也發現了儒學的影響。1974年，在河北省平山縣發現了戰國時期中山王一號大墓，出土“平山三器”，有長篇銘文，其中多次引用儒家典籍《詩經》，銘文中大量具有儒家思想印記的話語，以實物形式證實了史書所記載的中山國“專行仁義，貴儒學”（《太平寰宇記》卷62）的説法。這裏與發現《儒家者言》的河北定州很近，應該説這印證了儒學北傳的某些情況。除了這些戰國時期的實物之外，很多漢代墓葬中也可以一窺戰國儒學的盛況。李學勤先生指出：

漢初的竹簡帛書種種佚籍，大多是自先秦幸存下來的書籍的抄本，所以它們不僅反映了當時學術的面貌，而且可以由之上溯先秦學術，關系到學術史上的好多重大問題。[51]

如1973年發現的馬王堆帛書《易傳》的發現，印證了儒家易學的南傳；而帛書《五行》則屬於子思學派的作品；1973年河北省定縣（今定州市）八角廊漢墓出土了大批儒家竹簡，其內容“上述商湯和周文的仁德，下記樂正子春的言行，其中以孔子及其門弟子的言行爲最多”，整理者定名爲《儒家者言》，就成書年代來看“屬於戰國晚期的著作”。1977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發掘出木牘，其中有所記爲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顯然爲儒家作品。這些漢初發現的竹帛文獻，其寫作年代大多應爲戰國時期。這些戰國以至漢初竹簡帛書之中，不僅有子思學派的作品，也可能包含有顔子、仲弓、子貢、子游、子夏、曾子、子羔、閔子騫等七十子以及世碩等七十子後學的作品。可見，孔子弟子的不同思想都得到了廣泛傳播。[52]這些儒家作品在南至楚地，北至中山的廣闊地域的傳播，必然會與當地的地域文化發生相互影響的關系，儒學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必然會產生不同特色的儒學流派。太史公在《史記》中對全國各地域的文化特色進行了一一分析描述，其中有云：

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貨殖列傳》）

班固的《漢書·地理誌》對各地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徵已經有所注意。他説齊地“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魯地“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宋地“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其俗剛武，上氣力”，楚地人“信巫鬼，重淫祀”，而“吳、粵（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近代以來，學者以空間關系論列思想之異同。如傅斯年先生之“夷夏東西説”，蒙文通（1894—1968）先生根據廖平之意而明示的“古史三系説”，即河洛、海岱、江漢三分；進而有晚周學術三分説：即北方三晉之學，南方吳楚之學，東方齊魯之學。[53]而勞思光（1927—2012）先生則將中國文化分爲南北兩大傳統。他説：

儒家重德性，重政治制度，立仁義王道之説，是周文化或北方傳統之哲學。道家重道，重自然，立逍遙之超離境界，是舊中原文化或南方傳統之哲學。墨家信鬼神，尊權威，重功利，則是結合原始信仰與現實具體需要之學説，非直承兩大傳統者。法家則雜取儒、道、墨之觀念，而以統治者之需要爲中心以運用之。全是另一後起學説，然與二傳統之哲學皆有旁面關係。此外，名家有形上學旨趣又喜作分析思考，蓋受道家影響之後起學派。至於南北文化傳統所及之範圍外，渤海沿岸，燕齊故域，又有方士傳統及陰陽五行種種方術思想；南方吳越一帶之巫術亦留下某種神秘觀念；皆對戰國秦漢之思想大有影響。[54]

無論這種看法多麽簡約化，但大體可以看出地域文化對思想之影響。由於各國各地的歷史文化傳統互有差異，這爲不同思想流派的產生準備了條件，則是一定的。

侯外廬先生指出：

各個學派的流傳分佈，往往也有其地域的特點，大略的形勢可以描繪如下：儒、墨以魯國爲中心，而儒家傳播於晉、衛、齊，墨家則向楚、秦發展。道家起源於南方原不發達的楚、陳、宋。後來可能是隨著陳國的一些逃亡貴族而流入齊國。楚人還保留著比較原始的“巫鬼”宗教，同樣在北方偏於保守的燕國和附近的齊國，方士也很盛行，後來陰陽家就在齊國發展起來。法家主要源於三晉。周、衛位於各國之間的交通孔道，是商業興盛之區，先後產生了不少專作政治交易的縱橫家。[55]

這一分析雖然簡略，但是基本上可以見出地域文化對不同思想之產生和傳播的影響。那麽，具體到地域文化對儒學的影響，我們試舉一二例證以爲説明。

我們知道，在漢代經學有齊學、魯學之分。而漢代經學的這一區域性特徵，便可直接追溯到先秦時期。蒙文通先生對漢代今、古文學以及齊學、魯學進行了分析。他説：古文學源於晉學。古文學不是純儒學，“晉國的學問，根本是古史，孔子的弟子後學如像子夏、李克、吳起一般人，都顯重於魏，孔子的學問自然也就傳到魏國去，二者化合起來，這一派的孔學，便又不是純正的孔學，孔子的學問裏邊混入了許多古史的説法”。而“六藝”是魯人之學，《榖梁》是魯學，魯學是“六經”的正宗，是孔子學説的嫡派，是謹守舊義的、謹守師傳的、純正的儒學。《伏生尚書》《夏侯尚書》《田何易》《梁丘易》《魯詩》《後氏禮》都是魯學。又説：“孔氏之學，於時遂流入於齊，別爲齊學，與魯人六藝之學有異。”“魯學謹篤，齊學恢宏。”[56]《施氏易》《孟喜易》《歐陽尚書》《齊詩》《韓詩》屬齊學。“孔子的學問裡邊混入了許多古史的説法。”[57]蒙先生對齊學、魯學的分析，雖然是以漢代爲中心的，但是我們從各個經學家法傳承的譜系便可知所謂“齊學”與“魯學”之分，其實是源自先秦時期的。蒙先生説三晉之學爲古學，雖然未必正確，但他指出三晉之學與法家的淵源關係則是學界認可的。這便與子夏居西河教授有關。子夏所居西河，正屬三晉之地，其在魏國的影響甚大，但是子夏的後學中卻因受三晉地域文化的影響，而走向了法家。郭沫若先生在探討“儒家八派”的問題時，就指出，韓非子所列八儒之中之所以沒有子夏，恐怕是將子夏看作法家的緣故。根據學者的研究，魏文侯、李克、吳起等便是子夏的學生，或受子夏影響極大。而法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商鞅之學則出自李克。《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謁見秦孝公，首言以帝道，次言以王道，末言以霸道。雖然商鞅成爲法家的代表人物，但卻熟悉儒學。郭鼎堂在提到商鞅時説：“他也是在魏文、武時代儒家氣息十分濃厚的空氣中培養出來的人物，他的思想無疑也是從儒家蛻化出來的。”[58]而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慎到也與子夏有著淵源關系。因此，郭氏認定，前期法家，是淵源於子夏氏的。從這一分析可以看出，地域文化對儒學產生了怎樣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