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导论《以“他者”目光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从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谈起》中以近百年西方学者的目光为镜，探讨了中国文化弥漫性的神话特质及其成因；同时论证了以神话思维为视角研究古代历史、文学与艺术，是极有必要且行之有效的解码之道。

第一章《神学话与〈史记〉研究》梳理了20世纪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考古学与民族学在古史研究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神话学却未得到充分重视。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不少学者站在神话学的立场上重新研究古史或解读先秦两汉典籍，颇有斩获。本书即是从神话学的视角出发审视《史记》，尝试对《史记》做出新的阐释。

第二章《〈史记·黄帝本纪〉中的古史与神话》以五帝之首“黄帝”为具体案例，通过梳理黄帝、传说的黄帝、历史的黄帝和重述的黄帝四个层面的相关性，不仅推翻了《五帝本纪》采信怪力神异、谱系抵牾、“无所取”的狭隘观点；也拓展了20世纪走出疑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神话是荒诞不经的、但传说中有真实的历史因子”的提法。在此基础上阐明《黄帝本纪》的叙事看上去是神话，但包含了数千年社会演进的历史真实，同时又反映了司马史公所处西汉初期的历史真实。

第三章《〈史记〉感生神话的生成谱系与意蕴变迁》聚焦神话色彩最浓重的八则感生神话：商周始祖感生神话融合西汉之前几千年历史的诸时代的层累，既有史前图腾崇拜观念的遗存，又有对《诗经》感生神话原型的继承与改造，最重要地是体现出地域广袤、政治一统的新兴大帝国在文化与思想上的现实诉求。同样，《史记》利用感生神话所勾连的“万世一系”的帝王谱系，也正是构筑大一统帝国意识形态的尝试。秦氏族感生神话“吞玄鸟卵”的情节，既有秦人氏族起源及迁徙的史影，也未尝没有秦人“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的意图，从文本的生成来说，则没有商周那般久远。以汉高祖刘邦为代表的帝王感生神话是借助“神话特许状”以树立统治权威的新造神话，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模拟神话原型以实现神道设教。此外，《周本纪》所记载的“童妾遭玄鼋孕而生”是唯一一则女性感生神话，反映了汉代的天命观以及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污名化。

第四章《〈史记〉中的梦兆神话》通过对殷商以及《左传》记梦的情况的梳理可以看出，《史记》记梦不是突兀之笔，也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司马史公“自铸伟辞”或“尚奇”，而是处在一个源远流长的梦兆神话的脉络之上，既对之前载籍有所因袭，更有出于新的时代与思想背景下的创新，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即是春秋以降随着方士作为一个阶层的涌现、巫术逐渐转成方术，西汉的梦兆神话也随之出现新的特点。《史记》中所记22则梦兆神话，延续了之前梦兆神话的诸多特点，沿用经典神话原型且采用其中若干素材来进行新的神话重述，但显示出更平实、更雅驯的叙事特征。

第五章《〈史记〉体例的神话隐喻》主要论述《史记》体例的数字隐喻，从神话宇宙观中探索神秘数字“五”与“十二”的产生渊源，论述“五”体与“十二”本纪的深层喻意：“五”代表“天道循环”，“十二”代表“君权神授”。进而探讨“数”作为神话思维的一个阶段，是原始初民通神的手段之一，应当通过对“数”的正确解读，加深对后世史书编撰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待《史记》体例中的篇目，以及“八书”中大量出现的数字，甚或是整部史书中出现的很多数字，都不应仅仅将它们看成单纯的“计量的数”，而应从“通神之数”的角度重新审视，这或许更能体会司马史公“究天人之际”的撰史意旨。

第六章《〈史记〉叙事的历史想象》论证了对史料的重述（或曰“重写”，rewrite）在《史记》的撰写中时时可见，并不仅仅见于神话或传说中，而是体现在史书撰写的全过程。只不过从神话学的理论可以对此有更好的阐释或者说在典型神话中表现的更加突出。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说《史记》是神话历史、叙述性历史、虚构的历史、想象的历史、诗性的历史，借用《周易》之语来概括，是“圆而神”的历史。本章选择了“纪传的历史”“‘虚构’的历史”“诗性的历史”三个有代表性的维度分别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究天人之际 《史记》 神话叙事 感生神话 梦兆神话“倚数”体例 历史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