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钱中文

不久前我收到杜书瀛先生给我的信，说他正在写作一本《文学是什么——文学原理简易读本》，说是为大学生、研究生们写的，希望我为它写篇序文。

我看了他发给我的写作宗旨，《读本》的提纲和一些章节（稍后发来了全部书稿），立刻给他回信，说对他书稿的写作宗旨，深为赞同，它打破了原有的文学概论的框架，极有新意，愿为效劳。

几十年来，文学基础理论的课程教学，甚为艰辛。老师说文学理论课不易讲好，学生说听文学理论课枯燥无味，当然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也有不少老师的文学理论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我曾经在有的会议上说过，如果让刚进大学的、并未读过多少文学作品的一年级学生，去听老师有关文学理论的高头讲章，或是照本宣科，大讲理论体系，听众哪能接受得了！面对年轻的一年级大学生，老师恐怕只能就经典文学作品做些导读工作，从中抽象出一些文学常识、概念来，文学理论的系统课程最好移到高年级去学习。至于文学理论的研究生课程，我以为研究生们对文学理论已经有了一定的系统知识，所以不能再按教程一类的书籍讲解。老师最好找出当今文学理论中最为现实的、最有争议性的问题去提问、去讲解，就自己在专题、著作研究中所获得的点滴心得、最新成果，和研究生们进行交流，帮助同学确立问题意识，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设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他们熟悉学术研究的思路。同时我还主张要请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为研究生们开设文学理论讲座，这样做可以展现不同学者治学的各有特点的思路，凸显多样的研究方法，鼓励学生多读不同的理论著作，比较短长，开阔他们的理论视野。所以后来我对研究生讲课，不讲系统的一般知识，只讲我对当前诸多文学理论问题的把握，介绍我在多种专题研究中的心得。

长话短说，就从20世纪90年代说起吧。不少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的老师，纷纷更新了文学的观念，批判继承了我国文论原有的传统，借鉴了西方文学理论中不少有用的成分，著书立说，对文学理论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有的优秀著作影响极大。

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大举进入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得风气之先，一些年轻学者纷纷争说后现代主义，使得西方的文化研究思潮、解构主义流行起来，并且影响了其他学科。几个不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词语，如反中心、边缘化、颠覆、不确定性等，据说曾经使得一些原来站在中心位置、手握相当权力的文化官员为之心惊肉跳。90年代末，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学理论书籍进一步被介绍过来，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大叙事、反整体性、削平深度、平面化、碎片化等一整套完整的解构主义思想，对于我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时在我国文论界，特别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界，继80年代之后，又一次发出了文学理论革新、文学理论课程改革的强大呼声，言辞激切，活跃了理论思维。新世纪之初，艺术终结论、文学消亡论、文学是什么、文学不可定义、文学的扩容与越界等尖锐的重大问题的争议，随着外国学者来华的学术交流与在我国研讨会的发声，终于爆发出来，在有的中国学者那里，文学研究几乎被规定为：当今“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研究“文学性”，就是去研究各种具有文学性的文化现象，甚至有些审美色彩的实物存在，而非文学自身、文学文本。

确实，在信息、媒介文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文学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巨变，原有的文学理论自然会受到严厉的检验。几位颇有实力的中年老师，很快出版了几种由他们主编的新的文学理论教科书。这些著作虽然沿袭了原有教科书的方式设置章节，但在对于文学的理解上都已改弦更张，它们把以往的文学观念全都归结为本质主义文学观，进行批判，同时共同引入了西方后现代文学理论家有关文学的核心观念，对文学是什么重新做了界定。这些著作改变了原有文学理论的面貌，面对文学新的形态的生成与飞速发展，及时地对文学进行扩容，介绍了新生的文学现象，引进了不少新知识，令人耳目一新，启迪了原有思维模式的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到，这些编著都是以解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核心观念为其出发点的，这样围绕着什么是文学这一讨论了不知多少年的老问题，必然又要引起争论，而且这场争论历时久长，至今没有将息。

在这种情况下，要给研究生写本系统的文学理论教材，真是难乎其为的任务了。但是《读本》另辟新路，第一，它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强烈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作者一下就进入了当前难以回避、最为敏感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即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这也是读者最想了解的那些被弄得似是而非、令其捉摸不透的问题。极有特色的是，《读本》从书名与各章的设置，都是在提问，向他者提问，进行论辩，在启发读者提问，激发读者加入对话。在文学理论著作中，就形式而论，这种写法甚为别致，它打破了原有的一般文学概论教科书的框架，即那种面面俱到的写作程式。《读本》删繁就简，突出主要线索，并且贯穿到底，一下就抓住了读者的求知心理；同时一扫以往文学理论的沉闷学风，显出了理论的生气与活力，极有创新意义。

第二，《读本》的问题意识，使得作者切入文学是什么这种重大问题时，有着明确的论争对象，直奔论争的目的而去，所以行文充满了论辩性。有两种论辩，一种通常是抓住对方提出的问题，引用经典作家的标准答案进行核对，再进行一般常识性的强制阐释。另一种是抓住重大的问题，探究对方思想的理论渊源，揭示其演变的来龙去脉，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在话语的交锋中形成自己的新思想。这是在理论上有所充实、有所丰富与有所增值的论争。我以为《读本》作者所进行的论辩正是增值的论辩。

后现代哲学、文学理论思想在我国流行了一些时候，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几本文学理论教科书，更把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主导思想系统化了。不少学者对此都有过质疑，但未有更多地深入，我也只是在一些论文中点到为止。《读本》的可贵之处是在这方面做了真正的理论深入。它批判了独断论的本质主义的长期的专横与肆虐，同时抓住了“后学”的核心——反本质主义哲学观念并进行分析，指明了这一核心观念在英美文学理论中的演绎，以及如何统领了特里·伊格尔顿与乔纳森·卡勒等人的几本被翻译过来的、在中国极有影响的文学理论著作。接着《读本》梳理了中国学者主编的两本文学理论教科书，如何贯彻了绝对的相对主义思想，揭示了它们在引证与完全认同外国学者的后现代文学基本观念的基础上，做出了文学不可定义、文学是什么至今是个未知数，或是它不过是社会上某个集团的某种看法的结论，再终以后现代主义的泛理论观代替了文学理论自身。后现代的泛理论思想，把各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的不同门类，都在“文学性”的帽子下变成了没有区别的门类了，这既与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形态不符，也与它们的现实的实际的形态相异，而且还要把文学理论作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门学科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即要把文学理论作为各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元理论来对待。一些人说解构主义也有建构，这话也对，但是看来这种建构很可能是一种失去了根柢的绝对的相对主义的建构。《读本》所进行的有根有据的论辩、追根究底的分析，每每见解独到，有着很强的说服力，显示了《读本》作者深厚的理论修养，达到了探索问题所要求的深刻性，表现了求索真理的原则性。

《读本》的各章设置都是文学理论研究中不断出现争论的问题，有作者的新观点与新材料的丰富。其中“中国文论有何独特之处”的一章的观点，《读本》作者在已出版的专著《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中有着详尽的论说。书稿中这一章的大量提问、思想材料的认真比较、细致的论证，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中西文论的“似是而非”与中国“诗文评”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显示了《读本》理论上的原创精神，成为一家之新说。

第三，《读本》给我的启迪是，对于文学理论研究来说，作者与理论写作的独立自主性是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于30多年来的文学理论自身建设的不断论争之中，同时也陪伴了不少学者的学术个性的形成。要使文学理论成为一种独立的自主性的理论，在这里我仅从《读本》和外国文论的相互关系来说。几十年来外国文论的大量输入是必要的，它可以从一个方面激活我们的理论思维，扩大我们的理论视野。但是我们自身应有定力，要秉持一种新的文化立场，即我说过的一种“新理性精神”，面对各种各样的外国文论，要有批判意识，要有必要的鉴别，进行取舍，使那些真正有用的成分，经过改造而融入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具有创新力的文论建设。我们不能一会儿西化，一会儿苏化，接着又是西化，在文学理论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总是在外国学者后面跟着说，跟着说不是接着说，更遑论对着说。确实，理论中往往会不断出现新的思想与大量时尚性的东西，要区别它们各自的真正价值，那些被人大肆炒作的东西未必一定就是新的，而被嘲弄的所谓守旧，未必就一定不新。我以为《读本》自身与其作者，表现了真正的个人与理论的自主性，学者的个性特色，就是在说着自己的话语，并在表达着个人创新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读本》努力表现了当今我国文论的自主性的立场与民族文化特色的追求，而使我深为感佩。

我与杜书瀛先生在文学研究所已共事了50多年，情谊悠长，各知短长。在他年轻的时候，文艺理论室的年长同事称他为“小杜”，我也这么称呼过他。如今我已年过八十而他也到了望八的年龄了，所以早就“老钱”“老杜”相称。在我们研究室里，老杜是最孜孜不倦、勤奋治学的一位，著作最多的一位学者。近10年来，进入了暮年，他以不同的文体写作，几乎每年会出版一本新著，《读本》可能是融会了他几十年来对于文学的探索与体验的一本总结性的著作。他常常要请年轻的学者、学生为他的新书作序，在学界也是别具一格。我从《读本》中获益良多，自然愿当他的一位学生，于是欣然为先生写序了。

2016年12月22日

时年八十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