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文学，从前中国无人怀疑它可以“定义”

一

数年前，一位老学者指着一本书对我说：“它说文学不可定义、不能定义！难以理解，难以理解……”面对着他一头银发和堆积在皱纹间的深刻疑虑，我报以同情的理解和微笑。

我能体会他的困惑和拒斥。对于中国学人而言，以往的文界和学界似乎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人们对“文学可以定义”从不怀疑。

考察中外历史，人们会看到历来有各种关于“文学”（在现代“文学”概念形成之前常常指“诗”“文”“剧”“曲”等等）的说法，它们或是一种感性描述，或是一种理性判断，或是经过慎重思考和周密推敲而做出的严格理论表述……我们可以宽泛而笼统地把它们都算作种种“定义”。

譬如西方：

诗是自然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诗学》[1]）；

诗“寓教于乐”（贺拉斯《诗艺》[2]）；

如果一件东西好像被罩在一块面纱下面而完成，而且出色地完成，那末，它就是诗，而且也只能是诗（卜迦丘《异教诸神谱系》[3]）；

诗，因此是一种摹仿艺术，它是一种再现，一种仿造，或者形象的表现；用比喻来说，就是一种说着话的画图，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性（锡德尼《为诗一辩》[4]）；

按照诗的本质，一个人不能既是崇高的诗人，又是崇高的哲学家，因为哲学把心从感官那里抽开来，而诗的功能却把整个的心沉没在感官里；哲学飞腾到普遍性相，而诗却必须深深地沉没到个别事例里去（维柯《新科学》[5]）；

文学是现实的复制或再现（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6]）；

文学是情感的传染（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7]）；

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8]）；

诗“直接目的是乐趣而不是真理”（柯尔律治《文学生涯》[9]）；

“艺术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直觉”，“艺术是诸印象是表现”，“艺术是纯直觉或纯表现，是与概念和判断毫不相干的直觉”（克罗齐《美学原理》[10]）；

艺术即经验（杜威《艺术即经验》[11]）……

再看中国的某些表述：

诗言志（《尚书·尧典》）；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

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

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

文者以明道（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十三《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文所以载道也（周敦颐《通书·文辞》）；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文不论繁简难易，惟求其美而已（杨慎《论文》）；

文章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王国维《文学小言》）；

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

近数十年更流行“文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工具”，“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

请看，历来的文人学者不都在给文学下定义吗？

二

但是要看到，这些所谓“定义”总是五花八门、各言其是、变动不居。有些或许存在相通或相近之处；有些则风马牛不相及，几乎不可“通约”。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各个时代、各个社会、各个群体的人们一致认可、绝对统一的文学定义。这是历史事实。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数千年来，“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曾发生变化。“文学”观念的这种变动不居，是正常现象。现在也还没有哪一种文学理论可以给文学下一个适用所有时代、所有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我想将来也不会有。

就中国而言，孔子时代的“文学”二字含义与今天大不相同；两千多年来的“文学”观念也几经变迁，许多学者对文学这个词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进行过梳理。[12]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常常在“缩编”和“越界”中游弋。

在西方，古希腊只有“悲剧”“喜剧”“史诗”等概念，并没有把它们综合在一起的类似现代的所谓“文学”。古罗马以及后来欧洲其他国家和民族也大体如是。许多现代西方学者指出，“文学”（literature）的现代观念的形成，不过是近200年来的事情。例如，美国学者查尔斯·E.布莱斯勒说这个概念开始出现于1800年斯塔尔男爵夫人《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文[13]。我国学者方维规更考证说，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产物”。他认为：古拉丁语和中拉丁语中“文学”（literature）一词源于字母litera，多半指“书写技巧”“作文知识及其运用”；16世纪时发生变化，指向“学识”，指获得“学问”或“书本知识”之义，后来扩展为“知识整体”；18世纪，“文学”逐渐变成多层面的同音异义词，其含义包括：一、“学问”或“博学”；二、研究修辞格和诗学，兼及语文学和史学的学术门类；三、文献索引；四、所有书写物。在所有书写物中，又细分出“美文学的倾斜和词义收缩”，这种“美文学”的倾向和词义收缩，尤其发生于18世纪下半叶；最迟到19世纪30年代又发生如下变化：“文学”之“学问”、“学术门类”、“文献索引”等含义逐渐走下坡路，后来的“文学”词义初现雏形。昔日之“所有书写物”，在语文学或文学史语境中，则指“所有文学文本”，凡基于文字的记录、写本、书籍等皆属文学；今之“文学”一词是进入20世纪之后的产物。[14]

三

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文学是“人学”，是“人化”之物；“人化”者，文化也。故文学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分子，与社会文化的整体及其各个方面有机联系着。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说，社会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不断变化，“文学”观念及对“文学”所下的种种“定义”，也必然在与外界互动或受动以及内在基因变异之下，或强或弱、或隐或显发生变化。各个时代、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各个地域、各个阶层的人们，站在不同立场上对文学的观察，对文学所做出的描述或判断，所写出的各种文学理论著作，定然会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文学”（或“诗”“词”“文”“曲”等）的“定义”也不能不花样百出——从历时性角度说，前后或有继承、或有革新，从共时性角度说，彼此或有交流、或有争辩，因此这些“定义”有的可能相近或区别小些，有的则非常不同甚至截然对立。在西方，譬如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大理论家虽是师徒，而对“文学”——其实当时还没有形成“文学”的概念，他们说的主要是“诗”（史诗或抒情诗）和“剧”（悲剧和喜剧）——就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他们虽然都持模仿说，但柏拉图说诗模仿的是理念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亚里士多德则说诗模仿的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自然，比历史更富哲学意味。古代中国亦如此。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都对诗、文做出各自的表述和判断，说法竟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儒家爱诗，道家贬诗，法家和墨家仇诗（见杜书瀛《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不赘）。

这些所谓“定义”虽然变动不居、五花八门，但历史上这些下定义者，总是充满自信，话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从不怀疑自己的正确性和准确性，都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拥有者。

他们的执着，今天看来显得有些可笑，但又非常可爱。

这种执着说明什么？说明人类社会的很长时段里，虽然人们关于文学的“定义”五花八门，很难统一，但是对“文学可以定义”并无异议和疑义——只是他们各有各的“定义”而已。

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状态和这种思维。

那么，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变化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