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惨遭杀害

春节过后，转眼到了1946年春天，这时候正是清水杏上市的季节。趁着清水杏刚上市比较好卖，大清早爸爸就从中街庙角买回几筐，准备运到城里去卖。姐姐帮爸爸把一筐杏倒在炕上，把筐里的膛包（一种蒲草编织的口袋和衬片儿）拆下来，在筐底上再铺一层膛包，然后把一个小小的油布包放在膛包上，再把原来的膛包重新装上，把倒在炕上的杏重新装到筐里，把筐盖儿盖好用麻绳拴牢。我在旁边看着感到很奇怪，问妈妈：“妈妈，爸爸和姐姐在干什么呢？干嘛把杏倒出来又重新装上，还放进一个小包包？”妈妈说：“不知道的事不要问！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我不耐烦地说。姐姐帮爸爸把杏筐抬到屋外的小车上，并帮爸爸把杏筐牢牢地绑好。忙活完了，爸爸就要离家进城卖杏去了。我围着爸爸转来转去舍不得他走。爸爸无奈地从兜里掏出几分钱塞到我手里说：“去，买个烧饼好好哄妹妹玩儿，听妈妈的话，我卖完了杏，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就回来了，给你们带好吃的。”爸爸又对姐姐说：“帮你妈好好照顾妹妹，我回来时也给你带一块花布，让你妈给你做一件花袄。”姐姐高兴地笑了。最后爸爸跟妈说：“孩子他妈你放心吧，我卖完杏就回来。”

太阳落山了，爸爸还没回来。姐姐焦急地问妈妈：“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妈妈何尝不着急呢，她假装镇静地对姐姐说：“别着急，可能杏还没卖完呢，杏卖完就回来了。”妈妈的话既是安慰姐姐又是在安慰她自己。妈妈一次又一次地跑到街上去张望，已经掌灯了还不见爸爸的影子。“你爸爸可能没卖完杏在城里住下了。”妈妈从街上回来对姐姐说，这也是她自己的美好愿望。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天，可到了第二天，从早盼到晚，还是不见爸爸的身影。妈妈哭了，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嘴里还不停地叨念：“出事了，一定出事了。”晚上我们姐仨都钻进了被窝，妈妈还一个人坐在小煤油灯下等待爸爸回来，我睡醒一觉起来撒尿，见妈妈依然独对油灯闷坐，两眼红红的。第三天，第四天……一直没有爸爸的音讯。几天后，有一位叔叔来到我们家，不知悄悄地对妈说了些什么，只见她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用两只手狠命捶打自己的胸膛，狠狠地揪自己的头发，浑身不住地颤抖，脸憋得通红，看样子妈妈已经痛苦到极点。从妈妈的表现可以断定，爸爸肯定出事了，妈妈想哭又不敢放声大哭，怕惊动了街坊四邻，泄露爸爸的秘密，所以憋成那样。那位叔叔安慰了妈妈几句，就匆匆离开了我家。爸爸从家里走了几天不回来，又有陌生人来到我家和妈妈说悄悄话，又见妈妈痛苦万状，那时幼小的我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也意识到爸爸凶多吉少。

也不知过了多少天，家里又来了好几个人。后面的人还抬着一只纸船，船里放着许多纸钱。这几个人抬着纸船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有人还不住地朝天放枪，有很多人在哭。妈妈去没去我记不清了，反正我是走在人群里。后来才知道爸爸死了，是被万恶的敌人杀害的。爸爸走了，他为穷人翻身过好日子，为新中国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可是他丢下了可怜的妈妈、哥哥、姐姐、妹妹和我。从此，妈妈担起了抚养我们3个儿女的重担。

敌人为什么要杀害我爸爸？我爸爸犯了什么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是一个解不开的谜。1950年，我从姑姑家回到自己的家，再也憋不住埋在心底的疑问，开口问妈妈，妈妈哭着给我讲了爸爸牺牲的过程。

爸爸推着独轮儿车走到温泉村，遭到国民党二零八师的搜查，可巧又碰到同村赵某。赵某是国民党壮丁队的副大队长，爸爸在北安河维持交通秩序时得罪了他，因此他对父亲怀恨在心。就是他鼓动国民党二零八师搜查爸爸的杏筐，藏在杏筐里的机密暴露了。原来爸爸是八路军的交通员，专给八路军传递情报，杏筐里放的小小油布包就是爸爸传递的情报。敌人对爸爸严刑拷打，始终也没能从爸爸嘴里掏出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穷凶极恶的敌人竟然割下爸爸的舌头，把奄奄一息的爸爸抬到温泉村的白塔山下，抛进一口水井里。即使这样，敌人还不放心，又扔下几块大石头压在爸爸身上，才扬长而去，爸爸就这样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虽然爸爸已经牺牲四年了，妈妈跟我讲爸爸牺牲的往事时，仍是泣不成声。赵某作恶，杀害革命干部，血债累累。新中国成立后，敌人于1953年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吴普卿的妈妈与朋友合影（右为吴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