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谷崎润一郎国外研究综述
作为日本一位知名现代作家，谷崎润一郎及其文学早已引起了日本及欧美学者的关注，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据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开发的日本最大的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日本国内有关谷崎的学术论文多达1000余篇。其中，2000年以来就有25篇研究谷崎的博士论文。另外，根据日本谷崎研究家平野芳信统计，日本国内研究谷崎的学术专著有96部，各类关于谷崎的杂志专辑有35集。[5]这些丰硕的谷崎研究成果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丰富。整体来看，其研究情况涵盖了作家传记研究、社会历史研究、文学形式研究、文学主题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立足于实证性与文本性，既注重文学的历史性，又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其研究大致可以归纳如下几个方面：
1.谷崎资料与传记研究
谷崎资料传记研究是日本谷崎研究的起点。这方面代表性成果有橘弘一郎编的《谷崎润一郎先生著书总目录》（中央公论社，1964年）、三枝康高的《谷崎润一郎论考》（明治书院，1969年）、野村尚吾的《传记谷崎润一郎》（六兴出版，1972年）、《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谷崎润一郎》（有精堂，1972年）、红野敏郎和千叶俊二编的《论考谷崎润一郎》（樱枫社，1980年）、千叶俊二等编的《资料谷崎润一郎》（樱枫社，1980年）、永荣启伸的《谷崎润一郎 资料与动向》（教育出版中心，1984年）、伊吹和子的《谷崎润一郎最后十二年》（讲谈社，1994年）、细江光翻刻的《映象·音声资料》（芦屋市谷崎润一郎纪念馆，1996年）、永荣启伸的《谷崎润一郎评传》（和泉书院，1997年）、山口政信的《谷崎润一郎——人与文学》（勉诚出版，2004年）、小谷野敦的《谷崎润一郎传》（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千叶俊二的《歿后50年 恋文首次公开 文豪谷崎润一郎与松子、重子姐妹以及奇妙的恋爱剧》（《中央公论》2015年第129卷第1期）等。其中，野村尚吾的《传记谷崎润一郎》和伊吹和子的《谷崎润一郎最后十二年》堪称谷崎传记研究的经典之作。
野村尚吾的《传记谷崎润一郎》是依托野村战后与谷崎17年的交往经历撰写而成的。随后，野村又出版了《谷崎润一郎：风土与文学》（中央公论社，1973年）和《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六兴出版，1974年）。野村的《传记谷崎润一郎》共有16章，分别记载了谷崎出生、小学阶段、中学时期、大学生活等详细事情，尤其对于谷崎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野村进行了深入阐述。野村认为作家传记应该尽可能收集作家的生平资料，但又必须紧扣作家的创作进行。只有如此，传记才具有可行性。野村在此基础上指出，“应尽能力以实证性的事实为中心，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作家的作品”。[6]正是这种独有的人物传记法，使得野村的谷崎传记具有了学术性。伊吹和子是谷崎晚年的秘书。1953年，年仅28岁的伊吹和子在京都与68岁的谷崎相识。之后的12年间，伊吹和子作为谷崎的口述笔记秘书，不仅记录了谷崎晚年口述的诸多作品，而且还目睹和感受了谷崎晚年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正是这种亲身体验使伊吹和子在著作中以大量的事实记载了谷崎晚年的点点滴滴，该书也因此被日本评论界誉为是理解谷崎文学的难得之作。总而言之，这些谷崎生平传记除以大量详实的资料考证了谷崎润一郎的生平事迹及其文学创作情况之外，还收录了谷崎润一郎年谱，为日本谷崎润一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谷崎文学的唯美研究
永井荷风的《谷崎润一郎氏的作品》（《三田文学》，1911年第11期）、小宫丰隆的《谷崎润一郎君的〈刺青〉》（《文章世界》1912年第3期）、中村孤月的《谷崎润一郎论》（《文章世界》1915年第7期）、吉田精一的《谷崎润一郎》（角川书房，1959年）、村松刚的《美的伦理——谷崎润一郎论》（《文学界》1961年第3期）、三岛由纪夫的《谷崎润一郎论》（《朝日新闻》1962年10月17—19日）、荒正人编的《谷崎润一郎研究》（八木书店，1972年）、桥本芳一郎的《谷崎润一郎的文学》（樱枫社，1972年）、吉田精一的《耽美派作家论》（樱枫社，1981年）、武田寅雄《谷崎润一郎小论》（樱枫社，1985年）等。
其中，作为日本最早评论谷崎的评论家，永井荷风在《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中对谷崎早期的文学作品可谓赞不绝口，并总结了谷崎作品的三个特点。其中，他认为谷崎文学是“从肉体的恐怖中产生的神秘幽玄”，“从肉体的残忍中反动地体味到的痛切的快感”。基于谷崎文学创作中的唯美倾向与恶魔色彩，永井荷风认为谷崎开拓了艺术上的新领域，“具备现代作家群中任何人都没有的特别素质与技能”。[7]随后，评论家小宫丰隆在《〈刺青〉——谷崎润一郎作》中认为谷崎文学在内容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便是异常、肉感与不羁”。[8]评论家前田河广一郎在《谷崎润一郎论》中则认为谷崎的唯美主义还没有明显的反动作用，他仅是“停留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奢华的东方趣味、若干的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大部分的食欲倾向上”。[9]评论家本间久雄在《谷崎润一郎论》中认为，谷崎的艺术经常描写世纪末的病态官能，是日本唯美主义和官能派的代表作家。评论家吉田精一在《耽美派作家论》中则直接指出了谷崎文学唯美化的恶魔特质。他认为谷崎文学以空想与幻想作为生命，而“这种空想和幻想比较缺乏变化，专同肉体与感觉紧密结合，却不飞翔到观念上”。[10]荒正人在《谷崎润一郎研究》中以专题的形式论述了谷崎文学中美的原点在于为艺术而艺术。吉田精一在《谷崎润一郎》中认为谷崎的“唯美”意识具有浓郁的东方情结，为艺术而艺术是其文学的起点，也是其终点。桥本芳一郎认为如果采用文艺学词汇来修饰谷崎文学的话，艺术至上主义或者耽美主义都是合适的，从其早期的《刺青》《麒麟》到后期的《春琴抄》《少将滋干之母》都贯穿了这一点。简而言之，这些观点不仅抓住谷崎文学唯美倾向的特质，而且为深化谷崎文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3.谷崎文学的女性研究
谷崎文学的女性研究是日本谷崎研究的热点。这方面代表性成果有武田泰淳的《谷崎氏女性》（《文芸草纸》1947年第2期）、高田瑞穗的《谷崎润一郎——其浪漫主义》（《国文学》1958年第8期）、河野多惠子的《谷崎文学与肯定的欲望》（中央公论社，1980年）、野武彦的《谷崎润一郎论》（中央公论社，1982年）、中村光夫的《谷崎润一郎论》（日本图书中心，1992年）、永荣启伸在《谷崎润一郎评传》（和泉书院，1997年）、安枝莲的博士论文《谷崎润一郎研究：以母性思慕为中心》（清心女子大学，2005年）、尾高修也的《青年期——谷崎润一郎论》（作品社，2007年）、中野登志美的《谷崎润一郎的嫉妬〈卍〉中所描写的女性同性爱》（《国文学：解释与教材研究》2009年第54卷第10期）、光石亚由美的《女装与犯罪与现代主义——从谷崎润一郎〈秘密〉事件谈起》（《日本文学》2009年第58卷第11期）、高头麻子的《女语的创造——谷崎润一郎文学中的异性装》（《文学》2010年第11卷第4期）、福田博则的《谷崎润一郎论：初期作品中女性像的变迁》（《花园大学日本文学论究》2011年第4期）、张丽静的博士论文《谷崎润一郎作品的研究：论母性的寓意》（大阪大学，2013年）等。
其中，高田瑞穗在《谷崎润一郎——浪漫主义》中认为谷崎润一郎之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大量描写女性主要在于作家的浪漫主义倾向。野武彦在《谷崎润一郎论》中认为谷崎润一郎是以女性肉体之美来传达对美的非功利追求。河野多惠子在《谷崎文学与肯定的欲望》中认为谷崎润一郎之所以描绘女性肉体之美，除了表达官能色彩外，还传递了作家对世俗生活的厌恶之情。中村光夫在《谷崎润一郎论》中则结合《神童》《异端者的悲哀》《饶太郎》《痴人之爱》《春琴抄》等作品分析了谷崎的女性崇拜意识，认为对女性之美的追求主宰了谷崎一生的文学创作，对“女性崇拜理想之乡的憧憬对谷崎来说是何其本质的东西”。[11]此外，永荣启伸的《谷崎润一郎评传》则被评论家秦恒平认为是跨出谷崎评传最大一步。该书共有12章。每一章以谷崎作品为中心展开论述。在第12章“恋母的深渊”中，作者密切联系《少将滋干之母》《梦浮桥》等作品，对谷崎文学所表现的恋母思想展开了深入阐释。作者指出“谷崎笔下的母亲不是现实中的人物，而是谷崎思慕美貌母亲之后幻想的结果”。[12]尾高修也在《青年期——谷崎润一郎论》中认为杀妻是谷崎小说的一个鲜明主题，之所以如此可能源于谷崎不幸的婚姻生活。总之，这些研究在拓展谷崎研究的同时，为深入理解谷崎文学中浓厚的女性崇拜意识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4.谷崎文学与日本传统研究
谷崎文学与日本传统研究是日本国内谷崎研究的亮点。这方面代表性成果有生岛辽一的《谷崎润一郎论——日本的古典主义》（《新潮》1947年第3期）、菊地章一的《〈细雪〉的物语性》（《文学》1949年第6期）、辰野隆的《传统文学的再现》（《朝日新闻》1949年1月3日）、伊藤整的《谷崎润一郎的艺术问题》（《妇人画报》1950年第3期）、吉田精一的《谷崎润一郎与古典》（《国文学：解释与鉴赏》1958年第3期）、笠原伸夫的《谷崎润一郎·古典回归》（《近代小说与梦》1978年第7期）、秦恒平的《谷崎润一郎——〈源氏物语〉的体验》（筑摩书房，1976年）、长野当一的《谷崎润一郎与古典 明治·大正篇》（勉诚出版，2004年）、长野当一的《谷崎润一郎与古典 大正·昭和篇》（勉诚出版，2004）、尾高修也的《壮年期——谷崎润一郎论》（作品社，2007）、安井寿枝的《谷崎润一郎的表现——作品中所见的关西方言》（和泉书院，2010年）、山根正博的《古典回归时代的谷崎与理念论——围绕〈吉野葛〉》（《History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2011年第16期）、日高佳纪的《古典回归再考：谷崎润一郎〈刈芦〉与历史叙述》（《文学·语学》2011年第201卷）、多田蔵人的《谷崎润一郎〈盲目物语〉的材源与方法》（《国语国文》2012年第81卷第11期）、中岛一裕的《谷崎润一郎所描写的奈良》（《奈良学研究》2013年第15期）等。
其中，菊地章一在《〈细雪〉的物语性》中认为谷崎文学创作善于将日本传统文化糅合在西洋文化之中，表现了平安时代的贵族情趣。辰野隆在《传统文学的再现》中认为谷崎的《细雪》体现了谷崎浓郁的日本传统文化情结；生岛辽一在《谷崎润一郎论——日本的古典主义》中结合谷崎的《春琴抄》和《细雪》对谷崎文学中流露的古典风格给与了肯定。秦恒平在《谷崎润一郎——〈源氏物语〉的体验》中结合大量的史料，分析了《源氏物语》对谷崎润一郎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长野当一在《谷崎润一郎与古典》中分别选取《诞生》《信西》《法成寺物语》《莺姬》《兄弟》《二个幼儿》《三人法师》《乱菊物语》等作品，对谷崎与古典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比较与研究。长野认为谷崎文学创作之所以与日本古典有着密切的联系，源于谷崎造诣颇深的古典学养。正是这种谷崎特技使他能够自由地从古典作品中取材，并融入其独自的想象之中。[13]总之，研究谷崎文学与日本传统不仅为探讨谷崎文学中的传统元素提供学术借鉴，而且还为深入把握谷崎文学的艺术特点创造了条件。
5.谷崎文学与中国研究
谷崎与中国关系研究是日本国内谷崎研究的新点。这方面代表性成果除日本学者西田祯元的《谷崎润一郎与中国》（中央公论社，1989年）、西原大辅的《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中央公论社，2003年）、木村爱美的《谷崎润一郎〈美食俱乐部〉序论：谈大正时代的〈中国情趣〉》（《文学研究论集》2012年第37卷）等之外，还出现了一批中国留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张冲的博士论文《中国戏剧电影对谷崎润一郎文学的接受研究——以欧阳予倩为中心》（大东文化大学，2009年）、金晶的博士论文《谷崎润一郎文学在民国时期的接受情况研究》（大阪大学，2011年）、荊红艳的《郁达夫对谷崎润一郎的接受：以〈痴人之爱〉与〈迷羊〉为中心》（《阪大比较文学》2013年第7卷）、阎瑜的《田汉话剧〈古池之音〉与谷崎润一郎文学的唯美主义》（《大妻国文》2011年第42卷）、崔海燕的《二人的南子：谷崎润一郎〈麒麟〉与林语堂〈子见南子〉》（《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纪要别册》2009年第17卷第1期）、田宁的《谷崎润一郎与辜鸿铭的〈中国女性的典型〉：以〈蓼食虫〉为中心》（《近代文学·第二次·研究与资料》2013年第7卷）、金晶的《重层化的文本——施蛰存的〈黄心大师〉与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野草》2010年第86期）、阎瑜的《一九二〇年代的日中文学者交流的根源探究：以田汉与谷崎润一郎的交流为中心》（《大妻女子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论集》2010年第20期）、张冲的《田汉的戏剧对谷崎润一郎文学的接受：以女性崇拝与官能美为中心》（《外国语学研究》2009年第10卷）、李雁南的《美味·美景·美女的理想乡——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江南〉》（《神女大国文》2009年第20卷）等。
其中，西田祯元在《谷崎润一郎与中国》中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谷崎润一郎的影响，并结合其创作阐述了谷崎笔下的系列中国形象及其特征。西原大辅在《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中则结合谷崎两次访华的经历，分析其浓郁的东方情绪，并指出谷崎笔下的中国是一个虚构的形象，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流失后的悲伤和对现代中国的批判。全书分为七章，通过详实的资料考察了以大正时代为中心的日本东方主义话语。金晶的博士论文《谷崎润一郎文学在民国时期的接受情况研究》则从比较文学、接受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对谷崎润一郎与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文坛，以及郭沫若、田汉、章克标等如何译介与接受谷崎文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张冲的博士论文《中国戏剧电影对谷崎润一郎文学的接受研究——以欧阳予倩为中心》则以欧阳予倩为例解读谷崎对中国戏剧电影艺术的影响。总之，谷崎文学与中国研究构成了日本谷崎研究的一个重要支点，不仅推动和深化了谷崎研究的新领域，而且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6.谷崎短篇小说研究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日本研究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的成果，相对于研究其中长篇小说而言，较为薄弱，且主要侧重于短篇小说的个案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中村光夫在《谷崎润一郎论》中以专节的形式，论述了《刺青》《恶魔》《饶太郎》《异端者的悲哀》四部短篇小说的恶魔主义特点，并认为这种恶魔主义其实质是作者青年时期文学理想与现实差距所形成的心灵孤独的呈现。日夏耿之介在《谷崎文学》（光洋社，1986年）中论述了《麒麟》的文体，认为该小说表现了理想主义者现实的悲剧价值，具有优美而又重郁的文体特征。野口武彦的《〈刺青〉论》（《现代文学讲座6·明治文学Ⅲ》，至文堂，1975年）、吉木隆明的《〈刺青〉语言之美何在》（《日本文学近代编》，劲草书房，1965年）、廷原政行的《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刺青〉》（《名作文学的鉴赏》，全园社，1969年）等对《刺青》进行了解读。此外，《早稻田文学》（1912年第3期）刊登了加能作次郎、百川加等人对《恶魔》的评论，《读卖新闻》（1911年第10期）刊登了待宵草、百石实三、生田蝶介等人对《帮闲》的解读。21世纪以来，日本国内对谷崎短篇小说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许多评论者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阐述谷崎短篇小说的主题、艺术等问题。譬如，金森真彩美的《谷崎润一郎〈人面疮〉试论》（《学艺国语国文学》2009年第41卷）、安藤礼二的《迷宫与宇宙〈人鱼的叹息〉谷崎润一郎的大正》（《昂》2010年第32卷第8期）、柴田希的《谷崎润一郎〈人面疮〉试论》（《文学研究》2010年第3卷）、高桥美晴的《谷崎润一郎〈金色之死〉试论》（《宇大国语论究》2010年第21卷）、田锁数马的《谷崎润一郎〈刺青〉与〈续恶魔〉》（《国语国文》2009年第78卷第5期）、佐藤未央子的《谷崎润一郎〈人面疮〉（纯映画剧）的可能性》（《日本文学》2014年第63卷第12期）、柳泽干夫的《谷崎润一郎〈秘密〉论》（《文艺研究》，明治大学文学部纪要2014年第123卷）等。这些论文以谷崎单篇作品为例，在现代批评理论的指导下解读其作品所具有的电影艺术，在视觉时空中阐释文本，发掘其艺术构思与情节设置的表现手法，突破了传统批评的不足，拓宽了谷崎文学研究的空间。
综上所述，日本的谷崎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谷崎研究景观，为其他国家谷崎研究者提供了富有学术价值的参考资料。从近年来日本谷崎研究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研究者逐渐从以往的文学外部研究转向文学内部研究，研究方法也从以往的生平传记研究转向多元化研究。这种转向使得谷崎研究领域更为广泛，视野更为宽广，研究更具深度和厚度。总之，在当今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下，日本的谷崎研究呈现出多样性，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使其研究更具有开放性视野和维度，谷崎及其文学研究具有全方位、多角度的艺术研究特点。
（二）谷崎润一郎中国研究综述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谷崎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主要表现在文学译介、文学史料和文学评论三个方面。文学译介方面，谷崎的主要作品在国内已有翻译，有的作品甚至出现了重译和丛译现象。这些译介无疑是国内谷崎研究的起点，对于推动国内谷崎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学史料方面，国内学者在文学史中对谷崎的生平和创作做了较为完整的描述，对其文学创作的特点、成就也做了客观、公正的评论，为国内谷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文学评论方面，国内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从文学总论、思想主题、艺术特色、比较研究等角度对谷崎文学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解读和阐释。然而，与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研究相比，谷崎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其中，单篇独论仍是国内研究的基本格局，缺乏整体、系统的谷崎研究著作。因此，国内谷崎研究还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换而言之，我们在加大国外谷崎研究成果翻译的同时，应该立足本国，加强自主研究力度，进一步拓展研究视域，深入其作品的多元化解析，对其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将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国内谷崎研究。
1.译介中的谷崎润一郎
最早将谷崎润一郎译介到中国的应首推周作人。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了著名的评论文章《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文中认为：“谷崎润一郎是东京大学出身，也同荷风一派，更带点颓废派气息。”[14]然而，与其他译者不同，周作人本人并没有翻译过完整的谷崎作品，其评述也多散见于散文之中。如《日本管窥》《明治文学之追忆》《冬天的蝇》等散文对谷崎文学有过零星的论述。谷崎的作品真正意义上被引入国内应属下列期刊发表的谷崎译作。它们分别是1928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3号刊载的《富美子的脚》[沈端先（夏衍）译]、1929年《北新》第3卷第1期刊登的《两个幼儿》（侍桁译）、1929年《金屋月刊》第1卷第2期刊载的《二庵童》（章克标译）、《金屋月刊》第1卷第5期刊载的《萝洞先生》（章克标译）、1929年《南国周刊》第6—8三期连刊的《人面疮》（田汉译）、1930年《南国周刊》13期刊载的《麒麟》（田汉译）、1929年《新文艺》第1卷第4—5号连刊的《杀艳》（章克标译）和1934年《文学季刊》创刊号刊载的《春琴抄》（陆少懿译）、1943年《风雨谈》第1期刊载的《昨今》（欧阳成节译）和1943年《风雨谈》第2期刊载的《麒麟》（欧阳成译）。
谷崎译作集或单行本也是国内谷崎译介的重要成果。这些译作集或单行本具体如下：杨骚译《痴人之爱》（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章克标译《谷崎润一郎集》（开明书局，1929年，收录《刺青》《麒麟》《恶魔》《二沙弥》《富美子的脚》《续恶魔》）、章克标译《杀艳》（上海水沫书店，1930年，收录《杀艳》和《萝洞先生》）、查士元译《恶魔》（华通书局，1930年，收录《少年》《谷崎润一郎访问记》《两个幼儿》）、白欧译《富美子的脚》（上海晓星书店，1931年）、李漱泉（田汉）译《神与人之间》（中华书局，1934年，收录《神与人之间》《前科犯》《麒麟》《人面疮》和《御国和五平》）、陆少懿译《春琴抄》（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收录《春琴抄》《春琴抄后语》《寄与佐藤春夫述过去半生的信》）以及章克标译《恶魔》（三通书局，1941年）、《两个幼儿》（三通书局，1941年）和《富美子的脚》（三通书局，1943年）。这一时期，译介谷崎成就最高的当属田汉和章克标。前者被誉为国内谷崎传记第一人，后者被誉为国内谷崎译著第一人。1934年《神与人之间》之中除了收录谷崎译作外，还收有田汉长达66页近三万字的《谷崎润一郎评传》。这是当时国内最长的谷崎评传，被称之为“中国最早详细评述谷崎之人与作品的文章”。[15]田汉在译传中大量引用谷崎三个自传性作品《神童》《鬼面》《鲛人》来分析谷崎“中国情趣”“恶魔主义”的表现和成因，并对谷崎的恋爱观、社会观、艺术观以及文学成就给予了评价。他称“谷崎氏在日本近代文坛建筑的金字塔是巍然在东岛朝日夕烧中放着特异的光彩的”。[16]这些评述至今仍不过时，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除此之外，被称为“译介谷崎作品最卖力的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个”[17]的章克标虽然至今仍没有直接交往谷崎的证据，但他却是这一时期译介谷崎的重要人物。他先后翻译了《杀艳》《刺青》《麒麟》《恶魔》《二沙弥》《富美子的脚》《续恶魔》《萝洞先生》《人面疮》《细雪》共10部谷崎小说，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国内译介谷崎作品数量第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内地对谷崎及其文学作品的译介非常少。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谷崎译介情况才有所改观，出现了谷崎小说译介热。短篇小说方面有张进译的《春琴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收录《春琴抄》《小小王国》《青春故事》）；吴树文等译的《春琴抄》（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长篇小说方面有郭来舜、戴璨之合译的《痴人之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周逸之译的《细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储元熹的《细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郑建元译的《细雪》（星光出版社，1985年）以及孙日明译的《乱世四姐妹》（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此外，丘仕俊译的《阴翳礼赞》（三联书店，1996年，收录《阴翳礼赞》《论懒惰》《恋爱与色情》《厌客》《漫话旅行》《关于厕所》）是这一时期唯一的谷崎散文译本。这些译本的问世无疑是当时谷崎译介的重要成果，为其研究提供了主要的文本来源。
21世纪以来，国内谷崎译介情况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译介地域更加广泛，而且译介形式和种类也更加丰富多样。首先，从译介地域来看，这一时期不仅有大陆众多译本的出版，而且还有港台译本的发行。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统计，这些译本有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发行的谷崎系列，包括赖明珠译的《春琴抄》（2004年）、《猫与庄造与两个女人》（2006年）、《文章读本》（2008年）、《盲目物语》（2008年），以及林水福译的《键》（2006年）、《卍》（2006年）、《痴人之爱》（2007年）、《少将滋干之母》（2008年）、《梦浮桥》（2009年）、《细雪》（2011年），于婧译的《疯癫老人日记》（台湾新雨出版社，2001年），魏廷朝译的《细雪》（台湾远景出版社，2006年），李尚霖译的《阴翳礼赞》（台湾脸谱出版社，2007年）和张蓉蓓译的《武州公秘话》（台湾远流出版社，2011年）。这些译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猫与庄造与两个女人》《文章读本》《武州公秘话》还是国内首个译本，为内地读者进一步了解谷崎提供了重要的阅读来源。
其次，从译介形式和种类来看，既出现了重译本，还出现了丛译本。其中，2000年叶渭渠主编的《谷崎润一郎作品集》（四卷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就是丛译本的代表性成果。该作品集分为长篇小说卷、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和随笔散文卷。其中，长篇小说《痴人之爱》（郑民钦译，收录《痴人之爱》和《各有所好》）；中篇小说《疯癫老人日记》（竺家荣译，收录《疯癫老人日记》《钥匙》《卍》《少将滋干的母亲》）；短篇小说《恶魔》（于雷、林青华、林少华译，收录《文身》《麒麟》《褴褛之光》《异端者的悲哀》《恶魔》《续恶魔》《吉野葛》《刈芦》《春琴抄》《盲人物语》《梦中的浮桥》）以及随笔散文集《饶舌录》（汪正球译，收录《艺术一家谈》《也谈所谓痴呆的艺术》《诗与文字》《创作情绪》等36篇散文）。《谷崎润一郎作品集》的问世标志着国内谷崎译介走向了成熟，为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谷崎系列也值得肯定。它包括竺家荣译的《卍》（2010年）、《钥匙》（2010年）、《疯癫老人的日记》（2010年）、《少将滋干之母》（2011年），陈德文译的《阴翳礼赞》（2011年，收录《阴翳礼赞》《懒惰之说》《恋爱及色情》《厌客》《旅行杂话》《厕所种种》）以及储元熹译的《细雪》（2001年，2007年重印）。此外，孟庆枢译的《阴翳礼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收录《阴翳礼赞》《做了父亲之后》《我的初恋》等28篇散文随笔）以及郑民钦译的《春琴抄》（北京燕山，2007年，收录《各有所好》《痴人之爱》《春琴抄》）也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译本。
这一时期出版了两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其一是叶渭渠的《谷崎润一郎传》（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其二是西原大辅的《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赵怡译，中华书局，2005年）。前者是国内至今仅有的一本谷崎传记。全书分“异端者一生之始”“神童与鬼面”等九个章节，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谷崎的生平及其文学创作，为深入了解谷崎提供了较高的参考价值。后者则是国内至今仅有的一部谷崎研究译著。作者运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结合大正时代的日本作家追求异国情调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背景，深入分析了谷崎两次访华后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的表现及其特质。作者认为这种带有强烈“中国情趣”的游记、小说和随笔作品不仅是大正时代日本文人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而且从中也反映了谷崎对中国认知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谷崎润一郎也同样以静止的视点来论述。该书的译介既及时反映了日本谷崎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又结合我国文学接受语境，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谷崎文学创作中的东方主义思想，并对其做出了深刻评述，有利于国内谷崎研究的发展。
总之，国内谷崎文学的译介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体裁译介缺乏完整性。事实上，谷崎是一位多产型作家，其创作数量多达28卷（该数据依据《谷崎润一郎全集》，中央公论社，昭和48年），创作体裁除小说之外，还有大量的戏剧和随笔散文。目前已有的译本主要侧重于《细雪》《春琴抄》《痴人之爱》《钥匙》《阴翳礼赞》等代表作品，而对其他作品译介偏少，甚至无人问津。尤其对戏剧的译介更是严重缺失，除李漱泉翻译的《御国和五平》之外，其他作品均没有中文译本。此外，谷崎8卷本的散文，至今不足8%被译介成中文。第二，传记译介尚处于空白阶段。众所周知，传记对于研究某个作家具有基础性作用。它为研究者从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佐证资料，能够使其研究言之成理，可信度高。然而至今谷崎传记翻译还处在缺失状态。这无疑严重影响了国内谷崎研究的进程。第三，研究成果译介严重不足。当前国内注重谷崎作品的译介，而忽视其研究成果的译介。事实上，谷崎是日本文学界研究的重点对象，其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仅永荣启伸在《谷崎润一郎——资料与动向》（教育出版中心，1984年）一书中，整理谷崎研究参考文献目录就多达近三千条。从世界范围的研究来看，西方对谷崎也很重视，涌现了爱德华·赛登斯特卡（EdwardG.Seidensticker）、安东尼·钱伯斯（AnthonyH.Chambers）、肯·K.埃杜（KenH.Edu）等专家。国内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的引进还有待提高。
2.史料中的谷崎润一郎
国内有关谷崎的文学史最早的要数谢六逸的《日本文学史》（北新书局，1929年）。该书不仅是国内第一部汉文版日本文学史，也是国内第一部日本文学史。作者在书中认为“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一的唯美主义作家。……他的作品的特质是有颓废倾向，变态性欲的被虐狂，恶之华的赞美，与病的官能之追求。”[18]虽说这仅是对谷崎文学特质的高度概括，缺乏较为具体的阐述，但是其言简意赅式的论述不仅体现了谷崎文学创作的特质，而且还为日后国内谷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20世纪70年代，涉及谷崎的文学史译本相继出现。其中，吉田精一著《现代日本文学史》（齐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是代表之作。该书认为谷崎润一郎是受到永井荷风的推荐而登上文坛的，但相比永井，谷崎的文学创作缺乏荷风那种叛逆精神和批判文明的素质。因为“谷崎在文学上的特色是追求强烈的刺激，追求自我虐待的变态的快感或病态性的秘密的官能享乐，甚至通过对罪恶的赞美来求得一种价值颠倒的快乐，这都是一些前所未有的颓废的东西”。[19]此外，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佩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也认为谷崎不同于永井荷风，他善于“强调妖艳的恶魔主义的诗歌美，强调华丽的幻想的美感，追求病态的肉感”。[20]虽然这些史料为今后国内谷崎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其内容单一，且评论集中于谷崎恶魔特质的论述，缺少深刻性和全面性。
20世纪80年代，国内引进翻译、编译、编写和自著的日本文学史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吕元明著《日本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是国内继谢六逸《日本文学史》之后出版的第二本汉文版日本文学史。“本书是一部文学通史，由历史发展的纵的方面和专题类别分析的横的方面所构成。”[21]作者在书中首先指出谷崎润一郎师承永井荷风，但他的批判精神不如荷风，唯美、享乐倾向却远超荷风，接着对其小说创作进行了简要的评述，最后认为谷崎的一生创作，基本都是他初期创作倾向的继续，只是在层次、侧重角度、成就水平上有些不同。相比70年代的谷崎史料，该书不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谷崎的文学创作，同时指出作家醉心技巧和语言上的表现力，注重构思内容的加工。与此同时，日文版文学史也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发行。其中，市古贵次著《日本文学史概说》（倪玉等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长谷川泉著《日本战后文学史》（李丹明译，三联书店，1989年）和中村新太郎著《日本近代文学史话》（卞立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是其代表之作。市古贵次认为受荷风赏识登上文坛的谷崎润一郎也是后期浪漫派的奇才。“他善于描绘沉溺于施虐淫和被虐狂的错乱心理、彻底的女性崇拜、不道德的颓废为特色的多彩世界，但缺少荷风文学中所具有的思想性。”[22]长谷川泉则认为谷崎战后的文学创作依然延续了前期崇拜女性官能美以及性虐的特点，但与此同时又显示了谷崎文学的世界性特征。中村新太郎认为谷崎是一个女性崇拜者，其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些沉溺于女人的肉体、没有思想的男性，所以称之为恶魔主义。在创作中，“谷崎将男女关系中精神的、高贵的一面彻底舍弃，只突出感觉美的一面。他在这里展开生活，寄托着一切，执着追求、精工细雕，所以没有思想性”。[23]总体而言，80年代国内有关谷崎的史料在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开始立足于自我的阐释。
20世纪90年代，国内引进翻译、编译、编写和自著的日本文学史数量日益增多。其中，陈德文著《日本现代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叶渭渠、唐月梅合著《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雷石榆著《日本文学简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这一时期国内同类文学史的代表之作。陈德文认为谷崎文学善于在官能世界中寻求一种绝对的美。叶渭渠认为谷崎“善于从荒诞、怪异的世界出发，追求美与丑的价值颠倒，从丑中求其美，从赞美罪恶中来肯定善良”。[24]雷石榆认为与永井荷风同为反对自然主义的谷崎，“其文学创作颓废之美比永井更浓郁，也更彻底，而且这种颓废没有西方世纪末的苦恼之味”。[25]此外，加藤周一著《日本文学史序说》（叶渭渠、唐月梅译，开明出版社，1995年）是这一时期译著的集大成者。加藤周一首先简要介绍了谷崎生平及其文学创作；随后从家庭背景、人生经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三个方面较为详细地比较了谷崎与永井荷风文学的差异；最后，对《细雪》被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毋庸置疑，这部译著的出版为国内谷崎研究提供了更为详实的史料。
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编著、自著日本文学史蔚然成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日本文学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4年）等系列日本文学史为标志性成果。与之前国内编著、自著的日本文学史相比，这些文学史对谷崎及其文学创作介绍更为详细，对谷崎文学的评论也更加深入合理。《20世纪日本文学史》既梳理了谷崎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又认为谷崎文学创作可以以1923年关东大地震为转折点。地震之前居住在关东地区的谷崎，其文学创作善于在残酷中展现女性之美，善于在官能书写中传达唯美思想。地震之后迁居关西地区的谷崎，其文学创作开始转向传统，回归古典之美。因此，谷崎文学创作具有一个从恶魔主义向传统古典之美的转变过程。其早期的《刺青》《恶魔》等作品以官能感受代替感情而超越美以外的任何价值，因此被称为恶魔主义者。而中后期的《痴人之爱》《春琴抄》《阴翳礼赞》《细雪》等作品则从官能性的自我陶醉中发现东方式的幽玄，从中创造一种东方式的感觉之美和虚幻之美，在礼赞日本风情的同时，巧妙地将传统之美融入文学创作之中。总之，进入新时期后，国内关于谷崎的文学史以国内学者自著为主，译作相对减少了许多。这一现象也充分说明国内谷崎研究正走向本土化。
3.评论中的谷崎润一郎
截至2014年12月，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收录关于谷崎润一郎的论文共计260余篇，其中单篇论文123篇，学位论文37篇（硕士学位论文36篇，博士学位论文1篇）。具体情况如下：1980—1989年为2篇，1990—1999年为10篇，2000—2009年为84篇（含硕士学位论文20篇），2010—2014年为164篇（含硕士学位论文16篇，博士学位论文1篇）。根据上述数据统计发现，21世纪以来评论界对谷崎的关注程度随着译介的兴盛大幅度提高，其研究已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
1980—1999年是国内谷崎研究的初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思想研究。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谷崎译介的兴起，评论界开始关注这位日本作家。1989年李均洋的《谷崎润一郎明治时期作品的特质》（《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率先对谷崎明治时期文学创作的特质进行了阐述。文章认为谷崎明治期的作品风格上经过了由写实向唯美的转变。“唯美中寄寓着与社会正统思想相悖离的个人主义理想；写实中弘扬着愤世嫉俗、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感情。”[26]该文虽然是至今为止国内唯一一篇有关谷崎明治时期文学创作的学术论文，但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国内今后谷崎研究奠定了基础。同年，林少华的《谷崎笔下的女性》（《暨南学报》1989年第4期）则对谷崎文学中女性类型进行了阐释。文章认为虽然谷崎笔下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娼妇型和圣母型两种类型，但是圣母型是把握谷崎创作生涯的一条重要线索。然而这两种类型的女性都缺乏思想性，是作者臆想的“性”的存在或“美”的表现而已。随后，文洁若的《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日语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1期）结合谷崎的人生经历对其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做了总论性解读。作为当时最为全面介绍谷崎的文章，文洁若指出“谷崎是一个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的多产型作家，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较好地将日本、中国和西洋三种文学素养融为一体，在其文学创作中传递了对美的绝对崇拜之意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礼赞之情”。[27]彭德全的《试论谷崎润一郎的美学观》（《日语学习与研究》1992年第2期）则结合《刺青》《麒麟》《细雪》三部小说归纳总结了谷崎的美学观。文章认为对社会的曲折反抗、对美的力的崇拜、对女性的膜拜以及构筑古典的世界是谷崎美学观念的重要表现。“谷崎润一郎一生的创作是极为复杂的，他以唯美主义作品登上文坛，中间又经过了一个比较清丽的阶段，在逝世前又重复了前期的创作主题，他的作品中虽然有曲折隐晦的反社会倾向，但总的说来，他还是一个逃避现实者，在他的作品中极少或根本不与现实相连。”[28]孟庆枢的《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文学》（《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结合《麒麟》和《西湖之月》分析了谷崎文学创作与中国文学的密切关系。文章认为谷崎是一位自觉将中国文学元素运用于文学创作的日本作家。然而，这种运用是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有选择性地使用中国文学典籍。
其二是比较研究。孙德高的《论郁达夫和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创作》（《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从艺术影响、艺术主张、小说创作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郁达夫和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创作异同。文章认为虽然郁达夫不同程度接受了谷崎润一郎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环境和历史使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郁达夫在接受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变异性。吴学平的《王尔德与谷崎润一郎》（《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分析了王尔德与谷崎润一郎的异同。文章认为王尔德注重在男性之美中呈现唯美的思想，而谷崎则善于在女性之美中表现其唯美的观念。赵京华的《周作人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阐述了周作人接受谷崎润一郎的原因。文章认为作为同时代作家，他们在反俗的独立主义、传统回归、东洋人的宿命三个方面具有精神共通性，正是这种共通性为其接受提供了前提。然而，由于民族、时代、个体等差异性，周作人与谷崎存在明显的不同。此外，方志华的《从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文身>看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特点》（《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通过比较谷崎与王尔德的异同，结合《文身》分析了谷崎唯美思想的特点。总之，这一时期国内谷崎评论侧重于思想解读和比较分析，具体作品的阐述相对比较薄弱。
2000—2009年是国内谷崎研究的发展期。随着国内谷崎文学译介的兴盛，这一时期的谷崎研究已向纵深发展，且成果显著，其研究大致分为四类。
其一是思想研究。谢志宇的《论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主义文学作品》（《日本学刊》2000年第5期）认为谷崎虽接受了王尔德等西方唯美观念的影响，但其笔下的美是一种侧重于官能刺激和肉欲至上的书写，它因缺乏深刻的思想而受人批判。赵仲明的《唯美主义：谷崎润一郎的文学世界》（《福建论坛》2006年第9期）通过对谷崎的文学生涯和作品的论述，揭示了其文学创作的演变轨迹。文章认为谷崎对美的执着追求和完美表现不仅延续了日本传统文学中的真实观，而且还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人的本能欲望，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同年，陈云哲的《论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观》（《文艺争鸣》2006年第9期）通过梳理谷崎的经历及其创作风格的变化，结合具体文本分析揭示了谷崎中国之梦的四个环节。文章认为谷崎中国之梦的形成、实现、乖离和回归充分体现了谷崎的中国观及其变迁轨迹。随后，李雁南的《谷崎润一郎笔下的中国江南》（《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从美食、美女、美景等角度结合文本全面解读了谷崎笔下的中国江南。文章认为谷崎笔下的中国江南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作者中国观的变迁历程。这类文章还有皮俊珺的《谷崎文学的“美意识”萌芽之初探》（《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曾真的《论谷崎润一郎唯美主义文学特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等。
其二是比较研究。张昀韬的《简论王尔德与谷崎润一郎小说的唯美特色》（《东北亚论坛》2002年第3期）通过对比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与谷崎的《刺青》之间的异同，认为谷崎的小说创作既体现了王尔德的影响，又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的传统文化，是本土唯美传统与异域之花有机结合的产物。陶曙军的《郁达夫和谷崎润一郎小说创作风格比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通过对比他们小说创作的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异同，认为郁达夫的小说善于运用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直抒胸臆，而谷崎的小说则构思巧妙、结构严谨、注重对人物和细节的讲究。这类文章还有任文妍的《华容道的另一种走法——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与徐訏的<盲恋>之比较》（《日本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倪祥妍的《谷崎润一郎和郁达夫笔下的别样“唯美”》（《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等。
其三是作品研究。据统计，《细雪》的研究论文有12篇；《春琴抄》的研究论文有11篇；《刺青》的研究论文有4篇；《痴人之爱》的研究论文有2篇。其中，董江洪的《繁华背后的空寂——读<细雪>》（《日语知识》2001年第12期）是《细雪》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文章从小说的女性形象、死亡主题和美学思想等方面探究了作品，认为谷崎对美的执着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始终出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名作《细雪》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类文章还有慎琴的《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赵薇的《<细雪>女性形象分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等。余祖发的《<春琴抄>试论——围绕谷崎润一郎“女性跪拜”思想》（《日语知识》2003年第2—3期）是《春琴抄》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文章从谷崎“女性跪拜”思想的成因、表现、内涵以及价值等方面详细地阐述了作品的思想主题，认为作品借助畸形的男女关系诠释谷崎为爱与美的奉献精神、受虐狂、潜藏的官能愉悦等创作动机。这类文章还有王爱军的《<春琴抄>人物关系解读——以春琴与佐助为中心》（《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4期）、陈曦的《试论<春琴抄>中的虐恋的日本因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
其四是译介影响研究。王述坤的《翻译谷崎文学名著点滴回眸》（《日语知识》2001年第9期）结合《少将滋于之母》分析了遣词造句的提炼对于翻译的重要性。随后，曾真的《谷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中心》（《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以较为详实的资料梳理了国内20世纪末谷崎的译介情况。这类文章还有于桂玲的《谷崎润一郎的译介在中国——以<细雪>为例》（《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张能泉的《中国现代文坛对谷崎润一郎的翻译与接受》（《日本学论坛》2007年第4期）等。
总之，这一时期的谷崎研究大多集中于总论性阐述、比较研究和单个作品的解读，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不足。其一，研究对象缺乏全面性。这一时期除小说之外的其他体裁的研究非常少见，尤其是关于谷崎戏剧的研究几乎处在空白阶段。其二，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这一时期的研究过于集中于谷崎唯美思想的研读导致研究视角缺乏广泛性。譬如，有关艺术特色的文章则仅有1篇，有关宗教思想的文章则为零。其三，研究力度有待深入。这一时期的研究从篇幅上来看大多不足5000字，有的甚至仅有3000字左右。篇幅的简短不利于对问题的深入挖掘和分析，致使多数研究点到为止，缺乏深刻性。
2010—2014年是国内谷崎研究的深化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在继承前期研究的同时，拓展了研究格局，不仅研究方法有了创新，而且研究深度有了提高，独到见解的文章为数不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总体来看，研究大致可分为五类。
其一是思想研究。赵薇的《谷崎润一郎的唯美历程说略》（《外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通过探讨其唯美主义的发生与流变过程，梳理了谷崎文学创作的唯美历程。文章认为谷崎的文学创作就是一个由美构成的艺术世界，谷崎用其毕生心血在其文学创作中致力于美的诠释和展现。张能泉的《论谷崎润一郎首次中国之行后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采用形象学和东方学的理论，分析谷崎笔下美食、美景和美女所蕴含的深刻内涵。文章认为谷崎以“我”的身份注视和描述中国的同时，中国也传递了谷崎这个言说者以及书写者的某种意识形态和浓郁的东方主义情绪。这类文章还有赵薇的《试论谷崎润一郎创作对传统美的回归》（《学术交流》2010年第3期）、张能泉的《论谷崎润一郎文艺思想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等。
其二是比较研究。李丹的《异中有同律——谷崎润一郎与波德莱尔的奇特契合》（《长春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通过比较谷崎和波德莱尔审丑艺术的异同，揭示他们在各自的丑恶世界中发掘美的存在，并以此摒弃世俗道德，注重在官能的书写中抒发真情实感。曾真的《茅盾与谷崎文学的女性审美意识比较》（《求索》2011年第2期）通过比较矛盾和谷崎在其文学创作中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异同，指出不同的创作原则让他们指向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向。这类文章还有毛贺力的《谷崎之“乐”与川端之“哀”——<疯癫老人日记>与<睡美人>的比较研究》（《名作欣赏》2011年第5期）、张晓宁的《“异端者”心灵的故乡：<细雪><古都>主题新论》（《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7期）、汪星的《试论谷崎润一郎<痴人的>与茅盾<创造>》（《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期）等。
其三是译介影响研究。译介影响研究是这一时期谷崎研究的热点。据统计，相关文章有18篇。其中，陈利娟等的《章克标对谷崎润一郎的接受和借鉴》（《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8期）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对章克标与谷崎的关系进行解读，文章认为章克标在文学创作中接受了谷崎的影响，使其作品具有浓郁的官能色彩和唯美颓废倾向。曾真的《谷崎润一郎对田汉早期戏剧创作的影响》（《文艺争鸣》2011年第1期）从文学观和题材选取上论述了谷崎对田汉戏剧创作的影响。然而，由于受时代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田汉在接受过程中表现出与之不同的特点，通过筛选和选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类文章还有张能泉的《论谷崎润一郎与欧阳予倩的关系》（《东方论坛》2010年第5期）、张能泉的《谷崎润一郎国内译介与研究评述》（《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年第2期）、鲍耀明的《周作人、谷崎润一郎与我》（《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9期）等。
其四是作品研究。据统计，《细雪》的研究论文有12篇；《春琴抄》的研究论文有13篇；《刺青》的研究论文有7篇；《痴人之爱》的研究论文有4篇；《鹤唳》的研究论文有2篇；《恋母记》《麒麟》《键》《卍》《疯癫老人日记》各有1篇。李晓梅等的《浅析谷崎润一郎的文艺复古美学之追求——以<春琴抄>中的三弦琴与主人公内心世界之关系为例》（《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是《春琴抄》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文章视角新颖，从三弦琴与春琴、佐助的内心世界之关系入手，分析谷崎小说创作的古典风格，认为小说体现了谷崎回归日本古典美、传统美的文艺复古美学的艺术追求。这类文章还有陈世华等的《<春琴抄>主人公形象塑造的矛盾对比》（《名作欣赏》2011年第3期）等。潘文东的《从恶魔主义到回归传统：<细雪>叙事视角分析》（《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是《细雪》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文章以叙事视角为研究视域，指出小说以雪子的相亲经历为主线，以幸子等其他三姐妹为辅线，在多视角叙事中创造一个相对封闭的古典唯美的世界，提升了作品的审美品格，反映了谷崎由“恶魔主义”向日本古典的转变。这类文章还有齐珮的《<细雪>：谷崎润一郎的个人乌托邦》（《名作欣赏》2010年第4期）等。王莉等的《<刺青>中极端美的具象化问题》（《长城》2013年第4期）是《刺青》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文章选择蜘蛛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解读，从中挖掘作为极端美的载体，蜘蛛女性既承载了一种极端的美，又诠释了一种复杂的人性，令作品简约而不简单，精致而不流俗。这类文章有王雯的《浅析谷崎润一郎〈刺青〉中的女性美》（《安徽文学》2013年第8期）、金妍昭的《<刺青>中暗含的享乐主义》（《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年第8期）等。
其五是艺术研究。诸飞燕的《略论谷崎文学的“物语”性》（《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4期）从“叙述手法”“音调之美”两个角度，结合谷崎的物语观和文学观对谷崎小说的物语特点进行了阐述。文章认为“对谷崎而言，物语不是低级腐朽之物，而是能为小说注入新活力的良药”。[29]这类文章还有张能泉的《历史的叙述与文学的想象——论<麒麟>对中国题材的取舍》（《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卢茂君的《试论<刺青>的技巧探索与形式创新》（《焦作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等。
总之，这一时期的谷崎研究无论是文章数量还是文章质量都有所提高。研究者们也采用不同的方法研读谷崎，并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为国内研究谷崎提供了重要参考，对当下谷崎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一时期的谷崎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对象仍集中于几部代表作品的研读，对其他作品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其次，研究力度虽有拓展，但依然缺乏深刻性，有的研究甚至重复率较高，缺乏独创性。
综上所述，国内谷崎研究成果丰硕，大量译介作品、文学史料和评论文章的发表出版，不仅有利于推动国内谷崎研究的发展，为今后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奠定基础，而且有利于深化研究，为深入探索谷崎及其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国内谷崎研究仍然存在滞后性和局限性。首先，虽然近年来加大了引进翻译的力度，不少作品还出现重版、多版现象，但是从译介的范围来看，国内谷崎译介仍然侧重于几部代表作，如《细雪》《春琴抄》《痴人之爱》《阴翳礼赞》等，至于谷崎的戏剧、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均无中译本。此外，国外谷崎研究成果的译介非常匮乏，除译介有西原大辅的《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李怡译，中华书局，2005年）之外，尚无其他成果的中译本。这显然与国内对川端康成、夏目漱石等日本作家的译介情形形成了较大的差距。其次，虽然国内加大了谷崎研究力度，但仍以单篇论述形式为主，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除金晶的《谷崎润一郎文学在民国时期的接受情况研究》（日文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部专著之外，尚无其他论著出现。此外，国内研究仍侧重于小说研究，对谷崎其他文学体裁的研究远远不够，且有的研究尚显粗浅，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深化。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加大译介国外研究成果的力度，在继承前期成果的同时，深化和拓展研究领域和深度，使国内谷崎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