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故乡的失落与交流的阻隔

——鲁迅《风筝》主题意蕴新探

《风筝》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该篇并不像其他篇目那样晦涩难懂，使读者步入象征的森林难以窥其“哲学的堂奥”。从写作风格来看，《风筝》似乎更接近鲁迅的叙事散文《朝花夕拾》。也许正因为如此，以往的许多研究者在解读《风筝》时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索隐式的阐释模式，常常把《风筝》看作鲁迅兄弟失和后悲哀心理的写照。其实，与《朝花夕拾》的写实性或现实性不同，鲁迅的《野草》更是“诗的”与“哲学的”。因而，解读《风筝》应把它置于《野草》的整体框架中考察，这正是我解读《风筝》的起点。

《风筝》的情节很简单，从叙述分层上可看作两个叙述层：第一个叙述层属于超故事层，叙述“我”的故事，“我”在北京的冬季，看到飘动的风筝回忆故乡春天的风筝时节，无论在久已逝去的儿时的回忆中，还是在现实的严冬中，“我”都感到无可把握的悲哀。这是一个自我内在心灵的故事。第二个叙述层是关于“我”和“兄弟”之间的故事。这一叙述层有两个叙事单元：其一，“我”曾经认为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的玩意儿，冷酷地折断了小兄弟偷偷制作的风筝；其二，20年后，已过中年的“我”意识到对于小兄弟精神的虐杀，“我”向兄弟忏悔以寻求他的宽恕，而兄弟却全然忘却了此事。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风筝应该是自由快乐的象征，而对于“我”却是一种惊异和悲哀，这是鲁迅式的独特的生命体验。那么，《风筝》的抒情主人公“我”是如何超越现实的悲哀呢？在回乡的冲动中，鲁迅的笔触开始灵动起来，叙述节奏也变得明快，语言也更富有色彩：“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低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但这派生机勃勃的故乡风筝时节的欢快描写只是一个瞬间乍现就凋落的温馨，抵挡不住肃杀的严冬所带来的寒威与冷气。鲁迅在这不足两千字的短文中两次用到相同的关于现实处境的描写，第一次是在文章的开始，“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第二次是在文章的结束：“我倒不如躲到严冬的肃杀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这一构成象征意蕴的环境无疑是抒情主人公悲哀、孤独心理的外化，那么，这种彷徨于无地的悲哀其实质何在？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我”无可把握的孤独和悲哀呢？解读这一点是探寻《风筝》思想意蕴的关键。

按照通常的解释，“我”的悲哀来源于对小兄弟精神的虐杀。由于多年以前傲然地踏毁了小兄弟私做的风筝，中年以后才知道游戏是儿童的天使，于是这沉重的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使“我”的心很沉重地堕下去了。倘若鲁迅在《风筝》中只是表达一个彰而不隐的对于儿童天性精神虐杀的悔过主题，那么，他行文至此完全可以结束而不影响这一主题的充分表达。事实上，鲁迅却追加了对“精神虐杀事件”的意味深长的叙述。鲁迅接着又拟设了兄弟之间中年以后的一场对话。这一对话场景与其说是兄长向弟弟补过的方法，不如说是兄长的忏悔。在基督教中忏悔是基于人自身的原罪而起，出于罪的自觉，人的罪过只有在持续不断的忏悔中才会减轻并得以赦免，忏悔固然是由于对原罪的自觉，但毕竟是以罪的宽恕为前提。倘若忏悔得不到宽恕，忏悔便失去了其本质的意义，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忏悔者的罪感。那么，兄长的忏悔得到宽恕了吗？当“我”和弟弟谈起儿时的旧事时，自说少年时代的这桩糊涂事，而弟弟却惊异地笑着说：“有过这样的事么？”于是，鲁迅写道：“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宽恕是以怨恨为前提的，当弟弟以“有过这样的事么？”去反问兄长时，实质上斩断了兄长“我”的忏悔之路，这原本设计好的一场握手言欢的兄弟对话与心灵沟通，却被弟弟轻描淡写的一句反问阻隔了。我们暂且不去探究弟弟是真正的忘却还是有意的阻隔，但无论如何，兄长“我”乞求通过沟通与交流以化解内心深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却更加沉重了，因而，鲁迅感叹道：“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是沉重着。”

我认为，这追加的关于补过的兄弟对话才是理解《风筝》主题意蕴的关键之处，它道出了人与人之间即使是兄弟亲人之间也难以沟通的人类的永恒难题。其实，关于人与人之间心灵的隔膜、难以沟通的悲哀正是鲁迅在一系列文本中一再探寻的主题。《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的人们对孔乙己的哄堂大笑，《祝福》中鲁镇世界对祥林嫂悲苦命运的冷漠均描画了人与人之间难以理解和体认的悲凉。《故乡》中闰土“老爷”的一声称呼，道出了人与人之间早隔着一层厚障的悲哀，即使鲁迅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宏儿”和“水生”身上，但这相互理解的希望也是极为渺茫的。因为，曾几何时，少年时代的闰土和“我”不也是能相互理解、平等相处吗？倘若说，鲁迅在《故乡》中探寻了现实对人与人之间难以交流的阻隔，而在《风筝》中却进一步探寻了人与人之间本质上难以沟通的孤独处境。

其实，抒情主人公的孤独和悲哀不但来源于交流的阻隔，也源于故园与童年的失落。许多研究者未曾详细探讨“我”设计的另一个补过方法：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起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

在拟设的和兄弟“嚷着，跑着，笑着”的嬉闹场景中，抒情主人公仿佛回到了“久经诀别的故乡”，也回到了失去已久的欢快童年。这一补过场景不但可以减轻“我”的心理重负，而且也可激起“我”回归精神家园的冲动。但现实总是粉碎“我”对童年与故乡的追寻，这一虚设的美妙情景乍现就凋落，作者又马上从幻想与追忆中回到现实：“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与故园的精神联系早已失去，童年不再，故乡永别。

为了进一步澄清《风筝》的主题意蕴，我们可以把鲁迅发表于1919年的《我的兄弟》与之进行比较。《我的兄弟》也是谈“我”儿时撕毁兄弟风筝一事，“我”后来认识到自己“撕风筝”的过错，本想得到兄弟的原谅，最后也得到了兄弟的谅解，他总是很要好地叫我“哥哥”。事隔六年之后，鲁迅再一次对这一素材进行了全新的改写。由原来的得到谅解到《风筝》中的得不到宽恕，鲁迅为何对“风筝”事件这么情有独钟、难以忘怀？关于《风筝》一文中的事实，最熟悉鲁迅青年时代生活的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一文中明确说过：“《风筝》里所说的是‘诗与真实’合在一起，糊风筝是真实折风筝则是诗的成分了。松寿（周建人）小时候爱放风筝，也善于自糊风筝，但那是戊戌（1898）以后的事，鲁迅于那年春天往南京，已经不在家里了。而且鲁迅对于兄弟与游戏，都是很有理解，没有那种发怒的事，文章只是想象和假设，是表现一种意识的方便而已。”周作人所说的“意识”，即是鲁迅借“风筝”事件表达自己孤独人生的悲凉体验，以及人与人之间心灵难以沟通的悲哀。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写作《风筝》的日子是1925年1月24日，这一天正是旧历的春节，当许多人都在享受春节的欢乐与温馨时，鲁迅却品味着寂寞与孤独。这种悲凉孤独的人生体验有黑暗现实的投影，有兄弟失和的悲苦记忆，当然，更是鲁迅由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所引发的对人本处境的形而上追思。因此，《风筝》是鲁迅哲学的诗和诗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