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西方海洋文学研究评述

第一节 水文化视阈下的西方海洋文化与文学

水是生命之源，水滋养着人的生命，涤荡着人的心灵。人类逐水而居，并且因水引发了一系列的行为和思考，形成了独特的水文化。从人类与水之间的关系出发，世界文明分为三大种类：游牧文明、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而这三大文明，都与水息息相关。游牧文明虽然是马背上的文明，帐篷是家，马背是摇篮，但哪里水草丰美，就在哪里安家，而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更与水息息相关，离不开水的润泽。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发端于大江大河地区。在适宜的温带和热带气候区，河流带来的丰富水源和肥沃土壤，成就了古老的人类文明。

在尼罗河第一瀑布至三角洲的广袤平原上，沉积的黄沙埋葬了法老的权杖，咆哮的河水淹没了祭祀的祈祷和异族的铁蹄，古老的金字塔记录着埃及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个故事，一幅幅刻在石头上的图画，默默地讲述着古埃及别样的风情，斯芬克斯诡谲的微笑里隐藏着至今无法猜透的秘密，以塔萨文化为核心的埃及文明把天才创造的奇迹、把鹰的远见、牛的隐忍和猫的诡谲一代一代传给了埃及人。

发源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境内的约旦河，在历史和宗教上有“世界上最神圣的河流”之称，而现在，由于其地处干燥地区，珍贵的水源成为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五国的纷争之焦点。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高原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在远古时代，这三条河流的定期泛滥，成就了孕育美索不达尼亚平原和巴比伦文明的“新月沃土”。

公元前4000年左右，苏美尔人来到“巴比伦尼亚”，即两河流域下游的冲积平原居住。他们起先打鱼狩猎，后来又开始经营原始的农业，制造绘有朴素几何图形的黑色和棕色陶器。尽管苏美尔人建立的国家灭亡很早，但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刻在泥板上、有着“东方拉丁语”之美誉的楔形文字记载着人类早期的高度文明，勾勒着城市发展的雏形。大洪水神话和传说不仅警示了人类要规范自己的行为，还为基督教的“创世说”提供了重要依据。玛雅历法中太阴历的制定记录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周期，七天一周的规定至今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玛雅预言上演着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毁灭剧情，《乌尔纳姆法典》和《汉谟拉比法典》为规范人类行为提供了最早的书面依据。乌鲁克神庙雄伟壮观，见证了苏美尔人高超的建筑成就和对女性的尊敬。有“空中花园”之美誉的新巴比伦城墙，充分显示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城市建设水平。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河水的灌溉和滋润。正是河流对苏美尔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们信奉象征自然力量的神。天神安努、水神伊亚、大地和空气之神恩利尔，是苏美尔人心目中最强大的神灵。相信“人类要适应环境”，“违背神灵意志必然受到惩罚”，这是“违反自然规律必然受到惩罚”的科学思想的早期萌芽，体现了人类早期的理性精神。

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的恒河和印度河，滋润了印度半岛上的那一方沃土，孕育了一片光辉灿烂的文明——古印度文明，成为印度民族的“圣河”。在这片古老土地上传诵的《摩诃婆罗多》，是一部以英雄传说为核心的“百科全书”。它与被奉为印度文学经典的《罗摩衍那》一起，以史诗般的恢宏保存和汇集了古印度人民的民族思想文化遗产，记录了印度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堪称印度的“民族灵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度人民，凭借自己的智慧，发明了阿拉伯数字，为全世界提供了通用的计数法。强调推理和证明的“因明学”推动了中国和日本等东方国家逻辑学的发展；佛教的诞生和传播对整个东方，特别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孕育了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具有六千年悠久历史的华夏文明。西至关中东至豫东的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最核心的载体。完善的礼乐制度、规范的文字、绵延不断的国度文化、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儒释道文化和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中原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精神支柱和灵魂。

无论是古巴比伦文明还是古埃及文明，无论是印度文明还是华夏文明，都属于大河文化，也属于东方文明。而西方文化，特别是源于爱琴海地区的西欧文化则属于“海洋文明”。海洋文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并因其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人类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通常认为，欧洲海洋文化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早期的“辉煌”时期被学术界称为“古典时期”，主要是指爱琴海周围的南欧地区，以古希腊、罗马时期为代表。爱琴海地区水陆交错，山地多，平原少，土地贫瘠，不适宜农业发展，但众多的港湾、半岛和岛屿，曲折蜿蜒的海岸线，灿若繁星的海港与河口港成就了良好的航海条件，这就使古希腊文明具有浓厚的海洋商业文明特点：发达的海外贸易、疯狂的殖民扩张和丰富多彩的海盗文化等，并且这种海洋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开放性特点。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希腊城邦联合王国一方面通过战争在地中海地区掠夺财富，发展海洋贸易；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奴隶制积累财富。同时，不断进行海外扩张，把势力范围延伸到东至爱琴海东岸的小亚细亚，西至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等地。这些由贵族和奴隶构成的城邦国家，依靠巨大的财富建立了强大的海战军队，控制了巴尔干半岛的海上贸易航路。了解这一时期欧洲海洋文化的主要历史依据是《荷马史诗》，可以说，“荷马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的时代，“特洛伊战争”可谓是荷马时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而“伊阿宋取金羊毛”和“奥德赛”的故事则记录了古希腊人的海上冒险经历。

古罗马时代，奴隶主四处征战吞并，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使这个奴隶制共和国的版图不断扩大。版图最大时东至两河流域，西达伊比利亚半岛，南至非洲北部，北迄多瑙河和莱茵河流域。在古罗马的大街上，随处可见“兼职经商的官员，露天授课的教师和怯于航海的水手……”[1]古罗马跨海征服了位于非洲的迦太基（今突尼斯），并在那里设立总督。但是，总的来说，罗马时期的地中海文明重复了“古希腊的老路，一直与掠夺、战争、混乱相伴随，其翻来覆去的范围一直没有超出环地中海的圈子”[2]。

中世纪时期，十字军东征使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到黑海沿岸建立多个殖民点，有效地促进了地中海地区海上商贸活动的发展，使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上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但在这持续一千多年的“黑暗世纪”里，欧洲文明一直与战争、掠夺和宗教的禁锢相伴，只有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环北海地区进入了以“维京人”为主体的“北欧海盗”时代。地形狭长、海岸线曲折、峡湾纵横、岛屿林立、海上交通十分便捷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使生活在这里的维京人不仅是优秀的航海家，也是野蛮的侵略者；不仅是商人，也是海盗；不仅是出色的水手，也是英勇的战士。公元8—11世纪的三百多年里，维京海盗纵横于北欧的丹麦、挪威和瑞典。可以说，这个时期，欧洲的海洋文明由南欧转移到了北欧。不过，如果说“古典时期”南欧的“海洋文明”还有些许公平交易与契约成分的话，那么，“中世纪时期”北欧的海洋文明则属于纯粹的“海盗文化”了。关于这一点，北欧神话传说《萨迦》和《埃达》叙述了9—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人物纵横欧洲的战斗经历。

欧洲人真正走向海洋是在15世纪初，被学者们称为“冲出地中海的时代”[3]。中世纪时期，北欧和英吉利海峡沿岸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在长期从事海盗活动的实践中积累了海上贸易、港口发展的经验。1415年，葡萄牙王子亨利率领舰队占领了阿拉伯人的休达城，并以此为据点，派人沿着非洲的海岸线，一直向南方探索。每到一处，不仅将那儿的财物洗劫一空，还建立军事据点。1419年，他们发现了亚述尔岛，这是欧洲人第一次走到古罗马帝国地盘之外的地方。掠夺财富、贩卖奴隶与一系列的殖民活动，迅速给葡萄牙带来巨大财富。为了进一步扩大掠夺规模，亨利王子创办了航海学校，利用阿拉伯技术人员和阿拉伯人留下的科学典籍，大量培养航海人才。在这种海航技术抢占先机的情况下，葡萄牙人继续“探险”之旅，先占领加纳，又占领了刚果和安哥拉等地，把大批的奴隶、象牙、珠宝等财富源源不断运回欧洲。由于拥有雄厚的工商业基础，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后来居上。当葡萄牙人坚持不懈地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探索时，西班牙人另辟蹊径。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带领三艘航船和一些士兵，带着国王的承诺，成功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并且从美洲带回了一批被掳为奴隶的印第安人。不久，除巴西外，西班牙国王占领了整个中美和南美洲。通过屠杀土著人和殖民手段，美洲广袤的大地成了所谓的“拉丁美洲”。

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海上贸易和殖民活动快速致富，使英法两国的统治者艳羡不已。英王亨利七世曾经嘲笑并拒绝哥伦布提出的航海计划。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传到欧洲本土后，亨利七世在1494年派遣航海家卡波特带领18名船员，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探险。第二年，卡波特第二次横渡大西洋，并到达北美。卡波特的北美之行虽收获甚少，但海上冒险活动的丰厚回报，激起了英国的少数亡命之徒和海盗们的热情。在英国女王的支持下，英国殖民者和海盗开始与西班牙人争夺奴隶贸易市场，杀人越货，抢劫西班牙人的货站，严重影响了西班牙的商路安全，侵犯了西班牙的国家利益，引发了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的战争——1588年海战，并且大获全胜。

海战过后，英国的海上冒险家们，保留了半匪半商的海盗作风，并且在国王的特许和支持下开始从事更大的冒险活动。詹姆斯敦成为他们在北美进行殖民活动的第一个据点。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大批清教徒开始不断涌入北美，并且在北美建立了永久居住地。

17世纪初，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多，并且是通过海上贸易的方式进行。哪个国家的造船业越发达，拥有商船的数量和吨位越多，哪个国家就能控制海上贸易，称霸海洋，进行殖民掠夺。当时，荷兰的造船业居世界首位，仅在阿姆斯特丹就有上百家造船厂，全国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大吨位的商船。同时，这个领土只是相当于中国海南省的海洋小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欧洲许多国家都到荷兰订购船只。荷兰的商船吨位占当时欧洲总吨位的四分之三，拥有一万五千艘商船，几乎垄断了整个世界的海上贸易。挪威的木材、丹麦的渔产、波兰的粮食、俄罗斯的毛皮、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棉纺织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大都由荷兰商船转运，经荷兰商人转手销售。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是国际贸易的中心，港内经常有2000多艘商船停泊。船行海上，就像在陆地上行驶的马车，谁驾驭马车，谁就是马车夫，谁就能控制海洋。正因为荷兰几乎垄断了“海上的马车”，所以被誉为“海上马车夫”。也正是因为荷兰先进的造船业和发达的海上贸易，才形成了荷兰人以“宽容”为核心内容的“善于容忍谅解、厘清混淆、弥合裂痕，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狂热”的“交际型”民族性格。也正是由于发达的海洋文化，在这块不大的土地上诞生了伟大的笛卡尔、伊拉斯谟、斯宾诺莎、格劳秀斯和哈伊津哈等“小国里的大思者”。

17世纪中期，英国推行重商主义。为了打击主要竞争对手荷兰，发展本国的海洋贸易，英国政府于1651年颁布《航海条例》，规定无论是欧洲、非洲，还是北美生产的商品，只有通过英国船只载运才能进入英国，并且所有英国殖民地的货物都必须用英国船只运输。《航海条例》的颁布遭到了海上霸主荷兰的强烈反对，引发了双方的三次战争，结果荷兰战败，不仅被迫接受英国《海航条例》的限制和束缚，英国还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英国《航海条例》的颁布极大地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在国内掀起了航海和海上冒险的热潮。在“英国小说之父”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鲁滨逊开始海上冒险就是在《航海条例》颁布之后。当时，在英国，年轻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到海外去，希望通过海洋冒险和海上贸易获取财富，而且这种思想和尝试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当时的欧洲陆上强国法国，虽然也曾经嘲笑并拒绝了哥伦布提出的航海计划，但为了控制贸易通道，争夺贸易市场，掠夺新大陆的资源和财富，也不甘示弱。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海军力量曾经是英国和荷兰联合舰队的总和，整个大不列颠岛几乎处于法国人的控制之下。法国有少数冒险家加入到海外殖民行列，甚至比英国提前一年在北美建立殖民点，并和英国争夺殖民范围。英法之间最主要的争夺方式是战争，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就是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世界大战”。法国联合北美的土著部落和英国进行了多达39次的“大型”战役。战争的结果是法国海军全军覆没，英军大获全胜，并奠定了英国在欧洲甚至世界的霸主地位，诞生了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可以说，英国的崛起，应归功于通过战争获得欧洲的海上贸易通道和海外掠夺。

美国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历来重视海洋权益和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早在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深知海军力量在战争和海洋贸易中的重要性，因此，他在签署《与法国陆军协同议定的作战计划纪要》时进一步强调：“在任何行动中和任何条件下，一支决定性的优势海军，被视为最基本的重要力量，而且每一种成功的希望，最后都必定取决于它。”他不仅借助于法国海军的力量对英国海军进行打击，还积极筹建美国海军。特别是1781年9月的约克镇会战，英军由于海军的一系列失误，一时丧失了制海权，美法联军取得胜利，为整个独立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独立战争不仅使美国摆脱了英国的统治，也使华盛顿意识到，“（独立战争）能这样尽快结束，完全归功于掌握的制海权——归功于法国手中的海上力量和英国海上力量的分配不当。”[4]

18世纪中期，如日中天的捕鲸业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它把美国从一个曾经遭受压榨的殖民地变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1846年前后，全世界一共900多艘捕鲸船，美国占有700多艘。麦尔维尔的《白鲸》描写的正是那个曾经是美国的支柱产业而如今已经彻底消失了的职业和生活方式。纽芬兰渔场不仅为美国人提供了大量鲜美的鳕鱼，还为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强悍的船员，这些船员后来成为美国海军的中坚力量。从麦尔维尔的《白鲸》到杰克·伦敦的《海狼》，美国海洋小说真实再现了美国人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肆意掠夺海洋资源的贪婪和残酷。

19世纪末，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的经典著作《海权论》（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History，1890）面世，美国人的海权意识极度膨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只有海军才能使那些至关重要的运输线得到保护或遭到袭击”[5]，只有海军和海军基地才能保护和保障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利益，因此，美国不仅建立了强大的海军，还在世界各地建设海军基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强国。

总之，自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开始，欧洲的海洋文明持续了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通过海上贸易、资源掠夺，形成了争霸世界的发展模式。整体上看，其历史无疑是一部充满了野蛮、暴力和血腥的历史。但是就其局部所形成的文明来说，也呈现出“勇于探险”的开拓性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性等海洋文明的特点。可以说，西方海洋文明博大精深，既包括海上冒险经历和海盗文化，也包括发达的航海文明与海上商业文明。

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海洋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类历史上的海上航运、海上冒险、海洋贸易和海洋渔业，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海外殖民地的拓展，都为海洋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西方海洋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神话中的《伊阿宋取金羊毛》、《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和《奥德赛》，记录了人类早期的海上活动和对海洋的认知。英国文学中，从乔叟的《贝奥武甫》到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到吉卜林的《勇敢的船长们》，从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到康拉德的《青春》，记述了英国如何依靠海盗劫掠发家到成为一个海上霸主和“日不落帝国”的历程。美国文学中，从库柏的《领航人》到麦尔维尔的《白鲸》，从杰克·伦敦的《海狼》到彼得·马修森的《蓝色子午线》，不仅记录了美国海权意识的觉醒和它如何依靠捕猎鲸鱼、海豹等海洋生物发展海洋产业，还反映了美国如何发展海外贸易和控制海洋权益的勃勃野心。西班牙和法国的海洋文学也间接反映了人类与海洋的亲密关系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对海洋的依赖。总之，所有西方国家的海洋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对西方海洋文明的生动写照，同时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了海洋文明的历史演绎和人类海洋意识的嬗变：从敬畏海洋到征服海洋，从海上掠夺和控制海洋到创造和谐海洋世界的生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