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缘起
漕运是我国古代社会中一项重要而特殊的制度，它不仅是封建王朝赋役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项事关封建朝廷生存命脉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漕运所具有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使它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据学者研究表明，春秋中期已有了漕运，[1]从广泛意义上说，这便是我国漕运的肇始。隋朝统一后，借助于“大一统”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开通了南北大运河，为漕运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之后，唐王朝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改革，初步建立了漕运制度。正是由于隋唐两朝对漕运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我国古代漕运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时期得以基本成形。
明清漕运在我国漕运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清代作为由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漕运制度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也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变革的尝试。清代的漕运与河工、盐政并称为“三大政”，受到每一朝皇帝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清朝统治者励精图治，不管是从组织机构、典章制度还是人事安排上，漕运制度在这一时期都趋于完善，[2]到乾隆中期更是达到鼎盛。其间，漕运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令人欣喜的景象。特别是此时的漕运总督颇能用事，他们积极地发现、揭露漕运中不合理之处，并寻找解决之法，因而此时的漕运在有清一代问题最少，漕粮运送最畅。然泰极否来，这一辉煌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乾隆晚年以后，“种种趋势的汇集却导致了大清帝国——或许也导致了中国帝制时代晚期的整个秩序——走向灾变。这些趋势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一种长期性变化”，大清王朝的危机开始显现。“当太上皇驾鹤西去时，他留在身后的是一个已陷入危机的大帝国。”[3]而在这场“暴风雨”中，漕运首当其冲，漕运制度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弊端开始爆发，陷入危机后的漕运仅靠旧有的漕运制度已无法解决困境，亟须进行调整和改革。一种制度的有序运行如果仅靠统治者的智慧和勤劳，那么这种制度是不成熟的，其所体现出的辉煌也只能是暂时的。因此，嘉庆朝作为一个上承传统下启变革的“交界点”，不但承担着继承和发展传统漕运制度的重任，而且更要面对在漕运制度已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和困境时急需突破传统制度限制而又无法超越的无奈。
为了维持漕运，确保漕粮能够运至京通各仓，嘉庆不得不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嘉庆朝朱批和录副奏折可以看出，嘉庆朝统治阶层为了维持漕运及解决其困境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不懈尝试，在整个有清一代可以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参与的力量范围和重视程度是历朝历代难以企及的。在这样一个即将改制的前夜，漕运中长期积聚起来的问题在嘉庆君臣之间进行了大范围的详细讨论，并提出了统治者认为可行的解决措施。然而，漕运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可能是一朝一夕所能得到解决的。制度惯性、文化传统、利益关涉等各方面的因素纠结在一起，统治者在治漕过程中总是感到捉襟见肘。嘉庆朝的统治者和他的官僚们一直试图尝试一劳永逸地解决，结果证明只是一种幻想。于是在无法彻底解决漕运危机的情况下只能在原制度上进行修修补补，唯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速漕济运。虽然最后嘉庆朝治理漕运的努力并没有挽救漕运的颓势，却为道光朝的漕运改革做了前期探索和尝试，以其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起“一叶知秋”之效。对嘉庆一朝漕运治理进行集中研究不仅能够充分展现清王朝解决危机的生动画面，也可以勾勒出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寻求问题解决的动态过程，这也是本书研究的另一个意义所在。
漕运总督作为清政府派出总理全国漕务的封疆大吏，在漕运体系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总督漕运一人，掌督理漕挽，以足国储。凡收粮起运过淮抵通，皆以时稽核、催攒而总其政令，驻扎淮安。”“粮艘过淮后，总漕随运北上，率所属官弁相视运道险易，调度全漕，察不用命者。”[4]漕运总督在督漕过程中千方百计提出自认可行的办法试图解决当时漕运所出现的问题。然而，作为封建国家“经济生命线”和“军国大计”的漕运，对其治理的关注不仅仅只局限于漕运体系范围内，而是把整个王朝中的许多官员都卷了进来。因此，除了漕运总督外，其他具有折奏资格的官员都有可能向统治者揭露问题和提出建议。漕运治理的讨论不再只局限于个别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小范围，而是变成了一种“国家行为”，整个国家全面介入漕运治理中来。所以，对“漕运治理”进行研究不仅能清楚地了解清政府在治理漕运这一难题上的困境、决策心态以及漕运总督在整个漕运过程中的真正角色和作用，而且从中更能管窥清代漕运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以及制度变迁与改革等方面的种种问题。
二 学术史回顾
“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关于清代漕运的研究，可以从经济史、政治史、农业史、社会史等不同角度展开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界产生了一大批相关的学术成果，他们从不同视角对清代漕运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索。其中以学术论文居多，专著相对较少。
（一）有关清代漕运的总括性著作
这方面的著作大体有中国台湾学者张哲郎《清代的漕运》[5]，作者将清代漕运分为河运期、海运期、河海并运期三个阶段，但研究重点是第一阶段。由于资料、篇幅以及文章立意等多方面的限制，没有对清代漕运展开深层次的分析。
1995年，李文治、江太新出版了《清代漕运》[6]一书，该书以清代漕粮河运制度为研究重点，对漕粮的赋税制度、征收兑运和交仓制度、漕运官制和船制、运丁和屯田制度、漕运体制的内部矛盾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高屋建瓴，精细分析，是漕运史研究的力作，同样也是制度史研究的名著。该书的出版，表明中国的漕运史研究，尤其是清代漕运的制度史研究，已向纵深前进了一大步。[7]
彭云鹤所著《明清漕运史》[8]也在同年出版发行。该书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明清漕运基本状况，并对清代前期漕运繁荣的原因、漕运河道的管理，以及清廷整顿漕弊的情况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这对于梳理清代前期的漕运状况，具有参考作用。而李治亭《中国漕运史》[9]一书则对中国有漕运开始的历史进行了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叙述，为漕运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框架和脉络。
陈峰《漕运与古代社会》一书，是当时第一本从社会史角度来研究漕运的专著。[10]该书论述了漕运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军事意义、漕运管理组织和漕运官员和漕运弁丁各方面的活动，最后揭示了漕运对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但这种长时段下的漕运研究也只能是一种提纲挈领的探索，加上该书写作规模不大，内容上有待继续深入。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11]一书也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试图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各个层面与漕运的关系。作者首先诠释了漕运的含义，阐明了漕运生成的历史动因，归纳了各历史阶段漕运的特征，并深入探讨了漕运的社会功能、漕运与社会各领域的关系，这有助于从宏观上用另一种角度把握漕运的社会作用。
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一书是漕运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以道光朝开始的漕粮海运为研究对象，并将之纳入晚清社会变迁的宏大历史环境中加以细致的考察，对漕粮海运制度的产生、施行、规制、运输工具与当时政治、经济、中外关系等各方面的关系，[12]以及晚清漕粮海运兴衰和废而不止的因由及由此引发的晚清社会变迁等方面，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缜密思考，详细分析，将清代漕运史和晚清经济史研究，特别是晚清漕粮海运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海外，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欣顿（Harold C.Hinton）的《晚清漕运制度》（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 1845—1911）首先打破了国外漕运研究的沉寂状态，作者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对晚清这一阶段漕运的总体运行，尤其是河运漕粮制度及其与运河、黄河的关系，做了尽可能详尽的勾勒。此后，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漕运史方面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其中研究清代漕运成果斐然的当属星斌夫。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围绕清代漕运制度撰写了很多论文，同时也出版了专著《大运河——中国的漕运》[13]，对清代河运漕粮的运道、水手、坐粮厅、粮食商品化趋势及向海运的过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时颇具影响。
（二）有关漕运的学术论文
这一类学术论文都是从某一方面对漕政进行探索和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一个名为“杰”的学者首先在《北平晨报·艺圃》上发表《清季漕弊与海运》[14]，分析清代晚期漕运的各种弊端及试行海运的情况。1940年，万国鼎撰写了《明清漕运概要》[15]一文，通过对明清漕运的分析，认为学习先辈们的漕运经验，不乏参考之处。
20世纪80年代后，在研究漕运对国家经济影响方面出现了不少较有分量的论文，他们认为漕运的兴衰直接影响到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发展，包括运河沿岸重要城镇的兴衰，[16]每年400多万石漕粮北上，大量的土宜北上或者回空携带南下，使南北物资得到了交流，促进了商品流通，活跃了经济，对清代城镇繁荣起了直接推动作用。[17]当然漕运也有其负面作用，陈峰在《论漕运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消极影响》一文中认为，漕运也间接地给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无穷的危害。[18]当然除了对经济产生影响外，漕运也引起了不少社会问题，不但导致许多“闹漕”事件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促使了许多帮会和秘密宗教的产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这方面的研究有戴鞍钢《清代浙江漕政与农民的抗漕斗争》[19]、刘伯涵《漕运船帮中的协作与秘密结社》[20]、陈峰《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危害》[21]、吴琦《清代漕运水手行帮会社的形成：从庵堂到老堂船》[22]、周育民《漕运水手行帮兴起的历史考察》[23]等。
随着漕运史研究的深入，对漕运的研究开始细化。如吴琦、肖丽红在《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次分析》[24]一文，以漕运总督为中心，另外他们在其《清代漕粮征派中的官府、绅衿、民众及其利益纠葛》[25]一文中，对以往传统的漕运研究开始进行反思，认为漕运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控制论”视角是片面的，他们认为在漕粮征派中利益关系是核心因素，同时在利益纠葛中地方社会的主动性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马俊亚《集团利益与国运衰变——明清漕粮河运及其社会生态后果》[26]一文认为，维持漕粮河运给苏北、皖北、鲁南等地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生态灾难，其目的是维护某些特定阶层的私利。吴琦《国家事务与地方社会秩序——以清代漕粮征运为基点的考察》[27]一文则通过对作为国家事务的漕运在地方征运过程的考察，分析了引起的矛盾和弊端，以及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影响。陈支平《从林则徐奏折看清代地方督抚与漕运的关系》[28]一文则通过对以林则徐涉漕奏折为个案进行分析，探讨了地方督抚与漕运之间的关系。周健《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29]一文则通过对嘉道年间江南漕弊的详细考察，认为漕弊是各种浮费代表的额外财政对额定财政的空前侵蚀。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理论视角方面，学者张小也更是突破传统研究的思路，她分别从社会史、法律史和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下考察由于漕政危机而引发的“闹漕”事件，堪称独到而精深，更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30]
清承明制，漕运弊端也全盘因袭。从清初开始，清朝统治者就开始着力整顿漕运，经过康雍两朝铁腕治理，漕运曾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乾隆后期漕运逐渐走向衰落，漕政危机更加凸显出来，对漕运进行改革，彻底解决漕弊问题成了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围绕漕弊和漕运治理，学术界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例如：高春艳《试论清初学者李因笃的漕运思想》[31]一文对清初关中著名学者李因笃治漕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和分析。陶用舒《陶澍对漕政的整顿和改革》[32]一文详细分析了陶澍进行漕运改革的措施，并充分肯定了这一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效果。吴琦《清后期漕运衰亡的综合分析——兼评胡林翼漕运改革》[33]一文认为清后期尽管一些漕运官员对漕政进行整饬和改革（如胡林翼漕运改革），但是，由于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濒临崩溃，所以，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韩丽娟《腐败问题的制度透视——基于清后期漕运改制思想的分析》[34]一文，对清后期漕运腐败的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漕运改制是治理腐败的思路，漕运改制政策存在一个官僚利益与国家利益变动的政治经济周期。戴鞍钢《清代漕运盛衰与漕船水手纤夫》[35]一文则通过对漕运兴废的考察，探讨了晚清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困局和难题。漕运危机最重要表现是各种漕弊的大量凸显，并日益严重，成为漕运制度的一个毒瘤。在漕弊研究方面较有分量的论文有彭云鹤《明清两淮盐私和漕运》[36]、陈峰《清代漕运运输者的私货运销活动》和《略论清代的漕弊》[37]、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和《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38]、倪玉平《嘉道之际的漕弊问题》[39]，等等。他们对漕运过程中所出现的漕弊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我们认识漕政危机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有关清代漕粮由河运向海运转变方面的学术论文，为数不少，质量也较高，多系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的专门研究。其中，具相当分量的论文有，熊元斌的《清代河运向海运的转变》[40]、萧国亮的《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考察》[41]、戴鞍钢的《清代后期漕运初探》[42]、徐元基的《海运漕粮对中国轮运业创立的作用问题》[43]、易升运的《关于清代嘉道年间的漕粮海运问题》[44]、李瑚的《清代嘉道年间漕运与盐法改革》[45]、张照东的《道咸时期雇商海运漕粮的得失》[46]、卢伯炜的《清代道光六年漕政改革的意义》[47]值得注意。它们或是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或是进行宏观的整体把握，或是就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均给人以耳目清新之感，得出的结论也颇令人信服，因而取得了较大成绩。特别是倪玉平，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认为漕粮海运对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最终促使招商局成立，因此在招商局成立初期，漕粮海运成为支撑招商局的重要业务。特别是漕粮海运对清代运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48]
另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更具体的特定角度来展开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漕运史研究水平的提高[49]。近年来，一些高校的博士生、硕士生更是以此作为他们的学位论文选题，做出了不少探索。
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出于研究手段、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原因，偏重于静态的漕运史研究，没有将漕运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以及治理情况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进行一个较为充分的研究，更没有多少以漕运总督为中心的漕运史研究，因此还有很多的拓展空间和研究余地。
三 研究思路与主要论点
在考察清代漕运史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漕政的发展与漕弊的累积如影随形，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漕运制度“绩效”超过其边际后，制度对社会和政治的正面作用就开始递减，取而代之的是以落后的面貌出现，并开始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阻碍因素。进入18世纪末19世纪初后，传统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局。在新形势下，漕运制度作为传统中国政治中的一个代表并没有因为新形势的到来或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产生改变。嘉庆朝时的中国承“康乾盛世”之余晖，却已如一艘巨大的“破败不堪的旧船”[50]，随时都有解体的可能。虽然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漕运制度的困局，也付出努力予以拯救，最终仍是枉然。站在今天理性的高度来看，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本书选取嘉庆朝这一传统与变革的交界点作为研究时间段，对当时清朝统治者治理已陷入危机后的漕运进行仔细考察和探讨，试图寻找和管窥政治制度（以漕运制度为例）的运行及其治理实践的动态变化和发展，以及制度创新所面临的困境和阻碍因素。本书结构主要有：
第一章，对顺、康、雍、乾四朝的漕运状况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分析和探讨了每个朝代漕运中存在的隐患和积累起来的弊端。正因如此，嘉庆朝漕运积重难返，最终陷入了危机。
第二章，详细梳理了清初以来治理漕运的各种代表性思想和议论。
第三章，分析和探讨了全球变局中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不同变化，以及嘉庆朝漕运积重难返之状。
第四章，漕运与河工是清代之大政，两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嘉庆朝漕运河道经常不畅的状况对漕粮运输产生了极大的阻碍，特别是嘉庆九年大淤阻和十四年冻阻作为非常典型的情况，使整个朝廷上下都在筹议解决的办法。不仅如此，嘉庆朝统治者几乎年年都要忙于筹商漕河不畅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河工的治理最终解决漕运的困境，以嘉庆为首的统治阶级一直想彻底解决这一痼疾，然终嘉庆一朝都没有如愿。
第五章，嘉庆皇帝掌权后漕运总督蒋兆奎提出津贴旗丁的办法以治理漕运，由此在当时引起了关于津贴旗丁的大讨论。但在津贴旗丁的呼声下，也有许多官员强烈要求若要整饬漕务首先必须革除漕弊，并先后在全国掀起了两次大的革除漕弊的议论与行动。虽然最后津贴旗丁和革除漕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漕务中的痼癖，漕运危机依然如故。
第六章，就现在所能查找到的史料来看，清前期漕运中并没有大的贪污案件发生，但小贪污却是层出不穷。这一状况到嘉庆朝时恶化，此时漕运体系中开始出现大的贪污案件，贪污人员上自漕运总督下至胥吏，贪污过程从漕粮征收一直到京通交仓。为了整饬漕务，确保漕运的顺利畅通，杜绝贪污索贿，嘉庆对其中一些舞弊之人进行了严厉的惩处，试图通过这种手段来制止官僚体制中的不正之风。
第七章，面对问题重重的漕运，有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海运”这一完全不同的办法以解决漕运困境。然从提议到最后议办海运夭折这一反反复复的过程，影响漕运的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制度惯性和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左右下，在河道勉强还可以通航的情况下，漕粮海运的尝试最终不可避免地夭折了。
第八章，嘉庆试图通过上述措施来解决漕运危机，但最终结果证明并没有达到统治者的愿望。为了确保漕粮年年顺利抵达京通各仓这个目标，既然无法完全彻底解决漕运困境，统治者只能对漕运所出现的弊端进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以求漕运不致中断。
余论部分主要是阐述在分析和探究嘉庆治理漕运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看法和新观点，并进一步对此进行具体的解释和说明。
四 史料说明
占有丰富的史料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保证。本书以漕运治理为主线而展开，重点探讨了嘉庆朝君臣的治漕行为与过程，因此所用史料以奏折档案为主，同时为了研究的全面系统而兼采其他相关文献史料。大致而言，核心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1.清代档案。主要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含已出版）、《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以及中国台湾出版的《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题本抄档》等档案资料。档案作为第一手资料，具有无可比拟的原始性而成为本书研究最主要的支撑。
2.官书。主要包括清代各朝实录、（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等。
3.漕运专书、专志。作为清代大政的漕运，不仅遗留下了大量私人记载，清代官方更是每隔一段时间便专门修纂专书，用以指导漕运。如《漕运全书》系列和《漕运则例纂》《漕运议单》《漕运昔闻》等，它们均有极高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4.水利专书、专志。漕运与河工相为表里，漕运的整饬离不开河工的治理，相关水利专书、专志中保留了大量涉漕史料，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很好的史料支撑。其中如《治河全书》《行水金鉴》《江北运程》《漕运河道图考》《山东运河备览》等。
5.方志。清代是传统志书编修的高潮时期，成就巨大且连续不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资料体系。有漕八省（因江南省包括江苏和安徽之缘故，或称“七省”）皆系传统文化发达之区，志书编修非常活跃。在这批重要文献中，无论是各省的“通志”，还是各府州县所修志书，无不对“漕运”进行详细记述。因此作为重要的地方性史料，地方志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另外，本书还采用了一些文集、奏议、正史、起居注等史料，并参考了一些今人的研究成果，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1]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2]吴琦、肖丽红：《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导论”，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4]《清朝通典》卷33《职官十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张哲郎：《清代的漕运》，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赞助印行，1969年版。
[6]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
[7]参见倪玉平《清代漕运史研究回顾》，中华文史网，http: //www.historychina.net/jj/355549.shtml。
[8]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李治亭：《中国漕运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
[10]根据书的前言和后记来看，陈峰于1991年就已完成《漕运与古代社会》一书的写作，当时没有出版。而在后记中，作者说今年（1997年）付梓问世，但不知何故，此书一直到2000年才正式出版。此处暂以前言为准。
[11]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徐凯：《感言》，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13]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4]《北平晨报·艺圃》1937年4月28日。
[15]《政治季刊》1940年第4卷第3期。
[16]戴鞍钢：《清代漕运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冷东：《从临清的衰落看清代漕运经济影响的终结》,《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7年第2期；张强：《漕运与淮安》,《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江太新、苏金玉：《漕运与淮安清代经济》,《淮阴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李俊丽：《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天津地区为例》,《中州学刊》2011年第3期。
[17]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吴琦：《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吴琦：《清代漕运行程中重大问题：漕限、江程、土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吴琦、王玲玲：《一种有效的应急机制：清代的漕粮截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8]《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19]《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20]《史学月刊》1985年第4期。
[21]《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22]《江汉论坛》2002年第12期。
[2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2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26]《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7]《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8]《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9]《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
[30]张小也这样的论文有：《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史料·方法·理论：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钟九闹漕”》,《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社会冲突中的官、民与法——以“钟九闹漕”事件为中心》,《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
[31]《唐都学刊》2014年第3期。
[32]《益阳师专学报》1990年第3、4期。
[33]《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
[34]《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5]《安徽史学》2012年第6期。
[36]《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4期。
[37]分见《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1998年第4期。
[38]《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39]《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
[40]《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
[41]《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2]《清史研究集》第五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43]《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44]《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45]《求索》1983年第5期。
[46]《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
[47]《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48]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经济区域的变迁》,《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招商局与晚清漕粮海运关系新说》,《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李鸿章与晚清漕粮海运》,《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49]邓亦兵：《清代河南漕运述论》,《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殷崇浩：《叙乾隆时的漕粮宽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戴鞍钢：《晚清湖北漕政述略》,《江汉论坛》1988年第10期；邓亦兵：《清代河南漕运述论》,《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吴琦：《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吴琦：《清代湖广漕运特点举述》,《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吴琦：《清代漕粮在京城的社会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赵践：《清初漕赋》,《历史档案》1999年第3期；倪玉平：《漕粮海运文化中的祭祀活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2期；王婧：《明清时期卫河漕运治理与灌溉水利开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吴滔：《明清嘉定的“折漕”过程及其双面效益》,《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洪均：《危局下的利益调整——论胡林翼整顿湖北漕政》,《江海学刊》2012年第6期；袁飞、任博：《清代漕运河道考述》,《中国农史》2014年第2期；李庆华：《农业生态与漕运兴废——以鲁西为个案》,《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50]马戛尔尼来华归国后提出了这种看法，参见[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77章，王国卿、毛凤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