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历代的研究简史

一 选题缘起

《左传》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传统经学领域，《左传》又是最富争议的著作。两汉时期，今古文两派围绕着《左氏》传不传《春秋》，是否当立于学官等问题，展开了三次激烈的交锋。最终，《左传》未被官方认可。东汉后期，今古文斗争的形势逐渐向着利于古文经的方向转变。曹魏之世，《左传》终立学官，至此，古文经也取得了对今文经的压倒性胜利。这时期《左传》的传播尤为迅猛，成为士大夫们必读的基础书。不过，《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问题依然未决，仍给攻击《左氏》不传《春秋》的《公羊》《穀梁》学者以口实。因而，迫切需要建立起以《左传》为中心的《春秋》学，来进一步巩固《左传》的地位。

西晋初年，杜预（222—284）撰《春秋经传集解》（为求行文简洁，标题之外皆简称《集解》）三十卷，把原本单行的《春秋》与《左传》集合起来注解，建构出全新的《春秋左氏》学体系，解决了《左传》不传《春秋》的问题，成为《左传》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东晋南朝时期，《集解》立于学官。而北方《左传》服虔注仍盛行。唐初孔颖达为《集解》作疏，成《春秋正义》三十六卷[1]。自此结束了《左氏》学南北分裂的局面，杜氏注成为解释《春秋》的权威。

然而，《集解》从问世起，批评和质疑就未绝于耳。南北朝时期曾出现过反杜高潮，而反对的声音在清代达到顶峰。但《集解》经过历史的洗礼，价值日益彰显。今天，我们重新研究《集解》，当力避前人之失。具体言之，即在评论杜注优劣得失前，应准确把握《集解》的基本内容。因此，立足于考析基本文献，再结合经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对《集解》展开全方位的探究，是为本书撰述之缘起。

二 历代《春秋经传集解》的研究简史

《集解》诞生之初，并未引起时人的瞩目。西晋太康年间，文风日趋绮丽，《集解》《春秋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因文义质直颇受轻视，唯有挚虞认为“《释例》所发明何止《左传》”，其书必传。随着时间的推移，《集解》愈受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春秋经传集解序》（以下简称《春秋序》）仅晋一代就有刘寔、干宝、徐邈三人为之作注。在南朝，刘宋有明僧绍、贺道养，梁有崔灵恩、田元休，陈有沈文阿先后为《春秋序》做解。北朝亦有乐逊、刘炫等四家注释。一时间，研究《左传》杜氏学蔚然成风。

然而，今人论及南北朝《集解》的接受史，多以《隋书·经籍志》和诸家史书的《儒林传》为据，事实上很难揭示杜注接受的真相。笔者以为，《集解》是《左传》的注解，那么应当从注释文献及历代的使用状况中求之，方能求得真实。以东晋南朝为例，晋范宁《春秋穀梁志集解》、宋裴骃《史记集解》、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梁刘昭《续汉书志》注、梁顾野王《玉篇》（原本残卷）皆曾引用杜注。笔者粗略统计，《穀梁集解》引13条[2]，《史记集解》引279条，《世说新语》注引5条，《续汉书》注引276条，原本《玉篇》残卷引近200条。此外，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征引杜预注114条[3]。由此可知，杜注见诸南北朝注释文献者夥矣。重新考察各种文献中贾逵注、服虔注与杜预注的消长，并对所征引杜注的内容做分类考析，也许可以更细致地描述这段学术史。还有诸如《集解》“义例”对六朝史例的影响，杜预礼学在南北朝引发的争议，等等，都是颇有价值的课题。

隋唐时期，经学逐渐走向统一。陆德明撰《春秋左氏音义》即以杜预注为底本，唐贞观年间（627—649）孔颖达等撰《春秋正义》亦专主杜注，并确立了“疏不破注”的原则。永徽四年（653），《五经正义》颁布天下，自此杜注独享《春秋左传》的解释权。从稍后《文选》李善注的征引来看，杜预注占绝大多数，贾逵注、服虔注寥寥数条，趋于亡佚。中唐时期史学研究兴起，刘知幾《史通》是为代表作。杜预“以传解经”、“经承旧史”的思想对刘氏影响很大，可以认为《惑经》《申左》诸篇是杜预思想的深化与拓展。唐中后期，学术思想发生巨变，舍传求经成为一时潮流。此风实开宋学之先河，得力者是啖助、赵匡、陆淳三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批评杜预以《春秋》为周公之志的观点，语调相当严厉。事实上，陆氏此说也确实击中杜预等古文经学家的要害，具有某些思想批判的意味。晚唐刘蕡为杜预《春秋释例》作序，认为杜预述凡例“意欲安中国而御四夷，释权义以正礼经”，其实质是刘氏委婉表达对晚唐政局的忧虑。五代时期冯继先作《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完善了杜预的《春秋氏族谱》。

宋代继承中晚唐的学风，刘敞《春秋权衡》力主以《春秋》衡三传得失，对“以传疑经”的杜预注多有责难。南宋时期魏了翁辑《九经要义》，其中有《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该书释义以杜预、孔颖达为主，驳斥服虔、刘炫，其维护杜注的立场在宋代实为罕见。

元明两代的《左传》杜注研究略逊于赵宋。不过，元代黄泽、赵汸的研究却颇有亮色。赵汸撰《春秋左氏传补注》，针对杜注的不足，广采先秦古籍，并大量吸收宋人的成果，用力甚勤，诚有功于杜氏。明中期的傅逊也值得瞩目。其著有《春秋属事》和《春秋左传注解辨误》《补遗》，实为清代纠杜之先声。其书兼顾义理、训诂，于杜注商榷甚多。

清代小学大明，顾炎武为开山宗师。顾氏撰《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遂引领一代纠杜的潮流。嗣后，有朱鹤龄《读左日钞》十二卷，惠栋《左传补注》六卷，齐召南《春秋左传注疏考证》二卷，梁履绳《左通补释》三十二卷，张聪咸《左传杜注辨证》六卷，马宗琏《春秋左传补注》三卷，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十二卷，丁晏《左传杜解集正》八卷，廖平《左氏春秋杜注集解辨证》二卷，章太炎《春秋左传读》等一系列以规正杜预注为目标的力作。清人由起初不满杜注的内容，逐渐发展到否定杜预的为人。焦循《春秋左传补疏》把杜注的内容与杜预的立身行事结合起来，着力发掘《集解》义理的荒谬处。焦氏痛斥杜预为其父杜恕之不肖子，《春秋》学之蟊贼。清人在否定杜注的同时，欲复汉注之旧。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把《左传》和《春秋》恢复到杜预之前经、传分立的状态，并将杜注与汉注的沿袭关系逐一指明。清儒最终的目标是欲建立以汉注为主体的《左传》新注疏来取代杜注孔疏。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和刘文淇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这种努力的代表。晚清刘师培作《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等，事实上是家族工作的延续与深化。总体而言，清人在对《左传》杜预注的研究甚至是批评中提高和完善了杜注，使《左传》研究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而他们留下来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