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章节安排与材料
如前所述，本书的思路，肇始于在海防受到剧烈挑战时，一个国家应如何应对挑战来保卫政治经济核心地区。第一章探讨了通过募兵、调客兵、练乡兵等办法来解决卫所军防守以外对倭作战和追剿的问题。第一节讲卫所军与民兵在布防和追剿上的大体分工，主要涉及募兵制的问题，逻辑上引出第二节专门讨论的客兵与乡兵（土兵）。客兵有许多弊端，故而需募练乡兵。第三节讲述募兵在战后如何安置。许多募兵进入营兵系统，引导了兵制发展的方向。第四节分析几大御敌事例，以透视其防御组织及相应问题。
在军政分离的状况下，明廷如何统合军、兵联合作战？由谁率领各种武装力量作战？在京畿这一特殊的区域又如何完成？都有哪些相关职官的设置？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对这几个问题的探讨由第二章对军、兵布局的描述来完成。首先是军队系统，从原有“都指挥使—指挥使—千户—百户”的卫所系统，到后来“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营兵系统的补充，这是明代军制的重大变化。由于南直隶这一特殊行政区域的存在，军队系统中几乎由南直隶直接控制的这部分武装力量必须单独加以讨论，三方面的大员对此直接负责，即南京内、外守备（内守备：内官；外守备：公、侯、伯高级武职官）和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其次是府州县系统，各地巡检司及其下属弓兵、各府江防同知或江防官，各州县同知、通判巡捕官及其下统属的民壮、机兵都是海防必须关注的对象。最后，必须将监察系统独立讨论。监察人员既可以管军队的军，也可以管州县的兵。操江都御史（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武职操江勋臣（操江武臣）以及上、下江巡江都御史（与十三道监察御史品级同）对于江防和明代嘉靖中后期之前的海防有直接管辖权。明代中期以后，由按察使派出的分巡道［另有特别赋予兵权的整饬兵备道（兵备副使）、海道副使］对海防事宜也有直接管辖权，一般而言他们直接对其上的巡抚或操江都御史负责。代表部院最高级别的总督和巡抚，对南直隶海防负有最大责任。总督、巡抚、操江、兵备、海道都可以统辖两大系统的武装力量。督抚、巡按、操江、兵备之间的关系较为多样，通过研究实际防御运作过程，也可以切实认识各职官之间的关系及多层次的组织安排和制约。
海防的布局又如何展开？第三章列举叙述了府、县、卫、营各处相关的海防部署和任务范围。其大的防御格局分为江防和海防。嘉靖三十五年都御史郑晓以巡抚兼海防，四十二年以后划定操江以及南北巡抚（江南巡抚[47]、凤阳巡抚[48][49]）职权界限之后，海防便有了专职的负责官员。第二节讨论具体的防御部署。由于许多部署细节一直处于调整之中，本章所展示的仅仅是嘉靖倭乱以后的一个较为稳定的“切面”状态。基于惯常海上入侵的三条路线（风向、海潮），各江防信地及沿海要地也有相应布置。大致分为江南、江北两大防区，江南以江南副总兵、金山参将（崇明参将）为镇，江北以狼山副总兵、徐州参将为镇。核心的海防为十一卫十五所：镇江卫、苏州卫、镇海卫、太仓卫、宝山千户所、吴淞江千户所、刘河堡千户所、崇明沙千户所、金山卫、青村千户所、南汇千户所、松江千户所、嘉兴千户所、扬州卫、仪真卫、高邮卫、兴化千户所、泰州千户所、通州千户所、淮安卫、大河卫、邳州卫、盐城千户所、海州中前千户所、东海中千户所、西海千户所。淮安府之防卫通常更近于山东海防区域布置。
战争结束以后发生了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本书第四章讨论隆庆以后的变化，即经过倭乱挑战调整，隆万和启祯年间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包括军兵界限的模糊、军饷的编派变化以及防御能力的评估。
简言之，本书绪论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做简明交代，并对相关的海防、倭乱、军事组织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做学术史回顾。第一章讲倭寇挑战明代的防御体系之后，明廷的原有组织在遭遇挑战时如何“变”。第二章概述明代的军、兵布局，分析其军政结构的基本情况，通过对各职官之间关系的分析，透视其组织之运作。第三章分析江、海防御布局及其配置，侧重于军事力量的具体布置和安排，就相关地方的具体防御状况展开具体讨论。第四章侧重于战争结束后的调整和变革。全书着重于明代国家在特殊形势下，如何保卫其极为重要的南京和南直隶地区，以及其政治军事应对与调整情况。
就史料而言，关于海防的文献为数众多。首先是专门性的海防文献，如郑若曾《筹海图编》和《海防论江防论湖防论》、邓钟《筹海重编》、王在晋《海防纂要》、吴时来（王篆增补）《江防考》等，其中不少皆出自主事者的记述，价值极高。《海防纂要》成书较《筹海图编》晚，故其涉及南直隶部分，如卷二《南直事宜》、卷七和卷八以下诸条[50]、卷九《纪捷》之各大胜战（无“宁台温之捷”、“平倭录”以及“倭入寇年表”、“寇踪分合始末”条目），皆录自《筹海图编》；另如“江北诸郡”条录自唐顺之《荆川集》，“抚归降”等条则出自郑晓，在其文集和《世宗实录》中皆可见。此外有一些与茅元仪《武备志》相同的内容，当有共同的来源。王氏本人虽有军旅经验，但经略范围在辽东和华北，对南直隶则未亲历。不过由于其书卷五广集时人御倭方略，故亦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如备水陆、练气力、习铳炮、别号色、宽剿除、恤阵亡、广招赏、先整备、倡勇敢、议征集、辨真伪、慎征讨、严哨探、设城铺、谨更寐、密搜罗、期共济、严伏路、审寇术、办船器、禁通番等条，系引自同期其他人的论述，值得注意。其次，《南京都察院志》勾勒了制度变化的情况，尤其是南直隶地区独特的问题。辅以《明实录》《明会典》《续文献通考》《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及史继偕《兵制志》，大致可以掌握职制梗概。
实录和政书之外，明代方志中兵防、建置、疆域、风俗、祥异、人物、艺文等部分含有大量海防和寇乱的内容，且多未为现有研究所利用。现已影印出版的明代方志数量众多，查阅也较为便利。其中，关于南直隶的方志尤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及《续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国史学丛书》、《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及《续编》），以及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缩微胶卷收录为多。另外，“中国方志丛书”和“中国地方志集成”两大系列收录了大量清代方志，基于方志沿袭及继承收录的性质，也需要查看利用。
如果说典制和方志材料所反映的多是制度变革过程及相关安排的话，那么文集中发现的材料则提供了许多事情的原委、争端和相关人事冲突细节，这对我们了解更生动的实际情形很有价值。数量庞大的明人文集是本书史料另一个主要来源。由于海防的特性，首先相关的子部类书极多，如茅元仪《武备志》，以及章潢、张萱、郑若曾的论述等，都有上佳的叙述和图示。其次是相关负责官员的奏疏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这些很多在四库系列集部文献中可以找到。较为值得重视的有王恕等人的奏疏和议论。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文献，如《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历任南京都察院官员及南直隶府县官员的著述和文集等（如柴经《柴中丞集》、陈有年《陈恭介公文集》），都有相应未发掘的材料。对明人文集的进一步发掘也是本书的一个努力。
简言之，本书深化了对军兵分立体制的理解，进一步揭示了监察系统与军政系统的纠葛缠绕以及明代海防的格局、组织特点和运作动态。史料运用和论证方法上，本书扩展了史料来源，利用大量未被揭示的南直隶各府州县方志和各级职掌官员、士大夫的文集、政书，分析动乱和防御的实际样态，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过于依赖《明实录》和几部海防专书来进行讨论的问题。扩大强化对史部、子部、集部类文献的利用，加强对史料的分析，这是本研究的核心价值。具体论证而言，通过探析行为主体利弊考量，分析制度组织的局限、制度运作的展开，首次提出和辨明了卫所军倾向原地布防而民兵开始肩负追击的分工局面的形成，跨境作战开启主客兵协调作战模式，防御体系调整中权力同时向监察和营兵系统方向而不只向其中一方强化，募练乡兵在属地方行政系统的职官以及有监察权和军事权的体系下进一步发展，南直隶海防部署的核心如何落在十一卫十五所，营兵由各府县派解提供的军饷额数，隆庆以后战前募兵银饷并未完全裁撤等问题。
[1] 嘉靖三十三年因备倭而专设浙直总督，辖南直隶、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广西；三十四年五月，去山东、广东、广西；四十年增辖江西；四十一年去江西，寻罢；四十五年复置，辖浙江、南直隶、江西；隆庆元年罢。总督曾驻嘉兴府。参见《世宗实录》卷四二二、卷五一五、卷五五六，《穆宗实录》卷九，均出自《明实录》（附校勘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下引各朝《明实录》版本同）。
[2] 与海防的主体（军队）一样，海防的客体（寇盗）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部分寇盗被剿灭，更多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中华之民”）本着“还梅岭则民也，奈何毕歼之”的原则被放归或进入王朝国家的编户系统。见陈博翼《限隔山海：16～17世纪南海东北隅海陆秩序》，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
[3] 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63，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军事科学院主编，范中义等著《中国军事通史》第15卷《明代军事史》（上、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4]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上册，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0；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2006。
[5] 吴家兴主编《扬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江苏航运史（古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南京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上海港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罗传栋主编《长江航运史（古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叶宗翰：《明代的造船事业——造船发展背景的历史考察》，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辛元欧：《上海沙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关于器械和技术，参看李约瑟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第3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第5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6分册《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第7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008。
[6] 罗天佑、方骏：《郑若曾的海防思想》，载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合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第17～40页；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海洋出版社，2005；鸦片战争博物馆主办《明清海防研究论丛》第1、2、3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2009；易泽阳：《明朝中期的海防思想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8。
[7] 川越泰博 「明代海防体制の運営構造——創成期を中心に」 『史学雑誌』81巻6期、1972年；川越泰博 「明代海防体制の形成について」 『大学院研究年報』（創刊号）、1972年。
[8] 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赵树国：《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9] Roland L.Higgins，Piracy and Coastal Defense in Ming Period，Governmental Response to Coastal Disturbance，1523-1549，Ann Arbor，Mich.：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1；尹章义：《汤和与明初东南海防》，载吴智和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大立出版社，1985，第145～222页；钟铁军：《明代浙江海防战区地理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0] 驻闽海军军事编纂室编《福建海防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章年海：《明代浙江军事布防考》，《浙江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黄中青：《明代福建海防的水寨与游兵》，载汤熙勇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第391～438页；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明史研究丛刊”1），明史研究小组，2001；卢建一：《从明清东南海防体系发展看防务重心南移》，《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卢建一：《闽台海防研究》，方志出版社，2003；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何孟兴：《浯屿水寨：一个明代闽海水师重镇的观察》，兰台出版社，2006。
[11] 汤开建：《明代潮州海防考述》，载李金强、刘义章、麦劲生合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第159～184页；陈春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3期。
[12] 林为楷：《明代的江防体制》（“明史研究丛刊”7），明史研究小组，2003；林为楷：《明代的江海联防》（“明史研究丛刊”14），明史研究小组，2006。
[13] 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李晋华编《三百年前倭祸考》，国民外交委员会，1933；吴玉年：《明代倭寇史籍志目》，《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4、6期，1934年；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9；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正中书局，1940；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田中健夫 『中世海外交涉史の研究』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59；So Kwan-wai，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1975；王仪：《明代平倭史实》，台湾中华书局，1984；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杨翰球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郑樑生：《明史日本传正补》，文史哲出版社，1985；郑樑生编校《明代倭寇史料》（一、二），文史哲出版社，1987；郑樑生：《中国地方志中的倭寇史料》，徐建新译，《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4] 吴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明代研究通讯》第2期，1999年；郑樑生：《明代倭寇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兼言倭寇史料》，《淡江史学》第11期，2000年，收入郑樑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十），文史哲出版社，2000，第171～215页；张显清：《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沈登苗：《明代倭寇研究中文论著题录500种及编著感言》，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6197（2005/3/22）；吴大昕：《海商、海盗、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科学出版社，2020。
[15] 陈文石：《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6本上册，后收入氏著《明清政治社会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91，第117～175页；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李洵：《公元16世纪的中国海盗》，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处论文组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张增信：《倭寇的界说——真倭、假倭与残倭》，《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8。
[16] 许孚远《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臣闻诸先民有言：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禁商犹易，禁寇实难。”载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中华书局，1962，第4334页a。
[17] 陈春声教授认为从倭乱开始的一百年，为潮州社会进入国家体系的时段，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见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2辑，第73～106页；陈博翼《16～17世纪中国东南陆海动乱和贸易所见的“寇”》，『海港都市研究』4、神户大学文学部海港都市研究センター、2009、3～24頁。
[18] 川越泰博 「倭寇及び被虜人と明海防軍」 『史林』77巻3号、1994年，中译文见《倭寇、被虏人与明代的海防军》，李三谋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王日根：《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张德信：《嘉靖年间海防重建与倭寇溃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张德信：《明代倭寇与海防建设》，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
[19] 川越泰博 「明代南京と倭寇（一）」 『明代史研究会創立三十五年記念論集』 東京：汲古書院、2003、129～155頁。
[20] 近期相关研究，参见毛亦可《清代卫所归并州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21] 吴晗《明代的军兵》、梁方仲《明代的民兵》，同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
[22] 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23] 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湾学生书局，1987。
[24] 于志嘉：《明代江西兵制的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本第4分，1995年；于志嘉：《明代江西卫所军役的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本第1分，1997年；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5] 谭其骧：《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10期，1935年，收入氏著《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
[26] 王崇武：《明初之用兵与塞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本第3分，1939年；王崇武：《明代的疆域与明代的国防》，《现代学报》第1卷第2、3期，1947年。
[27] 解毓才：《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说文月刊》第2卷第9～12期，1940～1941年，收入包遵彭编《明史论丛》第4册，台湾学生书局，1968。
[28] 孔东：《明代卫所制度之研究》，《文史学报》1965年第2期；陈文石：《明代卫所的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8本第2分，1977年，收入氏著《明清政治社会史论》；南炳文：《明初军制初探》，《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29] 孙献涛：《明代沿海卫所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
[30] 吴廷燮：《明督抚年表》，中华书局，1982；孙金铭编著《中国兵制史》，“国防研究院”，1960；张哲郎：《明代巡抚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5；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谢忠志：《明代兵备道制度——以文驭武的国策与文人知兵的实练》（“明史研究丛刊”5），明史研究小组，2002；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李庆新：《明代海道副使论稿》，中国经济史学会、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100周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2008；李庆新：《明代海道副使及其职能演变》，收入氏著《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10，第178～201页。
[31] 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燕京学报》专号4），哈佛燕京学社，1933；李光涛：《记明季兵营之积弊》，《大陆杂志》第6卷第12期，1953年；李光涛：《记明季的乡兵》，《大陆杂志》第29卷第10、11期，1964年。
[32] 李渡：《明代募兵制简论》，《文史哲》1986年第2期。
[33] 王莉：《明代营兵制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34] 陈宝良：《明代的民兵与乡兵》，《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5] 吕进贵：《明代的巡检制度》（“明史研究丛刊”6），明史研究小组，2002。
[36] 李新峰：《明前期兵制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李新峰：《明初亲军卫变迁与军中派系》，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0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第157～171页。后来作者进一步修正与整合旧作，参见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7] 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第105～113页。
[38] 王恕：《驳议听选官王瓒建言江北五卫免赴京操奏状》，载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三九《王端毅公文集·状》，第306页b、307页a；另见《王端毅奏议》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27，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22页b。
[39] 孙懋：《孙毅庵奏议》卷上《严操备以固江防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29，第314页a。
[40] 李新峰：《明前期兵制研究》，第62～68页；李新峰：《明初亲军卫变迁与军中派系》，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0辑，第157～171页；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第105～113页；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41] 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
[42] 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香港中华书局，1990；《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43] 郭红：《明代都司卫所建置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4] 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5] 孙靖国：《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
[46] 钟铁军：《明代浙江海防战区地理研究》。
[47] 又称苏松巡抚、应天巡抚。宣德五年由南畿浙西巡抚析置，辖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景泰六年，增辖镇江及嘉兴、湖州。天顺五年，去浙江布政司之嘉兴、湖州二府，增辖应天、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安庆、镇江七府及广德直隶州。成化元年，安庆府别属凤阳巡抚，四年还属。二十年，增辖嘉兴、湖州。弘治六年，增辖杭州。正德二年罢，五年复置。十四年，徽州府别属浙江巡抚，嘉靖元年还属。十四年，郧阳府治所辖承天府来属（巡抚辖“飞地”
[48] 特例），隆庆元年至三年间承天府别属郧阳。崇祯十年，安庆、庐州、池州、太平别属新析置的安庆巡抚。嘉靖三十三年前当驻应天府句容县，后凡汛时移驻苏州，平时仍驻句容。万历三十一年暂移驻苏州府。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第77～78页。
[49] 又称淮扬巡抚。正统十四年山东淮扬巡抚析置，辖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四府及滁州、徐州、和州三州。天顺元年罢。七年复置。成化元年加辖安庆。四年，安庆别属应天巡抚。正德二年罢，五年复置。崇祯十年庐州府别属新析置的安庆巡抚。常驻淮安府，间或驻扬州府，后复驻淮安。崇祯八年移驻凤阳府。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第72页。
[50] 定庙谟、叙寇原、除内逆、择将才、实军伍、恤军属、精教练、足兵饷、清屯种、汰冗食、集众议、收图籍、公赏罚、禁妄杀、御海洋、固海岸、谨瞭探、慎招抚、散贼党、用间谍、择守令、筑城堡、通贡道、开互市、定武略、鼓军气、处首级、恤伤残、调客兵、广团结、降宣谕、重邻援、诘奸细、行保甲［无“御将（附）、选士卒、练乡兵、慎募调、勤会哨、重立信、拯民穷、均赋税、严城守、慎斥候、实军械、审营阵”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