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变与不变：从“自强”到革命的民族国家建构之路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首开世袭制先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期的诸侯割据状态，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自此中央集权制国家制度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从夏朝建立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中国国家政权不受外部影响，以自身运行模式发展演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2]。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尽管经历了不断的王朝更替，却并没有出现以“中国”命名的国家，属于典型的王朝国家。

步入近代，昔日封闭式发展的王朝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力的影响，逐步改变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和演进形态。在西方国家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民族主义随之形成、发展、高涨，并逐渐成为抗击外来侵略的一面大旗。争取民族解放、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建立民族国家的呼声日渐强烈，并催生了相应的政治力量走上舞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自强

两次鸦片战争的溃败，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探寻中国自强的道路，拉开了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序幕。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溃败，洋务派的“自强”梦也伴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石沉大海，中国的知识精英再次从制度层面探求救国真理，变与不变、怎么变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烫手山芋”。

林则徐是先进的中国人中“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他在广东禁烟期间，目睹中国落后的武器与洋枪洋炮洋船之间的差距，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并得到了其好友魏源的大力支持，但是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而这期间，世界却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欧洲爆发了1848年革命，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意大利、普鲁士结束分裂并开始迈向现代化，日本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历史，《共产党宣言》《物种起源》相继问世等等，而中国却白白延误了大约20年宝贵的现代化时机。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皇家园林圆明园被烧毁，还有方兴未艾的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清王朝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统治面临的严重危机，1860年12月24日，咸丰皇帝颁布了第一个向西方学习的上谕。随后在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由“以商制夷”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先是派员采购外国的洋船洋炮，随后建立起一批机械制造厂、火药局、子弹局、船政局等官办企业，随后扩建海军，翻译西学著作，派遣留学生，设立新学堂等，缓慢开启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之路。

从清政府洋务运动开始的时间看，中国现代化的起步也不算晚，但是与同时期成功走上现代化的国家相比，洋务运动没有进行体制上的改革，而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不触动封建官僚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是在原有的皇朝体制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一些保守的、细枝末节的修补，没有能够使自上而下的改革成为全国规模的运动，这种“防卫性”现代化并没有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而中日甲午战争中，号称当时“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但不可否认的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初始工业化迈出的第一步，现代生产方式和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引进，催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其中伴随的新观念、新思维方式的出现是难能可贵的。

（二）维新变法：襁褓中即夭折的政治现代化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相比，对中国人的情感伤害更重，因为签订条约的对象——日本，曾经是中国的“学生”，在唐朝时日本派遣“遣唐使”和僧人，来中国学习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字，和中国的天朝大国相比，日本也就是一个弹丸之地。然而，就是日本这个曾经的“学生”把中国“老师”打败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激起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901年，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该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这是当时4.5亿中国人的集体耻辱，中国被逼入亡国灭种的边缘，大大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国人的民族意识被唤醒，不同派别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各种救亡图存的改革思想。

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在京举人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群众运动的开端。随后，康、梁会同严复、谭嗣同等在各地宣传维新思想。谭嗣同在一首诗中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33]严复翻译《天演论》，将“进化论”这一与传统儒家思想完全不同的新观念介绍到中国来，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畅销一时的书籍。“物竞天择”的法则激励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甘心处于听任外国列强宰割的状态，迫切要求救亡图存，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但中国是拥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处于同外界相对封闭的状态，加上长期形成的农业经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近乎迟滞不前的巨大惰性。‘天不变，道亦不变’被人们奉为信条”[34]。

“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形势严峻到“法终当变，不变于中国，将变于外人”。[35]维新派深刻认识到，自鸦片战争以来，打败中国的并不是坚船利炮，而是西方先进的制度，必须对现行的皇朝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1898年6月11日，清政府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维新变法运动开始了。但是，权力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发动政变，为期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了。

虽然这是一次流产的政治现代化的尝试，但维新运动期间，“变”的观念成为各项主张的理论基础，激荡着传统封建社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禁锢人们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被打开了缺口，其思想上的启蒙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三）清末新政：传统中孕育的现代化萌芽

19世纪末，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农民为主要力量的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发起了一场群众性反帝运动。但是，在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利用下，盲目排外导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西逃，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慈禧太后下令变法。

清末新政主要涉及军事、经济、教育、行政等方面的改革。军事方面主要是废除武科科举考试，编练新军；经济方面，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鼓励实业；教育方面，废除科举制，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政治方面，改内阁六部为十一部，实行君主立宪。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宪法。

诚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整顿中法，以兴西法”，公布“宪法大纲”，即使只是统治集团谋求自保的形式上的改变，但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情况：伪造宪制的机构可以燃起争取真正宪制的斗争，并且成为新的革命危机的一个发展阶段。”[36]

从新政的主要成果来看，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式学堂和专门的实业学校，社会风气焕然一新；鼓励实业，促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为新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经济基础；军队、政权机构及法律现代化的尝试，有利于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

（四）辛亥革命：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

相对于西方由君主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国家建构方式，中国建立民族国家主要是受到列强侵略的刺激。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使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大大觉醒，人们对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逐渐有了自我确认，并对确认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共同的社会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以及行为规范，在反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了现代国家意识。然而，中国既没有英国的议会制度，又缺乏美国的《独立宣言》，只能采取“革命”的方式，通过推翻帝制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大大加强，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兴办工厂，开采矿山，修筑铁路，设立租界，垄断金融，牢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清政府腐朽无能，大量出卖国家的权益，来换取外国列强对它的承认与支持，维护本已摇摇欲坠的统治，清王朝在人民心目中已经失去了尊严与地位，俨然是帝国主义列强间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满族统治者与汉族民众之间的矛盾突出，人们把清政府的倒行逆施，统统归结为“异族统治”的结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有了市场，由此汇合成共同的观念：必须推翻清朝的统治。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使中国在积贫积弱、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百般欺凌的困境中，迈入了现代国家的门槛，走上了国家民族的整合之路，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声。它不仅意味着中国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也象征着中国人民从“臣民”向“国民”的身份变迁。[37]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中国”两字作为正式的国名，标志着“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体现了国家是由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组成的，并按照现代民族国家操作”[38]。此后，中国各项社会变革加速进行，随着新兴平民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推动了一系列新运动，如男女平等、新文化运动、勤工俭学运动、乡村教育运动等，这些运动都“力图从开启民智入手，引导传统中国转向西方，寻求新的价值观——现代性”[39]。

然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窃取，随后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又上演了恢复帝制的闹剧，孙中山组织了一系列反袁复辟的斗争。袁世凯退位后，北洋政府统治中国，军阀混战、内战频仍，“地方自治”“联省自治”的论争、主张与活动沉渣泛起。同时，国内的民族问题依然相当严峻，满族由于辛亥革命后帝制被推翻而无奈与中华民国合作；外蒙古王公以武昌起义为契机宣布“独立”，以脱离清廷的名义而逐渐从中国分离出去；内蒙古王公也不是无条件地参加民国，而是要求“保留蒙古王公的爵位、保留旗的权利、能组织自治团体”，否则就会像外蒙古那样脱离清廷。新疆对参加民国也持保留态度。[40]可见，虽然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但复杂的民族问题与国民统合问题成为他统一中国的一大障碍。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孙中山的救国之道提供了新鲜血液，也为三民主义注入了新的内容。1924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形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由此诞生。特别是在民族主义方面：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因为国民党“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41]其《建国大纲》也宣示：“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42]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其毕生心血都用于中国革命、国家统一及民族独立事业，从“排满”的种族革命到“五族共和”，从“民族同化”到“自决自治”，再到明确的反帝目标，反映了其民族主义“经历了从情绪到理性、从狭隘到开放的发展过程”[43]。他积极宣讲新三民主义，并将其运用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中，即使生命进入倒计时，仍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决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44]。然而，孙中山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救国的真理，并通过改组国民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达到改造国家、建设国家的目的。这种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的思想，在孙中山去世后，经过蒋介石等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发挥，注定与孙中山所倡导的国家建构之路渐行渐远，中国依然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混乱局面之中。

实践证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沉重，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都无法使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也未能真正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任务，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紧身衣”无法适应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庞大身躯”。中国革命需要新的动力和活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这种新的动力和活力的最好阐释，使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旅踏上了新的征程。